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西巡的资料_隋炀帝西巡的历史意义

隋炀帝西巡的资料_隋炀帝西巡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为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而亲自西征西北边疆，并与西域各国会盟张掖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个。这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笔的。关于这次西巡，“士卒冻死大半”是什么时候，在史书上记载不一，一直处于争论当中，尚无定论，成为一大谜团。

裴矩绘制《西域图记》

隋朝时的河西走廊处于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是西域各国与中原进行商贸活动的必经之地，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自南北朝到隋初以来，吐谷浑、突厥已对这里构成南北夹峙之势，边疆长期难以安定。尤其是吐谷浑的袭扰十分严重，威胁最大。据《周书》和《隋书》的《吐谷浑传》等记载，西魏大统年间（535年—551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夸吕复寇凉州”；隋开皇初（581年），“以兵侵弘州”，是年又复寇凉州。“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隋书·贺娄子干传》）。

因此，征服吐谷浑，很自然地成了隋王朝政策的既定目标。隋开皇元年（581年），遣元谐和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率步骑数万击吐谷浑，兵出鄯州，趋青海，连战大捷，俘斩万计，夸吕远遁，其名王十余人率部来降；开皇三年（583年）五月，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六月，梁远又破吐谷浑于尔汗山。开皇四年（584年），贺娄子干发河西五州兵击吐谷浑，据《资治通鉴》卷176载“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隋初时对吐谷浑的连续用兵，杀掠甚众。后来吐谷浑发生内乱，无力寇边，隋文帝亦改行招抚，不准河间王杨弘和垒州刺史杜粲用兵。开皇九年（589年），隋大军南下，一举灭陈。吐谷浑震慑，比较收敛。开皇十六年（596年），吐谷浑可汗世伏娶隋宗室女光化公主，建立和亲关系。

世伏死，其弟伏允立，依俗尚公主，朝贡岁至，但犹“常访国家消息”，隋文帝“甚恶之”（《随书·吐谷浑传》）。但也暂时相安，矛盾依旧。大业三、四年间，吐谷浑又屡寇张掖。当时阴世师出任张掖太守，曾亲自捕击联合党项屡来寇掠的吐谷浑人。另一次吐谷浑来寇张掖，被长孙炽率精骑五千击走，直追至青海。

隋王朝将平定吐谷浑、安定西陲、畅通丝路定为国策后，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裴距被提升为黄门侍郎，“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隋书·裴矩传》）。裴矩采取“以夷制夷”、恩威并施的传统方法，对东西突厥进行了分化瓦解。大业三年，居伊吾以西蒲类海一带（即今哈密）、巴里坤地区的铁勒部因曾经犯塞，寻遣使谢罪。裴矩奉炀帝之命前往慰抚，让其出击吐谷浑以自救。他曾设想联合母亲是汉人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一起行动，隋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www.guayunfan.com

裴矩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从小勤奋好学，机敏过人。隋文帝时，因他文章出众，曾做过“记室”。隋炀帝即位后，命裴矩营建过东都。裴矩文武全才，且善于与西方异族打交道，隋炀帝曾派他数次出使西域。当时的张掖是周围各国商旅的聚散地，是繁华的商业贸易场所。隋炀帝派裴矩来张掖掌管贸易大权，就说明了张掖举足轻重的位置。裴矩来到张掖，广泛接触外商，对所有西域商人皆仔细询问他们国家的山川地形、自然特点，详细了解各国的民俗风情、土地物产等相关情况，逐渐对西域各国的山川地貌、民风民情了如指掌，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撰写绘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域图记》。

这是一部有图有记的巨著，所记皆为西域千余户以上的较大国家，地域东从“咽喉之地”的敦煌起，西从西顷（今青海西顷山）向西，包括整个青海，北从北海（贝加尔湖）以南向西，范围非常广，东汉时的西域55国全包括在内，再加上越出此范围的通往西域的3条通道，空间纵横达1万余公里。

