在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卫战中_牛化东将军事迹

在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卫战中_牛化东将军事迹

史继法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发动进攻以后，我中断了三边公学的学习，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了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卫战及以后解放宁夏的战争，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这是我一生难忘的重要时期。下面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回忆片段。

离校支前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23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形势是严峻的。(www.guayunfan.com)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主力15个整编旅14万人，从陕西洛川、宜川向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保卫战正式开始了。

3月19日，胡宗南侵占延安后，宁夏马鸿逵部整编十八师之暂九旅、一六八旅、骑兵第十旅及两个保安团和马鸿宾部八十一师一个步兵团共16000多人，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之三边分区进犯。当时三边分区的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吴旗地区地方武装只有警三旅八团、1945年起义后新编的十一旅两个团、一个骑兵团及新组建的回汉支队，不到5000人。三边领导人采取了分兵守城的错误方针，3月24日敌人进攻盐池城，十一旅一团损失一个连，被迫撤出。4月3日敌集中进攻三边专署所在地定边城，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三旅八团在定边城南暗门战斗中失利，防守县城的十一旅二团及三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连夜突围，撤子侧翼配合进占了羊圈山，我的家乡定边县第二区被敌侵占。

1946年冬，当时我在三边公学学习。马鸿逵部骑兵侵犯盐池边境，三边公学由定边城迁到吴旗县山区金佛坪，1947年春迁回安边县城，3月由安边城撤到靖边县南部山区崔涧村，以后又迁到吴旗县山区榆树坪。学校撤出安边城后已不能正常上课，同学们陆续参军或被分配到地方做支前工作。当时我对三边战局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是感到局势不利。由于从小生活在老解放区，上学后受党的教育，对共产党毛主席坚信不疑，相信解放军会取得胜利。1947年4月18日，我在三边公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随即分配到三边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我只有16周岁，也许党组织考虑我年龄小，才把我分到后方医院做些工作。

后方医院是战争爆发后临时组建的，归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卫生部领导，主要任务是治疗伤病员。院长是三边专署卫生所所长侯东海同志。说是医院，实际只有几个医生，20多名护士多是一些学生，窑洞是病房，门板就是手术台，医药就更缺了，全套手术器械只装几只木箱子，两头毛驴就驮走了。外科医生是高霁同志。这时医院设在吴旗东北70里外杨清川山沟里的瓦舍村，后来又转移到志丹县的张高庙。到医院后分配让我当保管员，由我保管的只有若干匹白布，是为伤员做被褥、绷带用的，算是医院较大的一笔财产了。

当时医院里的伤员有几十人，大都是在定边暗门战中负伤的。这次战斗，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警三旅“铁八团”损失很大，有些伤员还没能撤下来。在医院里我遇到羊圈山检查站的方站长，是一位老红军，在抗击马鸿宾一个团向定边西南羊圈山进犯时头部负了重伤，不能说话，后来又摔了一跤，不久就牺牲了。我的家就在羊圈山附近，战前回乡时还见过他，所以觉得很难过。他的伤可能是颅骨骨折或淤血压迫神经所致，如果是现在，肯定可以治好。

司令部的见习参谋

我在后方医院只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天，军分区卫生部部长陶光忠来医院检查工作，说是三边分区司令部还要一些三公学生，问我愿不愿去?当时在三边地区，三边公学算是最高学府了，设有地方干部训练班、中学部、民族干部培训班。三公的学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政治上可靠，所以部队也是很欢迎的。听说司令部已经有不少三公同学，我就欣然答应他了。

5月下旬的一天，医院给我找了一匹马，一支七九步枪，跟随军分区供给部部长樊希英去司令部报到。从志丹县的张高庙到吴旗的宁塞城，八九十里的山路，樊部长骑的是走马，走得很快，我骑了一匹笨马，颠簸了大半天，下午才赶到。下马后两腿发麻，肩膀也被长枪压得酸痛。当时我比那支步枪也高不了许多，好在小时候在家乡还骑过马，总算一路平安。吃饭后稍事休息，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涛同志接见，谈话后被分配到一科(作战科)当见习参谋。所谓见习，就是见识学习，带我的是陈参谋，是位有经验的老参谋。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写个花名册，抄写个材料，跑腿找个人，陪同参谋值班，这就是我开始时的工作。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开始了军队的生活。

