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岳钟琪简介资料_关于岳钟琪的资料

清朝岳钟琪简介资料_关于岳钟琪的资料

岳钟琪，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卒于乾隆十九年，人称岳将军，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他为平定西北、西南边陲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恢复和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巩固边区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由于他“武烈飙逝，拓地开边”，“历事三朝，威望著海内”，被誉为“三朝武臣巨擘”，成为众人瞩目的封疆大吏。

岳钟琪率师平叛　屡立战功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祖籍原是河南汤阴，后迁至甘肃兰州，又移居临洮，祖父世为名将。父亲岳升龙，曾经为征讨吴三桂叛乱立过功，并于康熙三十五年，为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护送军粮，受到赏识，被任命为四川提督。岳钟琪自幼好布石作阵，习文弄武，青年时期尤好孙吴兵法。投身官场后，他不愿当文官，请求改任武职。起初被授予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后被提拔为山西固关营参将、四川永宁协副将。从此，他开始投身于平定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战争。

新疆伊犁地区准噶尔部的封建领主噶尔丹首先发动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经过康熙皇帝的三次讨伐，噶尔丹最后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为准噶尔汗。

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又派大策零敦多布率兵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与西藏分裂势力里应外合，再次掀起叛乱，妄图分裂祖国。清政府得到消息后，派都统法喇统兵出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抚定里塘、巴塘，以便为进军入藏扫清道路。但是，里塘喇嘛达哇蓝占巴等不但不接受招抚，而且在康熙五十八年也投入叛乱。康熙皇帝任命允img8为大将军，噶尔弼为副将军，率军前往征讨。当时刚被提拔为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也奉命随征。

岳钟琪领兵六百为先锋，一举智擒达哇蓝占巴等叛军头目，打败了叛军三千余人，余部及巴塘叛军闻风丧胆，皆纳款请降，乍丫、察木多等地叛军也先后被抚定。岳钟琪出师告捷，首次在西南战场上崭露头角。

在征讨里塘叛军的第二年，副将军噶尔弼自拉里率师到达里塘，命令岳钟琪统领四千多四川绿旗兵先行进驻察木多，等候大军到齐，立即进取西藏。岳钟琪由巴塘率军启程，在途中抓获一名逃酋，得知大策零敦多布正派遣寨桑托托哩在落笼宗（亦作洛隆宗）一带调集军队，妄想扼守饶耶三巴桥，以图阻遏清朝大军。岳钟琪深知，三巴桥为进藏第一险，叛军若断桥守隘，清军将势难飞越。

当时大将军尚远在数千里之外，已无从请示，而准噶尔叛军派来的援兵，行程两千余里，也非旬日可集，他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攻坚的策略，强占三巴桥。于是，便派高雄治大雄等三十名素通藏语的马兵，穿上藏族服装，昼夜兼程，飞奔落笼宗。他们乘黑夜潜至敌营，活捉了托托哩金巴等准噶尔使者五人。叛军大惊，以为神兵自天而降，纷纷缴械投降。清军随即占领了三巴桥，为进藏清除了障碍。

因为调遣的青海蒙古兵尚未到达，下令各部就地待命，不许轻举妄动。副将军噶尔弼这时已至军中，但他和诸统领对大将军的命令都不敢表示异议。岳钟琪认为，如果等到青海的蒙古骑兵到达，再进军入藏，就会坐失良机。他对副将军说：“我军只备有两个月的粮饷，自察木多到此已四十多天，若再等待下去，则军粮一尽，将进退维谷。”当时西藏以公布部落最称强胜，岳钟琪认为，只要借攻占三巴桥的兵威招抚公布部落，再调遣各处兵马进剿，锯其右臂，则胜利即可在望，无须等青海蒙古兵到达。副将军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用其计策，向公布发起强大的招抚攻势。不几天，公布大头目等三人，率众二千前来投诚。

公布投诚后，岳钟琪主张应乘机昼夜火速进军西藏。副将军噶尔弼虽然同意他的意见，但因为没有得到大将军允img10的命令而犹豫不决。岳钟琪激动地对他说：“这是势在必行，为何一定要等待命令呢？我唯有一腔热血，仰报朝廷，请批准我明天就带兵出发吧！”副将军听后深表支持，遂下令进军。大军抵达噶尔濯木鲁，岳钟琪捷足先登，首先率军渡江抵藏，直扑拉萨。经过一场激战，大破叛军巢穴，活捉叛军四百余人，堵御西路清军的叛军七千余人也纷纷投诚。大策零敦多布见势不妙，慌忙狼狈逃走。康熙五十九年八月，西藏叛乱被迅速平定。第二年二月，清军班师凯旋归来，岳钟琪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左都督，晋升为四川提督，赐孔雀翎。

