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性难改铸辉煌_左宗棠生平事迹

秉性难改铸辉煌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十三章　 处事分明有见地

左宗棠被世人称为“湖南骡子”，即是说他性子直，脾气暴。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无论对谁，总是公私分明，处事有分寸，看事有见地……

是非分明不含糊

提起中国禁毒的先行者，人们自然会想到林则徐，他在广东主持领导震惊世界的禁烟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还有一位封疆大吏严禁鸦片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左宗棠。这位以无畏的气魄和胆识收复新疆的民族骄子，是中国西部禁毒、扫毒的第一人。

1866年（同治五年）初冬，左宗棠奉命卸去闽浙总督之职，离开风景秀丽的江南，取道赣湘西行，出任陕甘总督。一入潼关，触目所及，西北的情形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坏。这里没有安静的家园，热闹的集镇，城乡各地满目悲凉，民生凋敝。特别是农村土地大片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沃壤良田上怒放着妖艳的罂粟花。这些白色、红色或间以紫绿的罂粟花果，致使烟民们黑白颠倒，无衣无食，甚至刚刚拿到官府发放的赈济款，转身即去买了烟膏，吞云吐雾，只图一时痛快。此情此景，令左宗棠痛心疾首，他愤然将罂粟花斥为“恶卉”，下定了禁烟的决心。(www.guayunfan.com)经过调查，他发现陕甘地区烟毒泛滥，烟民众多，仅以陕西的三原县为例，在吸烟者中，城里人约占70%，乡下人也有30%之多。烟毒肆虐造成耕地浪费，因唯有肥田沃土方适宜罂粟生长。此外，民弱气衰，人口锐减，社会动乱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军粮供应，威胁到民生大计。

1869年夏天，陕甘所有地方官都被叫到了总督府。一进院，就看到每个人的椅子上都放了一支鲜艳的罂粟花。众人不知左宗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着椅子上的罂粟花，谁也不敢坐。

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左宗棠从屋里走了出来，和大家见过礼后，左宗棠示意大家坐下说话。众官员低头看看罂粟花，不知该怎么办，都一起看着左宗棠，因为他的椅子上也放着一支罂粟花。左宗棠顺手把花拿起来，丢到地上，边坐边用脚把花碾碎。众人也把花拿下来，但没有扔掉，都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不忍扔掉。

左宗棠说：“你们手里拿的什么？”大家虽然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毒花吗？”左宗棠提高了声音。

左宗棠这句话才让众人清醒了，大家赶紧把花丢到地上，每人踏上一只脚。

左宗棠忧心忡忡地说：“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将沦为异类，为全世界所轻蔑。到了那时，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也罪责难逃。为今之计，我们要消灭它。”

1869年夏，左宗棠发动了大规模的西部禁烟运动。首先，他正式通令陕甘两省全面禁止种植罂粟，违者惩处，地亩充公，这是严禁鸦片、根除烟毒的重要决策。

左宗棠禁烟为什么要先从禁种罂粟下手？因为罂粟种在田里，从出苗、拔茎、开花、结果到收浆有一个较长的生长成熟过程，大片的罂粟地，不易遮掩，一目了然。此外，内地人吸烟多以土烟为主，农村尤为突出。毋庸置疑，断绝烟源，从禁种罂粟开始，无异于釜底抽薪。

左宗棠一向深谋远虑。早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幕僚的时候，他就以文韬武略超群博得了骆秉章的赏识和倚重，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智囊。在西北这个大舞台，左宗棠的禁毒、扫毒之举更加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为了保证禁烟战略的实施，左宗棠进而制定了四个措施，即“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20个字。

在“四字谕令”中，他深刻地剖析了英国侵略者的狡诈阴谋，痛快淋漓地历数种植罂粟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祸害：“穿衣无棉，吃饭无肉，囤中无粮，仓内无豆”，农民废耕、　“士子辍读、工商游嬉、家败人亡，目不忍睹”；谆谆劝喻城乡百姓“勿种罂粟”，戒除鸦片，各安本业”。最后，他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总督禁烟告示的顽固分子，如果肆意与政府对抗，必将严惩不贷，自食恶果。

