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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抗清事迹_郑成功抗清中的挫折

时间:2022-01-02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郑成功抗清事迹_郑成功抗清中的挫折郑成功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主要功绩是他收复了宝岛台湾。当鲁王的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后,郑成功对鲁王政权的态度更加恶化了。实际上桂王距离郑成功遥远,也完全指挥不动他,而郑成功的目的,显然是要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军政地位。然而郑成功视郑氏集团的利益重于一切,唯恐金厦根据地再遭重创,唯恐会师后影响到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地位。

郑成功抗清事迹_郑成功抗清中的挫折

郑成功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主要功绩是他收复了宝岛台湾。对郑成功来说,抗清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局。

郑成功抗清活动最终失败,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复杂因素,概括起来有四点原因,在对友方面,无论是对鲁王政权的力量,还是对永历政权的李定国,他都没能做到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相互支援,相反,却多次出于一己之利,挖对方的墙角,使彼此互相猜疑,甚至自相残杀。

先说郑成功和鲁王政权一方的矛盾。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武装中,郑成功最初受惠于隆武帝的提携,而隆武帝在世时,又与鲁王就正统地位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所以郑成功始终不肯承认鲁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清军攻陷浙东之后,由于抗清形势的需要,两个政权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开始谋求最大程度上的联合,放弃之前的恩恩怨怨。原来隶属于隆武帝的部分文臣武将,和浙江、福建的民间抗清派,都以鲁王政权作为反清复明的新旗帜,例如郑芝龙的旧部势力郑彩、郑联等,在这个时候都改奉鲁王政权,但只有郑成功自成一军。

顺治五年(1648),东南沿海抗清活动开始活跃,抗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省会福州几乎沦为孤城。然而复明各派系之间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军事上他们又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一旦清军优势兵力增援,原有的胜利成果很快就化为乌有。当时,郑成功率部在闽南的泉州、漳州一带活动,他和郑鸿逵一起发动了同安战役,也算策应明朝义师。固然他们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对闽北的进攻,但实际上还是以拥戴一个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王政权合作。

当鲁王的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后,郑成功对鲁王政权的态度更加恶化了。从郑成功的部队来看,将士旧部多是纵横海上的健儿,以漳、泉、潮、惠等地的擅海战者居多。他们从前经营海上贸易,因利益、习俗等原因,一直和忠于鲁王的浙江水师有隔阂。郑军驻扎在浙江的时候,就地筹措粮饷,尤其容易和鲁王的部队发生冲突。等到浙军的实力削弱后,双方一起联合抗清,浙军相对于郑军的完整体系,就只能居于客体和陪衬的地位,受到信任的程度和两军的待遇,浙军难免要差一等。凡此种种,都会加重浙军与郑军的对立与不和。

当鲁王不得已进驻金门后,郑成功接待了穷蹙无归的鲁王,但待之以宗人之礼,而且防范甚严,并迫使他去掉了监国的尊号,成为郑成功管辖下一个衣食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寓公。鲁王旧部张煌言、徐孚远等,都担心郑成功多疑猜忌,只好远远地与鲁王保持距离,一直不敢觐见。因此,在鲁王居海期间,浙军中的文武旧部对长期从属郑军都很不满意,无时不以恢复旧制为盼。而这对于郑成功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也必然要加大对浙江方面的防范,真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再说郑成功与永历政权的关系。顺治五年(1648)四月,郑成功攻克同安,这时他听到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马上遥奉永历为正朔。但他对永历帝的态度和感情,与对隆庆帝相比则差距甚远。实际上桂王距离郑成功遥远,也完全指挥不动他,而郑成功的目的,显然是要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军政地位。相反,一旦他的生存空间受到友军的压制,即便是彼此都同奉永历帝,他也会想方设法去争夺。

例如,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对郝尚久发动潮州之战,这算是政治上短见的军事冒险。简而言之,潮州之战就是郑军缺乏粮饷,便将手伸到了同属于永历朝廷的其他将领的地盘。郑成功先故意制造事端,擅自派遣军队到处搜刮粮饷,在遭到阻挠后便乘机出师,打起了内战。郝尚久面对郑军的进攻很难支撑,一气之下投降了清朝,然后勾引清军再来攻打郑成功。这样一来,郑成功的潮州之战就被渲染成抗清行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郑成功对永历政权的态度。www.guayunfan.com

顺治八年(1651)后,孙可望部署湘、桂、川等省的全面反攻,李定国率部相继取得了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孔有德、尼堪阵亡。这是南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清廷,对于支持明朝的义师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为了联合这些重要的抗清力量,在客观上也需要互相支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与他们奉永历帝为共主。

对郑成功来说,在抗清的己方阵营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和晋王李定国的联盟关系。李定国是南明后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永历朝中的地位、威望和军事实力都超过了郑成功。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后,南下的李定国军连续在广西、广东攻城掠寨,所向披靡。李定国一直希望能得到郑成功的配合,按照李定国的设想:郑成功率军从东向西打,李定国率军从西向东打,两线夹击,在广东胜利会师,迈出重振山河的重要一步。

