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华的生活_张金哲院士事迹

耀华的生活_张金哲院士事迹

第一章　人生启蒙

家庭教育

1920年是农历庚申年（猴年），即民国九年。就在这一年的9月25日，位于天津宁河县的一个叫寨上庄的村庄里，有一件喜事发生。一位名叫张象言的滩业公会会长家里诞下了一个男婴，这是他们的长子。他与妻子朱逸梧查了家谱，他们的孩子应该排“金”字辈，于是商量后决定，为儿子取名张金声（后改名张金哲）。又隔了一年，1922年，他们的次子诞生，取名张金涛。1925年三子诞生，取名张金藻，1927年最小的女儿降临人世，取名为张金佩。这是一户极为普通但还颇为殷实的人家。由于祖上留有一片海滩，便开渠引海水，用风车式水车将海水灌入海滩盐田，约一周的日晒，形成原盐出售给“盐商”（承包国家盐税的盐商，即所谓“官盐”），再由其在市场上行销。父亲从事制盐业养活一家六口，母亲在家照顾四个儿女。张金声（哲）就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成长起来。

家庭虽然普通，但家人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传统而又行之有效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教育，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首先是培养了一双外科医生的巧手。张金声（哲）的动手能力很强，这无疑和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www.guayunfan.com)张金声（哲）家里是制盐的大滩户，制盐工业需要制盐工具。他们家里设有木匠铺，实际上是小加工厂，专门制造盐田所需工具，需要什么工具就在木匠铺里制造。小的工具都是自己做，除非是大的工具如船只，才需要去买。张金声（哲）小的时候总上木匠铺去玩，有时木工师傅就给他做个小玩具。随着年龄渐长，有时他就想自己也学着用工具做些简单的玩具。先是自己琢磨，实在不会的就请教木匠师傅。一来二去，木工的活儿就都学会了。后来木工的活儿有了进步，他又发现光会木工还不够，有些工具还需要钳工的技术，于是又跟着师傅学点钳工的技术；等再进步就又向师傅学点电工的技术。以至于后来上学的时候，他自己还独立组装了矿石收音机。后来张金声（哲）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好外科大夫与小时候的动手能力强是有很大关系的，从小就养成了动手动脑一刻不闲的性格。他还借用了白求恩的话，“一个外科大夫至少是个木匠”。[1]

其次家里对张金声（哲）的重要影响是让他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如何组织起一个团队。张金声（哲）的父亲是当地滩户的公会会长，而且当了很多年。作为会长经常要在家里开会，讨论一些事宜。张金声（哲）经常在旁边看着他们开会，看父亲怎么处理事情和一些纠纷。无形之中慢慢地也学会了如何去组织一群人、如何领导、如何开会。因此参加工作后，他通常在一组人里是组织者和领导者，能够很好地团结周围的人一起开展工作。对于这一能力，他承认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曾回忆道:“我后来的工作作风受我父亲的影响:怎样依靠领导，在领导的带领之下，团结周围的人。这点影响很大，而且是无形的。小儿外科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是大家的力量，一个人开展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家庭对张金声（哲）最大的影响是如何做人。他的父母都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同时这一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张金声（哲）的母亲虽然是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不高，但旧社会妇女勤俭持家的品德却十分突出。从母亲身上，张金声（哲）学会了朴素节俭，对生活从没有过高的要求。而父亲教会他的则是“三正”:正义、正气、正直地做人。这“三正”不是父亲说出来的，而是通过父亲的身教，张金声（哲）总结出来的。由于张金声（哲）的父亲是会长，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父亲在处理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最根本的前提就是正直，只要这个大前提不变，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于是这“三正”也成为了张金声（哲）做人的基本准则。并且由于这一信念，让他顺利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挫折。

小学与中学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到了上学的年龄，张金声（哲）也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他的求学生活和现在的孩子相比因为战争而显得异常坎坷，但因此也锻炼了他坚强奋斗的意志。

张金声（哲）最初就读的学校就是村子里的寨上庄小学。那时乡村的小学基本上还是念古文为主。因此，《三字经》、《论语》、《孟子》他都读过，当然也学些算术。虽然不是私塾教育，但是老师都是教私塾的老师。而这时因为同学中有人与他重名，老师就为其改名为张金泽。可是“泽”字却重了祖讳，家人又为其改名为张金喆。

可是由于受直奉战争的影响，当时不管是盐村还是农村，家里稍有些钱的都逃到大城市，张金喆（哲）家里也一样。于是，在家乡的小学刚读了两年，1928年9月，张金喆（哲）就随父母迁居到了天津城里，转学天津紫竹林华商工会小学。因名中“喆”字为朝鲜人常用，老师为其改名为张金哲，算是同音不同字，后一直使用至今。

张金哲的学生时代是个战乱频繁的年代，除了直奉战争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这对张金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我国东北，后又侵入河北省并勾结汉奸殷汝耕强迫冀东22县自治，张金哲的家乡宁河县也在其中。这使张金哲从小立下了刻苦学习以身报国的志愿。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也就在同一年张金哲考上了河北省立第一中学。

