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初期的战斗生活片断_牛化东将军事迹

我参加革命初期的战斗生活片断_牛化东将军事迹

一、 定边高小入党

我是陕西省定边县王来滩人。1925年8月，在定边高等小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我所知，当时定边党员有汤中甫、赵炳日、龙惠民、丁子齐、郭子范、马兰等；安边党员有刘世庵、冯子舟、李锦春、刘子贞、田佐勤、吕振华、沈玉娥(女)等。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绥德四师、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毕业后都陆续回到本地搞地下工作。同时，从外地来的党员有周梦雄、周发源。以上这些人是定边最早期的党员，是定边党组织的“创始人”。

那时，地下党员大多数分布在教育界，主要任务是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我曾记得，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地下党员，工作很认真，他们除教授学生学好国文、算术、史地、体育等课程外，还经常给学生发一些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让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经过他们的精心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进步了。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收入党的。1925年放暑假的一天，汤中甫、周梦雄、丁子齐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并通知我到城审沙窝宣誓。宣誓地点是在一个四周高，中间凹的沙丘里进行的。为了保密起见，还派一个人在沙梁上放哨。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还有赵炳日、龙惠民、周发源等人。我记得当时介绍人讲了话，我宣了誓，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我们分散回到城内。我就是定边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人了。此后有张元桢、黄明(又叫黄庚甫)，还有一个榆林毛毛匠的儿子叫要希贤的先后也入了党。

二、领导闹学潮(www.guayunfan.com)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们定边的地下党员在“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于1926年前后，组织和领导学生闹学潮，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改组“劝学所”，夺回教育权。当时定边的教育权(包括教育经费、房屋、土地等)掌握在当地绅士所控制的“劝学所”的一些人手里，有些绅士就是“劝学所”所长。他们向学生灌输旧封建礼教，束缚学生思想的发展，对我们开展活动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就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和绅士展开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孤立顽固派，争取和团结进步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佘鼎九是定边有名望的绅士，是定边文武二“圣人”中的“武圣人”。他既是“劝学所”所长，又带民团;既掌握着教育权，又有兵权，同时又是一位开明的绅士。所以，我们就积极做他的工作，争取他的支持，以便达到把“劝学所”改组为教育局，把绅士所管的教产收归教育局，用教育经费办平民职业学校等目的。当时，绅士白炳汉是顽固派，他勾结国民党定边县县长丁鸿藻，不愿意把教产交出来。但佘鼎九支持我们,他说:“你们出头，我说话。”当时县长对佘鼎九也有些怕，我们就利用这些矛盾，积极进行斗争。在我们的斗争和佘鼎九支持的影响下，贾新庄贾仁、郑尔庄张怀明等绅士也支持我们收回教产的斗争。这样一来，使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女得到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在乡下念私塾，没钱进“洋学堂”的状况。我们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教育局也成立了，共产党员汤中甫当了教育局局长，教产也收回来了。与此同时，学校也更换了一些教员，我记得，当时教育局把定边的苗举人和姓李的校长(关中人)等前清秀才都换掉了。聘请郝秀升、段景文、栾本植和一个姓施的(名字记不清了)当了教员。这些人的到来，再加上原有的地下党员教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2)成立“天足会”，惹怒县太爷。那时定边的妇女和全国各地的妇女一样，都时兴缠脚。缠脚对妇女摧残得很厉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解除妇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定边高小为主，专门成立了“天足会”。郭子范任会长，我是副会长。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天足会”的工作阻力很大。为了打开局面，我们研究决定先从两个有名气的人身上“开刀”，一个是县长丁鸿藻的小老婆，一个是绅士白炳汉的小老婆。丁县长的小老婆是定边东街冯皮匠的女儿，还没有娶过门，头也上了，就准备马上成亲，我们“天足会”的学生就到冯皮匠家里动员他女儿放脚。冯皮匠倚仗县长的权势，顽固不化，三言两语就和我们吵了起来，并煽动皮房工人和我们打架。由于人家人多势众，最后把我们赶跑了。第二天，我们动员全校师生一起出动，到冯皮匠家里，把县长小老婆的绣花鞋、裹脚布都撂了，把冯皮匠搞得很狼狈。县长正式成亲的那天，我们又赶去把酒席砸了。这下闯下了大乱子，惹怒了县长，他派人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局长是何其智，副局长王聚英。后来我到宁夏做军运工作时才知道王聚英也是地下党员，难怪当时把我们抓去以后，王对我们很热情，又是给我们弄饭吃，又是给我们宽心开导，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被县长关起来后，学校的地下党员，为营救我们，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再加上佘鼎九出面调解，丁县长见势不妙，只好答应放我们出去，并表示今后再不干涉我们“天足会”的工作。

那时，杨虎城部驻防定边，有一个齐营长很坏，这家伙与丁鸿藻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经常干预学生运动，和学生关系闹得很对立，很紧张，有时竟以武力威胁我们。佘鼎九当时支持学生，情况一紧张，他就睡在学校，同时还给学生发了几十支驳壳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们有佘鼎九的支持，胆子更大了，腰杆子更硬了，就跟齐营长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结果，齐营长收敛了，从此再也不干涉学生的行动了。