宁塞城是吴旗县宁塞川一处较大的村庄，据说古时候是宋朝抗御西夏的一处重要城堡，现在城堡已无痕迹。三边军分区司令部驻在这里，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二团的部队也在附近的凤凰寺一带整编。

原来定边暗门战斗失利后，三边地委在杨塘凹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暗门战斗失利的教训，研究贯彻彭德怀、习仲勋的指示，巩固山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在盐池失守后3月28日，彭德怀、习仲勋曾给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来过电报指示，要三边“以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为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对入侵之敌实行困扰，封锁城市，寻机歼敌”。三边地委未坚决执行。鉴于定边暗门战斗后，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三旅八团损失较大，原来有1900余人，撤下来的不到1000人，副团长王正川受伤被俘，1945年起义后新编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胁迫数百人叛变投敌，二团不足1000人。三边地委扩大会议决定二、八团合并，由十一旅二团团长李树林任团长，由警三旅八团政委惠世恭任政委。不久，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同志因坚守城市，定边战斗失利犯了错误而被调离，由郭炳坤继任三边地委书记、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边地委根据马鸿逵侵占三边后的形势及彭、习领导指示，决定以地方部队二团为骨干，大力发展各县游击队，巩固以吴旗为中心的盐池、定边、安边、靖边山区根据地，依托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困扰城市，寻机歼灭敌人，最后收复三边。当时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有四个科，一科为作战训练科，科长是郝耀、副科长马赛；二科是侦察科，科长是莫阳；三科是通讯科，科长强亮功；四科是管理科，科长党守忠。每科也只有五六个人。战争爆发后到司令部工作的三边公学同学有赵光祖、贺玉益、刘志强、赵光善、李天存、王志诚、贾培廉等八九人，有的当见习参谋，有的当报务员，还有几个在政治部当干事。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学历比我高，但能有这么多同学在一起，战争虽然很艰苦，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6月间，我不幸得了一场病，拉肚子，可能是痢疾。多亏贺玉益同学精心照料，后来又送到卫生所住院治疗。卫生所在一个山村，老乡的窑洞里一盘大炕上铺一层谷草就是病床，没有毡子褥子，只有自带的一条薄被和一条褥单，因为学校转移背不动，褥子里的棉絮早已丢掉了。冬暖夏凉的“神仙洞”——窑洞，初夏还是阴森森的。卫生所没有什么药，每天只服几片大黄苏打片。就这样躺了二十多天，真是老天保佑，经过这样简单的治疗，我的病竟然一天天好了。不久就又回到了司令部，转移时，别人步行，照顾我骑到参谋处驮行李和文件的骡子上。副政委杨林开玩笑说：“这个小娃娃，不能走路还得骑骡子。”

第一次收复三边

胡宗南部侵犯延安后，我西北野战兵团七个旅，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3月25日在青化砭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2900余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4月14日在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5月4日又在蟠龙镇全歼守敌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活捉了敌旅长、胡宗南的“八大金刚”李昆岗。“三战三捷”给了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5月14日，在安塞县的真武洞开了祝捷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毛主席还在陕北，亲自领导和指挥我们打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两个月来，屡遭我军打击，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补给困难，战力日减，不得不集结在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整补。我西北野战兵团趁胡宗南接连受挫集结未动，遂于5月21日发起陇东战役。5月底突破敌防线向陇东分区之马步芳、马鸿宾部发起攻击，收复曲子、华池、环县和庆阳、合水以北陇东分区广大地区，歼敌步骑两个团2600多人，振奋了陇东人民的斗志。

