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前行_张金哲院士事迹

曲折前行_张金哲院士事迹

第五章　曲折前行

正当一切即将走向正轨之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乌云却笼罩下来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 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申请小儿外科学会的事还没等批准，就被压下去了。更糟的是，不但学会的事没法办成，甚至于各地开展的小儿外科都关了。当时说这种专科是不正当的，应该是全科，要发展成什么病都得看。胡传揆原来是协和的皮肤科大夫，后来当了医学院的院长。他当时60多岁，看皮肤科已经几十年了，可也让他必须什么科都得看。所以他连药也不会开，大家就拿他作为典型，认为这样的专科大夫没有用，还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好。张金哲的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

接着他也被说成是特务和反革命，被抓起来关到了儿童医院地下室。说起来真是冤枉，原因是张金哲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姓刘，和他是同乡，又是中学、大学的同学，后来同做医生，之后张金哲在北京，他在天津。1939年他们在燕京上学的时候，还是二年级的大学生，张金哲和刘同学再加上两个同学曾一块骑自行车到过解放区。他们当时只是听说是解放区，但也不懂得解放区是什么，更没有什么目的。到了解放区后，看见有一个庙，庙里有一个布告，好像是处理了一个人，那人不是汉奸就是地主。他们四个人就在那里照了张相，相片后来不知怎么到了“革命派”手中，就要抓这四个人，说他们是特务。除了张金哲和刘同学，另两个人是女的，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关门的时候已经到美国去了，就剩张金哲和姓刘的那个同学。那个同学当时被贴了大字报，一要抓他就自杀了。这些事情一开始张金哲并不知道，没人告诉他有这件事，也没人告诉他有这张相片。直到几年后他被放出来，军宣队的政委才跟他说:“关了你这么多的日子，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可以恢复共产党员的名义。为什么关了你这么些日子呢？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始终落不了案，解决不了。”政委又问张金哲:“你在燕京那样的学校，没事无缘无故地跑到解放区去干什么了？”张金哲后来回忆说:“本来也没事，其实就是学生，没去过，周围哪都想去一下。”[1](www.guayunfan.com)被关的日子是难熬的，工作固然是干不成了，看专业书也不可能。每天过的日子像是坐牢，没事的时候不能出去，到哪都有人看着。每天三次、四次地向毛主席像请罪，一次半个钟头，然后就安排一块去劳动。劳动一般就是扫街，下雪了，他们就被安排去扫雪，都是体力工作。到吃饭时间就一块排着队吃饭。后来一段时间又做了些农田里的技术性的工作，就是在桃园里剪枝、摘桃。这样的生活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更多的是受不了这种屈辱，于是他们经常听说有人自杀。先是有人在桃园里用裤带上吊自杀了，于是就把裤带都给收走了。当时睡的是木板床，底下垫的是板凳。后来又听说有人在床底下吊死，于是又把板凳收走了，床都落地，睡在地下，就跟日本的榻榻米一样。可是张金哲是坚强的，一是有爱人的支持。当时沈恩濂和群众关系都比较好，而且因为是一般的工作人员，那时候她不是一个主要的揪斗对象，始终没有人给她写过大字报，也没有揪出她来。她一个月去一回，带点东西看看他，这对张金哲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二是他有坚定的信念，觉得只要自己是正确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总有一天会转回来的。三是因为他始终乐观的态度。由于他是第二批被抓进去的，第一批被抓的人遭到的身体和名誉的迫害更厉害，他就认为已经很不错了。再加上他认为被这些人抓进去就说明没有和他们合流，因此更觉得是个安慰。他的老师林巧稚曾对他说:“你都没让人抓进去，很奇怪。”所以后来他甚至觉得被抓进去是一种表扬，意思是抓进去是应该的，要是没抓进去的话，按他们当时的想法那就是没出息的，委曲求全的人。

由于他的坚强，他没有颓废下去；由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他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改进小儿外科手术。1970年他因溃疡病住院手术，当时针麻比较时髦，但大多数人对针麻能否止痛存有疑虑，但当主管医生征求（象征性地）他的意见时，他接受了针麻，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体验来了解这种方法能不能用在小儿外科手术中。手术历时三小时多，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真是不试不知道，针麻的确有止痛作用。但这种麻醉尚有缺点，原来我以为疼痛可能难以忍受，其实不是，最难受的是让你一动不动地被固定在手术台上，刚一动就受到医生的告诫，实在太难熬了。而且能清晰地听到手术钳和镊子碰撞的响声和手术人员的说话，那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刺激。”这一经历让他想到了要提高小儿外科手术的舒适性。后来他在《门诊小儿外科学》中写道:“大孩子能合作者可以用局麻，但要充分估计病儿的耐受力，不止是疼痛，要想到长时间固定体位，温度、气闷、眼、耳鼻喉、皮肤各部位都感到不适，以及精神紧张与失掉信任等。”

