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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起义亲历记_牛化东将军事迹

时间:2022-07-22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十一旅起义亲历记_牛化东将军事迹王子庄1930年,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在宁夏平罗扩编队伍时,我就参加了该部石英秀的第九旅。新十一旅起义时,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激进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工作,很多往事也是难以忘怀的。这样,我被任命为旅部书记处的司书。

十一旅起义亲历记_牛化东将军事迹

王子庄

1930年,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在宁夏平罗扩编队伍时,我就参加了该部石英秀的第九旅。该部后改为雷中田的第三旅,“九一八”事变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直到1945年反内战起义,我的前半生和新十一旅息息相关。新十一旅起义时,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激进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工作,很多往事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投笔从戎

1926年,我在榆林中学读书。当时国共合作,革命处于高潮阶段,我受学校共产党员和进步老师的影响,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陕北也开始清党,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也因嫌疑不能继续在榆中读书,回到横山(当时我家还在米脂县属地,靠近横山县城)当了小学教员。(www.guayunfan.com)“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内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陕北特委也决定大抓武装,趁当时苏雨生扩编队伍的机会,由谢子长联络,利用石英秀、谷连舫、王子元是陕北人,和我党有过一些关系,大批派人进去,并通过办学兵队的办法,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谢子长还担任了石英秀九旅的副旅长,刘志丹任八旅十六团的团副,张东皎任王子元十五团的学兵队队长,高岗任副队长。陕北各县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农民到兵营去扛枪杆子。当时民间议论,陕北青年“有精神的多是共产党,没有精神的多是大烟鬼”。因我在教学期间参与了筹办农民协会,并参加了控告劣绅等地方工作,有些劣绅便说我是共产党。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在地方上已难以立足。幸好我的同学张东皎、胡立亭、高岗、李树林等先后都去了苏雨生部,我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30年2月初,也离开家乡投奔石英秀的部队。

石英秀,又叫石子俊,是陕北靖边县人。原是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世秀骑兵旅二团一个连长,驻在柠条梁。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反对军阀井岳秀的“倒井”运动,谢子长领导的清涧兵暴,石英秀是支持的。他的连里就曾有过一些共产党人。后来石英秀投到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下,被收编为第九旅,驻宁夏平罗一带。1930年春,石英秀派郑得胜回到陕北招兵买马,招了100来人。返回平罗时,途经柠条梁遇到我,就要我到他连当文书,我同意了,即在郑连暂当文书。

有一次,连里给旅部写了报告,石英秀问是谁写的,郑得胜说是我写的。石英秀认为写得好,要我到旅部去,郑得胜说他不识字,要求把我留下,石英秀说:“这样的人才有大用,不能留在连里。”原来我在离开家乡时,横山县高小校长曹雨三就给石英秀写了一封推荐信。石英秀和曹雨三的关系很好,到旅部后我才把信交给了石,石责怪我为什么早不给他。这样,我被任命为旅部书记处的司书。书记处还有个书记官李藩丞,司书李子栋和我共同负责办理石英秀的一些公文函件。

二、谢子长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当时,九旅旅部驻在平罗火神庙。有一天,石英秀旅长派人将我叫到他的住所,我见谢子长同石坐在一盘炕上,石对我说:“给浩如(谢的字)盖一些九旅的关防大印和旅长印章的空白公文纸。”这些盖有关防大印的公文纸可以做通行证用,也可以做委任状用。石英秀让我给盖上二三十张,谢子长对我说:“同志,多弄几张!”我就准备了五六十张。一会儿,谢子长亲自来到书记处,问我:“弄了多少?”我说:“有五六十张。”谢子长拿过关防大印自己就在纸上加盖,把剩下的白麻纸都盖完了,高兴地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高岗让我去安边,回到新十一旅。不久,苏雨生部在开赴平凉接防时,途经固原受到黄得贵阻击,后撤到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又遭冶成章的袭击,伤亡惨重,故石英秀部和谷连舫、王子元部脱离苏雨生部,移防甘肃靖远,被驻兰州的雷中田编为新编第八师第三旅,我任旅部书记官。“九一八”以后,杨虎城部进入甘肃,遂将三旅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此时我已升任旅部少校参谋,石英秀旅长的一切事务,仍较多地由我来承办。