就在刚平定西藏叛乱不久后，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又爆发了的叛乱。早在准噶尔部头目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杀统治西藏的拉藏汗之时，便唆使青海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以恢复和硕特部的所谓“霸业”为名，妄图割据一方，并暗中勾结策妄阿拉布坦为后援，并利用宗教影响，煽动远近牧民和喇嘛二十多万人，乘大将军返回北京奔丧之际，在雍正元年，扯起武装反叛的旗帜。

清朝政府于这一年十月，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驻西宁，任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年羹尧分兵永昌布隆吉诃，防备罗卜藏丹津进犯内地，据守巴塘、里塘等地，切断叛军入藏之路；又屯兵吐鲁番等地，堵截去准噶尔的通道，然后对罗卜藏丹津展开征讨。罗卜藏丹津派兵进犯西宁，岳钟琪奉命统率六千清军从松潘出发，前往增援西宁守军。清军进至锁葫芦，播下等四部叛军万余人，举火焚草，力图阻挡。

岳钟琪乘雪月交辉之夜，分兵各个击破。他沿途剿抚兼施，在歼灭了播下等四部阻道的叛军后，哈齐、插汉等部被罗卜藏丹津抓去充当炮灰的人，皆闻风归诚。这时，围攻归德堡的上寺东辙等部叛军，得知清军将至，都慌忙撤回营寨，以图据守顽抗。岳钟琪料其初回必难马上集结应战，便下令部队兼程进发，于第二天黎明前赶至其地，乘叛军立足未稳之机展开猛烈攻击，打得叛军措手不及。不多时，叛军的三十七个营寨即被攻破，数千人被歼。下寺东辙及公哇等部众，皆望风而降。岳钟琪的威名，遂使叛军闻风丧胆。

不久，岳钟琪带领清军开赴西宁。归德堡北边的果密部叛军，听说东辙叛军已被击溃，便纠集沙密各部，盗官马据守大石山险要隘口，企图负隅顽抗。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岳钟琪决定不予强攻，而用计巧取。他命令部队继续往前行军，扎营于山口数里之外，以示无攻险之意。等到夜间，他下令兵分三路进袭，两路攀登山崖，一路切断山口。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在山腰丛林中藏匿的叛军皆大惊失色，纷纷向山顶奔逃，岳钟琪指挥战士奋勇追击，歼敌三千余人，狼狈奔命的叛军坠崖而死的不可胜计。播下及公哇等七部叛军精锐被挫，使罗卜藏丹津叛乱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烽烟肃清，青海为之夺气”，叛军开始走向崩溃。

在征讨青海叛军的各次战役中，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个战役要数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也叫格尔弄寺）之战。雍正二年，郭隆寺喇嘛纠集万余人，追随罗卜藏丹津发起叛乱，企图夺回西宁。岳钟琪率领三千清军前往征讨。西宁地区的郭隆寺地处通途，为边陲一古刹，凡自西藏来的喇嘛必取道于此。这里地势险峻，山下五堡环峙。清军到达后，寨内寂无人声。岳钟琪预计里面必有伏兵，便分兵一千先行，其余列阵山前，相机进剿。不一会，果然伏兵四起，清军奋勇冲杀，攻占了一个堡垒。山后叛军一万多人闻声一齐涌出，妄图阻遏清军。

岳钟琪下令分兵三路，攻夺山梁。等到清军攻入寺内时，叛军早已崩溃，四处逃散。清军紧追不舍，来到一座大山前面，见有危楼高峙。岳钟琪派兵前去侦察，埋伏在高楼中的叛军突然发射矢石，使清军难于靠近。他命令二十名精兵，手持皮牌，携带引火物，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从两旁迂回逼近，举火焚烧高楼。此时山风正猛，浓烟冲天，叛军被烧得焦头烂额，死伤无数。清军乘胜发起总攻，将叛军歼灭无遗。岳钟琪只用了两天的功夫，即以三千军队击破万余敌众，打了一次漂亮的大胜仗。

