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入湘幕_左宗棠生平事迹

不惑之年入湘幕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四章　 仕途坎坷有奇谋

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

民不聊生被迫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步伐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销的商品日益增多，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及其腹地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清政府日益空虚的国库已经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索要的巨额赔款，只得用重税掠夺广大农民，这使得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趁机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夺。这些都激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比如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官绅所占土地超过当时土地的百分之八九十。(www.guayunfan.com)金田村有土地750亩，其中地主占662亩，占全部土地的88.2%，农民只占土地88亩，占全部土地的11.7%。战后土地之所以更加集中，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一是他们凭借低关税等侵略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尤其是洋布洋纱。比如英国在1837—1839年间，每年输华商品总值不到100万镑，1845年则迅速增长到239.4万多镑，其中棉布棉纱输华总值从1842年的71万镑增长到400多万镑。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尤其是土布土纱，因竞争不过而销路骤减。1845年，福州地方官在奏疏中说：从厦门运销各地的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不能出口。江苏的松江、太仓、苏州一带，是当时有名的棉丝纺织手工业的中心。上海开市后，洋布盛行，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年而皆不偿本”。商贾难以经营，生计维艰。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洋布洋纱剥夺了土布土纱的销售市场，致使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衰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破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贱价收买、掠夺农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加入无业饥民群或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封建剥削。

第二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1840年进口鸦片20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843年到1848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计60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现象更趋严重。1840年间，一两纹银可兑换1000个制钱，到1850年，竟涨至2230个制钱，仅仅十年间就使必须用铜钱兑换白银以纳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吸食鸦片的人从上层迅速扩大到下层，仅以两广为例，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仅广州一城就有大烟馆600多家，桂平县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城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许多地主、豪绅吸食鸦片，他们通过增加地租等手段将吸食鸦片的巨大耗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倾家荡产，大地主、官僚、富商乘机兼并他们的土地。

三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造成战后严重的水利失修，水灾连年不断。1846年到1850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受灾区域竟达1100多个州县。每次水灾之后，广大农民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地主富农乘机贱价收买农民的土地。

以上三个原因使中国土地集中的情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它使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四处流亡，形成人数很大的饥民群和无业流民群。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本乡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乘机抬高地租。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地租一般在50%左右，即所谓的“百种千租”，这本来已经很高了。鸦片战争后，租额增加到60%~80%，甚至更多，所谓“百种千五租”、“百种两千租”。农民遭到残酷的封建剥削，被迫借贷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商人乘机大放高利贷，利息也普遍增高。广大农民无以为生，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清廷不断增捐增税，因为他们需要支付庞大的战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国库亏空，这笔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出。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费开支大约是7000万两银子。在战争过程中，英国侵略军在沿海沿江被占领过的城市掠夺清朝库藏银，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再加上中英《南京条约》又勒索了2100万银元，总计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直接损失的货币，折成银元共达12830多万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赋税总额。这笔巨大的开支就造成了清政府的严重超支，加上贸易的逆差，中国银源枯竭。清政府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惜向百姓大肆搜刮勒索。

战后两三年间，清廷连下各种搜刮令，道光皇帝公开发布命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　“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各省如何筹措呢？清政府命令各地“自筹良策”，这就为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借机搜刮开了方便之门。战后，地丁税和漕赋普遍加重浮收。清政府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地丁税。地丁税是田赋、丁赋的合称。丁赋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一种丁口税，丁口一般指男丁。清政府“摊丁入地”，将丁赋并入田赋称为地丁税。地丁税征银两。清政府曾宣称“永不加赋”，但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国“地丁”征收额为29431765两，以后历年增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地丁征收税已增至32813340两，这即是说，1841～1849年八年间，清政府的地丁税增加3381575两银子。漕赋是指封建王朝所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用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征收漕粮的省份有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八省。漕赋是清政府财政的补充收入。但是收漕赋的弊病最多，因为它要把米送到京师或京师附近地方，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和手续，这就给各级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争相分肥提供了方便条件。什么“水脚费”、“验米费”、　“灰印费”、　“筛扇费”、　“规费”、　“帮费”、　“加耗”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些额外勒索，鸦片战争前已经存在，战争后又大大增加。加之道光年间，漕粮征收一部分仍征实物，纳米，叫做征收本色，一部分则改征折色，即按米折成银两；而且是直接征收本色纳米时少，征收折色纳银的多。这样，无论清政府是征收地丁或漕粮，农民都要忍受双重的剥削。因为农民卖米换制钱，要吃米价贱的苦，拿制钱换银两，又要吃银价高的亏。