我虽然当了少校参谋,但不太懂军事知识,困难很多。1933年年初,我主动要求到西安进了杨虎城办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当年秋季毕业。回来以后,石英秀任命我为新十一旅一团中校副团长。1935年石英秀病故,二团团长刘宝堂耍手腕从一团陈国宾团长手中夺走了旅长宝座。从此,陈、刘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陈国宾是个大老粗,缺少计谋,但他人缘好,讲义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曹又参当时任一营营长,我是中校副团长,还有李树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来了牛化东,都成了陈国宾的左膀右臂。陈国宾对我的意见,真可谓言听计从,因为我知道我当时没有共产党嫌疑。1935年夏,一团调到兰州,部队由我负责训练,曾受到军部参谋长的褒奖。人们都说一团有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随邓宝珊部开到陕北,一团驻防安边,二团驻柠条梁。刘宝堂为了分散陈的势力,分裂一团,要我到二团当营长,陈国宾受骗,我被调二团。1940年春节刚过,我到二团一营去上任,还不到一周,二团少校团副张鼎臣就通知让我到柠条梁西门外一个旅店里去。到了那里,旅长刘宝堂、二团团长史钫城均已在座,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刘宝堂让把登记表拿出来,要我们填表,原来这是军统复兴社的登记表。刘宝堂和史钫城、张鼎臣等都是复兴社分子,我刚去,他们就要把我拉入复兴社组织。这些情况,我当即向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李树林说知,冯说:“人家也要拉李树林加入,入了也好,便于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一年,我到武汉蒋介石办的军官训练团受训,在西安和张鼎臣吵了一架,回来后半年没活动。张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就问:“入了复兴社怎么活动?”张鼎臣说:“停止活动了。”实际上是人家对我不放心,不让我参加活动了。

1941年,“安边事件”中,刘宝堂旅长被三边反动民团头子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二团团长史钫城想当旅长,鉴于陈国宾本人尚不反动,在驻防安边期间与三边八路军警三旅关系处得还不错,三边党组织有意争取让陈国宾当旅长。当时我正在榆林,牛化东给我去信,让我在邓宝珊处活动,后来又派李树林给邓宝珊做工作。我是通过榆林一位和邓有交情的绅士白伯英及总部一些朋友给邓做工作的,我秘告他们说:“论资格,陈国宾是新十一旅的老人手,石英秀病故后就该陈国宾当旅长,并且已经当了几天,结果被刘宝堂耍手腕从陈的手里夺走了旅长职位,一团官兵一直愤愤不平。陈国宾为人忠厚讲义气,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复兴社分子,当了旅长对邓总司令一定忠贞不贰。史钫城、张鼎臣都是复兴社小头目,又是山西人,早已和同乡董其武挂钩,想离邓归董。”邓宝珊是杂牌军,原来怕胡宗南把他消灭在甘肃出来抗日,结果两个旅只带出一个新十一旅,另一个旅(第十旅)被胡宗南搞走了。由于这些原因,邓遂任命陈国宾继任了新十一旅旅长。我的活动被史钫城察觉,对我更加不满,告我通共。

1941年,我营四连驻榆林为邓宝珊守卫,该连连长魏长林,是史钫城的铁杆。他天天打麻将,输了钱,把连里士兵个人打毛线赚的钱也要去还债,不少士兵都开了小差。邓知道后非常恼火,把我叫去,要我把魏长林的连长撤了,我让邓给团长说一声,邓很生气让马上就撤。这使我左右为难,总司令指示不办不行;办吧,团长不知道也不行。我就和营副吴善养(二团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商议,认为魏长林这个人很坏,是史钫城安在一营的一颗钉子,总司令说了,就照办,如果先和团长史钫城一说,他不同意就不好办了。我就集合队伍宣布让魏长林停职检查,史钫城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责问我:“一个营长,怎么能随便把一个连长撤了?!”当场下了我和护兵的枪。当时,正是数九天气,很冷,我出来时未穿厚衣服,史钫城下了我的枪,就到榆林金岗寺(邓的住地)告状去了,团部其他人都出去送,我趁机回营部穿大衣。快回到营部门口时,他们就追来了,我也很恼火,对营部哨兵下令:“追来就打!”他们才不敢追了。本来我准备穿大衣再去的,我是执行邓宝珊总司令的命令,没有错误,但这样一来,就不能去了。史钫城告我造反,把我的营长给撤了。

邓宝珊听了史钫城的报告,也很生气,怪我为什么要跑,把我的枪、马都收了,调回总部。后来邓宝珊问我:“我去信让你暂缓执行,你怎么不听?”我说:“赶收到你的信时我已执行了,我也为难嘛。他们下了我的枪,我不是跑,是回营部取大衣的。”邓这才消了气,对我说:“你的一切我负责,就在榆林住下,哪也不要去了。”他给了我个总部少校参谋的职位,实际上是把我软禁在榆林城。在总部,我从未穿过一天军衣,也未上过一天班。