郭隆寺之战告捷后，岳钟琪与年羹尧决计率军攻打柴达木的罗卜藏丹津的大本营，彻底歼灭青海的叛军。年羹尧奏请调集二万余名军队，分兵四路发动进攻。岳钟琪认为，青海地势辽阔，叛军还有不下十万人，如果清军长驱深入，叛军把队伍分散到各地，清军顾此失彼，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他建议趁春草未生之时，挑选精兵五千和一万匹马，兼程急进，攻其不备。

雍正皇帝非常赞赏他的建议，特加封他为奋威将军，令其如期出塞，调拨五千精兵和一万匹马，由他负责执行这个军事行动。二月，岳钟琪奉命出师，披星戴月，连夜驰至哈喇乌苏。叛军正在睡梦之中，清军出其不意地杀入帐篷，歼敌一千余人。叛军狼狈逃窜，岳钟琪精兵乘胜追击，于黎明前到达天城插哈达。叛军据哈达河南北扎营据守，清军在哈达河南歼敌数百，抢渡哈达河。北岸叛军负隅顽抗，被歼千余人。叛军头目等五十余人眼看抵挡不住，狼狈向西逃窜，贝勒彭错等被迫率所部千余人投诚。

岳钟琪从贝勒彭错口中得知，罗卜藏丹津正率众数万屯扎在一百五六十里外的木兰大呼儿。他立即下令部队于日暮之时拔营起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罗卜藏丹津的大本营。第二天黎明之前，清军迅速赶到木兰大呼儿，兵分四路，向敌营发动突然袭击。正在睡梦中的叛军，听说岳钟琪的大军已到，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命。藏巴布六台吉及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哈与其妹阿宝，都被当场抓获。作恶多端的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携带妻妾，乘着白驼，狼狈逃奔准噶尔，投靠策妄阿拉布坦。这一次战斗，清军彻底摧毁了罗卜藏丹津的巢穴，共歼灭叛军八万余人，俘获男女数万口，缴得军械、驼马无数。岳钟琪为平定青海叛乱，又立了大功。雍正皇帝说：“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他下令特授岳钟琪三等公，赐黄带。

雍正皇帝在封赏岳钟琪之后，便命令他统率二万大军征讨青海余孽庄浪卫之乱。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之时，庄浪卫头目写尔素以天王沟石堡城为据点，凭借当地“南临大通河，北倚卓子山，四面悬崖，羊肠一线”的险要形势，纠集西宁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等处部众数万人，剽掠行旅，劫杀饷员，阻截官道。年羹尧曾经派兵镇压，但屡剿屡叛，成为一大民患。雍正二年四月，岳钟琪奉命率领清军二万自西宁出征。写尔素十分狡猾，尽将老弱的部众和军资、牛羊迁徙到东山，身边只留下强壮的士卒，以便同清军周旋。

岳钟琪兵分两路，一路进据西山的山隘，声言数日内发动进攻，自己率领另一路精兵在夜里偷袭东山，歼敌一千七百余人，并俘获大批敌人，然后留下部分军队驻守东山，再回师进击西山。敌人最后龟缩到石堡城。岳钟琪挑选擅长登山的四川绿营精兵，由投降的叛军作向导，分两路攀缘藤萝登上峭壁，从背后攻进石堡城。叛军恃险无备，在清军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仓皇失措，抱头鼠窜。岳钟琪指挥大队人马乘势杀上前去，擒杀叛军五千余人。叛军走投无路，最后被迫缴械投降。岳钟琪仅用五十余天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庄浪卫的叛乱，再次受到雍正皇帝的嘉奖。当年六月，雍正皇帝下令授予他奋威将军兼甘肃提督，常驻西宁，次年又先后提升他为甘肃巡抚、川陕总督，并加封为太子少傅。

岳钟琪治理边疆　贡献卓著

岳钟琪不仅为平定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而且为治理边疆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重开互市，促进经济交流。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开设的互市，是促进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直接牵涉到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边区的巩固与安宁。青海牧民，历来通过互市以羊只交换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茶、粮食、布匹等物。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以后，互市一直未能按期进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叛乱平定后，诸王台吉纷纷前来西宁请求重开互市。原先年羹尧曾颁布过一项命令，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在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开放互市，现在这一规定已不能适应各族人民的需求。