《西域图记》不仅有地图，还有独具特色的人物肖像图。裴矩经过调查核实，并参考书传记载，将西域各国的国王、商贾或百姓，各依其本国的服饰穿戴、仪容形态，用“丹青摹写”绘出人物肖像，使图记更为形象化。

在《西域图记》序言中，还明确提出了当时西域的3条主要交通线，即后来公认的丝绸之路“北、中、南”3条通道。这3条通道皆以敦煌为起点，北道从伊吾（哈密）过伊犁河至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地中海）。中道从高昌（吐鲁番），经焉耆、库车、哈什度葱岭（帕米尔），至波斯（伊朗），达于西海（波斯湾）。

南道从楼兰、于阗（和田）度葱岭，经阿富汗，至北婆罗门（巴基斯坦），达于西海（阿拉伯海）。西域各国通过这3条路线将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张掖，互市后，再将换得的货物运送到西域。裴矩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多方寻找书传记载，实际调查，掌握了大量翔实材料，反复核实，所记皆为“穷其要害”的实录，体现了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裴矩将《西域图记》献给隋炀帝，炀帝大悦，重赏了裴矩，并邀裴矩到御座前，询问西方的事情。隋炀帝详细了解情况后，决定采取行动，西征吐谷浑，以安定西陲，畅通丝绸之路。大业四年二月派崔君肃出使西突厥，对处罗可汗说：“吐谷浑亦因撼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反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隋书·西突厥传》）对于东突厥，隋朝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可汗，由炀帝亲巡其帐、给予殊遇等办法加以笼络，使启民可汗断绝了与吐谷浑的往来。

后来，虽然处罗可汗没有如约到大斗拔谷会同隋军共攻吐谷浑，但隋朝却达到了离间吐谷浑与其周围民族关系的战略目的，为后来征服吐谷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隋大业三年或四年，裴矩说服铁勒部出兵，契弊哥大破吐谷浑，伏允可汗东逃。吐谷浑遣使向隋求救，隋炀帝命左翊大将军许国公宇文述率兵屯西平之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抚纳降附”。

吐谷浑见宇文述兵强，来势不善，又西遁。宇文述率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击，连拔曼头（今青海共和西）、赤水（河源郡治，在今共和县）二城，斩3000余级，获其王公、尚书、将军200人，虏男女4000口而还。吐谷浑伏允可汗南奔雪山。隋军撤回以后，伏允又返回故地，于是有了翌年隋炀帝之亲征。

隋炀帝召开“万国博览会”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自关中赴河西。隋军沿渭河西溯，越陇山，绕过宝鸡至天水，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再经青海乐都、西宁，自俄博过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到张掖。www.guayunfan.com

历史记载，隋军自四月下旬由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开始，用40万兵力对吐谷浑展开了战略包围。五月下旬，在覆袁川同吐谷浑进行了大决战，历时一个月，结果隋军大胜，吐谷浑几乎全军覆灭，可汗伏允逃窜党项。自此，隋王朝西北边患得以消除。

结束与吐谷浑的战争后，隋炀帝于大业五年六月十一日经大斗拔谷到张掖。在张掖的十多天时间里，炀帝举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召见了“诸郡”学业赅通、才艺优洽的四科举人；在燕支山（今山丹焉支山）举行盛会，高昌王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臣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在“观风行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吐屯设升殿宴饮，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一说三十余国），奏九部乐，设鱼龙曼筵以娱之，赐有差。