在禁毒过程中，一个叫田神智的地方官提出来：“虽然总督大人的禁烟令是很严格的，但窃以为想一下子就禁住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左宗棠早就想到了。所以，他要走的第二步就是派遣官员检查督促。由于种植罂粟的恶习相沿已久，禁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地方官的检查监督至关重要。左宗棠在晓谕民众的基础上，严格要求各道、府、厅、州、县官吏，必须走出官署，亲历田间，不惮烦劳，常检查、勤督促，按月汇报。发现罂粟，立即予以全部拔除，无论绅耆平民，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同等对待。左宗棠百务缠身，不能经常下乡监督检查，遂责成管理民政、财政的布政使崇保、主持司法事务的按察使史念祖，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进行密察，给予他们举报及查处的权力，决不允许查验不力乃至借机索贿的官员蒙混过去。这样上上下下，层层把关，将禁烟措施一一落到实处。

接下来，还有第三步，以乡总、乡保与绅耆或“花户”联手承包地段，共守禁种之约，违约必罚。至于具体办法，可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如秦州直隶州知州谭继洵，要求州县官员先在每年春季带领乡总巡查一遍，禁令种植。到夏令时节，再次派人查验，如发现罂粟立即斥革乡总、乡保，惩处州县官员，使每乡每村互相牵制，减少偷漏。这些做法得到了左宗棠的赞许。

第四步，先礼后兵。对重点地区则出动军队执行查禁任务。左宗棠命府县官员亲带军兵挨界巡视，查出成片的罂粟地，强行翻犁灌水，杜绝复种的现象发生。

上述禁烟措施切实有力，得到了认真贯彻实施。

在禁烟过程中，左宗棠宽严相济，奖惩分明，讲求实效。对于大多数烟农，实行说服教育为主，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只要愿意改种农作物，就把没收的土地还给农户。违犯禁令者，不过杖责枷号而已，不予重刑。有一些县乡受罂粟之利驱使，对偷种罂粟者视而不见；有的在罂粟地间杂种菽麦，力图鱼目混珠，也不予追究，对于这样顶风而上或玩忽职守的官吏，左宗棠坚决给予严肃查处。1878年8月，仅甘肃省宁夏一府，他就革职或撤任了知府、代理知县及灵州知州等6名官僚，不分亲疏，概不手软。而对于脚踏实地认真禁烟的清正官员，他欣然报请吏部破格给予奖励。例如宁灵厅同知喻光容赏加知府衔；代理宁夏知府张家槐等5人一并晋升了官职；宁夏镇（镇相当于师）总兵冯南斌以一等军功受赏；宁朔知县贺升运查禁不力被撤任后，改过立功，全县罂粟拔除净尽，左宗棠撤销其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赏罚得当，激励更多的人坚定不移地禁烟查毒，巩固扩大了战果。

左宗棠的禁烟行动让众人交口称赞。

左宗棠在禁烟过程中，还鼓励大家献计献策，不断吸纳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

在禁烟运动中，田神智提出的建议让左宗棠颇为满意，他说：“虽然表面上看禁烟成果巨大，但很多瘾君子却生不如死。依下官看，只有戒除他们的烟瘾，才能从根本上禁毒。”左宗棠听后很高兴，说：“你看这是什么？”众人一看，左宗棠拿出的全是他平时搜罗的戒烟方子。

“其实，我早就在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戒烟良方，但到目前为止，都不甚理想。”左宗棠说完叹了口气。

田神智笑了笑说：“我这里倒有几个方子，不知大人认为如何？”说着，递上了自己的方子。左宗棠接过一看，高兴地说：“妙啊！这些方子对症下药，药理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好，立即印刷成册，下发到烟民手里。”