1724年（雍正二年）初，岳钟琪在平定庄浪卫的叛乱后，已被提升为甘肃提督，不久又被任命为甘肃巡抚、川陕总督。他奏请中央批准，重开河州、松潘为互市地区。河州、松潘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向为青海蒙古互市之地，后来被年羹尧奏请移往那拉萨拉。岳钟琪从实际情况出发，划定居于黄河以东的青海察罕丹津等部落，仍以河州、松潘为互市地区；居于黄河以西的额尔德尼等部落，与西宁相居较近，皆移互市之地于西宁塞外丹噶尔寺。由于蒙古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岳钟琪确定每年六月以后，可以不定限期，自由互市贸易。

为了保障互市公平交易，岳钟琪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汉民奸商滋扰集市者，分别情节，予以查处；兵士借端敲诈勒索，或勾结奸商走私舞弊者，从重治罪；地方官吏失职或管理不善者，也一并予以处分。这些措施对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开展经济交流，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推行改土归流，巩固边疆安宁。雍正四年，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朝政府废除少数民族的土司世袭制度，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改由中央政府委派可以随时调换的流官进行管辖。在实行改土归流之前，岳钟琪针对当地的情况，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妥善地处理土司间的矛盾，革除地方弊政，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如四川大小金川、沃日等地的土司，为争夺地界而仇杀不已。

岳钟琪经过调查了解到，年羹尧在任时，曾命令金川土司将美同等寨割给沃日土司，这是造成他们相互仇杀的主要原因。岳钟琪奏请中央批准，将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将龙堡三歌地划给沃日。各土司皆悦服，多年积下的矛盾也由此而消除。又如，这些地方的许多文武官员往往在土司官员病故之后，封存官印，向承袭人索取财物，财物到手后，又往往多年不给官印，许多部族首领为了抢夺官印，便互相仇杀，纷争不已。针对这种状况，岳钟琪严令：凡土司官员病故，应袭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在六个月内申报承袭。

在没有得到批准正式承袭之前，仍以代理官员的身份，掌管印信，处理有关事务，地方官不得勒封印信。待土司嫡长子孙承袭后，土司外支族中有循谨能办事者，可以允许本土官详报督抚请旨，酌情给予职衔，分割其地，多则三之一，少则五之一。这样，既避免了事端，也使各土司“势相维、情相安”，对巩固边区安宁，收到了显著效果。

岳钟琪除了妥善处理土司矛盾，解决地方弊端外，还针对少数土司为非作歹的情况，采取坚决措施，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初，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滋扰云南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等也伙同作乱。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征讨。平息叛乱之后，即将乌蒙、镇雄改土归流。第二年初，岳钟琪又报请朝廷批准，将隶属建昌的部分苗疆改土归流。

建昌土司以河东、河西宣慰二司及宁番安抚司辖地最广，而河东半近凉山，半近内地。岳钟琪将凉山仍归长官司，其近内地地区改隶流官，河西、宁番近内地地区，全部改派流官，其阿都宣抚司、阿史安抚司及纽结、歪溪等地千百户，共五十六处，也都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对边区的巩固与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行政区划，加强边疆管理。为了加强对边远偏僻地区的管理，岳钟琪曾多次奏请朝廷，调整川、藏、滇部分行政区划，改变建置，派兵驻守。原打箭炉以西的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云南的中旬，以及察木多以外的落笼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落，原先不归西藏达赖喇嘛所辖，但由于这些地方离打箭炉甚远，不便管理，雍正三年十一月，岳钟琪奏请朝廷批准，除其中的中甸、里塘、巴塘，以及沿近的得尔格特、瓦舒霍耳等处仍然由内地土司管辖之外，其余地区全都划归西藏达赖喇嘛管辖。

另外，巴塘一向隶属四川，但它所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等处，地界紧接云南所辖的中甸，实为中甸之门户。第二年春，岳钟琪又奏请将巴塘所属的这几个地方改隶云南管辖，以便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并直接设流官戍防。同年三月，岳钟琪还奏请选派西安八旗兵千人驻潼关。雍正六年二月，岳钟琪在建昌所属苗疆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还奏请升建昌为府，定为宁远府，下辖三县，即西昌、冕宁、盐源，并制定营防职制。