1942年年初,史钫城借口吴善养家里有困难,让他回地方上做点事,把二团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也撵走了。吴善养临走时从三岔湾来榆林看我,说他到延安去找组织。

3个月后,吴善养又回到榆林,对我说:“麻子(高岗)说给你编个保安团,你干不干?”当时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员。我说:“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我凭什么当八路军的保安团团长?我连一个人也没有,共产党再没人,也不缺我一个。你回去说一下,还是让我干点别的什么工作吧。”

不久延安又派徐子犹来到耳林川,也不敢进榆林城,捎话要我去那里见面。耳林川离榆林100多里,人家不让我出去,没接上头。

1943年四五月间,吴善养又到榆林,告诉我,高岗让我赶快离开榆林到三边新十一旅去,并说高让他也赶快去。

这时,史钫城还在告我,诬陷我谋刺团长,要求军事法庭审判我。胡宗南致电邓宝珊,要邓将我解运上去,以便军法审判,幸好这时邓去重庆未归。邓宝珊总部参谋处处长赵廉清,有点正义感,经常到我家吃荞面,对我较好。他说邓总司令就不该撤我的营长。我给赵廉清送了些礼物,赵说:“不要怕,电报还在我手里,史钫城告你,实际是在告邓总司令,你不必怕。”我这才知道,人家还在告我。赵廉清让我不要怕,我倒不是怕邓宝珊抓我,而是怕特务把我秘密抓走。同时,高岗已有让我去三边新十一旅的指示,我就以回家给父亲上坟烧纸为名,向赵处长请假离开榆林。

1943年夏天,我回到安边,见到陈国宾旅长,陈说:“回来好。”牛化东、曹又参等人对陈国宾说:“子庄回来,旅长看怎么安排,得有个地方。”陈国宾旅长就任命我为旅部参谋主任。

1944年夏,高岗给我来了一封信,很长,信中告诫我:“再不能白了少年头,要干一番事业,现在正是时候。”高岗见了苏杰儒,听说我穷得不行,还托人给我捎来两包东西。1945年春节,我在家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用了“不能白了少年头”的词,旅参谋长石佩玖看见了,说:“老兄心有大志。”这些人是很敏感的。实际上这时我确实已经开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三、民主运动促进会及与特务的斗争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特务、叛徒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安边,当时是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三边地区的重要据点,是特务密集之地。有国民党、三青团、CC,还有复兴社。特务之间也相互倾轧,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和这些特务打交道,牛化东、冯世光他们不行,太红,我这个角色还可以,人家都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还加入过复兴社。

1944年春,我去榆林,CC特务谢永鹏带着电台、家眷准备去三边,他来找我,公开说他带着电台,问我住在哪方便一些,实际上他想到安边对我们进行控制。我想好了,你想控制我们,我还想利用你呢,就说:“你就住在安边吧,你的安全一切由我负责。”到了安边我就安置他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把这些策略和想法告诉了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牛化东等,他们非常赞同。在和谢永鹏聊天时,我有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国民党,还加入过复兴社。人家共产党不要我,我对国民党也看不惯,我是主张中间路线的。不信党,也不信共,谁的对赞成谁,主张民主。”谢说他赞成我的观点,也觉得国民党很腐败,自己也是混事而已,后来还把复兴社密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我。

1945年春,从西安又来了一个军统职业特务郝登阁,安置住到我开设的店里。我们经常聊天,他大骂西安大特务李犹龙,说他看透了国民党。三边地委保安处曾派葛申来安边了解郝的情况,郝登阁也去过定边。葛申了解后对郝说:“你要革命,我们欢迎,但要等待。”葛还对我们说:“对郝登阁要再看看。”

为了准备起义,我们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我任班主任,冯世光任队长。还报请三边地委批准,成立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民主运动促进会还选郝登阁当了主任,牛化东为副主任,我任组织部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还让谢永鹏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定边派来张景生,以同学的名义住在我家,帮助我们起草促进会的章程等,从事革命活动。

1945年10月起义时,我们先把谢永鹏、郝登阁扣了起来。郝登阁要见牛化东和我,问为什么扣他?我让人告诉他:“现在搞民主的行动开始了。”郝是绥德人,说:“搞民主,是我教给他们的,他们才搞民主,搞了民主倒把我先扣起来了。”起义后,我们把他和谢永鹏都送到定边转送延安,延安组织上给他们做了工作,建立了关系后,便把他们放了。后来郝到旬邑当了国民党的县长,带了一个保安团起义了,真的革命了。谢永鹏释放后在榆林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四、点委受贿,为我说话