“好是好，可配药要用大量银子啊！”有人提出疑虑。

为此，左宗棠苦心孤诣地制订了一部捐赈章程，鼓励官绅士子踊跃捐资配药。对于救治大量烟民者，经地方官核实后照章请奖。至于官员吸烟，左宗棠决不宽恕。只要发现有人吸烟，必定在地方官政绩考评之中，加上“嗜好甚深”、“颇有嗜好”等评语，对其参劾革职，这起到了禁烟和强化吏治的双重作用。

左宗棠的精明干练、崇实黜华、义无反顾的作风，也打动了外国人。他们评论说，诚得各省大吏都像左宗棠这样尽心尽力，雷厉风行，中国人革除吸食鸦片的颓俗还有何难！此话不错。山西省也曾发布过禁种罂粟令，但地方官们将此视为官样文章，并不真正执行。当巡抚鲍源深下去视察时，各县只是在他经过的道路两旁一二亩地范围内拔去罂粟，种上禾麦，敷衍塞责了事，烟苗有增无减，与左宗棠的西部禁毒不可相提并论。

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左宗棠的禁烟成绩斐然。到左宗棠离开西部时，甘肃烟苗拔净，土地复耕。陕西境内，只是深山僻壤之地没有根绝，而在新疆地区，大致南路又比北路干净些。可以说，西北三省区烟源大大减少，烟价于禁烟开始时已经涨了上去，烟民因买不起烟膏在逐渐减少。其后烟价虽然一度降了下来，但不过是烟商们为了防止亏本，急于脱手而已。左宗棠在西部的禁烟运动，连外国人都竖大拇指，赞誉他“尽心尽力，雷厉风行”。1881年初，一个德国和一个奥地利人从上海出发去新疆哈密会见左宗棠，行程八个月，途经陕甘时，他们亲眼目睹了左宗棠的禁烟成果。

事实的确如此，几年来，这里粮食储备增加，颓风恶俗渐被遏制，社会风气开始由污浊向洁净转变，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天空似乎也变得更蓝了。

同病相怜好说话

按照清代相沿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却被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

前文中提到左宗棠出山，是因为太平军逼迫。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候，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屣（xǐ）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骆巡抚从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左宗棠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唯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以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左宗棠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左宗棠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　“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宗棠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了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帖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人家半天，如果名帖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之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左宗棠难以与之找到共同语言，唯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左宗棠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左宗棠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做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做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名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左宗棠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奖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

众人同心事易成

左宗棠早年赈灾义举的动因，与他自身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左宗棠幼年家境艰难，备尝人间辛苦。据左宗棠回忆，其幼年时“吮米汁，日夜号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如闻其声也”。这种辛酸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族中父辈乐善好施的传统也影响着他，左氏家谱规定子孙务须恪守“教孝、崇礼、劝学、务本”。这些因素对其官后实施救荒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动作用。

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1847～1849年），湘阴连发大水。当时的左宗棠因为三次会试不第，在家以耕读为乐。

这天，左宗棠站在屋檐下，看着长久不退的大水，思索着下一步应该怎样为百姓做点事。想来想去，觉得眼前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灾民的吃饭问题。他马上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乡，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其中就有他的好朋友丁叙中。

左宗棠说：“大家都看到了，水患猛于虎，老百姓正处在生死边缘。我想了一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钱和粮，而这两样东西只有财主家才有。我想劝说他们捐点钱粮。”

丁叙中说：“那些财主平时都把钱串到肋条上，让他们拿钱捐粮，我看有点儿难。”左宗棠坚定地说：“再难我们也要劝这些富裕户捐助银钱谷米，不然，会有很多百姓饿死。”大家见左宗棠态度坚决，也都点点头，随他开始游说那些地主和富商。

他们先来到同村的一个姓张的富裕户家里，人送外号“张肋条”，意思是他平时对人刻薄，把钱好像串在肋条骨上一样。张肋条见左宗棠带着一群人来到他家，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把他们引进堂屋，命人沏茶。左宗棠说：“张员外不必客气，今天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张肋条说：“有事就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

