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通史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通史

《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通史。作为我国文化史上一部规模空前的伟大历史著作，比较详尽地记录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的历史，系统记录了古代中国长达3000年的史事，充分地体现了汉朝以前史学的最高学术成就。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3/5左右。

《史记》取材广泛，包罗宏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司马迁对所搜集的材料还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剔除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付之阙如，或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采取的是慎之又慎的科学态度。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计有52.65万字。

一、司马迁主要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社会氛围，激励着这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很好地把握住了蓬勃向上的时代脉搏，在历史学方面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司马迁的《史记》一反汉代以前的史学传统，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写史模式。在先秦时期问世的《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著作，分别是以编年、记事、记言的形式记述历史或史事，而《史记》则是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

“本纪”，是历代帝王的传记，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业绩，是全书之纲。十二篇“本纪”就是十二位帝王的传记，“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连贯相衔，一脉相承，构成了历史的主线。“世家”，是诸侯王和一些列侯的传记，因为这些人在全国各个重要地区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就构成了当地的地方史。

“列传”，记录了当时活跃在众多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言行，这犹如条条神经，通往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像金字塔一样地围绕历史人物撰写历史的体例，被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称之为“纪传体”。刘知幾在《史通》中把“诸史之作”条分缕析，分为“六家”，并将其归之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司马迁以其首创之功，被称之为“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其次，《史记》一反先秦时期或以编年，或以地域写史手法，开创了“通史”的体例，以百科全书式的笔触记录了华夏民族的完整历史。如顺着司马迁提供的历史线索，追根溯源，华夏民族便找到了自己的根，中华文化也找到了自己的源头。关于华夏民族的初祖，一直到战国晚期才在诸子的典籍中出现“三皇五帝”的说法。

当时，所谓“三皇”，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曰天皇、地皇、泰皇，一曰伏羲、神农、黄帝。所谓五帝，主要也有两种版本：一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是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第一次把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并考证出五帝之间的世系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唐尧是帝喾的儿子，虞尧是黄帝的八世孙。

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司马迁的结论奉为圭臬，也一直把黄帝奉为自己的初祖，黄帝的英名始终起着凝聚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感情的巨大作用。千百年来，以黄帝名义形成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和持续弘扬的中华文明，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国家无论经历了多少次分裂、多少次战乱，面对着多么强大凶恶的外部敌人，中华民族总是沉着应对，战胜一切敢于阻挠、反对国家统一的敌人，始终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凡是中国人，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党派，无论走到哪里，作为“龙子龙孙”的记忆都永远不会消失。那些自视为“天子”的帝王，那些斗争惨烈的政客，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只要来到埋葬黄帝的桥山之下，都会大动情感，匍匐在黄帝陵前。真可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再次，司马迁一反《左传》、《战国策》、《国语》那种零敲碎打式的写史方法，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历史的悠长和社会的纷繁，将中国上古数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天象、灾异等自然现象，做了系统的记录和论述，构成一幅完整的大历史的格局。这种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自然史著作的论史体例，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八书”里。“八书”的内容为：

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真可谓囊括天地，无所不包了，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便，作‘八书’。”这种对社会、自然作专门、系统论述的史学论述体例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历代修史，必设“天文志”这样的章节。

因为古人把风、云、雨、露、霜、雪以及地震灾异、日月之蚀，也作为天文现象看待，所以，无论天上的灾异还是天上的变故，都是“天文志”记述的内容。同时，古人还把某些自然界的突发现象和社会上的人事变迁联系起来，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察星辰之变，而参与政者”(《隋书·经济志三》)，所以“天文志”就包罗万象了。南宋的史学家郑樵，平生对司马迁极其推崇，晚年网罗各代历史，编撰《通志》一书，其中的二十略，颇多创见，从天、地、人、礼、乐、书，到政治、经济、法律、艺文，以至于金石、灾祸、祥瑞、昆虫、草木，其博大与精到，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史记》大历史体例的优良传统。

第四，是司马迁一反中国历史上长期重本(农)抑末(商)的思想，第一次把商人同帝王将相这些历史活动的主体摆放到了一起，同样成为构建中国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司马迁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集中地记载和论述了与商品货币关系相联系的经济问题，记述了封建国家管理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措施。

