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收复台湾的故事_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

施琅收复台湾的故事_施琅代表清朝统一台湾

施琅，福建晋江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比郑成功年长三岁。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施琅弃文从武，投身到郑芝龙手下。施琅为人机智，富有胆识，很快在众多武将中脱颖而出，不久升为副总兵。郑芝龙降清的时候，他也率部跟随，被清朝任命为总兵。

清朝入关后的最初几年，在江南一带推行的政策，带有民族征服和民族侮辱的性质，而且在征战中，又滥杀无辜百姓，强迫汉族人民剃头，改穿满族的服饰，造成江南各地抗清运动再度蓬勃兴起。当时有很多已经降清的明朝将领，像金声桓、李成栋等人，现在又纷纷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施琅跟随李成栋也在其中。他应郑成功的召唤，再次加入到抗清的洪流当中。

之后，施琅和郑成功经历了五年的合作。在这段时间，施琅为郑氏集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9），他率领郑军攻克漳浦、云霄和潮州等地。顺治七年（1650），他又替郑成功出谋划策，奔袭定元侯郑联，使郑军顺利占领厦门，为郑成功夺得牢固的根据地立了大功。

但是这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脾气禀性不同，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处理事务的着眼点不同，以及人事安排上的纠葛，最终酿成了两人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互相厮杀。

事情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由郑成功军事调动而产生的意见分歧。

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不久，他率领一部分人马，来到靠近福建的广东南澳，和从揭阳而来的郑鸿逵汇合。两人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最后决定郑鸿逵回厦门巩固根据地，郑成功继续攻打潮州、惠州。

但这个时候，郑成功刚获得根据地不久，统治基础不算巩固。施琅身为郑成功手下左先锋，官居要职，对于这样的部署，他认为风险很大。因为主力远征筹取粮饷，会造成厦门防御的薄弱，一旦清军从闽北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向郑成功提出了不同意见。

但是施琅向郑成功提建议的方式非常奇怪。他见到郑成功后，假说自己前夜做了个噩梦，预示这次出师不利，请郑成功重新部署。军中居然有如此戏言！郑成功闻言大怒，认为施琅扰乱军心，怯于征战，于是撤了他左先锋的职务，和郑鸿逵一起回厦门。

等到郑鸿逵、施琅返回厦门后，果然遭到清军的偷袭。郑氏集团措手不及，厦门一度被攻陷，资财损失严重。而施琅率领部下奋力作战，等到清军撤退，郑成功返回厦门后，他对此事极为愤怒，严肃处理了这件事。郑成功一贯是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他斩首了胞叔郑芝莞，但对有功的施琅仅赏银二百两，并没有官复原职。赋闲在家的施琅对郑成功大为不满，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曾德事件真正导致两人公开反目。曾德最初是郑彩手下的将领，后来被郑成功划归施琅节制。既然此时施琅被夺了兵权，曾德不甘心就这样一直不得志，于是希望通过活动关系，回到郑成功身边，郑成功可能没有多想，就很快同意了。曾德为了在郑军中求得出头之日，从施琅军中改到郑成功手下，这也无可厚非。但在施琅看来，这是郑成功挖自己的墙脚，也可能是部下的另选高枝，背叛自己，因此极为恼怒。

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都视部属效忠自己为根本，反叛绝对不能接受，否则治军是一盘散沙。他派人将曾德抓了回来，二话没说就给砍了头，以儆效尤。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也置之不理。郑成功法纪森严，见施琅违令擅自杀人，于是断定施琅将要谋反，急令右先锋黄廷率军擒拿施琅全家。

施琅在逃脱了郑成功的追捕后，只有投奔清朝这一条出路。郑成功怒不可遏，遂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斩首。个人恩怨和义气之争，终于压倒了一切，双方各自为了自己的王朝，也为了消平心中的怨气，厮杀至终。

对于郑成功来说，他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水师将领，并且投入对手清朝的怀抱，显然是重大损失。对于清朝来说，得到施琅，正好弥补了清军的海战不足，使清朝能够在施琅的协助下，筹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显然是重大收获。施琅就像一颗沉重的砝码，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压到了清朝一方。

顺治八年（1651），施琅归顺清朝后，继续在沿海作战，主要战场在广东。作战对象也是隶属于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的军队，相继夺得高州、琼州、雷州、廉州等，以军事韬略和海上战绩，逐渐得到清朝官员的赏识。www.guayunfan.com