关于两次会见西域诸国王公使臣的地点，史籍一般笼统地记在燕支山。“谒于道左”，使用观风行殿，更易使人理解为在旷野。但如此规模的盛会，更有讲究排场的中原天子主持，在路边举行，于礼仪安全都很难讲通。当时的张掖郡辖张掖（现甘州区）、删丹（现山丹县）、福禄（现酒泉市）三县，因此可供选择的地点有两个。一是张掖城，其位置自隋唐至今无变化。《隋书·阎毗传》记载，殿内丞阎毗“从幸张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这“行所”按一般理解应该是离宫式建筑，但这样的建筑在城内何处，无从考证。二是定羌庙，今名绣花庙，在山丹县境内，位于兰新公路旁，张掖至燕支山之道左，南眺可见大黄山（燕支山），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盛会地点是否在此，尚无佐证。

这次“万国博览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此后不久，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进而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胡商贩客，日趋城下，各种交流，畅通无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这样一来，更加坚定了隋炀帝开放国门、经营西域、通过相互交流来促进国内繁荣的信心。这从他返回长安后所采取的两个重大举措，就可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将自己的女儿华容公主远嫁给他曾在张掖交易会上接见过的高昌王伯雅，显示了他同西域永结友好的真诚愿望。二是加大了兴修运河的力度，以便迅速调集丝绸和其他出口物资，并将西域进口的物品运往全国各地。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过去有的史学家持非议态度，硬说他修通运河的目的是为了船载美女到南方去玩乐。其实，运河所联结的三个重要地方——长安、北京和余杭（广州附近），正是丝绸之路的绿洲路线、草原路线和海上路线的三个起点，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良苦用心，是要在国内建立一个水上贸易的网络，以适应大规模对外交流的需要。

隋炀帝西巡的影响

隋炀帝西巡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据张掖市委党校副校长任积泉先生《关于隋炀帝西巡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隋炀帝亲自西征并得胜，吐谷浑主南遁，至大业末不为边患，又在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并派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自此，使青海的大部分归入中原王朝郡县制度的管理之下（西汉和新莽时代所设郡县范围仅及青海东部湟水流域）。所设四郡中且末、鄯善在今南疆东部。稍前，炀帝曾派刘权往北疆城伊吾，显见是全面实施“固河西、斥西域”的战略。应该指出，虽然这种做法包含有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个人的想法，但也不可否认那一发展体现着历史上业已成熟的一种趋势。

经汉武帝刘彻和汉宣帝以来七八百年的经营，古代青海、新疆乃至甘肃，已和关中内地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经济上彼此支持和补充，文化上密切交往吸收，通过联姻血统上也有所接近，一些杂居的民族已经“同操华语”，有的屡议要“解辫削衽”，改变胡服，吐谷浑要求“归化”、“藩附”的部落是越来越多。西巡及设四郡这样一个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和疆域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合乎大势所趋的行动。它的成功是不能仅仅用隋炀帝个人扩张统治地域的欲望、野心来解释的。当然，封建君主个人及其封建统治集团的意志在这类事件中是起作用的，但主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我国各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那股无可阻遏的走向联合和统一的潮流。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经过汉唐以来包括这次隋设四郡在内的不断演变，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终于成为我们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内在原因。

隋炀帝亲巡河西，着意解决吐谷浑问题，他的做法和汉武帝为断匈奴之右臂，打破羌族和匈奴的联合，开设张掖等河西四郡的做法十分相像。应该肯定隋炀帝西巡是历史上许多代人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所作的无数努力中比较有成效的一次。因为统一国家的形成，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的结果。

随着吐谷浑问题的初步解决，中西交通更加畅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高潮在炀帝于张掖停留期间即以盛会形式出现，所谓的朝贡和颁赐可看做是官方实物交易的别称。这一高潮迅速波及西京。翌年正月十五，诸蕃酋长齐集洛阳，大献方物，即进行朝贡贸易。“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絺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日柬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自是每年以为常焉。”（《隋书·卷15·音乐志下》）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突厥等二十六国并遣使朝贡，又到了洛阳，其中许多人是沿丝路来自西域的。隋炀帝再次设鱼龙曼筵之乐，大会宾客，颁赐物品。他从张掖到洛阳对西域客人的盛情款待，无疑是对发展丝路贸易的刺激和推动。宴乐之外，实质性的内容还是商业贸易，“诸着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于是整饰店肆，盛设帷帐，珍货充积，“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隋书·裴矩传》）。规定胡商过酒食店，一律免费招待，还以缯帛缠树。炫耀富庶，按炀帝的脾气，极尽靡费奢华。这种做法，贻笑当时，也屡为后人抨击，或许也不能完全抹杀隋炀帝极力提倡内外贸易的苦心。一般都把丝绸之路上继两汉之后的又一次繁荣推到唐代，其实这一新的高潮在隋代就已到来了。