此中学原为天津官立中学堂，创办于1903年。1903年天津知府接收了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铃铛阁普通学堂，改为官立中学，名为“铃铛阁中学堂”，即天津官立中学堂[2]，现为天津三中。该校有传统务实的校风，以学业为主。1917年校长王用熊赴日考察中学教育后，学习日本的做法，在天津率先实行军事国民教育。他严令学生脱去长袍，改穿操衣制服，且以身作则，自己也穿制服。每天早晨，他都站在校门口进行检查，凡不穿制服者，不准入校上课。为加强学生的身体锻炼，他还将体操时间由原来的每周2小时延长为4小时，改变了只重德育与智育，忽视音乐、体育的做法[3]。

图1－1　张金哲初中毕业照

在学校中，张金哲认真学习，但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基于爱国仇日思想，在校他参加了抗日运动，游行、抵制日货、街头演讲，爱国主义的精神从小就显现出来了。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正在保定参加中学生集中军训，全体学员自动整队参战，但被当地驻军缴械解散并遣回天津，待回到学校时却发现原学校已关闭。于是在同年九月，他又辗转进入了天津耀华中学。就读耀华的时间虽不长，但却给张金哲留下深刻的印象。

耀华的生活

1937年，日寇在卢沟桥挑衅，我守军奋起抵抗。天津市很快沦陷，“中国地”内大量市民涌到租界内——天津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多有九国（或八国）租界，《凡尔赛和约》签署以后剩下英、法、意三国租界，另有日租界不算，所以有这种说法。以爱国著称的南开学校首当其冲，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近郊八里台的南开大学首先被日本飞机轰炸摧毁，市区内的南开中学（高中、初中、女中部）也被破坏，劫掠一空。“中国地”内其他中学也同样遭此厄运:大量学生失学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校长早已预见到这一地步，已于几年前在四川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这时宣布全校南迁，同学可去重庆报到续学，但是这些十四五岁的天津孩子是不可能远离父母，单身去四川读书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转学到租界内的学校去读书。租界内有限的几家中学容量有限，其中以耀华实力最强大，它的校舍宽敞，教学设备完善，师资队伍优良。赵君达（天麟）先生这时正主持耀华校政，作为爱国者，他立即行动起来，率领全校职工着手扩大招生，本着中国人的良心，自觉地做好工作，履行同胞的义务。他们把每间教室塞满桌椅，招满、招足学生，这样就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原来在租界内住家的学生们，但此时还有大批学生被封锁在租界以外，根本无法进来报名。这样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生进来了；耀华也决定开办“特班”，想办法充分挖掘校舍的潜力，招收了大批失学青年。其他学校，如工商中学、广东中学、新学书院等也都做了力所能及的类似的努力:这样就初步满足了天津沦陷后失学青年的教育需求[4]。张金哲就这样进入了耀华中学。当时已经是张金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一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金哲又接受了西式的教育，这为后来考入燕京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耀华中学虽然是英工部局所办，但学校的创建其实是中国人争取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20年代末掀起“教育中国化”的浪潮，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耀华的校训是“勤、朴、忠、诚”，赵君达（天麟）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的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学校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可就是这样一位校长却惨遭日本人的暗杀。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5]: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赵校长为侵略者所不容，他曾在信封中收到子弹威胁警告，但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特务摸到了这一规律。6月27日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虽然赵君达校长不幸去世，但他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却鼓舞了无数的学子。

虽然张金哲在耀华中学只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但他也深受鼓舞。在耀华的学习中，张金哲刻苦努力，成绩也非常好。由于日本占领了其他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好学生都转到耀华了，因此耀华可谓是优秀学生云集的地方。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次考试张金哲都名列第二，另外有一位从北京过去的学生叫肖普智则每次都考第一，而原来耀华的第一名陈文毅（他的父亲陈晋卿原来是段祺瑞手下的将军，后来做过耀华的校长）就成为第三了。肖普智据说早亡，陈文毅则与张金哲一起考入燕京，成为宿舍同屋密友，一年后赴美留学未归。张金哲的英语基础也是在耀华打下的，特别是口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除了学习成绩优异，张金哲在各方面都表现活跃。那时毕业册里的美术作品都是出自他之手。