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手下另一员大将黄梧率部降清。他非常清楚施琅治理水师的卓越才能，极力推举其参加抗击郑成功的海战。施琅也因为屡立军功，到康熙元年（1662）升职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如此迅速升职，除了说明他降清后军功卓著，也反映出清廷要通过海战，不断提高打击郑氏集团的力度。

随着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被处死，也只有郑氏集团还在奉明朝为正统。清廷从云贵战场脱身后，可以全力以赴来彻底清除郑氏集团在大陆的影响。

而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郑成功病逝。郑氏集团因为家族内乱和最高权力的再分配，大开杀戒，动摇了官兵的士气。正是在这一有利的情况下，康熙二年（1663），施琅提议进攻金门、厦门，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十月，清军由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统领，分兵攻取厦门。战事进展得十分顺利，虽然也遭到郑军的顽强抵抗，并且阵折了陆路提督马得功，但清兵仍前仆后继，渡海攻克了厦门。在这一战中，水师提督施琅联合荷兰的战舰，夹击原本强大的郑氏船队，斩郑军千余人，并且乘胜占领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在金厦之战失败后，无可奈何地退守到铜山岛（东山岛）。

康熙三年（1664）三月，眼看铜山岛也无法坚守，郑经又撤退到台湾，清军占领铜山。郑氏集团的沿海据点，就这样逐一被清军攻陷，郑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周全斌、陈辉、林顺等，纷纷率部投降。这些人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对郑氏的作战中。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到了清军手中。

清朝对郑氏集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两手策略。他们交替使用这两种策略，都和清军的战局发展息息相关。对此，郑成功也相应地采取两手策略。当清廷力图通过招抚达到目的时，郑成功就利用和谈的和平间隙，扩张自己的实力，但骨子里却从未放弃过抗清的意图。

如果说，郑成功在出兵北征攻打南京的时候，还有恢复大明江山的一线希望，但到了郑经时代，这一线希望也烟消云散了。在十多年之后的“三藩之乱”期间，郑经重返大陆，一度占领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地。耿继茂降清后，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为了腾出手来对付三藩，清廷多次遣使招抚，五次和谈，但均未达成协议。

由于占据着福建一隅，因此清郑和谈时，郑成功常索要地盘，要的是扩充实力。郑经提出的和谈条件，更像是如何确定双方的外交关系。

郑经提出的条件是：“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又由于郑经曾说过“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现在听这种话，好像郑经有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野心。

这样一个认识有很大的历史误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原因就是对古代外交关系有极大的误解。在清代，朝鲜对清朝的关系是称臣纳贡；在宋代，南方的南宋对北方的金国也是称臣纳贡。对古代外交本质上来说，这些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差别在于现在人的评价体系。

郑经的要求，更像是南宋之对金国，是脆弱的汉族政权，对强大的异族政权的臣服。郑经要保留的，是治权的独立，还有汉族文化的连续性。只不过郑经所占的地盘，没有南宋赵构那么广泛。如果他的地盘，能从台湾扩大到东南沿海，或者扩大到长江流域，那么郑氏集团对清朝提出的外交要求，就和宋金议和相差不多了。

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借着平定“三藩之乱”的余威，再度出兵，收复了金、厦等沿海岛屿。郑军被迫返回台湾，退保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去世。郑氏集团由于内部倾轧，再次发生政局上的震荡。郑经年仅12岁的幼子郑克塽继承王位，但内部政务取决于外戚冯锡范，在外主军取决于刘国轩。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朝统一台湾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其实在此之前，统一台湾的好时机已经出现过一次，不过施琅没能抓住。

康熙三年（1664），清廷获悉郑成功病逝，施琅便建议，乘清军在金门、厦门取胜的余威，以及郑氏在台湾仓皇不能自顾，乘机进攻澎湖，直捣台湾。

七月，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清军不习水战，这样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施琅的肩头。他被任命为靖海将军，统领诸营，出征郑氏集团。由于清朝水师中有大量的郑氏降将，而且归顺朝廷的原因，大多又是在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对这次出兵的可靠性，清朝最高层有很大的担忧。担心他们到了海上，会不会再次倒戈，会不会怯于同老东家作战，这些都是未知数。

十二月，施琅率兵船出海进攻台湾，船队行进到海面时，正值风暴潮起，清军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逆航而还。

