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_谭茂森文存

浅论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_谭茂森文存

今天，举国上下正在同心同德加紧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继承于经济近代化，而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近代工业化。为了推动云南的经济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对云南的经济近代化，尤其是对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的产生及其特点做一些研究和探讨，以总结和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毫无疑问，这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地云南与全国基本一样，其早期的近代工业最初产生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继之产生于中华民国初年。但与全国相比较，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却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大体上有三点，即强烈的筹边性质，浓厚的地方特色，突出的商办民用内容。今就管见所及，略做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云南早期近代工业的产生

云南地处边徼，民族众多，高山巨川，交通梗阻，历史上多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比之于中原内地、沿江沿海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文化不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的支柱主要是传统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和矿冶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www.guayunfan.com)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随着外国资本在华设立了一些新式工厂和企业，如船舶修理厂、船坞码头等，中国土地上出现了最早的近代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清朝大员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求强”“求富”等思想指导下，开始创办了采用机器生产的新式近代化军用工业和近代民用工业，中国正式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稍后，边疆云南也卷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之中。

1872年，在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冲击之下，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岑毓英等在镇压了波澜壮阔的杜文秀回民反清大起义之后，为了维护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也为了抵御时已侵入云南近邻缅甸、越南等国，而正在对云南虎视眈眈的英国、法国侵略势力，在省垣昆明承华浦（今云南省图书馆西侧）首先创办了新式兵工厂云南机器局。机器局的性质与清政府所办的所有近代军事工业一样，为官办企业，即经费由清朝政府拨发，工厂由清朝官吏控制，产品由清朝军队使用。该局经办人为卓维芳，聘法国人为技师，初招工人60名左右，基本采用机器生产，主要设备有进口的“洋机器”2部等，工厂实行欧美“新法”管理，生产任务主要是修理和制造枪支、火炮、子弹和火药等。中法战争期间，云南变为前线，军需至为浩繁，为了增加生产以应前线所需，清廷曾予增加拨款，增招沪、粤等籍技术工人，且经瑞生洋行添购机器设备，扩充建筑厂房，试制新式快枪、子弹等，枪弹生产有了较大增加。1907年，锡良继任云贵总督以后，因机器局原产的快枪已属落后，不适采用，锡良遂令停造枪支，专产子弹，并因此新购造弹机17部，增招工人至200名，再度扩建厂房。经此种种努力，云南机器局每月生产子弹多至10余万发，所谓“器具略具，厂房宽阔，月出笔码（子弹）可十二三万，至能搭造军刀、军械等件”[1]。成为除江南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四大兵工厂以外，各省所办机器局中较为先进的近代军用企业。

云南机器局的创办，乃是云南大地上近代工业的肇端。诚然，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其政治意义无疑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它的成立也有着保卫边疆、巩固边防的重大作用。尤其因为它是采用机器生产，所以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始云南近代工业化方面，有着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云南机器局首先创办以后，以昆明为主，云南各地先后兴办了最早的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近代工业。云南的近代工业化正式开始了。兹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云南矿务招商局　1883年，在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下，由云南矿务督办唐炯负责、胡家桢经办而成立。主要经营东川铜矿，其次经营个旧锡矿、会泽铅锌矿等。唐炯认为：“非商股不能辅官本之不足，非机器不能济人力之穷乏。”[2]招商局系官督商办的、云南首先部分采用机器开矿和冶炼的矿山企业。云南多山，矿产丰富，尤以东川之铜、个旧之锡著称于世，故云南号为“有色金属王国”。东川所产精铜称为“滇铜”，素为铸造流通极广的铜币的重要材料。个旧所产粗锡称为“大锡”，主要供给出口。但是，千百年来，云南铜、锡等矿均用土法开采，不仅耗费巨、耗力众，而且产量低、浪费大。招商局率先使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初期招集商股100万两，后来增至295万两，拥有大小机具600余件，聘请日本矿师为技术指导，铜产量比之前大为提高，最多时月产量达7万斤，每年解运至北京的“京铜”的数量也增至50万斤，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蒙自官商公司　1904年创办于滇南重镇蒙自，系官商合办企业，主要经营著名的个旧锡矿。公司开办后，初集资金50万两，其中官股20万两，商股20万两，公司“借款与炉商，收锡作抵，颇有盈余”[3]。为了名实相副和就近管理，1909年公司更名为个旧锡务公司，移驻锡矿生产地个旧，并再集官、商股本250万元，将公司分为采矿、冶炼两部分，以专司采、冶之职。为了增加生产，公司通过德商礼和洋行自外洋增购采矿、冶炼设备70余件，运矿石的矿兜车150辆，架设了马拉格等矿区的“飞兜”空中运输索道8000多米，从此，公司的采矿、运输、选矿、冶炼等各个主要生产工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至1914年，公司的总资产达到330余万元，成为云南屈指可数的官商合办企业。但因公司的冶炼技术尚未过关，所产大锡精度未达国际出口标准，而只能运往香港市场，作为“粗锡”低价销售给中间商人，因此利润颇受影响。