司马迁论述了商业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即“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用之”；论述了人类追逐私利的本性，乃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论述了商战的规律，即“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活跃在各国经济、商业战线的富商大贾发家致富的事迹。像“治产积居”而“遂至巨万”的陶朱公范蠡；“结驷连骑”而敢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的子贡；“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郭纵；以畜牧业致富、受到秦始皇赏识的乌氏倮，以及计然、白圭、猗顿、巴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曹邴氏、刀闲、师史、宣曲任氏、无盐氏，关中的田啬、田兰和栗氏、杜氏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以商人的身份登上中国的正史。

司马迁忠实地记述了他们的经商经验，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智慧，并以历史事实证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他还以春秋时期的范蠡为例加以说明。当范蠡洗雪了会稽之耻以后，潜赴到山东陶邑经商，采取囤积居奇的手段，与时逐利，发了大财，但是，这位陶朱公并没有把这些钱财据为己有，而是在19年间，先后两次把自己所赚到的钱财分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方的兄弟，树立了一个“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典型。

这对将商人贬之为“五蠹”(韩非指儒家、侠客、纵横家、奸臣私门的党人、商工之民)之一的传统思维是强烈的冲击，这对当时朝廷抑制商业、轻视商人的做法也是有力的批判。为了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他还在《货殖列传》的结尾不无深意地写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商业经济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影响。班固在《汉书》中不但完全继承下来，还增补了有关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粮食政策等方面的内容，称之为《食货志》，使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记载更加全面。在《史记》、《汉书》的影响下，重视记载经济史实，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史记》还拓展了历史的概念，第一次把视野从华夏民族生活的中原地区同时转移到了中亚、东南亚一带，从而树立起世界史的观念。

二、司马迁家学深厚、阅历丰富、一生坎坷，造就了这位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和深邃目光，使之具备了他人难以企及的的学识和超前的历史观，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毋庸置疑成为中国史学的巅峰之作。

——司马迁发扬了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传统，将犀利的笔锋直指当代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古代修史，无一例外地都是后代写前朝，这就避免了史官的尴尬。同时，《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所以作为史官，当然就更没有生命之虞了。然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恰恰相反，在《史记》的记录里，他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的。他一方面肯定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

汉武帝的大动作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此，司马迁是赞誉有加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司马迁也毫无保留地揭露了汉武帝的弊政，如强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诽”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雅好女色，后宫美女数千；梦想成仙，崇信妖人；热衷封禅，遍祀诸神……可以说，在《史记》里，汉武帝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以其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史学家的责任感，为后人树立起难以跨越的标杆。据说汉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完全是可能的。

——司马迁把中国境内的大小民族都视为炎黄子孙，用胡汉一家的超前历史观记载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他把居住在中原的民族世系记录得十分详尽，从三皇五帝到汉代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承：夏之开国者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之建立者成汤的先祖殷契，乃帝喾的儿子；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的先祖后稷，亦帝喾之子；至于秦，则“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至于得天下的汉朝，乃续成周之大统。而散居在汉帝国疆域之内的各少数民族，司马迁则不吝笔墨，分别加以考证。

游牧于北方的匈奴人，其先祖是夏后氏之后，叫淳维。匈奴后来发展壮大，形成山戎、猃狁、荤粥等部族，以畜牧为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以机动的骑兵，长期为祸中原，黄帝就有“北逐荤粥(匈奴的另一拼法)”的记载。在战国末期，逐渐兼并，形成匈奴和东胡两族。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射杀乃父头曼单于而自代。不久，又灭掉东胡，统一了匈奴。从此，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西逐月氏，南略燕代，进而严重威胁中原王朝，几近百年之久。直到汉武帝中期以后，才在汉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衰败下去。在此之后，这个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大宛列传》里，司马迁第一次将这块新疆域做了记述。在先秦时期，西域地区已经有众多民族活动，但并没引起太多的注意。到了汉武帝时代，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前后将近30年，在汉朝的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下，臣服了西域36个小国，沟通了大月氏、大夏、安息、乌孙等大国，使之对中原王朝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先后和汉朝建立了隶属关系。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灭大宛，在轮台、渠犁等地实行屯垦，这样，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便同中央王朝紧密地联系起来。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新疆轮台东)设置西域都护府，全权管理西域事务，葱岭以东地区全部纳入汉朝的版图之内。这一行政上的大动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至于西南夷诸国，民族成分比较复杂，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以巴、蜀为中心，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汉武帝先后在建元六年(前135年)派唐蒙、元狩元年(前122年)派王然出使西南夷，宣扬汉朝的威德，使这一广大地区逐步走上与中央王朝统一的道路。