江苏浙江一带，一石漕赋，农民需要缴纳二石五六斗米；折色纳银，米价一石二千，折价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数十千。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安徽浮收超过正额数倍，折价超过十数倍。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缴纳数两；漕米一石，须缴纳数石。对此连曾国藩也说：“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加之地方官催漕如逼命，老百姓恨透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把这些贪官污吏叫“蝗虫”。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地会领袖万大洪在发布的告示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清政府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另外，地主阶级在交纳赋税时自然也因银贵钱贱而受到损失，于是他们就通过增加地租额、改收货币地租、隐瞒田产等手段把自己的负担和损失转嫁到佃户和自耕农身上。这样，清政府的繁重赋税、贪官污吏的搜刮勒索以及封建地主阶级重租、转嫁等重重剥削，不仅使那些无地的佃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迫使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濒于破产的境地。据清朝大员密奏，鸦片战争后，江南膏腴之区的苏州等地，有许多农民因交不起赋税而弃田逃亡，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了。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这一切，都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双重压迫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被迫走上了自发反抗的道路。

不惑之年入湘幕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随后，洪秀全回广东家乡从事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则留在广西深入紫荆山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革命基地，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形成起义领导核心。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1851年，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领导下，饱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贫苦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序幕。

洪秀全像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占领了金田村以东约15千米的大湟江口，准备在这里经过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向桂林进军。在这里，太平军遭到了清军的进击和围堵。太平军经过8个月的艰苦作战，在紫荆山区地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终于从东北的山间小路突出重围，经过恩旺等地到达了蒙江上游的山域———永安（今蒙山县）。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使清廷得以有时间调集3万多人的军队围住了永安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直逼桂林城下。在桂林清军守卫较严，太平军围攻了一个月没有攻克，于是移师向全州进攻。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江忠源募集的家乡湖南新宁子弟500人，号称“楚勇”的袭击。蓑衣渡水面狭窄，两岸林木茂密。江忠源伐木做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此战役中严重受挫。太平军在永安时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近2万人。经过蓑衣渡的损失，进入湖南仅剩不到1万人。这一仗，是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江忠源善战之名由此传遍全国。

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

赛尚阿却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裔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裔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扰安仁、攸县、醴陵，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

此时湖南巡抚为张亮基，正为守城之事作难犯愁。清朝绿营兵的腐败无能，在鸦片战争中就已暴露无遗。当时任厦门地方官的徐继畲（yú）这样描写清朝官军：　“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那些从各地调来守卫长沙、抵御太平军的绿营兵，无事生非，强奸民女，强夺财物，聚众斗殴。这样的军队别说拉出去打仗，就是守城也很难让人放心。

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和江忠源不约而同地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与左宗棠均是朋友，彼此相知很深。胡林翼称赞左宗棠，说找遍九州，也没有见到才气比他高的人。

胡致函张说：“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江忠源则说，左宗棠为“人中之龙，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更为难得的是他“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

张亮基听江忠源介绍了左宗棠的才干，尚且半信半疑之际，江忠源提到抗英英雄林则徐对左宗棠推崇备至，视为绝世奇才，张亮基平素十分仰慕林则徐，遂下定决心请左宗棠出山。

张接受了他们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谦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左宗棠年近40，终于到了蛟龙出水、建功立业之时。

