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的一家人_关于马克思的故事

无私无畏的一家人_关于马克思的故事

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的公社战士和无辜群众遭到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迫害和杀戮。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地逃亡国外。按照当时欧洲一些国家规定，政治流亡者有政治避难权而不受本国政府的追究。但是梯也尔反动政府却把这些流亡者说成是刑事犯，并要求各国政府引渡他们。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处境也极为不佳。《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发表，引起了各国反动势力的仇视。资产阶级的反动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马克思进行攻击和诽谤。德国政府甚至发出了通缉令，声称只要马克思回国，就立即予以逮捕。马克思的家人也受到了密探的监视。但马克思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当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潮水般涌入伦敦时，马克思立即投入到救助流亡者的活动中。

马克思和国际首先做的一项工作是反对法国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引渡要求，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他们组织英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开展斗争，并在报界大造舆论。这就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顾及国内的民主传统与工人的情绪，他们在答复法国政府提出的引渡要求时说，法庭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出裁决。这无疑给流亡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组织的积极斗争，瑞士、比利时等国也坚决反对法国政府的引渡要求，公社流亡者总算找到了栖身之地。

马克思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那些尚躲藏在巴黎和巴黎附近的公社战士逃离法国。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并且有很大风险。但是马克思认为，救助这些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公社战士，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千方百计地找门路，弄护照，并托人秘密带到法国。在马克思的帮助下，许多公社战士利用合法护照安全离开法国，来到伦敦。马克思对于为自己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设法帮他弄到护照的欧根·奥斯渥特充满感激之情，他在致信中写到：“您的帮助已经救了六个人，如此崇高的事情是对您劳累的最好奖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5页。马克思把救助每一个公社战士看做是自己的最大幸福。(www.guayunfan.com)马克思还花费了极多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安排来到伦敦的公社流亡者。尽管他当时正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出版工作。但他为他们寻找住所，提供食品和各种必要的衣物等。这些事情做起来非常琐碎，但马克思从来不厌其烦，他认为，这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为了使逃亡的公社战士尽快摆脱生活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动了募捐活动，积极筹集资金。马克思虽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总是慷慨解囊，带头捐款。对于那些想找工作的战士，他把他们的名字、特长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到处奔走，四方联系，一旦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这些流亡者代付经办人佣金，为他们添置新装、代还债务、提供路费等，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

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是50多岁的人了，而且身患多种疾病，但是为了公社未竟的事业，为了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曾为公社的事业英勇奋斗的公社社员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温暖，马克思忘我地忙碌着。他说，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上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怀。

救助流亡者的工作，使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他所钟爱的理论研究。对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曾生动地描述道：“他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斯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7页。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和无私帮助使流亡者们深受感动。巴黎公社的英雄、波兰革命家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后来回忆他在伦敦的那些艰难的日子时，曾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我流亡伦敦时期，您的家和马克思的家成了我唯一的、真正充满友情的避难所，在这里你们对我多么友爱和仁慈……”③〔苏〕彼·费多谢耶夫等著：《卡尔·马克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17页。

的确，在那段日子里，马克思在梅特兰公园路的寓所成了流亡者的避难所。马克思的夫人和女儿都积极参加了救助公社流亡者的活动，那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流亡者，在马克思的家里，在餐桌上，都受到了她们热情而殷勤的款待。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在她那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不存在的。她早已追随马克思，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她同情那些流离失所的流亡者，在精神上，她给他们以极大的慰藉；在生活上，她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随着家里居住的流亡者的增多，家庭生活开支急剧增长，这对于靠稿费维持生计的马克思一家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但燕妮和琳蘅想方设法，倾其家里所有，并向朋友借贷，千方百计地使那些流亡者在她家里有一种安全感、舒适感。

马克思的女儿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崇拜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兰西民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已变为亲自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的愿望。她们对于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更是当作英雄一样来热情接待。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是国际总委员会成立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秘书。为了给流亡者筹集捐款，她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同时还多方发信求援。她在1871年12月底，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说：“最近三个星期来，我经常从伦敦的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在这个大城市里，这不是件小事)，而且写信写到夜里一点钟。”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6页。燕妮在家庭的熏陶下，已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燕妮还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一位逃亡的公社战士、法国的新闻记者沙尔·龙格。龙格曾是公社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审定公社的正式报纸。公社失败后，他逃离法国，来到伦敦。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追求，使燕妮和龙格在1872年10月结成了伴侣。燕妮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婚后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龙格1880年在当年的公社战士被赦免后回到德国，随后便投入政治斗争行列。燕妮也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是最早离开父母的窠臼的。她于1868年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医生保尔·拉法格结婚。婚后，他们迁居巴黎。1871年3月，当巴黎公社成立之时，拉法格夫妇参加了公社的活动，后来为了躲避梯也尔当局的搜捕，劳拉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到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小镇，再后来又去了西班牙。劳拉不愧是马克思的女儿！贫困的生活和随时可能被捕的威胁，并没有使劳拉屈服，在两年内失去三个爱子的悲痛也没有使劳拉动摇信念。劳拉更加坚强起来。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朋友中至少有一些人能够幸免，并希望他们为了替死难者复仇而继续活下去，我们竭力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我打算在这里的草地上和树林里练习射击手枪，因为我看到妇女们在最近的斗争中是怎样勇敢地进行战斗，而且谁也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②〔苏〕H·格姆科夫：《我们的一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劳拉和拉法格同其他的巴黎公社战士一样，是在1880年大赦后回到巴黎的。拉法格后来成了法国工人运动和法国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劳拉始终是丈夫的忠实助手，她是马克思主义最卓越的宣传家。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了。1871年，她和姐姐燕妮去法国西南部看望劳拉，她们在边境地区被警察逮捕，并受到严厉的审讯。法国警察想从他们口中探听正被他们搜寻的保尔·拉法格的情况，但姐妹俩沉着冷静，使警察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释放她们。爱琳娜在燕妮结婚之后，接替了姐姐的工作，给父亲当秘书，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马克思逝世后，爱琳娜与自然科学博士、达尔文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结婚，他们夫妇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的一家人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马克思选择了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事业，为此他放弃了舒适的工作，优裕的生活。为了探寻解放全人类的真理，全家四处颠沛流离，始终生活在贫困与动荡之中。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马克思的女儿们，非但没有去追求安逸与舒适的生活，反而同父辈一样，坚定地走上了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道路。特别是燕妮与劳拉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妻子，也曾过着艰难而动荡的生活。但她们像父亲一样宁折不弯，矢志不渝，终生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