6月24日又乘势发起三边战役。冒着炎热天气越过人烟稀少的缺水地区，经过4天的连续行军，6月28日到达定边、安边附近南部山区集结。6月29日，二纵队与新四旅由鹰窝山涧一带向安边、砖井出击，一纵队由小涧子向定边出击。马鸿逵侵占三边之主力闻讯连夜撤回宁夏金积、灵武，只留骑兵二十团警戒。我军于6月29日收复安边，30日收复定边。三边地方部队二团、骑兵团、回汉支队配合教导旅西出盐池截击敌人，7月7日收复盐池，并在聂家梁土沟包围了敌骑二十团，歼敌一个连。至此三边战役胜利结束。

三边收复后，在定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了祝捷大会。西北野战兵团在定边展出了缴获敌人的各种火炮、枪支，大大提高了三边人民的斗争信心，三边失陷后一度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之大振，三边人民对敌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回到定边是7月初的时候。一眼所见，定边城成了一个满布工事的城堡，城的四周挖有几米深的护城壕，城四角及城门口修筑了坚固的堡垒。过去比较繁华的定边城现在到处是一片残破萧条的景象。

马鸿逵侵占三边后，建立了反动政权，编制了保甲，委派他的军需主任陕西汉中人张维垣当了定边县县长，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陈步瀛当了盐池县县长，任命富商王生元为安边镇镇长。到处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定边一次就搜捕100余人，一些人还被送到银川关押。

我邻村羊圈山农民共产党员彭凤梧被抓到银川关押了一年才放回。国民党驻定边特务景步哲，在定边逮捕了谢兰英(女)等人，解送宁夏马鸿逵军法处审讯后押回定边枪杀。任命三边著名的“地头蛇”、反共老手张廷芝为保安大队长，组织地主反共武装“还乡团”，到处反攻倒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以搜查“共党物资”为名，从盐池、定边、安边三县掠夺皮毛、盐碱、甘草、粮食等数百万斤，给三边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回到定边以后，我从参谋处一科调到二科搞内勤。摘录登记从各方面获取的敌人情报，有些是上级的重要敌情通报；保管作为侦察经费的百十两大烟土。这时候从十五支队来了一位叫晋巩的同志，任二科副科长。后来才知道，十五支队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及任弼时同志组成的中央前委机关的代号。他是派到三边分区负责联络的，有关敌情动态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当时中央领导毛主席就驻在靖边县南山的小河村。时间虽然不长，但晋巩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对工作认真负责，通过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远出侦察，还通过地方保安机关了解情况，对获得的敌情，认真进行分析，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他还亲自带我审问被俘的敌靖边县县长徐绍林等重要人犯，了解敌人情况，使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彭总严厉批评了三边领导人

三边分区的定边、盐池两县是1936年红军西征时解放的。西征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陕北延川地区出发，1936年6月17日解放了定边，6月21日攻克盐池。彭总当时是西征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随左路军红一军团直出甘肃曲子、环县，未到三边。这次收复三边，彭总还是第一次到定边，当时西野总部驻在定边城外南园子。

７月初，彭总召见三边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对战争初期坚守城市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三边的对敌斗争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情况很多人以前是不知道的。1992年8月15日，我参与编纂党史资料《三边风云》走访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当时的三边分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同志时，牛才告诉了我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西野总部通知三边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彭总要接见。当时三边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郭炳坤同志还在盐池前线，地委副书记朱敏、专员吴志渊和牛化东三个人去了。到了西野总部，习仲勋副政委先接见了他们，让他们在屋里的长条板凳上坐下，告诉他们说：“彭总要见你们，可能要批评你们，你们要受得住。”然后领他们到一处没有院墙的独立屋子，看样子是彭总、习仲勋和秘书、参谋、警卫员住的地方。这是一个里外间，他们进去后，彭总正在里屋面对军用地图思考问题。习仲勋进去说：“他们来了。”彭总出来，习介绍他们后三人赶快敬礼。彭总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地批评道：“应该杀你们的头!”牛化东司令员后来诙谐地说：“开头就来这么一句，这个头大概是杀不了了。”接着彭总严肃批评说：“你们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住舒服了，不想离开城市，舍不得坛坛罐罐，结果吃了大亏!”“你们自己把包袱背在身上，为什么不把包袱丢给敌人让他背呢?!把城市让给他，包袱丢给他，他的兵力分散了，我们才便于寻机消灭他。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城市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了，给他，他也无法占了。你们怎么连这么个道理也不懂?”又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还要坚守城市，把仅有的一点点力量都分散到几个城市，分兵守城，能守得住吗?!不是都丢了吗？你们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结果吃了亏!”