耀华中学的教育很有特点，是美国式的，很宽松。因为是英国人办的，所以上课男女分班。和其他学校都一样的是考试都要看分数，但耀华的课余活动很多，不像中国学校那么严格。耀华中学除了常规课程，还有多方面的课外教育。特别在“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各学校活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耀华课余的文体活动组织仍然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当时的女篮是全市冠军。耀华中学当时还有个高级体育馆，室内运动很发达。另外还有学生中西乐队，有自办刊物，当时的主编就是张金哲的同班高庆琛同学。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会上做报告是必要的基本功。在耀华中学的一次演讲比赛很好地教会了他如何进行报告演讲。那是他第一次在大礼堂登台演讲，讲题为“介绍氖气灯”（现在俗称霓虹灯），被评为第二名。文稿被收录刊登于《耀华》刊物中（同时还有一篇“自制静电实验仪器”也被收录）。在耀华时，张金哲对物理及数学最有兴趣，也受到物理老师何柞霆先生和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的青睐。当时参加比赛的选题属于物理学范畴，两位老师都很关心。帮他修改发言稿，教他做大字报，纠正他发言的声调，包括登台的仪表穿着，无微不至，一丝不苟，不厌其烦。他们教导的内容后来则成为张金哲始终遵循的基础，并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断发展充实，成为他指导学生做报告的准则。

首先是选题:张金哲当时报了几个题目，最后选中“氖气灯”。因为当时天津夜晚正在盛行用氖气灯做牌匾、做广告。霓虹灯正成为天津的新夜景，人们求知的兴趣正浓。演讲首先要大家爱听，听了要增长知识，演讲者也要借此宣传正确的科学知识。这就是一切报告选题的基本准则，即所谓兴趣性（新颖性）、应用性和科学性。

撰稿文字要求讲懂讲透，首先要自己懂深懂透。因此要查资料，读书，请教老师。先把自己对本问题的知识科学化、系统化、条理化。还要分析听众对本问题的理解水平。讲稿内容包括氖气的历史、性质、发光原理，灯管的制作，美术设计与加工，以及此项发明的社会效益和对人类的贡献。文章组织要层次分明，深浅适度，逻辑性强。既使人易懂，又要有说服力。当时何柞霆老师和赵伯炎老师的课堂讲授技术就成了张金哲演讲的实际榜样。

掌握报告时间是最重要的技术。那场比赛的要求是每人十五分钟，文稿约三千字。写出发言稿，要反复朗诵，核对时间。稿件必须背熟，但演讲时不能像背书，要有轻重缓急，要表达出感情，吸引住听众。只允许用教鞭指示大字报，不能看稿。当主席台上的主持人按一声桌铃时（当年的常规报时用具，现已不见），就必须计划如何在三分钟内结尾。这需要作几种设想和训练。铃响时无论你讲到什么地方，都要有一套从容而完整的三分钟结尾。这个教育对张金哲多年来参加学术报告会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参加国际会议，讲外文，事先多方准备，不致临时被动出丑。

当年学校里没有多媒体，也没有幻灯机，于是只能做“大字报”。在大礼堂作报告也只有在黑板上写字、画图。既费时间又看不清。作科学报告，画图要求又高。于是报告者都必须事先在整张的白报纸上用墨笔大字写好画好，一张一张钉在一起，挂在黑板上，讲一张，翻一张。一张报纸应该写多少字？笔道多粗？图须画多大？老师都要求他们事先把画好的样品挂在台上，演讲者要到后排亲自看看。并且“人的眼睛一秒钟一般能看16个字”，大字报翻篇的时间要能看完。虽然当时张金哲并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定的16个字，但至今他仍然按老师的标准去做。现在科学进步了，不需做大字报了。然而他之后多年来做幻灯片，编多媒体，依然遵循这些原则，非常科学，非常实用。而这些原则性的教导，还从未见过哪一级学校安排过这种课程。

由于张金哲是冀东人，到天津后说的是一口冀东味的天津话。演讲要求正规国语，要求字正腔圆。关于报告的声调要求，特别是当年对张金哲的要求，老师们真是花了工夫。赵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为他纠正。当时大礼堂演讲没有麦克风，只能要求声音响，每个字要清楚，特别每句话的尾字必须让人听清。这点更要归功于赵老师。他讲课的发声与读字方法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他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宣读方法，对克服发言困难很有帮助。

图1－2　张金哲与夫人于耀华中学80年校庆返校留影

上台作报告，仪表给人第一个印象。怎么走路，怎么鞠躬，怎么站立，怎么梳头、穿衣都有要求，老师都一一为张金哲指点。张金哲的母亲还专门为他赶制了一件黑色哔叽夹袍，作为登台的服装。

就是这一次小小的演讲会，不过十五分钟，然而它的准备工作，对一个小青年来说，比准备结婚还要隆重。比赛后他被评为全校第二名。首先是得到了老师的赞扬，又得到了家里的庆贺，张金哲自己则更是自豪。从此后学习都更加倍小心、努力，处处维护曾经展示过的“第二名”的风采。这一个小小的演讲会，不只是丰富了学生物理学课程的课外知识，也不只是锻炼了学生的登台讲话的技能。这是全面培养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部分:培养学生体验向课堂以外更广更深的知识的探索要求，培养学生的竞赛意识，培养学生奋斗成功和永争上游的荣誉意识。就是这种荣誉精神，成为鞭策张金哲一生上进的动力。

图1－3　张金哲高中毕业照

【注释】

[1]张金哲访谈，2010年11月30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顾学稼、林霨、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9页。

[3]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4]华湛编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世纪一甲子》。北京: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5]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