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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南征安南_朱棣针对南疆的另一种治理

时间:2022-12-2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明成祖南征安南_朱棣针对南疆的另一种治理朝贡制度,并不仅仅是确立中国与番邦之间的线性关系,它实际上是笼罩在东亚国家关系间的网。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在调解国与国之间矛盾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满剌加问题。暹罗国王之前已经接到了明成祖的圣旨。经济诱惑和军事威慑的共同作用,是提高明成祖威望的根本性原因。当然,明成祖在中国以南的地区寻求武力干涉,并不仅仅依靠郑和下西洋一支海军力量。

明成祖南征安南_朱棣针对南疆的另一种治理

朝贡制度,并不仅仅是确立中国与番邦之间的线性关系,它实际上是笼罩在东亚国家关系间的网。以中国为中心,国与国的关系互相交叉,中国是个纲,其他国家都是目,纲举目张。

从明代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来说,首先存在着一条纵向的主线,这条主线保障了各国对中华帝国的臣服。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有横向的辅线,即由中华帝国主持邻国之间的关系,充当调解者和最终裁判者的角色。

在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对邻里诸国之间的矛盾,一般是下诏书进行劝说,并没有强行介入解决。例如,蕞尔小国琉球有三个王,三个王互不相属,互相争雄,时有争斗,但都与中国发生朝贡关系。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与三方均保持友好往来,没有厚此薄彼。对于他们之间的争斗,朱元璋就是通过下诏谕的方式进行调解,只是对进攻一方,措辞稍微有点严厉。琉球国对明朝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甚至派遣女官来华,要求在京读书,朱元璋照样接纳,成为国子监绝无仅有的女学生。

永乐年间,开始注重协调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不但动用武力,干涉他国的王位继承等问题,而且让郑和在海外航行时,主动排解西洋诸国之间的纠纷。例如在苏门答剌事件中,按照朱元璋的惯常做法,是不会采用武力干涉的。无论谁当了国王,只要愿意对华保持朝贡,中国都承认他的合法统治。但明成祖就不同了,他自己是用武力夺取了皇位,名不正言不顺,最怕别人提这个,因此,谁用武力夺取王位,他就反对谁,似乎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郑和在三次动用武力方面,有两起——陈祖义事件和擒拿锡兰山国王——都在证明,对方干扰邻国,祸害一方,使各国对华朝贡苦不堪言,所以才将他们擒获,为民除害。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在调解国与国之间矛盾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满剌加问题。

满剌加在永乐初年的时候,还没有国王和明确的国土,这时臣服于暹罗国的管辖。但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了,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是郑和船队前往西洋诸国的必经之地。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册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开始大力支持该国,消除暹罗对满剌加以及苏门答剌的威胁。

当时暹罗在周边诸国中也算一霸,但要想和中国唱对台戏,实力还远远不够。有一次占城国向明朝派遣朝贡使团,返回途中遭遇海上风暴,船只被吹到了暹罗以西的湓亨国。湓亨国也是小国,经常受暹罗的欺负。暹罗打听到占城使团在此,于是强索而去,将明朝赏赐给占城的东西据为己有。

暹罗和满剌加的关系也不睦,满剌加曾派遣使臣向明朝告状,说明成祖赏赐的诰印都被暹罗抢去,举国惊骇,惶惶不可终日。明成祖听说后,在永乐五年(1407)发出一道圣旨,对暹罗王侵略占城、满剌加之事提出严厉警告:以后胆敢再侵扰满剌加、苏门答剌,安南黎贼就是下场!

永乐六年(1408),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途中抵达暹罗。暹罗国王之前已经接到了明成祖的圣旨。面对郑和船上军容严整的两万军士,暹罗国王只好承认了与满剌加的新关系,向明朝和满剌加道歉,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www.guayunfan.com

对暹罗国王的当面谢罪,明成祖并没有放松警惕。要处理好满剌加与暹罗国的关系,必须要采取新的措施,用明朝的资源,来保障满剌加的安全。

明成祖如此上心于小国满剌加,不惜恫吓大国暹罗,有着怎样的目的呢?明成祖的目的是要接纳更多的国家加入朝贡外交体系之中,为了保障这个体系能够很好地运行,就要有能力摆平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保障郑和船队在下西洋活动中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永乐七年(1409),郑和下西洋到达满剌加,送来了明成祖赠与的双台银印、冠带袍等赏赐品。由于满剌加地理位置重要,属于航运的必经之地,而且船队到此后需要进行修整,等待季风的到来。于是郑和在满剌加建起了城堡,修上栅栏,设立钟鼓楼,日夜有人巡警。城堡里设有郑和船队的仓库,钱粮物品都存放于此。明朝将满剌加保护起来,好像强国在本土之外建立的海外基地。满剌加国王也为了表示向明朝效忠,感谢明朝的扶持和赏赐,决定携妻带子跟着船队前来中国朝贡,还可以再次向明成祖请赏。

这就是十五世纪亚洲的海上情况。由于海路不畅,武装走私时有发生,海盗也趁火打劫,不同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为了利益明争暗斗,出了麻烦又互相推诿。为了打通海路,郑和下西洋率领的两万多士卒,必须具有作战能力。这些人马到达西洋诸国,围城而居,君主们都没见过什么世面,很自然就对大军产生了恐惧,对赏赐品产生了感恩。

也只有具备了海上远征的能力,大明帝国才具备调整诸如满剌加与暹罗矛盾冲突的条件。明成祖对暹罗国王进行劝谕和斥责,郑和对锡兰山国王直接动武,虽然在方式上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性质和目的是一样的。郑和船队不轻易用兵动武,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威慑已经发挥了作用,更加上朝贡交往中大量的赏赐,又有几个国家能不服从明朝的权威。