严厉批评了一通以后，气氛稍有和缓，彭总这才讲了他这次召见的主要目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马鸿逵跑了，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我们(指西野兵团主力)一走，他还是要来的。你们还得准备撤退到山里去，把定边让给他。到山里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巩固山区，困扰城市，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彭总讲了一个钟头，是站着讲的，他们三人也只得站着听。讲完后彭总又进里屋看地图去了。下来后朱敏同志说，再站一会儿他就要晕倒了。朱的身体不好。习仲勋对他们说：“彭总就是这样，非常直率，不讲客套，他讲的，你们要好好理解。”听完习的讲话他们要走，习说：“不要走，吃饭!”警卫员马上端来了饭，是黄米干饭猪肉烩菜。习请彭总吃饭，彭总出来一看，有肉，就说：“把我们这些人喂肥了干什么?!”他们三个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不敢吃，也不敢走，十分尴尬。还是习仲勋同志说：“今天连队杀了猪，都有肉吃，我们和连队一样，也有一份。”彭总这才开始吃，很快吃了两碗饭又回去看地图了。彭总一贯同战士同甘共苦，从不特殊，这也给他们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边全境收复后，西北野战兵团7月12日移驻靖边县的张家畔、柠条梁一带休整。三边分区党政机关抓住这个时机恢复基层党的组织，重建被敌破坏了的区乡基层政权，摧毁敌伪保甲，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组织扩大各县游击队，组建可能被敌重新占领地区的区乡武工队，做坚持游击战争的长期准备。

7月21日至28日，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陈赓率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拖住胡宗南。

7月22日，西北野战军从三边东移到子洲县水地湾、双湖峪等大理河一带集结。8月6日开始攻击榆林。马鸿逵趁我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的时候，二次进犯三边。我三边地方部队按照彭总的指示，于8月12日主动撤出定边等地，转入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敌人出动3个团窜入定边南山罗高杆、孙克崾岘、新安边一带，遭到我二团有力阻击后，很快缩回定边城内，以后再未敢轻易外出骚扰。

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延清战役胜利，并南下黄龙山在外线反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后，10月8日两次北上围攻榆林。马鸿逵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派其主力整编第十八师之暂九旅，一六八旅及骑兵第十旅，保安第一纵队共10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25000多人由三边出动援榆，只留保安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及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部还乡团防守三边。

西野攻打榆林时，彭总曾电示三边支援粮食并派出部队尾随马鸿逵援兵，袭扰、迟滞、延缓敌人的行动，待西野主力与马鸿逵援兵打响后寻机歼灭敌人。三边分区随即由司令员兼政委郭炳坤、副司令员牛化东、参谋长王子庄率三边地方部队二团两个营、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尾随马鸿逵援兵。11月14日，西野攻榆主力部队在榆林以西之袁大滩与马鸿逵部展开激战，歼敌4000余人。

三边地方部队在横山县境内海流图一带截击马鸿逵援榆溃兵，俘敌保四团团长弓长舒、副团长卫哲以下1000余人，缴获了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苏式转盘轻机枪、水连珠式步枪800余支，获得了三边保卫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报了定边暗门战斗“一箭之仇”。部队装备从此有了改善，军队士气大振。