云南陆军制革厂　1908年，云南陆军督练处于昆明东郊鲁班庙建立。下分制革、皮包、铜器、靴鞋四科，初招学徒200人，聘日本人为经理和技师，产品“先尽陆军需用，其余之货列为商品，平价相售”[4]。官办的“半军工”企业的产品也进入市场，这是该厂的一大特色。

耀龙电灯公司　1909年，由商民王筱斋等19人发起成立。初集资本75万元。公司于昆阳县（今昆阳镇）石龙坝建设了水电站一座，装机容量460千瓦，可供安装16支“烛光”电灯26000多盏。耀龙公司为云南最早的发电企业，所建石龙坝水电站则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其设备购自驰名于世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公司初建时尽管供电量很小，但是其电力所带来的动力和光明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清朝末年云南地区所办近代工业，除了上述主要者外，还有如昆明的度支部云南造币分厂，云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建水、昭通、东川等的火柴厂，呈贡的纺织公司，宣威的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等。除了规模较大的军用、采矿等企业外，较多的则是规模较小的民用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此类企业有20余家，其中采掘业1家，玻璃业1家，火柴业8家，帽鞋业1家，制革业1家，纺织业1家，卷烟业2家，食品业3家，公用业1家，制茶业1家，机具业1家。这些商办企业除省城昆明以外，多分布于经济较发达、资源较丰富、人口较稠密、交通较便利的滇南和滇东地区，资本多在5万元以下，甚至数千元不等，工人人数两三百人，总的说来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有的甚至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们都是云南地区近代工业充满生命活力的萌芽。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内专门设立了实业部，各省则设立了实业司，意在推进全国各地实业的建设和发展。云南因为辛亥革命比较彻底，以蔡锷为首的都督府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改革措施。其中，“在实业方面，根据省内特点，先从盐务、矿务入手，进而经营农桑、畜牧、工艺等事。推广矿业，拟订云南矿务暂行章程，以开放为宗旨”。“尤着力于保护和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同时提倡工商，设立全省模范工厂，整顿商品陈列所，举办劝业工厂，开拓市场。”[5]复以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开辟了国际通道，打开了对外窗口，在这种甚为有利的条件下，云南近代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仅以昆明地区而言，1912年至1923年，即民国最初的十年间，共兴办行业约12个，包括碾压、火柴、印刷、卷烟、纺织、制革、造纸、玻璃、公用事业、猪鬃加工、肥皂、糖果等，共计新建厂家45个。其中官办的5家，官商合办的10家，商办的9家，余者情况复杂，难以确定。其拥有资本多者20余万元，少者数千元，总计70余万元，其中商办资本5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二，就当时地域不广、人口不众的昆明地区而言，无论是资本总额，抑或是商办资本，这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和进步。当时所办企业要者如下：