在顺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李定国策划发动新会战役,他翘首期盼郑成功的会师,希望通过组织一次关键性的会战,来改变整个抗清的被动局面。然而郑成功视郑氏集团的利益重于一切,唯恐金厦根据地再遭重创,唯恐会师后影响到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地位。对李定国的战略决策,他一直阳奉阴违,后来李定国在新会之战中受到重挫,郑成功负有协同不力的重大责任。

对郑成功来说,永历政权和李定国等人,最好能在西南的抗战中将清军拖住,不要前来东南沿海谋求发展。有人说郑成功军队的战斗力,最多只能坚持在闽南和粤东一带立足,这时无法扩张到广东新会去参加一次生死未卜的军事冒险。这当然也是一种见解。

孙可望、李定国和郑成功都尊奉永历帝为国主,但有很大的差别。孙可望对永历帝,被比喻为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对汉献帝,李定国对永历帝,被比为三国时候的姜维之对刘禅;而郑成功所谓的尊奉永历,除了挂一个招牌树一面旗帜外,丝毫没有影响郑军在东南沿海的独立发展,一旦郑成功的地位和权势,因为永历帝的原因要受到损失,便会马上严词拒绝。例如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帝曾敕令鲁王朱以海就近监国,郑成功根本不听,反而将鲁王迁到澎湖。君主对郑成功来说,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个筹码,绝非意味着忠贞不贰的牺牲。

第三,再看看郑成功应付本集团内部各种矛盾的能力。总体来说,郑成功治军以忠孝为信念,驭下严格,对待自己的部属能一碗水端平,有功得赏,有过当罚,因此郑军的战斗力较强。但是郑成功的部队来源比较混乱,很多是靠兼并族亲、友军而来,还有一些是敌方投诚而来。当发展顺利的时候,当胜利到来的时候,统率这样的部队一般问题不大,但遭到清军优势兵力频繁的打击,一旦作战失利,士气受到影响,往往容易瓦解和叛逃。

顺治七年(1650)八月,郑成功在潮州之战中铩羽而归,却将手伸向了族兄郑彩、郑联据守的厦门。他发动突然袭击,将郑联的部队缴械,旋即杀死郑联。郑彩此时引兵在外作战,不在厦门。因为他之前对鲁王政权作威作福,现在顿失大本营,情急之下向友军上表求救,希望他们替自己主持正义,声讨郑成功。但浙军早就对郑彩不满,获得消息后乘机两面夹击,郑彩从此一蹶不振,余部基本上被郑成功收编。

从顺治八年(1651)到顺治十四年(1657),这是郑成功军队发展最快的时候。顺治九年(1652)三月的江东桥之战,郑成功大败清闽浙总督陈锦,陈锦被部下所杀。顺治十年(1653)的海澄之战,击退固山金砺所部满汉精锐数万人,军威大震。

顺治十一年(1654),清朝迫于两线作战兵力不足,为了集中兵力先对付李定国部,同时由于郑芝龙在清朝的手中,于是和郑成功开始和谈。郑成功利用和谈,为自己的发展壮大争取到有利的时机,分兵四处收复漳州、同安、惠安、仙游等地,基本上占据了闽南沿海地区。随着军事实力上的迅速发展,郑成功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以恢复中兴相号召,金厦地区因此成为东南沿海抗清的中心。

施琅叛逃事件是郑成功治军的一个败笔。施琅最后降清,和郑成功不能善待有一定的关系。施琅在和郑成功共事的这几年间,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委以重任并且宽宏大量的统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施琅才堪称智勇双全的将领。但郑成功一方面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郑成功需要部下对自己绝对的尊敬和服从,而且他在对待嫡系和旁支上,也难免有些轻重,从前鲁王的势力和施琅这样的人员一向受到提防。施琅降清后,一直致力于颠覆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成为郑氏集团的终结者。

第四,郑成功抗清失败,也与对清作战中的失策有关。由于郑成功的军队主要是水师,所以在陆地的攻坚战中就很难取胜,每次与清军进行城市攻坚战,损失都很大。但郑成功两次对清作战失策,都不是在弱势的时候所犯,恰恰相反,越是在优势的时候,郑成功反而没能把握住自己,犯了贪利和骄兵的大忌。究其失策的根源,其实是他试图割据一方的思想在作祟。

顺治九年(1652)后,由于清军在福建前线遭到一系列失败,漳州、长泰丢失,闽浙总督陈锦作战失利后被家丁杀害。在西南战场,清军在大西军的进攻面前,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时间在全国的战场上,清政府用兵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试图通过郑芝龙的斡旋,达到招抚郑成功的目的。郑成功也就顺水推舟地开始了所谓“清郑和谈”,结果中了清朝的圈套。那么郑成功接受和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他和谈是军事失策呢?