左宗棠点点头，说：“张员外，现在的行市你也知道，我们这里最近一直是大雨不断，大小河流决堤泛滥成灾，老百姓的境况我不说你也清楚。”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现在灾民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我们恳请张员外捐出一些粮食，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一提捐粮，张肋条只觉得心疼了一下。但他还是强作笑脸，说：“此事关系重大，容我思考几日。”左宗棠站起来说：“我想张员外也清楚，如果人饿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但如果张员外能捐出一些粮食来，你就是灾民的恩人，谁想打你的主意，他们也是不干的。”

左宗棠的这句话像一把重锤，敲在张肋条心上。他思来想去，觉得是这个理，于是，答应捐出一些粮食。左宗棠很高兴，留下一个人帮着张肋条装粮食，又带着其他人去了另一户财主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们不辞劳苦的奔波，在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募捐钱粮总值五十余万两银子。

虽然有了这么多银子，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左宗棠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一个组织，筹集本族中备荒谷物，以备灾年。这个组织后来取名为“仁风团义仓”，选拔几位公正人士管理。左宗棠带头捐出了自己的所有值钱之物。在他的影响下，这个义仓维持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

后来，左宗棠当了大官，依然不忘这件事。他任职浙江巡抚后的首要之事，就是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妥善安置鳏寡孤独。平时带兵打仗时开设的救济穷人的粥厂就成了军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同治二年（1863年），闽、浙两省出现灾情，左宗棠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200两寄到家里，剩下的全部捐出救济灾民。第二年，左宗棠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把万两薪俸全部充公，作为灾民的赈济银。当时，宁波海关馈赠左宗棠8000两银票，他也全部转交浙江赈抚局。尤其是左宗棠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其赈灾活动更加频繁。

光绪三年（1877年），北方地区发生毁灭性大旱，旱灾以山西为中心，波及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有位名叫温忠翰的御史上奏报告山西灾害的严重性，山西一省，荒歉更甚于去年，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

左宗棠视察灾情后，把一些地方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左宗棠说：“灾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不多说，这场大旱可以说是古今罕见。我想了一下，光靠赈抚局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看这么办，官府出一部分，其余的让富户借贷粮食给饥民。当然，作为一方父母官，我们也应给富商做出个样子来。”说着，左宗棠掏出一张银票，“这是我的俸银一万两，我全部拿出”。别的官员哪敢怠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纷纷掏出银票。

由于左宗棠应对旱灾措施得力，在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的情况下，灾民的情绪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后来家人统计了一下，左宗棠仅在其家书之中提及赈务之事就有66次之多。

秉性难改铸辉煌

左宗棠一生自视甚高，常以诸葛孔明自诩。他虽才高八斗，却为人刚直矫激、狂大孤傲。就心理学而言，左宗棠是自负型人格的典范，其突出特征为：自信、自许、锋芒毕露、不随波逐流等。左宗棠无论是对亲朋好友，还是对同僚故旧，都十分坚持己见，说话也时常毫不留情。这令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按理说，自负是人格的缺陷，也是自信的误区，但左宗棠的自负可用“三不”来概括———不屈权贵、不惧洋人、不怕困难。这“三不”秉性给左宗棠的早年生活带来了诸多坎坷，却给他的晚年事业带来了辉煌。

太平天国天京（南京）陷落，幼天王下落不明，曾国藩上奏：“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左宗棠不计曾国藩当年的救命之恩，奏报清廷：“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慈禧太后闻之震怒，下旨斥责曾国藩奏报不实。曾国藩恼恨左宗棠，也上奏指责左氏：“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左氏立即上奏反驳：“杭州城的太平军逃走，是因为杭州未被包围；而太平军逃走，我们也未谎报！”为了这场湘人之间“口水仗”，许多人都指责左宗棠“背恩”，因为曾国藩不仅在樊燮案中救过他，后来还竭力向皇帝举荐他，但左宗棠自白：“我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趋势。”