建昌为边疆重地，岳钟琪奏请于越酅所属之柏香坪增设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十一月，还奏请升四川夔州府所属的达州、陕西巩昌府所属的秦、阶二县为直隶州，其中达州辖东乡、太平二县。第二年三月，又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并在陕西子午谷隘口增加防守官兵。以上措施，对加强边疆管理，维护地方封建秩序，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与民休养生息，发展民族经济。岳钟琪首先革除了川陕地区的一切陋规，延缓川省征税期限，“以纾民力”。由于战乱和灾荒而逃往他乡的灾民，在战乱平叛后都已陆续返回家园复业，而延安外逃的灾民因为苦于“丁银重累”，仍有不少人不敢返回家园，甚至连一些没有外逃的人也想离家出走。岳钟琪认为丁银过重，不利于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于是他奏请将延安府所属州县丁银由四、五钱，多至一两减为二钱，凡超过二钱的，都予以减免，总共减去旧额丁银达一万二千余两。

此外，他还将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从雍正五年（1727年）起著为定例，凡陆续开垦及新开渠闸屯垦的地区，也按照这个办法征收税粮。在减免丁银、杂派的同时，岳钟琪还积极兴建水利设施。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岳钟琪会同地方官员，组织民力，在河西寨至石咀子地方，筑堤二百余里，开渠一道，建闸八座，于适中的地方，建设一座城市，设县官管理。雍正皇帝把这座县城定名为“新渠”。岳钟琪在陕西省开凿水渠，灌溉良田，招民耕种，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川陕地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的这些功绩，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传颂。

岳钟琪遭谗受诬　身陷囹圄

岳钟琪统领大军，转战疆场，为平定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曾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嘉奖，被誉为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给了他很高的荣誉。然而，岳钟琪一生的道路却是坎坷不平的。他“督三省天下劲兵处”，名高位重，因此受到奸臣的嫉妒和诬陷，于雍正十年十月被革职削爵，投入了牢房。

岳钟琪何以遭受这场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呢？事案的发端是在雍正五年七月。当时，成都有人当众造谣，说岳钟琪将要带领川陕兵谋反。岳钟琪获悉谣言后，立即上疏，向皇上作了报告。雍正皇帝对此十分重视，说：“数年以来，在朕面前谗谮岳钟琪的人甚多，不止是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说岳钟琪系岳飞后裔，意欲报宋、金之仇，这实在是荒唐悖谬到极点。岳钟琪茂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检险奸邪之徒，却造作蜚语，煽惑人心，谗毁大臣，其罪何胜诛乎？造谣的人，断非出于无因。”

他命令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并限令黄炳等务必将实情审明具奏，指出：“此事关系诬谤国家大臣重案，非同一般民间诬告。川陕兵民向来淳良忠厚，其尊君亲上之习，实为众人所共知共闻，今造谣者竟说他们将跟从岳钟琪谋反，这不仅是对岳钟琪一人的诬陷，而且也是对川陕兵民的诽谤。”十月，经审明，此事原系寄居四川的湖广人卢宗，因“赎私田，希准状”而故意沿街叫喊，造谣惑众，并无主使之人。卢宗被按造谣惑众罪，判处死刑，等候秋审再请旨裁定。

卢宗造谣惑众一案雍正皇帝虽然作了严肃的处理，但对岳钟琪说来，却由此埋下了无穷的隐患。所谓岳钟琪系岳飞后裔的传闻，在雍正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对岳钟琪便疑虑重重。这从雍正七年三月，雍正皇帝对曾静、张熙叛逆一案迥然不同的处理，便可略见端倪。曾静系湖南靖州生员，因考试劣等而落榜，遂萌生谋叛之念。他暗中唆使徒弟张熙诡名投书于岳钟琪，想劝说岳钟琪一起谋反。岳钟琪立即将张熙拘捕审讯，要他供出主使人，张熙宁死不肯吐出一字。岳钟琪便改变方法，把他带入密室，佯与盟誓，答应迎聘他的老师一起共谋举事。

张熙信以为真，将曾静图谋叛逆之事都一一从实说出。于是曾静等皆被捉拿归案。侍郎杭奕禄等奉旨赶至湖南会审，诸王大臣等合词奏请将曾静、张熙按大逆不道罪，予以正法。而雍正皇帝却下诏宽宥其罪，命杭奕禄带曾静由江宁、苏州至杭州，再派人送到湖南巡抚衙门，听其他往。这两名犯有叛逆罪的人，竟然被无罪开释，免于刀下一死。雍正皇帝在召见群臣时，不仅对此作了辩解，而且话中有话地说道：“象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从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岳钟琪诱供张熙的举动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正是雍正皇帝对岳钟琪心存疑忌、视为隐患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后来，在征讨噶尔丹策零的战争过程中，尽管岳钟琪对清廷忠心耿耿，但雍正帝对他的疑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步步加深。