隋炀帝西巡，有失误，也有成果。总起来看，一度解决了吐谷浑寇边和干扰丝路的问题，设了西海等四郡，西陲得到安定，丝绸之路更加畅通，隋与西域的交往和丝路贸易达到新的高潮，“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在我国的疆域史和中西交通史上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西巡的成功是可以肯定的。

隋炀帝作为一个处在中国长期分裂后重建大统一时期的皇帝，又是处在封建社会鼎盛发展的起点上，他的许多活动带着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除西巡之外，还有北狩、建洛阳、修驰道、筑长城、开运河、下江南等，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强度轰轰烈烈地干了十几年，许多事做成功了，有些事做糟了，特别是他本人残暴的封建专制君主的品格，在做一些本无可厚非的事时，也给人民带来格外深重的灾难，积累成无法忍受的负担，最后征辽东时激起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甘肃著名作家、张掖电视台记者韩润东先生撰文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数百名皇帝中，隋炀帝大抵是列在名声不太好的皇帝之中。后来的历史或者说后人是这样评价这位皇帝的：杨广素与宇文述、杨素勾结，建立党羽，阴谋夺位。仁寿四年，杨广弑父杀兄，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炀帝得志后骄恣无忌，滥用人力财力，挥霍无度。他大规模征发民工，修建南北大运河及长城；大规模兴建东都，穷极华丽，一年间每月役使民工达二百万人；又大规模征调军队，三次出征高丽，但均告失利；巡游全国，三下江都。连年征战与炀帝暴政致使隋朝的国力大大削弱，人民苦不堪言。论者称，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隋朝建立不久的政权迅速瓦解灭亡。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隋炀帝实施苛暴的徭役、兵役，毫无限制地压迫劳动人民，甚至贵族地主，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主反抗，是隋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情况颇似秦朝，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许多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种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隋炀帝只当了14年皇帝，就将刚刚建立37年的大隋江山断送了，因急功近利、滥用民力，在历史上一直以骄奢残暴、荒淫无度著称。然而，正是这个颇有争议、评价很差的皇帝，却在任期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那就是亲自西巡，在河西走廊的张掖召开了由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使臣、商旅参加的“万国博览会”，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博会”。

历史上，隋炀帝来张掖举办的这场规模宏大的盛会，类似于当下各地时不时举办的贸易洽谈会。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中原与西方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张掖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唐太宗感慨地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这件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外交发展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盛事。这件事，对于张掖的历史或现实来讲，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尽管到今天为止，隋炀帝西巡张掖，在张掖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更多的自然或人文痕迹了，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次西巡一定意义上蓄积了张掖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把张掖重新置于一个属于交通和文化脉络上的重要位置。抚去历史的尘封，今天的张掖，从历史那儿或者说从隋炀帝那儿，汲取的就不仅仅是点点滴滴的碎末，而是一个文化名城必备的厚重与沧桑。今天，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同时，引发建设当下张掖的豪情或者说思绪，理应是必然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西巡张掖，写下了一首既昭示他文学才能，又展示他胸襟情怀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这首《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今人品读，依然是可以兴味悠然的。