左宗棠后来升任陕甘总督，身为一品大员，但他愤恨朝中有人欺他举人出身，不足入军机处，便在同治十三年奏请皇上允许他解职，入京参加会试。他的奏章搞得两宫皇太后哭笑不得，便谕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年后，他又被升为军机大臣，开了汉人官员以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的先例。

左宗棠保全新疆后返京叙职，接受两宫皇太后召见。入宫时，太监们竟向他索要关节费银子，左宗棠愤而离去，幸得恭亲王从中斡旋，才得入见。左宗棠叩见皇太后，要求内务府惩治那些太监。这不仅使两位太后领教了左宗棠的耿直，也使下面的太监不敢再冒犯左大人。

1881年，左宗棠途经上海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发现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气愤异常。他不但下令侍卫将其捣毁，还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在上海租界内转了一圈，以表示威。租界当局得知后，不但没加以为难，反而在街头换上了大清龙旗，并特派兵警为左宗棠一行执鞭清道。

凡此种种，都突出表现了左宗棠的自负人格。他敢恨敢爱，敢作敢为，不落俗套，不畏权势，特别是在与洋人打交道时，左宗棠一贯反对退让，曾作诗书愤：“和戎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在这当中，他的自负给自己与国家都带来了尊严。

洋人面前敢说不

左宗棠一向对列强的无礼行径极其蔑视，并敢向他们说“不”字。在这当中，左宗棠也时常表现出果敢型人格的特征：勇字当头、坚持原则、不畏强暴、敢作敢为。特别是面对洋鬼子们的侵略行径，左宗棠一向认为“胜固当战，败亦当战”，这与李鸿章之“暂胜必终败”，“与其开仗于先，失败于后，何如妥协求和”的绥靖策略恰成鲜明对比。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脱离清朝，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俄国也乘机占据了伊犁。对此，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但左宗棠则上奏：“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收复新疆，势在必行。经过9年的认真准备，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年）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并于一年后收复新疆全境。这是晚清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件事，也是晚清战事中最突出的一场战役。

1884年6月，法国海军闯进闽江，挑起了观音桥战役，致使闽江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急令沿海各省督抚督率守战，并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稳定东南战局。在左宗棠的统领下，1885年3月，冯子材、王德榜等部联合作战，创造了镇南关（友谊关）大捷，大败法军。可就在这时，李鸿章却提出了“乘胜即收”的卖国观点，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及中越边境向法国开放等权益。对此和约的签订，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称它为“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尤其是气愤万分，声称“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左宗棠的果敢与李鸿章的懦弱恰成鲜明对比。《易经》中说得好：顺贱逆贵。面对列强的欺凌，左宗棠敢于说“不”字，坚信“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在这里，他的“逆贵”不仅赢得了个人的尊严，也令列强对他刮目相看。

一息尚存保寸土

左宗棠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884年6月的一天，刚刚抵达京城不几日的左宗棠早早来到大殿，他要奏请清廷给入侵法军以正面反击。由于李鸿章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引起上下普遍反对，清廷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让左宗棠再次担任军机大臣，让一向主战的张之洞也出任两广总督，这些都表明，朝廷原来一味求和的思想终于有所改变。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并未满足，决定从海上进攻中国。六月中旬进犯基隆没有得逞，后即调动全军准备进攻福州。早在闰五月下旬起，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以“游历”为名，驶进闽江马尾军港。法军的挑衅在左宗棠刚一上任时就开始了。他们先在凉山观音桥挑起事端，又派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驶往福建沿海，准备扩大战火。左宗棠立即上奏，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待法军的一再挑衅，中国军队必须以牙还牙，给法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于六月十五日（8月5日）突然袭击台湾基隆。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

虽然清军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法军进攻基隆，又让软弱的清政府开始摇摆不定。愚蠢的清廷竟要求列强出面调停此事，但因为英国和德国都与法国不和，谁也不愿管这事，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这天，慈禧在后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慈禧太后面色很难看，似乎一夜没睡。