(3)反对天主教，把洋人驱逐出定边城。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进行文化渗透。所以，外国洋人到处修建教堂。当时，洋人除在定边县白泥井、堆子梁一带修建教堂外，还想在定边城内和城附近修建教堂，欺骗、毒害人民。我们就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在街南游说，我们就在街北讲演。我们主要揭露洋人的罪恶目的和他们的欺骗宣传，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当时闹得很凶，洋人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唱对台戏，当面痛斥。汤中甫嫌学生讲得不带劲，就亲自登台讲演。汤的气魄大，讲得好，弄得洋人没有一点办法，最后，终于被我们轰出了城。所以，定边城以及城附近始终没有修起一个教堂。定边的“眼光庙”里有个“同善社”，是个迷信组织，有一天，我们有几个学生冲进庙里，三锤两棒子就把“同善社”给捣毁了。

我们的这些行动，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拍手称快。但丁鸿藻却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报复。正当学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丁鸿藻把几个学生抓了起来，罗织罪名，说我们砸“同善社”是犯上作乱，亵渎神灵。但我们不理睬他那一套，继续进行说理斗争。我们的态度强硬，加上佘鼎九也出来为我们说话，他对丁鸿藻说：“学生娃娃嘛!你们不能那样，动不动就抓起来，快放了。”佘鼎九说话丁县长不敢不听，只好把学生放了。

三、兰州监狱的斗争

1926年，我从定边高小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推荐到冯玉祥在兰州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全称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这次来陕北招收学生的是个江西人，名叫钱清泉(地下党员)，少将军衔，是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当时，被招收的学生有的是党员，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的；有的是非党群众，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去的，成分比较复杂。我们一起离开定边先到宁夏。到宁夏以后，就把陶新亚、李临铭、郭维化等地下党员留下了，以后他们就搞了个宁夏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由地下党领导的。三边到兰州的地下党员只有我和丁广智、吕振华等人。和我们一块到兰州的还有石英秀介绍的孙志元、党君祥等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对共产党实行血腥镇压。到1928年，国民党还继续搞“清党”运动，三天两头抓人，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兰州军校也不例外。但由于冯玉祥部队严密封锁消息，社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许多共产党员被抓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不晓得。先是钱清泉不见了，随后，地下党员，学校政治部主任王孝锡(清华大学学生)也不见了。我们还议论说：“孝锡哪儿去了？”接着地下党员马林山、胡清祯、贾宗周等人都不见了。后来，我和一个地下党员马尔逊(清华大学学生)被抓进了监狱，才真相大白了。原来国共两党分裂了，蒋介石搞“清党”运动。我们被抓进监狱，有两条所谓罪状：一是钱清泉招收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二是发现王孝锡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许多人的名字，怀疑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是王孝锡在课堂上提问学生时记下的名单，哪能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是地下党员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连冯玉祥部队里军长、师长的儿子也抓进来了，宋子元不是共产党员也同样被抓进来了。

我们被抓进监狱，反倒比在外面知道的消息多。敌人也知道谁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谁是一般党员，所以，把我和马尔逊都单独关押，也有两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那都是普通党员。听说王孝锡在狱中斗争得很坚决，敌人严刑拷打，他什么也不招认。当时是冬天，我们就在炕席下边用火钳子钻了小洞，和隔壁房子的同志取得联系，统一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全靠传递纸条进行联系，坚持斗争。当时，冯玉祥部队军长、师长的儿子也进行反抗，他们的家属闹得更凶。敌人看这样闹下去也不好，没有抓到真正把柄，所以就把抓进去的人编成“三民主义教育班”，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雒力学给我们讲课。学习了两个月，还进行了考试，当时地下党员都考得好，最后就把我们分配了。人家军长、师长的儿子仍回学校，地下党员被分到陕西的，甘肃的到处都有，我当时被分到甘肃无线电传习所当管理员，负责上街买材料修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吕振华，互相商量，仍回三边找党组织。但吕还在学校，行动不十分自由，我在传习所比较自由，所以商定谁得空，谁就走。后来，我就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机会，偷偷跑到黄河边雇了一个木筏子，顺水一下子漂流到宁夏吴忠。1928年四五月间，我又回到了定边，在定边高小任体育课教员。但学校党组织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和过组织生活，无疑是在审查考验我。又过了四五个月，学校党的负责人牛英卿才找我谈话，并说明我在外边这一段表现得还不错，正式承认我的组织关系。

四、地下搞兵运

1928年4月，陕北特委正式成立，并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要求共产党员要打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杂牌军)中，争取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积极支援红军。