1972年张金哲终于被放出来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搞清楚了真相，而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大事。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1971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就美方提出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给美国政府一个答复:“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尼克松总统于同年5月答复说，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赴华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7月16日发表了《公告》。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

正是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张金哲也被放出来了。因为尼克松携夫人访华的时候，尼克松夫人提出要参观北京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就把几位原来能说英文的大夫给放出来了。不过虽然出来了，可以回家了，但并不是做医生工作，就在医院病房里扫厕所。可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愿意动脑筋把它干好。他管厕所的时候就发明了不少清洁厕所的工具。例如用废了的长柄笤帚，他就把它剪短成为长柄硬毛刷，在一个侧面上绑上一条小铁片。这样就可以不弯腰刷厕所，需要刮除时就侧过来用铁片刮。屋顶灯上面落上了积土，需登高梯去擦，很危险。他又利用废掸子弯成直角，绑在长竿上，每天随时掸一下就积不了土。此外，他还设计了简易自动冲水、简易自动关门，明显缩小了厕所周围臭气范围。劳改结束回家后，老伴一直喜欢用他绑的拖把。特点是绑跟小、布梢长，吸水多，能插入矮脚桌椅床柜底下清擦。

真正的解放是1975年，但并没有马上恢复他在儿童医院的外科工作，是让他去中医学校学习。一是觉得不能把打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反革命，忽然又让他当外科主任，不好交待。二是让他出去，在外头待一年再回来，也让情绪平复一下。于是他在中医学校正规地学了一年中医，这倒增加了他对中医的兴趣。之后他便恢复了在儿童医院的工作。

这时也正是国家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于是张金哲一方面派出有关人员到兄弟医院去学习，一方面自己抓紧学习中医有关的理论。一年的中医学习这时也派上了用场。他认为，中医固然与西医有些地方大不相同，但并非完全不能用于治疗儿外科疾病。他根据儿外科特点，将一些常见病融入了中药和针灸疗法，丰富了治疗方法。特别是在急性阑尾炎、急性胰腺炎、胆道蛔虫、外科感染、术后恢复胃肠功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收到了较好的疗效，为儿外科的中西医结合作出了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与国外缺乏交流，对许多医学新技术并不了解，医疗器械也严重缺乏，制造业也不发达。张金哲为了改进和制造小儿手术器械，将各种五金工具搬到自己的家中，钳、锤、钻、锯等应有尽有，刚到他家一看，还以为是到了一间修理机器的工作室，怎么也不会和医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抓紧空余时间干起来，手术中遇到器械不顺手，就要拿回家修整一番，如果没有现成的器械，只能靠自己去揣摩，边制作边改进，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劳动。有些发明是很巧妙的，例如巨结肠手术所需的环钳，它的雏形竟是平常用于锁抽屉或门用的扣吊（即俗称提溜吊），两个扣吊的主页挖空中间部分，加上旋转螺钉即成。经多次动物试验证实有效后方用于临床。后来与医疗器械厂的师傅们合作，才做出真正的不锈钢制的环钳，经改进后成为现在临床上使用的环钳。国内有人受此启发，又派生了类似的器械用于巨结肠的治疗。当他听到有些国家手术和抢救时使用心电监护仪，他认为医院也应及时购买用于手术。可医院缺乏外汇去购进这些先进仪器，但如果不这样做，又将会落后。于是，张金哲又投身于自制的监护仪工作中去，几经反复，终于攒成一台土制的监护仪。他就是用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去为儿外科事业而奋斗。许多发明就这样从张金哲的工作台上飞了出来，大家把他的家称做“张金哲的小作坊”。

图5－1　套筒和环钳（巨结肠手术用张氏钳）

除此以外，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等儿外科常见病、新生儿术后呼吸道管理，以及先天性巨结肠的非手术尝试等，都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起来。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张金哲和潘少川就提出在小儿外科内正式成立骨科、泌尿等各专业组的规划。其他的儿外科同仁也都未动摇信心，大家都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开展了一些工作。1974年，上海的丁文样等用自制小儿人工心肺机开展小儿心外专业，开办小儿心血管外科培训班。此期间，医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几乎完全停顿，儿外科的梯队建设断档时间超过10年。不过儿外科进修工作尚在继续，特别是1972年后，进修人数又恢复到“文革”前情况。特别是除卫生部、高教部外，部队医疗系统（人民解放军、公安等）也建立了儿外科专业。1973年解放军总院正式建立了较强的小儿外科专业（马承宣、刘贵麟领导）。其他部队医院医生像邹中寿、苑锋、赵波等都是儿外科专业带头人。另外如铁道、钢铁、煤矿等系统也都开始了小儿外科的工作。在最困难时期，童尔昌甘冒迫害风险，联系各地同道，出版了四期《武汉新医药·小儿外科专号》。他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小儿外科专业的热爱与追求。

【注释】

[1]张金哲访谈，2010年12月14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