“现在的局势想必你两个比我清楚，是和还是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李鸿章首先站出来对慈禧太后说：“依老臣之见，还是议和的好。我们现在接受赔款，总比战败后要少得多。”慈禧太后看了看奕，话没出口，眼泪先掉下来了。是啊，如果大清几百年的基业毁在她手里，她的老脸也没处搁。奕的意见却与李鸿章相左，他主战。慈禧看到奕主战，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些许支持，人也精神了不少。

第二天，慈禧太后就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六部九卿都叫来，商议这个重大问题。大殿里鸦雀无声，大家都不知道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唉！”一声轻叹，慈禧太后说话了，　“和吧，我们大清就显得太软弱了；不和吧，真要打起来，或许会赔偿更多的银子和土地，闹不好还可能引起内乱……”

大殿里依然鸦雀无声。人们不知道慈禧太后下面将说什么。

李鸿章依然最早站了出来，引经据典地说明“和”的好处，好像除了“和”，世上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了。

突然，左宗棠站了出来，大声说道：“我大清总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吧？与其把钱给他们，不如当做军饷，打它个痛快！”

大臣们看看慈禧太后，又看看左宗棠，慈禧不点头，大家谁也不敢多说话，都在等着慈禧太后最后的决定。

慈禧太后眼含热泪看了一眼左宗棠，说：“是啊！那就打！不管结果如何，一直打到底！”左宗棠这才松了口气。

法国进攻基隆受挫后，不仅不思退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赔款8000万法郎的新条件，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48小时答复，否则，他们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已改变主意的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

果然，法军在孤拔的指挥下，于七月初三（8月23日）向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福建海军发起突然袭击。马尾，位于福建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海军天然良港。清政府除南、北洋水师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水师和洋务派创建近20年的福州造船厂，均在此港。马尾港是一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30余千米，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炮台7座，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1848—1903）、闽浙总督何璟（？—1888）、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1838—1891）、福建巡抚张兆栋（1821—1887）和福州将军穆图善（？—1886）等，唯恐拒绝他们前进将会得罪法国，影响中法“和议”和列强“调解”，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驶入马尾，甚至给以友好款待。同时，他们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也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每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福建水师军舰首尾相接，并日夜监视之，前后为时月余。福建水师处于被法舰围困的状态，战争一触即发。福建海军许多官兵请战，要求自卫；不少士大夫上书要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北洋水师支援，以挽救大局。但李鸿章执意求和，不准抵抗，更拒绝增援。何如璋等也怕影响和谈，命令各舰不准发给子弹，不准无命自行起锚。

七月初二（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水师。孤拔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时便开战。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可使大部分福建水师位于法舰的前方，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初三上午，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1852—？）向何如璋等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当天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水师封锁消息，听任各舰抛锚江心，实际上是让各舰坐以待毙。当他们看到法舰升火待发，才慌张起来，以未作好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七月初四；遭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福建海军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一排重炮击沉2艘，重伤4艘。虽然官兵奋勇还击，但是损失惨重，福建海军的11艘战舰均为法舰击沉、击伤，官兵伤亡700余人，终因仓促应战，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得意忘形的法军又向位于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开炮，击毁许多厂房和厂内正在制造的舰船。由于船政局作了积极布防，法军未能攻占船厂。

马尾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左宗棠来到奕譞府上，请求统兵出征。左宗棠认为，目前福建沿海形势严峻，法军绝不会善罢甘休。这次对法作战，他要亲自出战。奕譞劝他少安毋躁，并答应他第二日便去代为请旨。

七月十八日（9月7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左宗棠在启行前特地向翁同龢辞别。翁同龢说：“左相已年逾古稀，此去福建，要注意身体啊。”左宗棠说：“我曾多次要求奔赴前线同法国侵略者决战，但太后就是不准。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面对面和洋鬼子较量一下了。我年纪是大了点，又身体多病，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洋人在家门口撒野。除非我死了，洋人休想踏进福建一步！”

说完，左宗棠喝下翁同龢准备的饯行酒，率兵出京，开往福建而去。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七十二岁。