总体而言,郑成功有着坚定的抗清态度,清朝的和解姿态和优厚承诺,始终都没有让他放下武器。郑成功无非是想利用和谈时机,派兵在清朝承诺的区域里招兵买马,积草存粮,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武装。郑成功为了把接受招降的戏演得更真更像,不惜三跪九叩地接受清朝册封,接着借口清朝册封,便堂而皇之地派人在闽粤等地征收粮饷;又要求清朝释放自己的被扣人员,实力得到了很大扩充。仅从郑成功所控制的区域来看,似乎他通过假和谈获得了大量好处。不过从全局着眼,清朝通过这次失败的招降活动,获得的好处更多。

首先,清朝通过招降活动,助长了郑氏集团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原本郑成功应该配合李定国的作战,但为了对清朝显示和谈诚意而停止了进攻,造成大西军在两广、湖南等地孤军作战。相反,清军却可以从东南沿海撤出一部分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逐步击溃大西军的进攻。实际上大西军遭到失败后,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闽南的战争危局。结果是郑成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郑成功对清和谈,涣散了内部抗清的凝聚力和坚定性。在郑成功管辖的范围内,还有依附于他的原鲁王政权的军事力量。虽然他们的实力较弱,但在郑成功的严格控制下,唯恐被兼并掉,所以独立性很强。眼看着清郑和谈一步步地展开,哪怕是假象和演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们内心的恐慌,增加对郑成功的疑虑。何况清朝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献出取消监国尊号的鲁王朱以海。

等郑成功假和谈真备战的戏演完后,清朝终于认识到郑成功不可能诚意归降,开始加大对郑成功的进攻。同时,清军在西线集中兵力接连挫败李定国所部,南明义军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为了缓和李定国所部的困难,吸引清军分兵,同时也为了鼓励己方的士气,郑成功开始策划更大的进攻,将目标锁定南京。

南京是明朝开国时的首都,有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对于江南的士人百姓来说,恢复故国,重振山河,占领南京是重要的标志。而且南京周围到处有富庶的粮仓,经济发达,便于获取军需。鲁王监国时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多次策划,想从长江口上溯打到南京,结果都是实力不济,无法如愿。

顺治十五年(1658)之后,南明小朝廷一败再败,风雨飘摇。郑成功为了挽回颓势,牵制清军进入云南搜捕永历帝,决定发动北征,希望通过占领南京,促进江南地区抗清运动的再度高涨。郑成功、张煌言集合了三千艘战船,近二十万兵马,从定海出发扑向南京。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不但有令敌胆寒的八千铁甲兵,还有红衣大炮压阵。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二十二日,势如破竹的郑军占领镇江,至七月十二日到达南京城下(清朝称江宁)。目标唾手可得,只等发动最后的总攻击。

清军在南京的总兵力只有一万人,郑军的兵力不下十万。然而一个月后,清军却主动发起攻击,打得对手溃不成军。面对郑成功的军事包围,防守南京的两江总督朗廷佐一方面假意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另一方面积极备战,置办火炮、弹药、滚木、藤牌等。外围部队也通过郑军防御的空隙,穿插进去四五千官兵以加强防御。

面对抗清以来最有利的形势,郑军在南京各城门外驻扎连营,排列红衣大炮,准备攻城器械。但他们攻城的意图并不强烈,围而不紧,进而不攻,有的士兵因为天气炎热竟然下河捕鱼,视战争为儿戏。

这样外露傲慢情绪,总根子还是在郑成功身上。他认为:自古进攻城邑,伤亡必多。所以应该以进攻城邑为辅,将敌人包围起来。当敌人援兵汇集后,消灭没有城墙防护的援军,这样的手段才是高明的。只要消灭了援军,原来守城的敌人,即便不投降,也会逃走。但他手下的重要将领甘辉不同意这样的战法,因为兵贵速,不贵久,曾经劝他说:大军久屯城下,就会疲劳无功,等到敌人援军增多,更要多费一番工夫。所以一定要迅速攻城。但是甘辉的建议没起作用。从战略上说,郑成功这次进攻南京,面对北征以来最有利的形势,的确是有些轻敌傲慢;在战术上说,其实也是郑军怯于攻坚的一个例证。北征开始后,郑军虽然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但长期以来,水战强于陆战的弱点并没有改变。瓜洲、镇江的获胜都是凭借水师获胜,而在南京的陆战中,行动之迟缓、地形之生疏、援助之无力,都表现了出来。

因此,南京战役的失败,从军事上说,有郑成功在前线骄傲自满的因素,也有在后方根据地的整军和训练不够等因素。郑成功在南京战役中损兵折将近十万。南京战役的失败,标志着郑成功抗清活动从高潮走向衰落,也表明试图恢复汉族统治大业的努力,最终无法实现。

兵力之锐减,士气之低落,衬托着清军频繁犀利的进攻。危险的形势表明,郑成功如果专营金门、厦门,已经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没有巩固的后方,只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郑成功和李定国、张煌言等友军相比,一向重视后方根据地的建设,既然在大陆立足日益困难,那么收复台湾的壮举必然将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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