在三边游击队指挥部里

经过一年的自卫反击，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1948年年初开始转入外线作战。３月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整旅共2.９万多人，延安也于4月21日光复。西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48年年初，三边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也进一步扩大。3月，三边地方部队主力二团又恢复扩建为两个团，恢复了警三旅八团建制，两个团各有2000多人，每个连配有6挺轻机枪，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经过“三查”诉苦新式整军运动，部队士气非常旺盛。盐池、定边、靖边三县各建立了一个游击大队，安边、吴起也各有一个游击队，合计近1000人。吴起镇成了三边党、政、军指挥中心、后方基地，安边、定边、靖边、盐池山区成了巩固的根据地，沿山地带也成了游击区。

1948年3月10日，二团奔袭了安边城东60里的国民党靖边县政府所在地柠条梁，活捉了又一个伪县长韩子谦，消灭了靖边还乡团冯海潮部多人，缴获机枪步枪100支(挺)。4月初，定边县游击二大队奔袭了距盐池、定边各30里的公路边上的盐场堡，歼敌盐警队42人，缴获机、步枪20多支，子弹2000多发，组织群众抢运了一批食盐。4月11日，二团、八团、回汉支队西出奔袭了马鸿逵统治区惠安堡，俘国民党盐池县副县长兼警察局局长赵耀西及守敌30多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随即转战陇东，支援陇东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钳制马步芳部，配合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不久，敌人就侦察到了三边地方部队主力南下陇东的消息。5月间，三边还乡团头子张廷芝率部1000多人倾巢出动，窜到安边南部山区崔涧、姚家峁子一带，企图乘虚袭击我驻吴起县吴起镇的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司令部机关。三边军分区司令部立即决定将定边、安边、靖边、吴起四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并派副司令员牛化东、副政委惠世恭统一指挥，抗击还乡团的袭扰，保卫后方机关及山区人民群众的安全。牛化东巧施计谋，利用敌人侦探演了一出“蒋干盗书”，使敌人误以为我二八团已经回来了，仓皇退回安边城里。但不久便察觉上了牛化东的当，侦知我二八团确实还在陇东，张廷芝又率还乡团四个营、一个骑兵连1000多人再次窜到安边南山武峁子、鹰窝山涧、杨井一带骚扰。牛化东、惠世恭利用敌人骄狂追击的机会，以安边游击队100多人和司令部一个警卫排，面对十倍之敌，瞅准机会在张元峁伏击了敌人，将敌贺凤喜先头连打垮，毙、伤、俘敌50多人，缴获转盘轻机枪1挺及不少步枪、弹药，使敌再不敢轻举妄动，山区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张元峁战斗后，惠世恭政委回机关，游击队指挥部由牛化东副司令员任指挥，分区司令部武装科科长杜亚夫同志任参谋长，我是指挥部唯一的参谋，加上一个警卫班，就是指挥部的全部人马了。活动在胡尖山、孙克崾岘、崔涧一带。在刘汉鼎同志指挥下，夜袭伪靖边县政府所在地柠条梁附近的吴井，击溃守敌还乡团柳生禄一个连，俘敌30多人。

10月，转战陇东的八团归建警三旅编入西北野战军，二团回防三边，前出到安边南山。牛化东、曹动之带领安边、靖边游击队深入到安边附近之高寨子、马圈梁一带活动，计划靖边游击队在高寨子引诱敌人出来，二团和安边游击队进行包剿，将敌歼灭。靖边游击大队200多人进驻高寨子，张廷芝的还乡团第四营200多人，马鸿逵骑兵十九团一个连100多人，果然分两路企图偷袭高寨子，当即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安边游击队100多人在刘县长亲自率领下沿长城居高临下向敌发起反击后，打死打伤敌人9名，缴步枪9支，敌人很快就逃跑了。当时牛化东在高寨子亲自指挥战斗，我随曹动之在马圈梁。战斗开始后，曹命我写信派骑兵通讯员向附近的二团通报情况，二团没有赶来。不幸的是安边县柳堡区郭长春区长前伸到远离部队之李家梁一带做群众工作，被敌人迂回的骑兵抓住杀害了。第二天，牛化东命我在马圈梁村外的长城墩上嘹望监视敌人，结果敌人再未上钩，我们才转移到别处。