1929年冬，刘志丹到定边找到我说：“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搞军运工作吧！”我说：“组织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接着说：“你们前一阶段搞得不错，斗争得很坚决，也很艺术。王子元新成立了军队，我已经把你和吕振华介绍给王子元，你们就到他的部队去吧。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兵变起义，夺取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我表示同意。他又说：“那好，我就领你去见王子元。”当即，刘志丹就把我和吕振华领到王子元那里，并作了介绍。王子元说：“好嘛!我们懂军事的人不多，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是从冯玉祥那里来的，到这里好好搞，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就这样，连春节也没有过，我们就跟随王子元部队开到了宁夏平罗姚伏堡一带。后来，我一直在王子元部队里搞兵运。1932年5月，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失败后，我从王子元部队到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搞兵运。新十一旅前身是苏雨生的九旅。1931年春天，邓宝珊把石英秀部队整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任旅长)。当时，新十一旅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新十一旅于冬天开赴三边。当时石子俊已病故，旅长是刘宝堂，一团长是陈国宾，二团长是史钫城。

1938年春，新十一旅又开赴榆林。当时新十一旅内部斗争很激烈，主要是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势力与顽固派的斗争。

1940年前后，新十一旅调防三边，旅部及一团驻安边、白泥井；二团驻柠条梁、堆子梁。1941年秋，刘宝堂被三边武装土匪头子张廷祥、张廷芝设计谋杀后，又围绕着旅长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三边分委和警三旅的支持，新十一旅地下党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让倾向于我党的陈国宾当上了旅长，为1945年新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消灭张廷祥　夺回安边城

1941年9月3日，刘宝堂派我到定边给新十一旅联系食盐。第三天，我正在定边西街理发馆理发，新十一旅一个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牛团副!张廷祥把刘旅长给枪杀了，并将连以上的军官全部扣押了。两家打了起来，情况很紧张，你得赶快回去。”我听了士兵的报告后，赶忙理完发，跑到分委向高峰书记汇报了情况。高峰听了又找来警三旅副团长廖纲绍等一起商量，最后，让我带一个骑兵连很快开赴安边。我说：“不用了，靠新十一旅自己的力量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再派部队增援。”他们也表示同意，让我带了十几名换成新十一旅服装的战士赶到砖井。到砖井一打听，新十一旅已经撤出了安边，于是，我又赶到白泥井。高宜之、高昆山、朱子春、胡立亭等地下党员都在白泥井，当时我们就一块儿研究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打回安边去。但是，一、二团有矛盾，二团对刘宝堂感情很深，为了争取二团的力量，我们打出了为刘旅长报仇的旗号，决定成立讨张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并由我到二团做营长米杰山的工作，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我说：“咱们连个旅长都保不住，还互相闹什么意见？这样下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米营长认为我言之有理，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让我做了动员，大家痛哭流涕，一致表示决心为刘旅长报仇。

这时，曹又参营长也被放回来了。于是，我又找他商量，让他当讨张指挥部总指挥，我和米杰山、柴明堂为副指挥。恰巧冯世光也被放回来了，我风趣地说：冯世光就是我们的“参谋长”，大家都同意这样干。在此之前，我秘密派汪兴民给夏品三、杜廷之送信，让他们在新十一旅攻打安边时做内应，开东门放我进去。汪兴民回来以后，带回杜廷之用麻纸写的四个大字“唯命是从”。这时，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要到定边亲自汇报，我也同意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冒雨在9月14日拂晓前赶到安边城东门。冯世光同警三旅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隐蔽在安边城西树林，隶属我们指挥，听候命令。我到东门后，让部队隐蔽好，然后悄悄走到城门跟前，让汪兴民跟夏品三搭话。夏品三问道：“化东来了吗?”汪兴民说：“来了。”于是，就开了城门。我们很快上到城墙，向夏品三问了情况。这时张雨亭(张七)带了两个哑巴警卫员过来了，并阴阳怪气地说：“品三,有什么动静?东门外好像来了些人!”我怕被张雨亭发现，立即抓过夏品三士兵的大衣和帽子穿戴好，跟着夏品三走到张雨亭跟前。夏品三一把抱住张雨亭，我说：“你抱着他干什么？还不动手!”夏一枪打死了张雨亭，并解除了两个警卫员的武装。这时，张廷祥带了一群匪徒向东门冲来，我指挥部队坚决顶了回去。张廷祥一看事情不妙，即从北城墙跳下，跑到鸱怪子沟他姐姐家躲藏起来，一周以后被抓回来镇压了。经过激烈战斗，除鼓楼和北城文昌阁未拿下外，其他据点都拿下来了。不多时，我调了两挺重机枪把鼓楼也拿下来了，只剩文昌阁了。我正准备叫高昆山通知用迫击炮轰文昌阁时，高乐亭扣住前去谈判的李友竹作为人质，并提出了放他们去榆林的条件。我一边答应高乐亭的条件，放他们走；一边命令赵级三带五六十人到安边城东北埋伏。高乐亭放出李友竹以后，带着一伙人仓皇出城，结果除个别人外，高乐亭等人全被我俘获。到此，新十一旅胜利夺回安边城。

在我们攻打安边的同时，委派柴明堂前往堆子梁捉拿张兰亭、张廷芝父子。但是，由于柴明堂接受了张廷芝给的十几箱子贵重财物，便把张廷芝父子有意放走，给三边人民留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