雍正五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死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噶尔丹策零在沙俄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数次往东深入外蒙古地区，扰掠喀尔喀诸部。清廷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驻阿尔泰山，出师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驻巴里坤，出师西路，对噶尔丹策零进行讨伐。在清朝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噶尔丹策零声称愿意交出逃匿其部的青海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以为缓兵之计，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准备进行顽抗。

清廷立即下令岳钟琪等赴京研讨方略，筹办军务，以期征讨。噶尔丹策零乘岳钟琪等赴京之隙，率二万余人突袭科舍图。科舍图在巴密、巴里坤之间，岳钟琪在此设有牧场。噶尔丹策零突袭后，把牧场驼马全部掳掠而去。岳钟琪的军务参赞纪成斌曾派副参领查廪率领一万清军保护牧场，因力量悬殊，没有能抵挡住叛军的进攻。后来，总兵樊廷及副将治大雄等率领清军两千人，与总兵张元佐所部联合夹击，才将大部分驼马夺回。这件事，后来又成了朝臣攻击岳钟琪的一个把柄。www.guayunfan.com

雍正九年春，岳钟琪为直捣噶尔丹策零巢穴，奏请移师吐鲁番、巴尔库尔，但雍正帝不予采纳。他认为岳钟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曾主张长驱直入对叛军进行征讨，结果反被叛军盗去驼马，因而既耻且愤，必欲进剿，并不一定有取胜的把握。这一年正月，噶尔丹策零打算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人马开赴西路，并从吐鲁番进犯哈密，扰掠安西、肃州边界。岳钟琪得到消息，认为敌我众寡莫敌，建议采取持重的方针，坚壁固守，并请求北路清军派兵应援西路，同时出兵从无克克岭三面夹击敌人。

对此，雍正皇帝也颇为不满，说：“以前因为钟琪军队少，朕曾渝令他持重坚守，现今他已有二万九千人的军队，还说众寡莫敌，何怯懦至此？”流露出了他对岳钟琪的不信任。三月，噶尔丹策零的叛军屡次进犯吐鲁番等地，岳钟琪相机派兵应援，将叛军击退。雍正皇帝却认为，岳钟琪应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他强调，只有等到秋天再出兵袭击叛军，才是第一善策。如果仅筹划应援，而不计划如何袭击，则是舍本逐末。对岳钟琪的军事行动，又表现出一种烦忧的情绪。

七月，准噶尔部倾巢大举进犯北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在和通泊（又作和通脑儿或和通呼尔哈诺尔）惨遭失败。岳钟琪奏请乘虚统兵袭击乌鲁木齐，以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雍正皇帝虽然表示同意，但对岳钟琪仍不放心，告谕岳钟琪说：“打仗应当事先筹划好进兵方略，仗打响时才随机应变，切勿贪功前进，坐失机宜”，并命令他“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

于是，岳钟琪由巴里坤越木垒渡阿察河，直抵厄尔穆河，然后兵分三路奋勇击敌，夺取叛军所占据的山梁，歼敌无数。叛军溃散而逃，乌鲁木齐周围叛军，也皆拔营远徙。岳钟琪出师告捷，便遵照御旨班师回营。雍正皇帝认为岳钟琪的这次进军“进退迟速俱合机宜”，下令予以嘉奖。然而，雍正皇帝在奸臣们的谗言包围之下，对他的疑虑并没有消除。

十二月，雍正皇帝又突然追究起一年半前科舍图之役的责任，斥责纪成斌“怠忽”，把他降为沙洲副将。纪成斌是岳钟琪的参赞军务，岳钟琪曾奏请以他护大将军印，对他颇为信任与重用。雍正皇帝对他如此追究，对岳钟琪说来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

果然，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岳钟琪终于“大祸”临头。当时，驻防镜儿泉的副将马顺派巡逻兵远出巡哨，突然遭遇叛军，被杀死二人，抓走一人。岳钟琪上奏朝廷，建议以不遵军令之罪，对马顺严加惩处。不料，雍正皇帝却下令将岳钟琪与马顺一并交兵部审讯。就在马顺事件发生的同时，准噶尔部三千余人进犯哈密。岳钟琪下令出兵赴援哈密，并命令副将军石云倬速派兵到无克克岭待敌。