司令员给我批了一床被子

马鸿逵侵占三边后，把仓库储存的粮食都抢跑了，因此西北野战军转战到三边后粮食供给很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1947年又遭旱灾，粮食歉收，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三边党政机关和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按规定，每人一个月45斤小米的口粮，少许菜金，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一套棉衣。营级以上干部过冬才能发一顶棉布军帽，我们这些按排级待遇对待的见习参谋只发一顶山羊绒毡做的防寒帽。山羊绒本是高级呢绒原料，但当时卖不出去，也不会做呢绒，只好擀成薄薄的绒毡，裁制成军帽，虽然也暖和，但戴在头上并不舒服，所以人们并不喜欢。1947年冬至1948年春，司令部机关因缺粮也吃过麦粒煮黑豆、稀汤面片，实际上是面糊糊，想捞一片面片也捞不着。我从家里带的一条被子烂了，经牛化东副司令员批条，管理科才发给了一条白布被子。记得批条内容是：“参谋史继法被子破烂不堪，发给新被一条。牛化东。”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政治空气很浓。司令部驻吴起镇附近宗湾子时，我们这些参谋、干事、战士常常和首长们一起打篮球。一次由于我的莽撞，抢球时碰倒了副政委孙润华，别人扶起他休息了好长时间，吓了我一跳。每到夜里，牛司令员常常手拿一包旱烟叶，一小卷油光纸条，到我们二科住的窑洞里，一边吸自己卷的烟，一边聊天。他是大革命时期在定边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国民党地方军队做地下工作，讲一些地下斗争的故事，常常一讲就是半夜，我们很感兴趣，也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大概到了1948年冬，情况才进一步好转，部队开始发点津贴。每月只有一包牙粉、六分之一牙刷、半斤烟叶、六分之一毛巾的零用钱。这就觉得相当不错了。从这时开始，解放军统一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八一”红五星帽徽。这是最早的帽徽和胸章，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经过一年半的见习锻炼，我逐渐熟悉侦察科的内勤工作，特别是三边地委秘书宋友田及宁夏工委王茜同志住在侦察科收集整理宁夏马鸿逵的兵要地志，做解放宁夏的准备工作，使我学了不少知识。我参照宋友田同志的格式，收集整理了《三边还乡团反动武装的内部资料》，将三边保安司令部张廷芝匪部的组织序列、兵力、装备、分队长以上头目名单、战斗特点等，综合系统地加以整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根据伊盟工委负责人周仁山到三边地委开会时访谈及蒙汉支队提供的情况，整理了乌审旗、鄂托克旗伪保安队的编制、兵力、装备及战斗力等情况资料，受到军分区参谋长王子庄的称赞。1948年年末，我被提升为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正式参谋。

第二次收复三边

1949年5月，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安后正进行扶眉战役，马鸿逵部主力从三边开赴陇东平凉、陕西乾县一带，与马步芳组成“宁青联合兵团”，企图阻拦解放军西进。三边地区的盐池、定边、安边只留两个骑兵团及张廷芝的还乡团防守，敌骑十九团6个连1200多人驻防安边城。

1949年6月，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决定集中兵力对安边城进行突然袭击，力争歼其一部，钳制马鸿逵援陕行动。6月15日，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副政委孙润华率领二团、回汉支队，定边、安边、靖边三县游击队，突袭安边城，敌骑仓皇西逃。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得知安边被我攻克，立即命令骑十旅副旅长王伯祥率领驻防定边的骑二十团和从安边逃回的骑十九团、张廷芝的保安团共3000多人，令驻灵武的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为总指挥，带步兵、重炮连乘汽车赶到安边，妄图一举将我歼灭。我军达到了钳制调动敌人的目的，顺利突围撤出，这是三边地方部队独自收复的一座县城。