1945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派员来三边点验新十一旅(人称“点委”),实际上是考察新十一旅一团是否赤化了。点委到了榆林后,听到特务们说安边不敢去,新十一旅一团已经赤化了。我们得知情况后,即令住榆林的同志就近欢迎点委来安边。点委来安边时,我亲自到中途迎接,到安边后亲自招待并请点委到牛化东、冯世光等家里去玩等等。我故弄玄虚地对点委说:“你看牛、冯等像不像共产党?他们都有很多家产,人称‘牛10万’,‘冯8万’。”点委说:“这哪是共产党?”我们还给点委送了钱和皮大衣等物品。后来西北长官公署给新十一旅拨发步枪1000余支,还有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9月间接到一批步枪,其余正在运输途中,部队起义了,未能收到。由于点委回去的汇报,直到我们起义了两三天,榆林方面还不相信我们会起义。

五、贺晋年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命令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往包绥线上进行整编,企图清除新十一旅一团的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并预定由史钫城任整编后的师长。地下党组织和我们一分析,认为新十一旅一调走,一团就完了,新十一旅也完了。所以,我们积极向曹又参旅长建议,不走,逼得不行就起义。曹又参当时还抱有幻想,希望邓宝珊能顶住不调,于是就亲自去榆林找邓宝珊活动。结果邓也抗不住,没办法,非调不可。为了麻痹和迷惑我们,放出风说整编中一团军官都要安排,还说让牛化东任师参谋长。

与此同时,二团团副、复兴社分子张鼎臣亲自到安边进行活动,大肆宣传改编成正规的好处,拉拢下级军官。张对一团三连连长赵武臣说:“跟上走,你的前途由我负责。”赵武臣是地下党员,把张的活动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

10月20日,牛化东、冯世光和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应该立即起义,不能再坐失良机,遂议定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和我到定边,向驻定边部队警三旅贺晋年旅长汇报。我以买布为名向旅参谋长石佩玖请了假,到定边后立即向贺晋年汇报了情况,说明非起义不行了,请求警三旅给予援助。贺即向三边地委汇报并向延安中央军委请示。

10月23日下午,贺晋年约冯世光和我到定边东门外边墙上,在一个看瓜棚子里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对起义的具体事宜又进行了一番研究。我说:“安边没问题,新十一旅自己就能解决,柠条梁非打不行,一团没力量,主要靠八路军了。”冯世光却说只要给他两个营,包打柠条梁。我认为他对二团史钫城的反动性、顽固性估计不足,就对贺晋年说,不要听世光胡吹。贺晋年最后说:“打柠条梁由我们负责,我们可调几个团支援你们。现在有了黄色炸药,一下就可以把城墙炸开。”当时,警三旅七团在盐池,八团远在吴起,需要三四天才能赶来,遂定于10月27日起义,贺晋年旅长决定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带部队先到安边。

冯世光10月23日晚即赶回安边,我24日晚回去。回去后觉得很累,正准备休息,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赵武臣都在赵级三家,派人找我去。我已经躺下了,先后三次派人来找,说化东有要事研究。我去后,他们说得到消息,张鼎臣要走了,并散布说一团如不接受整编,二团便于28日以长途野营名义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我们当即决定提前于10月25日起义,并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总指挥,我任副指挥。由冯世光派人到定边向贺晋年报告提前起义的情况,派高昆山到白泥井,带着我给一团二营柴明堂营长的亲笔信,调二营朱子春连到安边,并告知柴有什么事听我命令。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安边城门紧闭,不准出入。首先抓了新十一旅反动军官副旅长兼政治部主任吴芬、参谋长石佩玖,占据了邮政局,封锁了对外联系。谢永鹏是我扣的,郝登阁也扣了。张鼎臣是冯世光到万发店抓的,因张拒捕,被当场击毙。当时还没有公开宣布起义,说是搞独立,搞民主。

10月25日晚,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率警三旅七团部分部队赶到安边。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旅部一团、警三旅七团、八团和安边市民参加了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也出席了大会。由我正式宣布反内战武装起义,并下达了攻打柠条梁、武力解决二团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代表警三旅宣读了贺信,表示欢迎起义,支援起义。

堆子梁驻二团周效武营的两个连,一团派李树林带部队去包围时,已经跑掉了。柠条梁史钫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积极部署顽抗。当时寨内有七个连的兵力,寨堡比较坚固,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易守难攻。

10月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打响了。11月1日,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发起强攻。11月3日拂晓攻克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钫城,俘虏了慕寿山等800余人。打下了柠条梁,整个三边“一片红”了。

六、曹又参说:起义“对对的,前途光明。”