康熙四年（1665）三月，施琅再率船队征台，途中又遇风潮阻拦，在海上羁留三天，只好躲避到金门岛上的料罗湾。

四月，天气转晴，施琅再率师进军，行至澎湖列岛前，突遇狂风大浪，整个船队被吹散，有的船只被吹到厦门，有的被吹到潮州。

清军三次征台，均无功而返，于是产生了挫折感。

对清朝来说，台湾孤悬海外，远隔大洋，如果继续征剿台湾，无疑会增加朝廷的沉重负担。天灾人祸，再加上长期的战乱，国内民生凋敝，财政困乏，为了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

对台湾的郑氏集团来说，大陆沿海岛屿接连丢失，物资匮乏，人心惶恐，兵尤厌战。而且台湾刚刚到手不久，正处在开发阶段，百业待兴，恢复建设，增强实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康熙朝初期的十多年间，双方出现了相安和平的短暂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施琅被授予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为攻克台湾做准备。

郑氏集团退守台湾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差来自外力的最后一击。郑经虽然为开发台湾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就清郑关系而言，他已经丧失了其父往日的雄风，再也不想恢复大陆，开始寄情于山水，放纵生活，于是将政务委托于长子郑克img102。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郑经病逝。当时的权臣冯锡范、刘国轩勾结郑氏族人发动政变，杀害了继承人郑克img103，立郑经12岁的次子郑克塽作为傀儡。这次政变加剧了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削弱了自身力量，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

同年十月，施琅满怀着必胜的豪情奔赴厦门，立刻投入到练兵整训、制船造舰的备战之中。他为了免于军事指挥上的多方掣肘，影响军令的贯彻执行，不惜得罪同僚，从康熙皇帝那里申请到了统兵的专征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统率官兵两万余人，大小船两百余艘，奔赴澎湖，和把守澎湖的刘国轩部决战。澎湖海战主要打了两天，分别在六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战况之激烈、死伤之严重，大大超过了以往。

在十六日的海战中，施琅被流炮灼伤了面部，右眼受伤，经过包扎后，仍继续指挥。刘国轩按照自己的经验，感觉一场狂风暴雨正要刮来。他迷信这场海上风暴会摧毁清朝的船队，因此不适当地采取了战术收缩，而将主动权让给了施琅。

但老天爷并没有助刘国轩一臂之力，清朝船队乘虚而入反客为主，在休整了几天之后，又兵分三路，对郑军发动总攻。施琅利用优势兵力，将郑军水师分割包围，逐一消灭，郑军虽然拼死抵抗，仍陷入了全面被动之中。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海战，郑军大小将领死亡三百余人，降一百六十五人，损失兵力一万两千余人，各种战船一百九十四艘，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澎湖海战后，施琅推测，郑氏集团面临着降、守、逃三个选择，集团内部会为此展开激烈争论。为了以最小代价换得胜利，他明智地执行优待战俘和恤民的政策——严禁乱杀战俘，及时营救受伤和溺水的郑军士卒，分批释放战俘，让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同时派遣前郑氏部属，尽力说服刘国轩等人。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台湾军民继续抵抗的决心。

康熙皇帝在得知台湾愿意归降的消息后，马上下诏，宣谕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人：“你们倾心投诚，应该率所属军民官兵，悉行登岸。你们从前抗违天朝的罪过，现在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倘若仍然怀疑犹豫，继续拖延，大兵一至，难免锋镝之危。倾灭身家，噬脐莫及。”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等派遣部属来到澎湖，在施琅军前送上降表。八月十三日，施琅统率舟师到达台湾，接受郑氏集团的投降。至此，围绕台湾和东南沿海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事，得到彻底解决。对清朝来说，也标志着奉明朝为正统的武装力量彻底覆灭。

台湾归清后，虽然郑氏集团瓦解了，双方的军事对抗不再，但台湾岛的弃留问题却摆在康熙面前。

在廷议中，有的人主张放弃台湾，迁徙岛民到内地。这种论调和当年郑经拒不投降清朝差不多，说的都是“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包括康熙皇帝也认为，台湾“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这种观点，主要是吝惜钱财，因为守台军费靡多，跨海经营，支出浩繁，因此是着眼于暂时的利弊。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上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物产之富庶、弃台之弊端和荷兰殖民者之窥伺等几个方面，历陈坚守台湾之必要。施琅的远见卓识，最终改变了康熙的初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行省，最终确定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施琅以他在政治上的真知和军事战略上的灼见，不但体现出他非凡的气度和胸襟，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版图的统一，立下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