逆耳忠言劝朋友

曾国藩得到情报说太平军在靖港，等他率军赶往靖港偷袭太平军时，才发现得到的情报是错误的，结果被打败，性急之下跳水自杀，幸亏被幕僚救起，才捡了一条性命。消息传到长沙，那些平日对曾国藩就看不上眼的老官僚，抓紧商量弹劾曾国藩，被骆秉章制止。当时，左宗棠就坐在旁边，听着这些人落井下石的话很是气愤，但又无可奈何。

曾国藩一个人坐在船舱里黯然神伤，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就在这时，他见一人飘然立于船头，仔细一看，正是左宗棠。

左宗棠面无表情地说：“听说曾大人快要走了，左某特来送葬。”

曾国藩不高兴了，心说：“我就是战败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啊。”

“季高，你这话是不是伤人太深？”

左宗棠不理会，问道：“刚才我看见你弟弟国葆抬了一口棺材回来，难道不是为你准备的？”

曾国藩这才想起，半个时辰前，他确实命令曾国葆带人去城里买棺材去了。想到这里，曾国藩赶紧藏起桌案上的一张纸，但被左宗棠一把抢了过来。

“我没猜错吧，遗书都写好了。”接着，左宗棠朗声读道，　“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析，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别念了！”曾国藩大声制止左宗棠。

“怎么，既然写了，早晚都要被人看到。这么好的文笔，看来要名垂千古了。”

曾国藩面对左宗棠的冷嘲热讽，羞愧不已。事实上，左宗棠并不是真的要来羞辱曾国藩，而是怕曾国藩真一时想不开自杀了事，才用这些难听的话激他的。一见曾国藩低下头，左宗棠突然改了口吻，破口大骂：“我以为你曾涤生是什么人物，原来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我告诉你，如果你死了，我不仅不会哭一声，还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氏祖茔。”

就这一句，曾国藩“腾”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左宗棠，哆嗦着说：“你，……你给我说明白，我哪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

“嗬，不承认是吧？好，我就慢慢说给你听。”左宗棠把手一背，像背书似的说，“你28岁入翰苑，37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上对你的恩情可谓天高地厚、河长海深。现在太平军作乱，皇上委派你帮办团练，是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而你出师受挫便自杀，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说说，这是不是不忠？”

曾国藩脸色变得很难看。

“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懦弱无刚乃男儿奇耻大辱。而你受一点挫折就想一死了之，你把祖辈的殷切希望抛到九霄云外，只顾自己逃跑，又孝在何处？”

曾国藩叹了口气：“你以为我愿意自杀？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左宗棠不理他，依旧滔滔不绝：“这么多湘籍兄弟投奔你而来，为的就是跟着你一起建功立业，而你竟想撒手不管，让这些人怎么有脸面再回家去？让他们落魄回乡或流离失所，你觉得这算是仁吗？很多朋友放弃闲适的生活，来和你一起征战，而你只为了消除自己的烦恼就对他们不管不顾，试问，你又义在哪里呢？好了，对你这样的懦夫，我还是省点唾沫吧。就让‘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伴你赴黄泉吧！”

左宗棠说完，转身就走。

“季高请留步。”曾国藩大声喊道。

“怎么，遗书说得还不够全面，让我再捎口信给你的家人？”

曾国藩满脸愧色：“季高别说了，是我一时糊涂，差点酿成大错。你骂得好，让我像久醉的人幡然醒悟啊。”

左宗棠正色道：“我的话虽然难听点，但都是为你好。偶尔兵败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汉高祖兵败就自杀，那不死上几十回？以我之见，靖港之败只是一次偶然，只要在此基础上吸取教训，打败太平军指日可待！”

曾国藩激动不已。

左宗棠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昨天有人捎来了伯父大人的亲笔信，现在我带来了。”曾国藩慢慢接过来一看，正是父亲笔迹：“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面对父亲的教诲，曾国藩热泪盈眶，对着左宗棠深施一礼。左宗棠哈哈大笑，转身往长沙方向而去。