初入仕途展拳脚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得悉“长沙城卑防疏”的情况，便向洪、杨建议由他率领“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洪秀全、杨秀清同意由萧朝贵率偏师奔袭长沙，他们则留驻郴州，牵制清军主力。咸丰二年七月初七（1852年8月21日），萧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9月10日）行抵长沙城东十里扎营。第二天，即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萧朝贵带领太平军主攻长沙城南门时，被清军炮火击中而负重伤。太平军一如既往，勇猛攻城，且使“城门倒破”，清军“万分危急”。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以及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军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沙城仅4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激烈。

左宗棠进入长沙城是农历八月的事，不久萧朝贵牺牲，洪秀全闻讯，于九月初一率军抵达长沙城外。太平军杨秀清以下诸王，分析了战势，认为长沙城守卫坚固，一时难以攻下，而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商定，今后的战略，主要目标是打下南京，建立“小天堂”，奠都于此，不与清政府争一城一地，待打下南京后，再出兵征服长沙。所以，洪秀全率兵虽抵长沙，但主要是在城外作战，未进攻长沙。

左宗棠与江忠源一起，以城防为己任，日夜亲临指挥，打败了起义军的多次攻城，包括太平军以地道攻击。

因太平军的方针大计是“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故攻长沙不下，乃主动撤围北上，长沙之围遂解。但是，长沙军民及张亮基却不知太平军的战略，只知是左宗棠日夜指挥守城的大功劳。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张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审度战场形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背水面城”，而清军“援军既扼其东北”，太平军“已自趋绝地”。只有西路的土墙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唯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看来左宗棠是试图将太平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的确不小。但援湘清军多为乌合之众，且分隶十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先后命令总兵常存、马龙所部西渡，而他们都“畏贼不战”。接着，张亮基又请内召进京途经长沙的赛尚阿遣提督向荣赴西路督战，向荣渡过湘江后，初是“迁延不进”，继则在牛头洲被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击溃。

这时，刚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到达衡州，他派提督福兴至湘潭。张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请”徐率军至长沙，也遭拒绝。于是左宗棠又向张亮基建议，上书徐广缙，调福兴所部疾速西渡湘江，扼住龙回潭，但徐广缙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张亮基气愤至极，想亲自督兵西渡，太平军却开始接二连三地掘地轰炸城墙：11 月10日，太平军轰开南门魁星楼侧城墙四丈余；13日，南月城金鸡桥太平军所埋地雷爆炸；29日，又炸裂南门城墙八丈余。太平军这几次进攻虽都被清军及时堵住，没有攻进城来，但张亮基的西渡计划也未能成行。

太平军围攻长沙80多天，三次挖地道轰城墙也都功败垂成，于是在清军互相扯皮推诿的时候，乘着风雨大作，暗渡湘江，占据了有利地势，改变了不利态势。11月30日，太平军下令撤离长沙，经龙回潭而去。

12月2日，太平军迅速攻占益阳，然后大军迅速渡越洞庭湖，于12月13日占领湘北重镇岳阳，接着乘胜北上，冲出湖南，进入湖北。

太平军于长沙撤围11天后，钦差大臣徐广缙才敢率兵抵达长沙。对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说：

徐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

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入仕途。

密谋镇压征义堂

太平军撤离长沙之后，左宗棠很快就把精力转移到了镇压湖南的各路会党势力方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湖南境内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各种会党也相继而起。关于这一时期的会党势力，曾国藩曾经这样写道：

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

因此，太平军离开湖南之后，左宗棠就开始协助张亮基，以操练乡兵、整治土匪为急务，通令各州县查办会匪、盗贼、痞棍，州县不能自治的，则委派官员治之，认为这样官绅士民联为一气，自可办理妥当。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首先拿征义堂开刀。征义堂设在浏阳下东乡，浏阳邻近长沙，地势险要。起先，征义堂也只是乡团组织，首领周国虞、曾世珍等，聚众达四千余人。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周国虞等曾经与太平军联络，图谋响应。