石云倬到达无克克岭后，岳钟琪又命令他迅速进占梯子泉，以切断叛军的归路。可是，石云倬的行动迟缓了一天，敌人已从陶赖大坂向西越向纳库山逃遁。当他的部队到达敌人的驻营地时，炉灶余火还未熄灭，他又下令部队停止追袭。岳钟琪见石云倬贻误军机，下令撤掉他的职务，押送京师治罪，以张广泅代为副将军。但岳钟琪自己也由此而身负重罪，雍正皇帝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岳钟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

一些朝臣显贵见岳钟琪受到雍正皇帝的指责，便不断递送奏折对岳钟琪历数“罪状”，横加弹劾。其中，尤以大学士鄂尔泰的奏折措词最为激烈，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玩忽纵贼，应议处”。雍正皇帝下令将岳钟琪降为三等侯，削公爵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是年六月，岳钟琪上疏报告大军由巴里坤移驻穆垒。雍正皇帝又借口他办理军务不妥，召岳钟琪还京，以副将军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张广泅也乘机劾岳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皆失宜，并称说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奏请下诏将大军尽速撤回巴里坤。

十月，雍正皇帝下令还军于巴尔库尔，并再颁谕旨，历数岳钟琪的种种罪过，说：“他秉性粗疏，办事怠忽，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士气不振。而陈奏者，又皆虚假伪，为文过饰非之计。误国负恩，罪难悉数。著革职交兵部拘禁候议。”（《清史列传》卷17，岳钟琪）岳钟琪被革职削爵，投入牢房后，朝臣显贵仍不甘罢休。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学士等一再上奏，要求将岳钟琪立即处斩。雍正帝因为岳钟琪功劳卓著，威著海内，担心将他立即处斩，会引起朝野舆论的反对，下令待秋审之后再行裁定。

岳钟琪身为汉将，因为长期转战疆场，屡建军功，而受到清廷重用，被晋升为大将军和封疆大吏，自然是众目睽睽。可以说，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恐仅岳钟琪一人而已，这不能不引起满族官员的疑忌。何况，鄂尔泰原系云南总督，他早就对岳钟琪心怀不满，积下了不解之怨。这就是鄂尔泰等在朝的满族达官显贵，何以要借岳钟琪部将石云倬失职纵敌一事，而置他于死地的根本原因，它实质上反映了清朝前期满汉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

岳钟琪受职复出　再立新功

雍正皇帝死后，乾隆皇帝继位。乾隆二年，他下令释放了岳钟琪。身陷囹圄四年余的岳钟琪回到了四川老家，在成都郊外百花潭北筑室闲住。在那里，他一面教子读书，一面吟诗寄情。闲时则徜徉山水，吟啸自适。他有时还与邻近的乡亲交往，垂询农桑，人们几乎忘了他曾经还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哩。

乾隆十二年，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支流大金川的藏族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四川巡抚纪山派兵镇压，反为所败。朝廷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率师征讨。但是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未能将叛乱平息下去。这时，乾隆皇帝想起久经沙场夙将岳钟琪，认为他长期在西蜀任职，素为川省所服，而且懂得军事，又熟悉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如果让他负责平叛，人地相宜，必然能够奏效。于是，下诏重新起用他为四川提督，赐孔雀翎，让他统领清军进行征讨。岳钟琪对这一任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决心竭尽全力，迅速平定叛乱，以报答乾隆皇帝的重用。

岳钟琪赴任后，与张广泗商议，由他自党坝带兵攻取莎罗奔盘踞的勒乌围。张广泗专主由昔岭、卡撒进兵之策。岳钟琪向他指出：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的叛军巢穴尚有百余里之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因为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只要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但张广泗一意孤行，拒绝采纳他的建议。张广泗拨给岳钟琪攻取党坝的兵力只有一万，除了防守营卡、粮站之外，实际上只有七千多人可以投入战斗。岳钟琪请他增兵三千，他又断然加以拒绝。张广泗由昔岭带兵进攻莎罗奔之侄占据的刮耳崖。