1949年6月，榆林和伊克昭盟解放后，由黄罗斌率领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和榆林和平解放后由国民党原八十六师改编的独立第二师，奉命西进收复三边。7月20日进抵靖边县张家畔一带。我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派出的以曹动之参谋长为首的先遣联络组，从吴起镇宗湾子司令部驻地赶往张家畔迎接西进兵团。我们走了四天，与西进兵团会合后，经柠条梁，8月3日至5日接连收复安边、定边、盐池。在定边东边的瓦渣梁，我们在行进中发现逃窜的敌人骑兵，独一师的山炮营曾向敌骑开炮轰击，敌骑望风而逃。

三边被敌人侵占了两年零四个月，至此全部光复，人民欢欣鼓舞。两年前敌人气势汹汹，何等猖獗，今天却已灰飞烟灭，局势变化如此之快，是很多人是未曾料到的。马鸿逵为保其老巢，不战而逃；还乡团张廷芝匪部土崩瓦解，被胁迫的匪兵纷纷投诚，只有少数作恶多端的反动头目逃往宁夏、绥远。1948年在吴井战斗中被我游击队俘虏的还乡团一个班长是我的亲戚，押到吴起后，以为要杀了他，求我给他收殓尸首，后经教育释放，这次他带着三个人携械主动回来向司令部投诚。1947年4月叛变投敌的原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也带着少数护兵回到定边向军分区司令部投降。后来才知道，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是在走投无路之时被他的护兵逼迫着回来向人民投降的。

赵级三叛变时把他的团政委高波同志绑架而去，先是被关押在银川，后来转押到兰州、镇江、南京。马鸿逵亲自提审，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逼他变节，高波同志坚贞不屈，并在狱中组织地下党支部和敌人斗争。他在从兰州解往镇江时对狱中的同志说：“政治生命第一，革命气节不可变，宁可为革命站着死，绝不能在敌人面前跪着生。”还留下一首诗：“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陷囹圄，当歌汉苏武。”1948年10月他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他在给爱人陈波的遗信中说：“我的死是为人类的事业而死，是光荣的。我死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敌人必败。我虽死犹存。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毁伤。要把女儿带大成人接班，完成我未完成之事业。”叛徒赵级三由于罪恶太深，后来在延安被镇压，真是罪有应得。高波同志的爱人陈波1947年和我在三边后方医院一起工作过。1984年我到南京雨花台拜谒革命烈士纪念馆，看到高波同志的遗像和遗诗，三边的这位革命烈士令人敬佩令人骄傲。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还乡团投诚的一群士兵里，我遇见了三边公学的一位同学，穿着破烂的黄军衣，灰溜溜地站在投降的队伍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学校他比我高一年级，表现也不错，家在定边城东二十里的一个村庄里。大概因为恋家没有撤出去，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真是令人遗憾!战争确实是对人们的一场严峻的考验，三边公学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解放军，经受住了残酷环境的锻炼，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有人离开了革命的激流，被汹涌的波涛冲刷到岸边成为沉渣，个别人甚至违背历史潮流，成为革命的绊脚石，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真是一步之差，遗恨千古。

进军宁夏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以后，从华北进入西北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十万之众，和黄罗斌两个独立师，在杨得志、李志民将军的率领下，9月9日从兰州、固原、三边向宁夏进军，拉开了解放宁夏的序幕。

宁夏素有“天下黄河，唯富宁夏”和“塞上天府”之称，但在马鸿逵17年的反动统治下，抓兵要粮，敲诈勒索，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背井离乡逃往三边解放区。解放前夕，宁夏民谣即说：“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没吃穿，不能怨老天。”这的确是宁夏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

当时，宁夏敌军兵力有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所属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贺兰军以及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共4个军12个师，7万多人。兰州解放后，马鸿逵自知大势已去，匆忙乘飞机逃离宁夏，并将其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转移香港，做流亡海外的准备。同时，又积极进行负隅顽抗的作战部署，设置了三道防线，狂妄地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

