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开国之初，日本海盗就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地区，范围从东北的辽东一直蔓延到华南的广东，极大地祸害沿海居民，也使明朝的统治者头疼不已，对日本海盗恨之入骨。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称帝不久，便派遣使者出使日本。这次出使日本，一方面是宣称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希望日本尊明朝为宗主国，前来朝贡；另一方面就是斥责日本最高当局纵容海盗。朱元璋对日诏书的口气非常强硬，说：如果你们愿意来朝贡，就派官方代表来中国，如果不愿意来，就守好自己的家门。胆敢再纵容海盗侵扰中国，那么我将派遣大军前来征伐，你们看着办，好自为之吧。
朱元璋拿倭寇来说事，打算吓唬一下桀骜不驯的日本，但结果也不了了之。因为之前的元朝曾经两度征伐日本，均告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多少心有余悸。何况明朝刚刚立国，在水师建设方面非常落后，能守好海疆就不错了，根本无力跨海作战。
到了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对倭患无可奈何的被动局面有了根本改观。明军在这年的望海埚之战中取得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海盗，从此倭寇长期不敢祸乱中国沿海。
望海埚在辽东半岛的金州卫金线岛，地形高而开阔，可以驻扎军队上千人。辽东总兵刘江视察此地时，认为这是倭寇侵略中国的一条重要线路，有防御的必要，于是用石头在这里砌成坚固的堡垒，并设置烟墩作为瞭望台，监视着海面的一举一动。
永乐十七年六月，明军从瞭望台观测到敌情，日本海盗有大小船只近百艘，将近两千人要从望海埚登陆，气焰十分嚣张。
刘江知道倭寇长于海战，短于陆战，他们有了船，如蛟龙入海，失去了船，就是龙游浅滩。倭寇来华，目的就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抢到了东西就会急于上船，然后扬长而去，抢不到东西就会继续寻找目标。正是掌握了倭寇的这一特点，刘江并没有急于和倭寇在海边硬碰硬，他要诱敌深入，利用好望海埚的地形，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犒赏军士之后，主力部队埋伏在山脚下待命，另有一支部队绕到敌之后方，切断了敌人与船的联系。
之前倭寇侵华，每次都有斩获，从来没有做过赔本的生意，这次他们也大模大样倾巢而出，行军来到望海埚下。这时刘江一声炮令，所有潜伏部队从两侧杀出，齐头并进，冲乱了倭寇的阵形，倭寇毫无准备，一下子就被斩杀大半。剩余的倭寇慌不择路，逃入望海埚的樱桃园空堡之中，负隅顽抗，妄想等待时机突围，但他们早被明军团团围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刘江为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果断撤掉西侧的包围部队，改从两翼进攻空堡。倭寇抵挡不住正面进攻，便打算从西侧逃跑，没走多远又被明军断了后路，逐个追杀，直到日本海盗全部被歼灭！
从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无力大规模袭扰中国，海患逐渐平静下来。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倭寇问题就销声匿迹了。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倭寇问题就像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暂时压下去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复发。
有明一代不可谓不重视海防安全。明朝建立之初，东南沿海一带的局势就很混乱。朱元璋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逐步消灭了沿海地区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但他们的余党却纷纷逃到海上，勾结倭寇，频繁骚扰沿海地区，和新政权为敌。
朱元璋、朱棣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漫长的海疆地区进行军事布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不过这些军事部署都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甚至也没有考虑到反攻的需要，具有明显的消极性。那么，这两条军事措施是什么呢？
第一，确立海禁政策，最大限度地切断内外勾结。朱元璋曾多次下达禁海令，将沿海边民迁入内地，还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巡视海防，名义上是防备倭寇，实际上是内迁边民，怕的就是濒海之民私通海外诸国。朱棣的办法更绝，干脆禁止造大海船，只允许造吃水很浅的平头船，而且要把海船的大桅杆砍断，看你们这些想下海的中国人到底能跑多远！海禁措施说明，统治者唯恐东南沿海的船民、商民下海过多，资助那些为非作歹的敌对势力，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倭寇。
第二，在濒海地区广建卫所。卫所是明朝前期军队的基本编制，一般由5600人组成，主官指挥使授正三品，上有都司、都督府，下有千户、百户。卫所设立在京师、边疆和各地要冲，因此在沿海地带也要修筑城池，派兵把守，并且大造战船沿海巡防。
明朝的这些海防措施，可谓有利有弊。利在统治者，利在国防；弊在老百姓，弊在民生。明朝确立海禁加强军备，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倭寇，而是防止老百姓下海。
明朝的海禁和海防，主要是“禁”本国居民私自下海，出洋经商，“防”内外勾结，贩卖番货，扰乱治安。朝廷颁布了海禁政策，老百姓就不下海经商、捕鱼、煮盐了么？当然不会。因为在当时做海上生意，虽然很辛苦，但获得的收入也很丰厚，显然要比在家乡种地划算，所以尽管有海禁，仍然趋之若鹜。不但有许多边民偷偷下海，而且还官商勾结，海禁政策执行得时紧时松，并非总是很严厉。例如在福建的兴化卫，指挥使李兴、李春曾私自遣送商贾下海做生意，回来后坐地分钱。