正在这时，乾隆皇帝派来督师的大学士讷亲赶到前线，他位高气盛，限定在三天之内攻下刮耳崖。清军亟趋疾进，遭到重大伤亡，牺牲了好几员战将。讷亲打了败仗，只好依靠张广泗。张广泗又轻视讷亲，认为他不会打仗，却位居自己之上，很不服气，对他阳奉阴违，弄得将士无所适从，军心涣散。张广泗还用良尔吉为向导，不料良尔吉是莎罗奔的间谍，把清军的活动全都透露给莎罗奔，使莎罗奔早有防备。岳钟琪根据搜集的情报，指出良尔吉是个间谍，但张广泗却听信手下一名内奸王秋的话，对良尔吉深信不疑。结果清军自五月进兵，到八月，仍然毫无所得。乾隆皇帝十分震怒，下诏斥责岳钟琪，说他被重新起用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

岳钟琪于是上奏揭露张广泗专主由昔岭、卡撒进兵的错误策略，检举他信用良尔吉和王秋的种种罪状，同时提出了由党坝进兵的建议。讷亲也上疏弹劾张广泗“老师糜饷”。乾隆皇帝下诏将张广泗逮捕治罪，不久又将讷亲免职，改派大学士傅恒经略，代为督师。

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傅恒统领由各地调集的劲旅开赴金川，立即整顿营垒，明号令，使军容焕然改观。他下令将与莎罗奔勾结的小金川土司良尔吉和内奸王秋等斩首问罪，使莎罗奔等为之惊骇不已。岳钟琪经过周密考虑，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进剿方略：派兵一万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一万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会合，直攻勒乌围；在卡撒留兵八千，堵御敌军，待攻克勒乌围后，前后夹攻刮耳崖；再于党坝留兵二千保护粮站，正地留兵一千防守泸河；另用四千兵力以为机动力量，随机接应。

岳钟琪表示，“臣年虽老”，仍“请肩斯任”。乾隆皇帝下诏将他的建议交付傅恒筹议酌行，傅恒欣然采纳了岳钟琪的进剿方略。岳钟琪还根据金川险峻的山河地势，革新了兵器，制作火器喷筒，并试制三艘新型的大木船。木船的两旁用档牌遮御枪石，船中可载一百二十八人，枪橹齐列，是一种十分平稳而坚固的战船，对平定金川叛乱，发挥了特殊作用。

乾隆十三年九月，傅恒调集精兵三万五千人，按照岳钟琪的进攻方略，分兵两路向叛军发动进攻。岳钟琪统领精兵自党坝进攻康八达山梁，大败贼众，十二月，出师进战塔高山梁，又连连告捷，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康八达山梁被攻破后，清军已兵临寨下，准备直捣勒乌围的敌巢。莎罗奔弹尽粮绝，惶惶不可终日。岳钟琪一方面下令大军准备总攻，一方面向莎罗奔展开招抚攻势。

莎罗奔过去在岳钟琪平定西藏叛乱时，曾以土司头目的身份从军；岳钟琪为川陕总督时，处理金川和沃日各土司的地界纠纷，办事公平，将原先的金川属寨割还给莎罗奔并奏给土司印信，“莎罗奔以是德钟琪”。

此时，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莎罗奔便派使者到岳钟琪军前请降。岳钟琪请示傅恒后，亲自带领十三名骑兵，前往勒乌围的叛军营寨，与莎罗奔进行长谈，示以诚信。莎罗奔头顶佛经立誓，表示愿听约束。第二天，莎罗奔率郎卡等随岳钟琪乘皮船来到清军军营投降。至此，持续了两年多的大金川叛乱被平定了。

金川告捷后，乾隆皇帝对岳钟琪大为嘉奖，加封为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为“威信公”，并授以兵部尚书衔，还亲自赋七言诗一首赐给他。岳钟琪受到了清代任何一个汉将所无可比拟的优宠与荣耀。

但是，此时岳钟琪已年迈体衰，只好奏请辞退。乾隆皇帝为成全其请，命他返回四川故里，留任四川提督。后来，他曾奉命带兵平定了西藏珠尔默特和杂谷土司苍旺的叛乱。乾隆十九年正月，重庆爆发了陈琨为首的民众反抗斗争，岳钟琪出于其忠于封建王朝的阶级立场，不顾身患重病，又亲自带兵前往镇压。在还师途中，死于资州，赐以祭葬，谥为襄勤。

岳钟琪一生，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于捍卫和开发祖国边疆的事业，他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和开发边疆所建树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