周国虞是浏阳县古港乡高游村人，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朝灭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其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周国虞并成了天地会在浏阳的首领。

周国虞回到浏阳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以赛社的形式，筹钱会饮，创设了天地会在浏阳的组织机构———征义堂。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暗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贫苦百姓纷纷参加，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战争与灾荒不断，天灾与人祸齐来，各地会党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防止和镇压会党与不满群众的反抗，纷纷兴办团练。1842年，周国虞利用湖北钟人杰起义军攻入邻县平江之机，以“保卫身家”、　“防寇”为名，与邓万发、曾世珍等人一起，创办团练，联络村民，制造器械，使征义堂成为一个合法的武装组织。

征义堂取得合法地位后，势力日渐强大。在地主劣绅与贫民的纠纷和冲突中，征义堂对贫民严加保护，渐至发生械斗，“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绅的强烈嫉恨，官府也对征义堂起了疑心。于是，征义堂被勒令解散，兵器也被收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征义堂又开始恢复活动。太平军向湖南的进军，给周国虞以公开复兴征义堂的最佳契机。他利用清政府加紧团练的政策，使征义堂的人数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浏阳县最强大的民间武装队伍。

征义堂再次兴起后，即与进攻湖南的太平军取得了联系。太平军石马铺之役的胜利，与周国虞提供的情报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对征义堂也很重视，曾派密使到浏阳会见周国虞，策动征义堂助攻长沙。但太平军密使及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均被浏阳康生王应苹所部乡勇获得。周国虞见事机泄露，于是先发制人，派人前往狮山书院，将王应苹击毙，救出密使，并封存当地粮仓，强迫地主劣绅出钱添制武器，准备起义。

对征义堂的活动，湖南官绅早就有了戒心，但因浏阳团练尚未编齐，而长沙又处于危急之中，不敢贸然镇压。王应苹事件发生后，当局开始了对征义堂的围剿。周国虞便带领征义堂会众奋起反击，袭击东门达济团，但未能得手，前队六十余人全部遇难，峰田、大坳等村准备呼应的人也相继被杀。周国虞退至古港、穴山坪、宝盖洞一带，扼险自守。

征义堂与地主团练的斗争，不仅惊动了湖南省最高当局，甚至惊动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连下两道谕旨，命湖南巡抚密查速办。这时，太平军已撤出湖南，巴陵曼仲武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张亮基接旨后，命令江忠源以搜捕曼仲武余党为名，率楚勇开赴浏阳。1853年1月22日，江忠源率楚勇进驻浏阳县城东冯家山，布置就绪后，贴出告示，首先对征义堂实行分化瓦解。

周国虞得到消息，立即缝制白旗，大书“官逼民反”，并以周国伟为军师，马连为总头目，朱联石等为十八分堂头目，正式举行起义。1月26日，起义军三千余人分为三路，主动出击，直捣清营，杀死不少清兵。但起义会众多为当地农民，战阵不精，小胜后转至大败。31日，江忠源率部攻占古港，曾世珍率部退守三平洞。至2月7日，前后仅十多天起义军就被消灭殆尽，征义堂战士七百余人战死，六百余人被俘，曾世珍被杀，周国虞逃往汉阳，后被清兵杀害。

浏阳征义堂十余年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它所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劣绅势力，保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在近代长沙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浏阳征义堂会党起义镇压下去，左宗棠“以直隶州选用”。

离开湘幕入鄂幕

长沙守备战和清剿会党的胜利，并没有让朝廷欣喜多久，因为太平军进入湖北后，犹如猛虎归山，一路势如破竹，进展神速。1852 年12月23日，太平军力克汉阳，围攻武昌，仅仅六天就占领了汉口。太平军进军湖北后，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占据武汉，这是太平军起义后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左宗棠闻讯后“不胜骇叹”，他说：“孤城被围二十余日，在外，救援之师不能乘机疾进，在内，防堵之师不能严密固守，致蠢兹小丑竟敢猖獗至此，殊为可恨。”他鉴于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极低的状况，设想在湖南练就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1月26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xù）”。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办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绿营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可以说湘军实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曾国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1000名湘乡团练编练成的第一支湘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5天，张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