对于其他诸侯国和兄弟民族，司马迁也是援引此例，逐一加以阐述。其中吴、越、齐、楚以及郑、赵、魏、韩、鲁、燕等国，无一例外，黄帝都是其共同的始祖。东越、南越这两个政权，司马迁对前者是这样介绍的：“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对后者是这样介绍的：“南越王尉佗者，真定(河北真定)人也，姓赵氏。”他们全是中原人的后裔，而且都有回归之心，愿意在朝廷的治理之下，作为大汉天子的臣民。

——司马迁能以十分客观的眼光审视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叛者，并给这些人以平等的地位和公正的评价，这在封建历史学家中是极其罕见的。他以严峻的笔锋揭露了秦始皇的一系列暴政，正是为这个暴君的沉重徭役所苦，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被称为“瓮牖绳樞之子，氓隶之人”的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点燃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仅仅数月，在秦帝国的疆域内，便酿成了燎原之势。

司马迁突破历史的局限，不但不把这些人蔑称为“匪”、“盗”，还把这位雇农出身的起义军领袖放在《史记》“世家”档次之中，同那些声名显赫的诸侯并列，加以客观地叙述。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还明确指出：“君不君，则犯。”就是说，做国君的如果不知道作为国君的责任，大臣们就必然犯上作乱。那意思也至为明白，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老百姓就有权利起来将其推翻。司马迁的观念里颇有“造反有理”的意味，这无疑为后人反抗封建暴政提供了道义基础。他的这种进步的史学观是超前的，直至以后很多代的历史学家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

另外，活跃在司马迁的如椽巨笔之下的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也是各擅短长，栩栩如生。

高山仰止

《史记》成书大概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之间，原来没有书名，据说，司马迁在这部巨著完稿后曾让当时的学者东方朔过目，东方朔在钦佩之余，便在书前写了“太史公”三字，这大概就是书名了。到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其书名为《太史公百三十篇》。以后历代又多次更名，分别称之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可能是后世的人们为了图省事，又将“太史公记”改成《史记》。于是，《史记》之名就流传至今了。

司马迁完成《史记》这部巨著后，曾誊写两份，分别藏于朝廷内府和自己家中，即所谓“臧(藏)之名山(即华山，司马迁女嫁华阴杨敞)，副在京师”(《汉书·司马迁传》)。由于这部著作的批判性，很难见容于汉武帝，所以，数十年间，一直被束之高阁。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奏请皇帝批准，将《太史公书》公之于世，随即对我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就有17人续补《史记》；东汉班固模仿其体例，撰写了与之齐名的《汉书》。两千多年来，我国历朝历代修史成风，史学著作大量涌现，无不受到司马迁的深刻影响。《史记》也经历代传写刊刻，传世的版本无数。截至目前，虽然多已亡佚，但是仍有60多种，珍藏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内。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其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

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籍也源源不断地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即：南朝刘宋时裴骃(裴松之的儿子)注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注的《史记索隐》、张守节注的《史记正义》。其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30卷，因《史记》旧注音义散失，乃采摭南朝刘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肖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朝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有关论著，撰写成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这本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颇多补正，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www.guayunfan.com

正是由于《史记》对帝王(包括汉武帝)将相颇有微词，对屠狗卖浆者多所礼赞，对农民起义领袖和失败的英雄均给予客观的评价，这种超越当时意识形态的观念，是十分难得的，充分表现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但是，历代统治者在不得不承认其著作的史学价值的同时，对他又颇多贬损，甚至被称之为“谤书”。东汉章帝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据《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曾受汉章帝诏令“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司徒王允欲杀大学者蔡邕，不听太尉马日磾的劝告，坚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就是援引此说，把蔡邕囚死狱中。到了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韩城县令瞿世琪欲大规模扩建司马迁祠墓，请求康熙皇帝赐字，也遭到训斥。可见，当权者们的政治偏见是多么的执拗，内心世界是多么的阴暗了。金代的提刑副使高有邻参透了其中的奥妙，他在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凭吊太史公祠时，写有一首《司马太史庙》，诗中写道：