安边起义后,由于我们控制了邮政局,封锁了消息,两三天后,榆林方面才听到安边出事了。但传说不一,有的说一团“红了”,有的说是一、二团闹矛盾,榆林也闹不清楚。曹又参旅长这时还在榆林,他心里有数,就趁机对总部说他赶快回去看看,出了榆林城,他怕人家追他,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到白泥井。

曹又参青年时代在北京上平民大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组织上曾经让他参加共产党,他没有参加。这个人思想进步,但小心谨慎。他曾经对我说,斗争这么尖锐,参加不到头,还不如不参加,在党外照样可以做些工作,能做多少是多少。在北京上学时,假期他曾到包绥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当了一辈子兵,从来没放过一枪,就是有个嗜好爱吸大烟。1926年春,他出任国民党靖边县县佐(驻柠条梁),当时,石英秀骑兵连驻柠条梁,二人关系甚密。石英秀被苏雨生扩编为第九旅,曹又参就任该旅参谋长。苏雨生失败,八、九两旅相当一部分官兵逃回陕北,石英秀、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率两旅的部分人到甘肃靖远,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新编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1935年秋,曹又参改任一团一营营长。1941年,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被张廷芝弟兄谋杀,陈国宾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1944年陈国宾病故,曹又参任代旅长兼一团团长。

由于曹又参思想进步,对牛化东、冯世光等地下党的同志一贯信任,每到斗争紧要关头,都找牛化东等商量。1932年,高鹏飞领导的陇东西华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这次起义是杨林、苏杰儒两人周密策划的。起义前后,慕寿山在曹又参面前竭力攻击地下党员,说:“李友竹(李树林)、冯世光是危险分子,应早处理。”石英秀也知道这一情况,问曹又参,曹说:“我相信李、冯即便是共产党员,也绝不会危害新十一旅。”石英秀从而再未追究此事。1938年,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刘宝堂、史钫城、张鼎臣及叛徒任怀义,密告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9人是共党分子,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曾电告邓宝珊,令将牛化东严解西安。在曹又参支持帮助下,劝说一团团长陈国宾向邓宝珊活动,担保牛等没问题,使一团地下党组织未受损失。新十一旅二团由于刘宝堂、史钫城等复兴社特务严密控制,地下党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出卖瓦解,最后只剩下个别党员,发挥不了作用。而一团由于曹又参的保护,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3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地下党员,一团基本上为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

原来曹又参早就和谢子长有过接触。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还拨给他30万元法币的补助费。

曹又参从榆林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柴明堂处,闭门不出。他不是反对起义,而是不了解安边发生的新情况,认为我们没等他从榆林回来就发动起义,是牛化东和我把他甩了,面子上下不来。打下柠条梁后,贺晋年旅长让我去请他,延安要求务必把曹又参请回来,领导起义。

这时,榆林也派出部队来支援柠条梁,已到了昭皇。我们怕榆林把他劫持走了,我带了二营六连和赵级三营的三个连,连夜赶到白泥井东堂。东堂距白泥井寨子还有十里地,我派人送信求见曹旅长,曹传出话来让我一个人进去,不让带兵,我也不敢进去。白泥井寨子很坚固,旅长在里面,我们是来请他的,又不能攻打,一时处于僵持之中。

那天中午,正在吃饭,突然阴云密布,骤雨大降。我令部队紧急集合,冒雨开进了白泥井寨子。我令二营六连朱子春(地下党员)连长带队走在前边,到寨门口哨兵拦住不让进寨,朱子春骂道:“妈的x,瞎眼了,我们是六连,回防来了,进!”哨兵也认得朱连长。六连进寨后立即上了寨墙,控制了寨子。我到二营营部,柴明堂派人报告了曹旅长,曹让我去他的住处,我冒雨跑了十来里路,想稍事休息,喘口气再去。曹旅长迫不及待,亲自来到营部,上了炕问我:“子庄,这是咋回事?”我说:“起义了。邓宝珊也不能顶住调防,不起义咋办?不都完了?!”然后我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新情况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这才说:“对对的,前途光明。”同意回安边,带头起义。我立即派人给贺晋年旅长送信,贺旅长派军政及地方民众代表到白泥井欢迎,曹又参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安边,然后由贺晋年旅长陪同到了延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接见了他。毛主席在听了贺晋年的介绍后,笑着握住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

新十一旅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反对蒋打内战的第一个信号。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十一旅起义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火车头。”在解放战争中,后来陆续有国民党的成百名将军率部起义,因此,新十一旅的起义影响和意义不容忽视。

新十一旅起义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起义后,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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