明朝的海禁政策原本是要强化内部控制，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但到最后，沿海的军人都参与下海经商，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觉。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倭寇骚扰也不算什么，这些日本强盗来到中国，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但如果有内贼接应，隐患就大多了。对明朝政府来说，最大的忧患还是在海禁政策的影响下，出现的内外勾结现象。朱元璋当然明白堡垒总是先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所以实施海禁政策，主要不是针对外国人，即不是禁止外国人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华做生意，或者向皇帝朝贡；海禁政策主要是禁内，兼顾禁外，防范的对象主要是本国臣民，防止他们和国外勾结，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反明的燎原势力。www.guayunfan.com
明代搞海禁政策，对外国人搞双重标准。虽然总的趋势是关紧国门，禁止外国人来华，但只是禁止他们来华走私经商，并没有禁止官方的正常友好往来。对于官方友好交往，朝廷有一套朝贡外交制度来保障。
那么如何识别来华的外国人是官方派遣，还是走私入境？明朝制定了一套“堪合”凭证。“堪合”相当于一种允许外国人来华交往的外交签证，由中方发给对华友好的朝贡国。上面规定了朝贡国入境的口岸、时间、路径等细节，一式两份，双方保存，在下次入贡时携带。只有双方的“勘合”合得上，才说明对方是合法的，就允许他们入华朝贡，否则来华的外国人一律视为违法，不予接待。
中方接待这些外国人的部门叫市舶提举司，设立在广州、泉州、宁波这三座城市。《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海外诸国在向明朝皇帝朝贡时，也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物品在华销售，所得归己，但要由市舶司管辖，甚至还要抽税，不过税率很低，主要是照顾这些来华的朝贡使者不能空手而归。中方设立市舶司这一级政府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外国的情况，抑制不法奸商，使海禁政策得到实施，同时消除倭寇等在沿海的挑衅活动。
中外之间的堪合贸易往来，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例如，只允许在上述三地设市舶司，并且限制了对方的贸易规模，还要限制他们在中国行走的途径以及来华的人数等，并不是想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不过明朝的堪合贸易在规定和执行上，时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恭顺的国家，如朝鲜、琉球、占城等网开一面，赏赐较多，唯独对日本限制最严，因为日本给中国惹来的麻烦最多。
《明史·日本传》中写到，在明朝最开放的永乐年间，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向明成祖朱棣称臣，这个时候明朝向日本开恩，也只不过允许日本每十年来华朝贡一次，来华人数不得超过两百，船只不得超过两艘，不准携带兵器，违者以倭寇论。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允许的朝贡贸易，还是海禁政策防范的内外勾结，明朝都把日本人当作特殊对象对待，在防范日本人来华和防止中国人下海方面，都可说是用心良苦。
物极必反。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狭隘的朝贡贸易，在嘉靖时期终于走向了破产，引发了战争。
嘉靖时期“倭寇”问题的大爆发，除了海禁政策和严防倭寇的诱因外，还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嘉靖时期，中国周边海上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显现。经济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越来越多的沿海商人铤而走险，私自下海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沿海贸易港口增多，交易繁荣，而且海上贸易集团开始形成。
海上贸易的发展必然导致海盗增多，一些有雄厚资本的海商集团，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活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东南沿海，而且扩大到日本渤泥、暹罗等所谓东西二洋，在海上的交通要道建立了许多贸易据点。
为什么嘉靖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量会突然增大？这不仅是中国沿海边民非要下海经商，也不仅是倭寇、海盗非要下海抢掠。放眼世界，这个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活动，有了明显的近代世界史因素。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经历着天主教势力的衰微、王权力量的强化、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终于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从东方贸易中捞到足够的油水，占得一席之地，不远万里，逐利而来。
前面说过，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到达了印度，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开始和中国的海上走私商人有了实质性接触。1520年，葡萄牙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中国，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后，葡萄牙商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沿海。1543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海商汪直的引导下，第一次来到日本。在东亚，只有中国和日本最富庶，但是往来很少。如果能把这条海上航线开发出来，那何止黄金万两！嘉靖二十六年（1547）爆发的“倭乱”，有大量的走私商人、冒险家、海盗等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海上骚乱，是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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