云南模范工艺厂　1912年，由省实业司副司长华封祝将原“劝工总局”改建而成。经办人为留美人士萧扬勋，资本11万元，招工60余人，机器多购自德国，大小共百余件，主要生产机械器具及木漆器具等。工艺厂系官办企业，取名“模范”，因有示范、倡导之意。

丽日火柴公司　1912年，商人李采廷创办。资本8万元，初“有男女工徒共一千余”[6]，为当时拥有工人最多的商办企业。一因火柴市场需要量大，复因系半机械半手工操作之故。公司初创时仅能生产安全性能较差的黄磷火柴，俗称“阴火”，其时也尚未有安全火柴之生产。

崇文印书馆　云南新式印刷业始于清末创办的云南官印局。1912年，祁永春集资6万元，在武成路创设崇文印书馆，尔后他曾专程前往上海日商美术养成所，学习先进的印刷技术套板法、点石法等，并购回照相制版设备及英国制石印机等。最早印出彩色图像，并出版了《滇民族风土人情录》《钱南园书画册》等珍贵典籍。1923年，印书馆率先改雕版印刷为石刻印刷，技术有了较大发展。

昆明自来水厂　1920年成立。初为官商合办，集资10万元，工人30余人，水源取自翠湖九龙池，吸水、滤水、供水等机械购自法国。初创时，因民众习用免费之井水而多不用收费的自来水，故用户很少。久而久之，因自来水收费低廉，且省时省力，使用方便，民众也就日渐喜用“机器水”，因此，水厂生产发展较快。

大道生织布厂　中国素为丝绸之乡，所产绸缎华贵精美，但因价格昂贵，故民间百姓多穿用价格较廉、经久耐用的棉织土布。云南土布尤以玉溪所产为著。民国初年，随着“洋布”的大量输入，昆明原售布商行大道生布庄为了增利而创设了织布厂，先用木织机，后用铁织机，并仿英国产品，将布匹幅宽增至2尺4寸，幅长增至10丈，且在重要产棉区玉溪设立分厂。大道生布因其价格适中，质地良好，颇受消费者欢迎，不仅畅销全省各地，且远销川、黔邻省，工厂获利甚为丰厚。

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3年成立，官商合办。主要经营东川、会泽等地的铜、铅矿业。官商股金70余万元，其中官股很少，仅10万元；商股尤多，达60余万元，商股股东约400人。随着云南近代工业的创办和发展，铜、铅等金属产品的用途、用量与日俱增，故商民多纷纷趋利而投资于矿业。

亚细亚烟草公司　烟草为日常消耗品之大宗，云南地区的土壤、气候又极适宜于烟草的种植，所产烟叶号为“滇烟”。但在民国以前，云南卷烟市场多为进口的“外烟”所占据，本省卷烟企业仅有小规模的荣兴、六合兴旺等数家。民国以后，因卷烟利润甚高，故卷烟业迅速发展，但多为小型的手工机械生产。1922年，庾恩锡在昆明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资本15万元，分别购进美、日所制大型卷烟机各一台，及切烟机、压梗机、动力设备等，是为云南首家机制卷烟企业。产品如“重九”“如意”等，甚为有名，销路颇畅。初期日产卷烟即为30万支，年产2000余箱，后有增加，1926年达3000余箱，实为今日驰名中外的“云烟”的先声。

二、云南早期近代工业的特点

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与以侵华为目的的外资企业完全不同，与以“御外海”“剿内寇”为目的的洋务企业也不尽相同，而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