隋炀帝是个矛盾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既有重大建树，又有重大罪恶。他常常把事情做坏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操之过急，失之于暴，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打乱了社会生活的节奏，这方面留下了很值得后人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魏征亲眼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很懂得这一点，以隋为鉴是他劝诫唐太宗时常用的法宝。为了对当时的政权服务，魏征在主持编撰《隋书》时，不免要着重强调隋炀帝作为暴君的失误，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位“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的君主的一切历史功绩。一千多年来，魏征的观点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今天我们评价这一历史人物，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士卒冻死大半”的争议

关于隋军在大斗拔谷“士卒冻死大半”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冻死士卒的时间和人数两个方面。《隋书·卷三·炀帝上》记载，隋军在结束与吐谷浑的战争后，来张掖的途中，于六月癸卯（八日）“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的记载则是炀帝在张掖的活动结束后，“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险隘，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

任积泉先生认为，《隋书》所记在大斗拔谷冻死士卒当在阳历7月底，此时正是大斗拔谷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冻死人的可能性不大。《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则是“车驾东还”时才发生如此惨剧，炀帝返回的时间是在七月丁卯（八日），即阳历8月20日左右。

根据当地气候，此时发生寒潮的可能性很大。此说有两点根据：

一是《资治通鉴》在介绍这一事件的《略记》中说，“帝记在六月癸卯。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二是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山水卷四》中考证说：“隋大业五年，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险隘，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多冻饥死者。”若如《资治通鉴》和《凉州府志备考·山水卷四》所说，这一事件是发生在车驾从燕支山折回大斗拔谷时，那么这次西巡往返走同一条道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同时把在张掖燕支山地区宴请西域二十多国贵宾的盛会放在大斗拔谷悲剧之前，没有那令人沮丧的情绪，于情理上也通。

因此，《资治通鉴》和《凉州府志备考》所记冻死人畜的时间根据是充分的，是令人信服的。至于这次在大斗拔谷的损失，《元和郡县志》记“士卒冻馁死者十六七”，《北史·隋本纪》《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都说“士卒冻死者太半”或“大半”，《北史·隋本纪》和《资治通鉴》并记死“马驴什八九”，数字之大，令人难以想象，驴、马乃耐寒动物，在暑日冻死如此之多，不能令人信服。

但此说尽管有夸张之嫌，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大斗拔谷贯通祁连山，纵深40公里，平均海拔约3500米，天高地寒，山路险隘，大部队通行甚难，军士若按暑天装束，突遇不测风云，稍一阻滞，困在山中，便可能冻死人。炀帝这次西巡，队伍庞杂，一部分人当天未能走出山谷，“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损失会更大些。炀帝胞妹乐平公主，即前北周天元皇后，这次随行，殂于河西，也许就与大斗拔谷出事有关。还应说明的是，当时的气候，《隋书·食货志》与《元和郡县志》记是“霖雨”或“大霖雨”，《资治通鉴》《北史·隋本纪下》记的是“风雪晦冥”或“风霰暝冥”，明显有别。

按当时节气，是雨而非雪的可能性更大。那么若非山洪暴发，仅遇雨能否死那么多人更是个疑问。《隋书·食货志》记这次损失是“士卒死者十二三”，同一书前后出入如此之大，显见是有意夸大了。根据当时山谷中是雨而非雪的情况，后一种记述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本区出版的某些书籍和发表的个别论文，未及详审，贸然引用“死者太半”，实不足为凭。

在王秉德先生《隋炀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线考释——兼论〈资治通鉴〉记载失误》则认为，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西巡河右。这次出巡意图包括以武力解决吐谷浑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亲赴张掖巡视西域各国前来贸易情况，并接受各国君王使者朝见，举行盛大集会，宣扬国威；以及沿途访风问俗，优抚耆老等。炀帝于是年正月二十日离开东都洛阳，到十一月十三日才回到东都，西巡历时近十个月，实现了西巡预期目的。现根据《隋书》的《炀帝纪》《食货志》《列传》等有关记载，对其行程路线综述如下：炀帝一行于大业五年正月二十日离开东都洛阳，二月十一日到达西京长安，即大阅军容，整备军实。