张亮基之所以总督湖广，缘于武汉三镇的相继失守。这样的局势，进一步证明了当初左宗棠要聚歼长沙近郊策略的正确，但已为时晚矣。清廷在震惊之余，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

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1800里江防的清军主要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逼南京。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宣布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并于四月初一（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军两万人从扬州出发，开始了英勇的北伐。

此时，太平军虽然离开湖北，但湖北各地的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反抗运动仍连绵不断。左宗棠全身心地协助张亮基，一一予以镇压。

4月，通城爆发了以刘立简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以抗粮为号召，“戕（qiānɡ）官毁署，劫狱焚掠”，嘉鱼的熊开宇也纠集会党数千人，焚署劫狱以响应。这时，左宗棠商请张亮基，派江忠源前往镇压。

5月，广济也爆发了方四象等领导的抗粮斗争，聚众数万人，黄州知府邵纶、黄梅知县鲍开运都被起义军击毙。这时，左宗棠建议张亮基让江忠源在过蕲（qí）州时，便道登陆前往镇压，方四象等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又分别派遣大军进行北伐和西征，以图将胜利推向全国。这时，左宗棠建议扼住梁山，以防护长江中上游地区。他在为张亮基拟写的奏折中写道：

查安徽下游有东梁山、西梁山，对江夹峙，江面尚不甚宽，距金陵又近。此处设防，则安徽、江西、湖北各省江面均可无虑，遇便仍可相机协剿。若合三省全力扼之，通力合作，分办其事，而专责其成，兵力厚而物力稍丰。视各省之节节设防，徒滋劳费，而力单费绌，终归无补者，似少为可恃。

张亮基的奏折未被采纳，太平军西征的队伍则舟载陆行，迅速西上，席卷安徽、江西。此时，左宗棠又建议制备战船，武装水师，控驭长江。稍后，再以请置战舰、练水师的奏章上奏朝廷，提出了“宜饬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抚制备战船百余只，一以广东拖罟（ɡǔ）为式，每船计可载兵五十名；饬广东都督购备夷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余尊”的具体方案。这份奏折很快得到允行，于是，张亮基遵令在湖北根据此数造船二十艘；曾国藩则赶赴衡州，以造备水军自任，湘军水师自此建立。

这年6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7月，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三千余人星夜驰往团风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

果然不出其所料，7月底8月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由河南分支南下湖北黄安、麻城一带，武汉震惊。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左宗棠在湖广总督幕府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

9月，当太平军占领江西九江，继续西进时，左宗棠又敦促张亮基调兵遣将，进一步加强田家镇的防守。清军在田家镇编造巨筏，横列长江江面，筏上安置大炮，分派部队日夜驻守。

然而，左宗棠还没来得及亲眼看到田家镇的战斗，便怏怏离开湖北，回湖南湘阴去了。

1853年9月13日，朝廷谕令张亮基出任山东巡抚，原闽浙总督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

欲发达再入湘幕

骆秉章像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思右想，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辞“经手家务，不能远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隐士。与他一同辞归的，还有湖北监利的王柏心。王柏心，字子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是一位既有计谋，又很有远见的人。张亮基赴鲁之前，曾写信与胡林翼说：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军政各务均“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由此可见，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

骆秉章（1793—1867），字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被道光皇帝称为“持正无私”之人。