第一，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具有强烈的筹边性质。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其南面与西面分别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山水相连，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故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世纪70年代初期，国内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云南震撼一时的回民反清起义已近尾声，急风暴雨似的反清斗争已经暂告结束。但是，在云南境外，其时英国已经侵入缅甸，法国已经侵入越南，而且两国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正欲扰我边疆，进窥云南，滇省边患，日甚一日。正当此时，云南地方当局为了维持清朝在云南的统治，也为了保卫西南边境的安宁，而创办了云南机器局等。果然，机器局开办不久，1875年，即发生了英国侵犯我滇西边境的马嘉理事件，尤其1883年，又爆发了法国“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7]的中法战争，战火烧到我国门附近，云南成了反侵略的前哨阵地。中法战争中，云贵总督岑毓英奉命率领滇军数十营约万人，开赴越南北圻，与早驻该地的刘永福黑旗军并肩战斗，痛击法军，取得了陆路战场西线的临洮大捷。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所使用的武器，除了部分是进口的枪弹外，还有不少为云南机器局所生产的火炮、枪械和弹药等。在巩固边防、捍卫边疆的斗争中，云南的近代军事工业初步显示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云南境内多为崇山峻岭，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尤以铜、锡最为著名，银、铅、锌、铝等也为数不少，矿产开采历史悠久，素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还在近代工业创办初期，清朝当局即认为：“云南素产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该省铜政久经废弛，本应整顿规复，以资鼓铸而利民用。此外，金、银、铅、铁各矿亦复不少，自宜早筹开采，以广中土之利源，实为裕国筹边至计。”[8]有鉴于此，云南的督抚大员在创办近代工业时，除了建立最早的军事工业云南机器局外，又积极成立了云南矿务招商局，以招集商股，厚积资本，备作开采矿藏、冶炼金属之用。此外，另设矿务局，专司采矿、选矿之职。矿务局所属各铜矿开采的铜矿砂，经冶炼而成铜材后，大部分用于当时普遍流通的货币即铜币的铸造，部分也用于枪弹的制造和工业的生产。而另一重要矿产资源锡矿，先由蒙自官商公司，后由个旧锡务公司负责开采和冶炼，其产品大锡则主要用于出口，以赚取外汇。蒙自开关以前，“商人运锡向走百色至香港转运上海”[9]，或经个旧蛮耗，下红河水道，抵越南海防出海。蒙自开关以后，尤其滇越铁路建成通车以后，则经蒙自、滇越铁路，入越出口。大锡出口长期成为云南出口货物三大类即矿产品、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的大宗。至1911年，出口量多达9.5万余担，价值620余万两，占全省出口货值的90%以上。[10]由此可见，颇具云南地方特色的矿产的开发、矿产品的大量出口，对于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具有突出的商办和民用的内容。

在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中，除了纯为军事用途或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为官办企业以外，其余关于地方经济和人民日常生计者，则多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企业，而且总的说来，商办的、民用的、轻工的企业，占早期近代工业的绝大多数。清末民初云南地区所办企业有70余个，其中官办的少，民办的多；军用的少，民用的多；重工业少，轻工业多。官办的主要是军事工业和关系国家财政的重要企业，如云南机器局、度支部云南造币分厂、云南陆军制革厂、云南官印局等。其次，有一些带有社会示范推广和社会福利照顾等性质的企业也属于官办性质，如云南模范工艺厂、昆明市机械工厂、实业所附设平民女子工厂、省会女子职业工厂、昆明市第一贫儿工厂、昆明幼孩工厂等。在70余个企业中，属于军用性质的只有云南机器局和云南陆军制革厂两家，所占比例不到5%，其余均属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用企业。就其行业而言，除了军事工业、富有地方特色的矿产业和作为工业基础的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等外，其余均为有关人们衣、食、住、行的轻工业，如纺织、制革、帽鞋、食品、制茶、卷烟、火柴、造纸、肥皂、玻璃等行业。这种以重工业为主干，以轻工业为枝叶，以重工业带动和促进轻工业发展的工业格局，应该说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合理和比较有利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地形条件的限制等原因，虽然云南早期的近代工业比起沿海沿江各省区较为落后，但其发展相对而言却是比较正常的。

（原载毛德昌、唐敏主编《历史科学与社会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云南通志馆编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

[2]转引自（昆明）《史与志》1994年第4期。

[3]《中国官办矿业史略》，载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22页。

[4]云南通志馆编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

[5]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6]民国《昆明市志·工业》。

[7]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第6卷，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页。

[8]（清）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第60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页。

[9]（清）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80卷，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3页。

[10]参见云南通志馆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二》，第144卷，1949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