三月初二日车驾离开长安西巡，初八日幸扶风旧宅（隋扶风郡在今陕西凤翔县）。四月初三日大猎于陇西（今陇西渭源一带）。四月初九到狄道（今临洮），武威等郡太守迎候，武威太守樊子盏以青海多瘴气，向炀帝献青木香以御雾露。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黄河至西平（隋西平郡治在今乐都）。五月初十日大猎于拔延山。十五日入长宁谷（今西宁市北川河谷地）。十七日度星岭（今大通县北）。十九日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今门源县南达坂山）。二十一日过浩门河（今门源境内的大通河）。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初七日遣诸将围吐谷浑主于覆袁川（今黑河上游青海祁连县一带），其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初八日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山路隘险，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十一日至张掖。十七日高昌王曲伯雅来朝，炀帝派殿内臣阎毗持节迎劳，并由阎毗一直陪同高昌王到东都。二十一日在张掖举行盛会，“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七国”。二十三日大赦天下，然后车驾东还。

高昌王及各国使者先行，沿途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炀帝车驾途经焉支山时，高昌王及伊吾设以及二十七国使者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锦绣，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张掖、武威士女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车驾东行途经番和县（今永昌），炀帝亲至北山瑞相寺瞻仰，改瑞相寺为感通寺，从此番和北山亦改称北御山（详1995年武威出土《凉州御山石佛瑞相因缘记》碑）。然后由武威太守樊子盖迎驾至武威下榻，并盛宴招待高昌王及各国使者。炀帝为此赐给樊子盖“口味百余斛、缣千眄、粟麦二千斛”。

车驾继续东行经金城、狄道返京，九月二十日车驾入长安，十一月十三日车驾幸东都。上述炀帝西巡行程，在时间顺序上，原本是清楚的，往返路线也应是明确的。即炀帝西行出巡路线为：洛阳——长安——扶风——天水西——狄道——临津关——西平——大斗拔谷——张掖，东返回程路线为：张掖——番和——武威——金城——狄道——天水西——扶风——长安——洛阳。

但《资治通鉴》在记述炀帝西巡行程中无论在时间顺序上还是往返路线上，均出现诸多失误。一是将炀帝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二是将炀帝在张掖设观风行殿举行盛会的时间推迟到登焉支山之后。三是将炀帝六月初八出大斗拔谷的时间推迟到六月二十三日以后回京的路上。这不但将时间先后倒置，而且将往返路线也搞混了。究其原因，当是受《隋书·食货志》及人物列传的影响，因食货志及人物列传在对史料的编排上，往往以类相从，或突出各自的重点情节，不讲究时间的先后。如《裴矩传》中叙炀帝西巡张掖，只提到炀帝登焉支山的盛况，而对炀帝在张掖的情况却略而不提。《食货志》中只说“炀帝西巡河右，西域诸胡迎候道左，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不提时间、地点，而且将征服吐谷浑及经过大斗拔谷的情节追记在后面，似乎都是在炀帝离开张掖以后发生的事。《资治通鉴》在取舍这些资料时，竟然随意裁剪组合，形成阴差阳错。

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字身之）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未作校正，难怪明代嘉定严衍作《资治通鉴》补记时说：“身之立意不改原文，每每将错就错，误人不浅。”《资治通鉴》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是最享盛名的经典之作。所以它发生的失误，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如民国时期成书的《辞源》“大斗”条对大斗拔谷的解释，引《资治通鉴》的说法：“隋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风雪晦冥，士多北者。”

就认为是从张掖东还时经过大斗拔谷的，明显把返程路线搞错。直到1988年《辞源》修订本中的“大斗”条，才将此语删除。至于炀帝设观风行殿盛宴高昌王等的地点，究竟是在张掖还是焉支山，至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可见其失误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