这位新任巡抚骆秉章与左宗棠也有一定的渊源。他自1850年起即任湖南巡抚，1852年张亮基奉旨抵达湖南接任巡抚后，仍暂留长沙，办理防剿事宜。左宗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的。后来，骆秉章调署湖北巡抚，于1853年2月26日抵达武昌就任，左宗棠则于三天后也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武昌。同年4月5日，骆秉章离鄂赴京，4月25日奉旨署理湖南巡抚，随即回湘接任；9月13日，改为实授。左宗棠则于10月从湖北辞幕返回湖南。这样，左宗棠第一次幕湘与移幕湖北，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也是在骆秉章的手下开展活动的。

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

第一次派去请左宗棠的人是骆秉章幕中一位姓郑的司马。左宗棠收下书信，退回了钱财和礼物。左宗棠送郑司马出山口，托郑司马在巡抚面前转达他不敢应命，请多多包涵。但骆秉章并没有死心，第二次便以湖南巡抚与布政使联名，带重金去聘，左宗棠仍然推辞，坚持不再出山。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当。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1854年2月，太平军西征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于1854年4月，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任聘六年之久。

在此期间，骆秉章对左宗棠亦“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　“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赋税收入有限，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而当时，湖南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经世”活动，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财政极为困难，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钱财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一律归公，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浮收的数额低，这样，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二是设立局长，征收厘捐，也即收商业贸易税。从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设局抽取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每年共得厘金80万两至120万两，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接济粮饷，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军军威正旺，所到之处，所向披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则提出了“欲遏贼势，先固民心”的主张。“固民心”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因此，他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清王朝“制乱”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借以“补兵力之不足”，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转而抗粮抗官。而左宗棠、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们将“团”与“练”分开，而着重在“团”，主要是清查户口，实施保甲制度。乡团之外，尤改族团，强调“练团必先练族”，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凡离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

遭构陷因祸得福

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清王朝的吏治十分腐败。而湖南的“吏治之坏，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谨，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以致是非普乱，纲纪凌夷”。州县官吏不仅贪污成风，而且由于文法烦苛，普遍“因循讳饰”、“讳盗纵盗”。对此左宗棠认为，封建国家统治力量的强弱，关键“视乎用人行政”，任用“贤能”则治，“奸庸”则乱。湖南各州县“匪盗”虽多，但比之“良民”究属极少数，只因平时“官非其人”，以致吏治不修。根据他的了解和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因而非大加整饬不可。于是，他与张亮基、骆秉章连续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勒恤民隐，严锄匪类”的廉官，则分别予以保奏，破格晋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无论是在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重视了。

1856年，清廷破格提升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许多高官名臣相继举荐左宗棠，说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说：“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极端。”咸丰皇帝令他转告左宗棠“出为我办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声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时，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xiè）事件”，从而使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发生了急遽变化。

“樊燮事件”是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劾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原因，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期间，身处机要，统筹全局，不避揽权之嫌，力主抑制官权，设局抽厘，改革漕政，整饬吏治，损害到部分文武官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这些人的嫉妒和怨恨，攻讦（jié）左宗棠的人也越来越多。左宗棠自己也早有察觉，他说“所处之地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王柏心写信给左宗棠说：“朱伯韩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过荆南，在弟讲舍信宿数日，甚佩执事之才，谓景略文饶复见于今。闻言者积毁，深为不平，云至都必为昌言以排谣诼（zhuó）。虽执事不因毁誉为轻重，然益见公道在人心。”可见，左宗棠在省内外、朝内外“声誉鹊起”的同时，另一些人私下对他的不满和忌恨情绪也在郁积。但是左宗棠却抱定了“忠介”的信念，“一意孤行”。如他改变钱漕征收办法时，藩司文格就曾“百计挠之”，州县官员甚至以“不肯收漕”相抗，但左宗棠毫不妥协，断然对阻挠者严加惩处。这样，新兴地主阶级经世派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权贵派的矛盾激化，终于借“樊案”而爆发出来。