汉庭文物萃君门，良史独称司马尊。

七十卷书终始备，三千年事是非存。

李陵设若无先见，王允何由有后言。

古庙风霜香火冷，白云衰草满平原。

然而，司马迁的伟大人格和《史记》的盖世之功，如日月之经天，两千多年来，一直光耀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对《史记》，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有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五经之櫜籥，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颂词，对司马迁，则被尊称为“文史祖宗”、“百代一人”，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和爱戴。据晋人许国昌《养性斋杂记》记载，汉阳太守、夏阳人殷济，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于晋永嘉元年(307年)上书怀帝，请求为司马迁立祠，予以旌表，以收文史化民，礼仪成风之效。晋怀帝司马炽自忖同姓司马，司马迁当是其远祖，乃拨银三千两，责成地方协助殷济监造“汉太史司马祠”。永嘉四年，工成。有石室供奉司马迁的神主牌。

殷济为之立碑，碑文称颂司马迁之伟业及建祠之始末。这是有关营建司马迁祠的最早记载。北魏郦道元曾到这里考察过，他在《水经注》中写道：“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1700多年来，历经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世代修葺不辍，表达了后人对司马迁的热爱和崇敬。现代学者郭沫若在1958年曾作《题司马迁墓》一诗，歌颂道：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如今，司马迁祠墓高踞于梁山之上，占地100多亩。墓冢地势高亢，巍然耸立于大河之阳，祠堂殿宇嵯峨，肃然掩映于松柏丛中。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每天前来瞻仰游览的人络绎不绝。从芝川镇出发向东南行两公里，经芝水桥，迎面矗立着一座木牌坊，就能看到上书“汉太史司马祠”的匾额，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亲笔。翰墨酣畅，刚柔并济。往前走，有一座建于唐代三开间建筑，古朴庄重，为太史祠的大门。

门额上有“汉太史司马迁祠墓”题字，出自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之手。迈过大门，即踏上了司马古道。两千多年的风雨，这条用石条铺就的沟通秦晋的交通要道，已经是车辙深深，剥蚀斑斑了。穿越这段100多米的沧桑之路，走进“高山仰止”木牌坊，便登上共有99级阶梯的神道，直达最高处的“太史祠”。献殿朝东而建，里边陈列着北宋以后的数十通碑石。后为寝宫，内供一尊司马迁的泥塑坐像，神态安详自适，双目炯炯有神，三绺长髯，飘拂胸前，一副经天纬地的智者形象。这尊造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的彩塑泥像，形神兼备，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是宋朝遗留至今的珍品。

司马迁墓在寝殿之后，为一圆形砖砌墓冢，传说为地方官员奉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建造的。据太史祠内一通刻于元至元二十年(1275年)的碑文记载：“后存巨冢，互嵌山石，刻诸新诗雄文，乃宋金巨人魁士之作也。”可见宋金之时已有“巨冢”。元人便在此基础上改修成蒙古包式的圆形砖墓，似乎让司马迁也来安享蒙古民族的礼遇。因为，司马迁坚持的中国境内的大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主张，正是金元统治者所倡导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伟大史学家的政治远见和广阔胸怀。在墓冢上孤傲地生长着一株千年古柏，枝叶繁茂，直插苍穹，当是司马迁人格的生动体现。

极目四野，但见黄河漫流，轻云来去，一派升平景象。恰在山脚西南不远处，有一低平的土塬，原来是汉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时，曾经驻跸的挟荔宫遗址。当年的繁华，现在都已荡然无存了，只留下衰草荒径，显得没落、悲凉，与司马迁祠墓前吊客蜂拥的盛况相较，历史老人不啻开了一个玩笑。这种状况大概早就存在，不然清朝光绪年间的孙尔炽就不会大发感慨了，他在《谒太史公墓》一诗中写道：

夕阳原上好，登眺思悠哉。古墓文章种，崇祠著作才。河声写悲壮，岳色状崔巍。西望茂陵杳，荒芜良可哀。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未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葺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历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箠楚，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今虽欲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