经济诱惑和军事威慑的共同作用,是提高明成祖威望的根本性原因。郑和下西洋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外交使团,它对番国所发挥的功能是复杂的,不但要推动对华友好,还要促进双方海外贸易。同时,郑和的船队又是武装的海上舰队,流动的海上长城,它不但要保障自身的安全,还要干涉东西洋国家的内部事务,规范那里的国际秩序。

当然,明成祖在中国以南的地区寻求武力干涉,并不仅仅依靠郑和下西洋一支海军力量。明朝推行朝贡关系,除了明成祖的主观需求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元朝政权垮台后,西洋诸国和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明初的西洋诸国以及中国的广西、云贵等地出现了一种独立于中国的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兴的明朝暂时还无法填补元朝北撤后留下的政治真空。

朱元璋立国后,推行消极的朝贡外交体系和海禁政策,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趋势的蔓延。许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国西南边疆土司,在军事方面,可以不用面对元朝铁骑咄咄逼人的威胁;在政治方面,也无需认可中国的宗藩关系;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无法通过数额有限的贡舶贸易打开明朝坚硬的壁垒。这种无求于中国的现状,使双方关系越来越冷淡,甚至发展成敌对的关系。

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明成祖是怎样干涉南方疆域的离心倾向。

洪武二十三年(1390),安南发生权臣弑主的内乱,引起朱元璋的厌恶,于是断绝了同安南的外交关系。第二年朱元璋又降诏,禁用番香、番货。这些措施人为阻碍了西洋诸国和明朝之间的关系。

朱棣夺得皇位后,对西洋诸国的这种去中国倾向进行了积极干预。永乐四年(1406),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安南的内部事务,和他父亲偏软的外交心态形成鲜明对照。通常把永乐征安南的战争,理解为一个篡位者惩处另外一个篡位者,以此来洗刷自己,进行自我证明和辩解。其实这件事也可以理解为,在政治真空状态下,严厉警告这种去中国化的倾向。

征讨安南是明成祖夺位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用兵。

洪武末至建文时期,安南发生内乱,权臣黎氏残杀原来的宗室陈氏,篡位成功。明成祖上台后,黎氏上表祝贺,但未敢表明擅杀陈氏的经过,然后要求接受册封。终究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明成祖要求陈氏的后裔陈天平回国继位,黎氏阳奉阴违,在半路将陈天平击杀,同时还消灭了明朝护卫军五千人。由此引发了明成祖对安南的大举进攻。在永乐五年(1407)五月,明军将黎氏主要成员擒获。这就是前面明成祖警告暹罗国王时所称的黎贼!

对明朝来说,取得战争胜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有效地统治安南。平定安南后,明朝在安南设立交趾布政司,这是安南自唐朝末期独立约四百年后,再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但许多安南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反叛不断。直到朱棣去世后的宣德二年(1427),明军从安南撤出,双方关系才恢复到正常的朝贡体系当中。

再举两个国内边疆少数民族的例子。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遣官员前往海南琼州府。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是黎族,主要居住在五指山下,由于社会发展存在客观差异,居住在外围的为熟黎,内为生黎。他们受中原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小,明成祖宣布免税三年和悉免差徭等政策,是用文的一手延揽向化的海南黎族。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的思南、思州土司之间发生仇杀。明成祖令顾成率兵五万,用武的一手进行讨伐,将闹事的土司首领擒获,押送至京师。然后将土司属地分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属户部。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领十八卫,属兵部。这样就强化了朝廷对地方土司政权的控制,开创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先河。

郑和下西洋在外交方面所发挥的宣谕作用、干预作用或者威慑作用,规模之大、影响之远,远远超过了上面两个例子。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外交使团,越来越多的西洋国家加入对华朝贡体系。《明史·郑和传》中说:

永乐十四年,郑和下西洋携带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当时,诸番使臣充斥于朝廷,以古里大国为首,顺序排位诸国使者于宫殿,接受明朝皇帝的朝见。永乐十七年,郑和又携带满剌加等十七国来朝贡。永乐十九年,又携带忽鲁谟斯等国入贡。永乐二十一年,再次携带忽鲁谟斯等国,遣使人数之多,达一千二百人。

这么多番国支持朝贡体系,对明朝来说意味着明成祖夺取皇权的伟大胜利,代表着明朝在经历了建文帝的短暂低迷后,终于迎来了伟大复兴,标志着大明王朝在十五世纪的大国崛起。明成祖运用他的文治武功,完成了大国梦想。这种梦想又持续到宣德年间的第七次郑和远航。

郑和下西洋的前因后果,可以通过多重视角观察。首先,没有明成祖朱棣的首肯,郑和就不会一次次地走向蔚蓝色的大海。在当时,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到印度沿岸的古里等国家为止。但是郑和下西洋走得更远,郑和舰队越过印度支那,再向西一直来到阿拉伯海、红海沿岸,甚至东非东海岸。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到哪里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对明朝大臣来说,郑和下西洋却意味着奢靡、虚荣,他们从内心充满了厌恶,否则就不会有大臣指责: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超过万人。纵然得到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完全是一个弊政!

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就是这样丰富,充满差异和对立。在我们今天看来,郑和是十五世纪中前期最著名的航海家,他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率领庞大船队依次访遍了东南亚、印度和东非的许多港口。这种国家意志是何等的伟大和恢弘。但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明朝统治者却对海洋扩张毫无兴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郑和下西洋未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推波助澜,也无人再对郑和欢呼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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