原来弹劾樊燮的是骆秉章，而提供樊燮罪行的人便是左宗棠。

樊燮当时已恶名昭彰，以左宗棠几年来与长沙官佐人等的接触，对樊燮早已知之甚多。例如：他违规以武职不骑战马，偏坐轿子，而且乘坐八人大轿，连检阅新兵训练都坐在轿子里观操；总兵所管二千名士兵，分布在各处，留在永州的四百余名，但实际仅有二百多名，他从二百名中抽调百人做他的家奴院工，什么都得干，连樊燮姨太太的衣服都让士兵清洗；如今湖南财政吃紧，士兵的饷钱本就凑不够，可是省库给总兵发的月饷大都被樊燮私用了，弄得士兵饿肚子，下级军官也敢怒不敢言。湖南地方治安要靠总兵维持，如今樊燮军心已散乱，哪还有一点战斗力？

以左宗棠的性格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哪会容这样的军官作威作福，贪污破坏地方军队的战斗能力？省库的银子是左宗棠挖空心思攒起来的，哪能让这只大耗子不断吞食？

于是，他和巡抚大人商量，赶紧把这只硕鼠灭掉。

但是，要弹劾樊燮也非易事。永州知府黄文琛已多次上告他，案卷积在省里一大摞，其中桩桩属实，也没告倒他。原因是湖北省城有他的靠山，湖广总督官文就是他的靠山，官文的爱姬是樊燮的亲戚，动一动樊燮，有官文暗中弄鬼，弄不好连自己头上的顶子也保不住。

但是，樊总兵的罪恶太大，明目张胆，单是违例坐八抬大轿一事，按法就该砍头。这种作威作福实在让左宗棠受不了，何况天天要打仗，湖南弄点银子发给总兵大人，竟让他全都私吞了，这更让左宗棠忍不下去了。

参他！左宗棠翻翻樊燮的旧案卷，又派人暗中核实，仅挪用军饷一项，有据可查者千余两，铜钱三千余串，官米折银更多。

骆秉章签了押，上奏弹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再次为骆秉章撰写《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上奏。三月十三日（4月15日），咸丰帝阅后发出上谕称：

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证据确凿，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悬款无著，署中一切使用复提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实属咨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问人证，严审究办。并着湖北督抚饬查该革员现在行抵何处，即日委员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樊燮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了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比，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

郭嵩焘（1818—1891），1847年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情况万分紧急，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着急，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

当时郭嵩焘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供职，他闻讯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当时肃顺是满贵中唯一能任用汉官者，以为救大清朝者，满人已无能为力了。他也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是，他知道此案已由皇帝发下密旨，自己不好再说话，便告诉王运，赶快找人向皇帝上折，他好从中帮助说话。

于是，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潘祖荫与郭嵩寿同是南书房的翰林院编修，二人关系甚好，郭知其文采卓越，写个救人折子，足可打动皇帝。

郭嵩焘像

郭嵩焘向潘祖荫说：“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亦不复可问。”又详细说明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他向潘祖荫交代的这两句话，便是潘祖荫奏折的精神，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

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

这便是救左宗棠之命奏折中的精彩段落。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久在我圣明洞见之中”，　“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有了这两句，咸丰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已发的密折了。

潘祖荫一折出名，救了左宗棠，让左氏独领一军，又救了大清朝。后来，又一折参倒骄将胜保，再一折保护了恭亲王，使他飞黄腾达，由一侍读直升为侍郎、尚书、军机大臣，死后以“文勤”谥，足见其以“文”名世。

胡林翼先后数折，称左氏“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藩折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丞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住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肃顺是被咸丰帝倚重的军机大臣，也趁机向咸丰口奏“赞画军谋，迭著成效”，　“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骆秉章更是连连上折，不仅为左宗棠摆功，而且把樊燮的案卷上缴军机处，让军机处查核，上奏皇帝，以为左公辩护，同时让皇帝下旨以结左、樊之谳（yàn）。

官文看到本欲加害左宗棠，以镇压两湖地方的汉员势力，结果弄成如此局面，也赶紧见风使舵，上奏“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即自动销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一场风波就此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