有错必改敢自纠

左宗棠在战场上是屡战屡胜的英雄，在官场上是敢斗胆谏言的大臣，在生活中，他对待朋友，也是情真意切的。

曾国藩病故，侍卫来报的时候，左宗棠正在书房批阅文件。听到这个消息，左宗棠一惊，手里的毛笔“吧嗒”一声掉到地上。

那个侍卫赶紧将毛笔捡起来，问：“大人，您没事吧？”

“噢。没事。只是觉得曾大人走的有点突然。”左宗棠说着，眼睛湿润了。他翻箱倒柜找出所有信件，凡是曾国藩的都仔细看上一遍，边看边叹气。左宗棠想到了自己的一生，虽然说他是靠真才实学和大无畏的精神，像一条鱼任意畅游在晚清政坛这片大海中，但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没有曾国藩的大力举荐，即使他想有所作为，可能也找不到自己的舞台。遗憾的是，这两个晚清忠臣，没有在之后的道路上谈笑风生，而是结下了很深的梁子。两人从唇枪舌剑到用奏章互相攻击，几十年如一日，越闹越僵，一直到曾国藩去世。

有一次，一个官员和左宗棠聊天，在左宗棠大骂曾国藩的时候，忍不住说：“你们两个都是湖南人，何苦闹到这个份上。再说，当年大人在当张亮基的幕僚时，虽已名满天下，但如果没有曾公的推荐，恐怕……”左宗棠说：“这个我承认，但我就是看不惯曾国藩假惺惺的样子。想当年，前线战斗激烈，他却写了一封信自己溜回老家了，我气不过，写信把他骂了回来。我虽然言语过激，但都是为他好，谁知，他翻脸不认人，竟然与我绝交。”

说到这里，左宗棠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的。

“您只说曾公的毛病，难道自己就没有错吗？”那个官员不知哪来的胆子，慷慨陈词，“有一次曾公给您写信时，用了一个‘右仰’的客套话，您就不高兴了，认为他写了‘右仰’，您就要‘左俯’。您看，您这不是故意把你们二人推向各自的对立面吗？”

“你给我住嘴！”左宗棠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当时只是随便说说，不想他倒当真了。这能怨我吗？你以后不知道就不要瞎猜测，其实那次真正的原因是他曾国藩欺君罔上。”

左宗棠说的这件事那个官员知道。也许是为了邀功，曾国藩在打下南京后，给皇上说所有贼人被一网打尽，连幼天王也自焚而死。与此同时，左宗棠也写了一份奏章，但大致内容却与曾国藩写的相反，大意是说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小子不仅活着，还在湖州召集天平军余众，想负隅顽抗。

清廷看了这个奏章，就对曾国藩有了意见：你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你这不是欺君罔上吗？曾国藩当然不肯承认，于是就写奏章反驳左宗棠，说他不过是虚张声势，想邀功请赏而已。

左宗棠知道了，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开始了，并且言辞越来越激烈，以致闹得两人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口无遮拦，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

“即使你们关系不好了，您西征时，曾公为您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还将自己的爱将刘松山借给您，这支军队在陕甘新疆为您建功立业，立下汗马功劳。这些都是事实吧。后来，曾公听说您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还当众夸奖您的能力天下无二。”那个官员依然不依不饶地说。

这个官员的这番话，让左宗棠好久无语。从这一点上讲，曾国藩的气度的确比自己要大得多。但自己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这样的性格加上多次不第的境遇，有时就显得很敏感。所以，在收复新疆论功行赏时，左宗棠的老毛病又犯了。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想封左宗棠一等公爵，但慈禧太后把左宗棠和曾国藩一比，认为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这样，左宗棠就显得稍逊于曾国藩。这件事令左宗棠很不爽，所以，逢人便骂曾国藩，而且经常是喋喋不休。

现在，曾国藩去世了，左宗棠思前想后还是亲笔撰写了挽联送了过去：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棠已经感到，从前的怄气真是不值得。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外公使，还没回国时，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举荐曾纪泽为两江总督，也算是对自己与曾国藩这些年争论不休做出的一点点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