梦想做困兽之斗。我军在争取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在中宁、中卫和平起义之后，集中兵力进行了金积、吴忠战役，经过两天激战，一举将敌主力一二八军歼灭，余敌纷纷溃散。９月23日解放了银川，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也宣布起义，不到一个月，宁夏全境即获解放。

早在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即指示由三边地委负责接管宁夏旧政权。为适应新解放区各项工作的需要，三边地委在七八月间就按照中央划定的区域，积极抽调训练干部，准备接管宁夏，先遣队伍９月初已陆续出发。

进宁夏的前夕，我请假回乡探亲。过去家乡一些亲邻曾逃荒去过宁夏，我的一个姨姨就是在民国十八年逃荒时到宁夏的，卖给了掌政桥一家农户，母亲经常念叨这件事。现在我们就要去宁夏了，去解放宁夏，怎不令人高兴？

９月中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开始向宁夏进发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曾几何时，马匪军气势汹汹，大肆进犯三边解放区，使三边人民受尽了苦难，今天，我们要进军宁夏了，要打到马鸿逵的老巢去了，恐怕马鸿逵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吧。

从定边西行，经杨成沟、石沟驿，经过四天的行军，到了吴忠堡附近的羊马湖村。这里是回民聚集区，我们住在一户回民老乡家中。那几天正是回民的开斋节，有些人家炸油香馓子，煮羊肉，虽然战斗刚刚结束，但由于我军纪律严明，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回民群众兴高采烈。

9月26日，开始渡河。啊，黄河!那一望无际的大河，秋水涛涛，真令人心旷神怡。由于渡河的部队较多，当时只有几条木船，全靠人力摆渡，速度非常缓慢。过河后已近黄昏，当天只好住在望洪堡。9月27日，进入银川新城，驻在新城内马鸿逵的一座兵营中。当时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的入城仪式在前一天刚刚结束，银川城到处呈现着一派欢庆气氛。

银川当时是只有几万人口的一座小城市，虽说天下黄河唯富宁夏，但是在马鸿逵的残酷剥削压迫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银川市的街道商店也只是一些小平房，工业只有一座面粉厂，一个电灯公司，路灯也是半明半暗，但是兵营却随处可见。

不久，司令部迁入银川城内西马营怀远楼。这是当时宁夏唯一的一座贵宾楼，是用来接待中央要员的。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装有地板。二科的人员当时就睡在二楼一间大屋的地板上。

1949年11月，以三边军分区司令部为基础，十九兵团派了少数骨干，组建了宁夏军区司令部，司令员由杨得志兼，政委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兼，副司令员曹又参，牛化东任军区参谋长，曹动之任副参谋长。二科科长是杨芷义，我仍在司令部二科任参谋，为司令部首长兼管机要电报。我这个在黄土高原山沟里长大的人，到宁夏后看见很多东西都觉得新鲜，过去没见过汽车，进军宁夏途中在吴忠堡街上临时休息，听到汽车响声，不知道汽车何等样式，满街追着看汽车。进城后生活环境有所变化，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战争时期，有时连小米饭也吃不饱，现在能经常吃到大米、鱼、肉。生活上适应新的环境倒很容易，工作上的不适应，开始渐渐显露出来了。听说当时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曾想要我给他当秘书，他常到军区司令部来，我送材料给他看，可能印象不错，但因我只上过半年初中，文化水平低，未能去了。但当时我还没有感到自己文化知识的严重不足，还没有紧迫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解放者，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进宁夏前后，我们这些由三边公学来的青年，又由部队奔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一科参谋贺玉益同志在进宁夏前已随三边军分区副政委惠世恭同志去了榆林地委，三科参谋李天存，后来到新组建的坦克第三旅任通讯参谋，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3月，我也随宁夏军区副参谋长曹动之同志到阿拉善旗工委工作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任务，对每个解放军战士又意味着一场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