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史的可靠依据

自然科学史的可靠依据

由于各别作者所处时间、地区的不同，所涉科学工作性质的差异，因而记述内容是多方面的。略如：

有属于地学的全面考察研究者，推明代徐弘祖霞客（1586—1641），穷大半生时间，足迹遍及全国名山大川，海隅边陲，几达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之多。他每天游历、探索的记载，均极详尽。特别是他致力地学研究，诸凡地貌、岩溶、江河、水文、地热、气象等方面，均有建树。所到之处，不仅作出如实、准确的记载，而且作了有关的探索研究。过去，丁文江先生对此记的科学贡献的论述，早为人所熟知。近来朱惠荣先生更从多方面论列了徐霞客的地学研究，以气象为例，他认为霞客从长江日到滇西，坚持三年完整的气象观察，注意到海拔和气候的关系，地理位置及太阳对气温的作用等[1]，类似云云，极具科学价值。可以说，这部旅游日记，是远在三四百年前一部实地观察、自具特色的科学百科全书。

有属于台湾地热开发者，其一为清初郁永河《采硫日记》（即《裨海记游》）三卷，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奉命前往台湾省采硫时作。全书除了记述采硫经过外，对于三百年前台湾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生物特产等也记载特详，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京大学廖志杰先生曾对此记论述了它的科学价值，认为这“实际上是篇极好的有关地热显示区野外的普查记录，而那时的地质学远未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因此，《采硫日记》，在地质学史上也应居有一定的地位”[2]。

有属于气象探索的，日记体制多记日常气候变化，为气象学提供了新数据。过去，竺可桢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的报告，就曾引述元代郭畀《客杭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又引陆友仁《砚北杂志》所记作旁证，证明“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杭州同样如此。至十三世纪初和中期，一度转暖，“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最后，作出“中国十二三世纪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要在下一二个世纪出现寒冷”的结论[3]，获得各国气象学家一致赞许。(www.guayunfan.com)日记中的气象记载，诚然是研究气象学史者的可靠依据之一。如果抽取五六百种清代日记，分别地区时代，加以扎录有关气象记载，就不难看出清三百年间南北气象的实况。以上海气候来说，普遍认为系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和、湿润，四季分明。但是，根据王萃元《星周纪事》，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上海从虹桥到新桥，“雪拥及肩，道路不明，足无从入”，连续十数天，雪不融化。徐家汇附近，也是“漫天积雪，风涌如浪”，这时太平军准备攻打沪郊东南，亦“为大雪所阻”，这些记载，确为研究上海气候，提供了参考资料。

再以翁同龢日记来看，记及光绪九年（1883）七月十三，北京“热极，数十年所无也”。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三日，“雾连日”。廿四年（1898）二月廿三，“晚天黄，可怕”。凡是他在北京遇到特殊气象，都附加一点简单说明，这对研究往日北京气象，不无一得之助。

有属于科学古籍探析的，如清初数学家李锐（1767—1817）的《观妙居日记稿》，介绍了距今一百九十年前中外科学著作，如南怀仁《地球图》、梅文鼎《历学骈枝》、新制《灵台仪象志》等内容，并对宋本《九章》、旧抄《回回天文书》、《益古演段》、《弧矢算术细草》等书作出评说。值得注意的，他和钱大昕、江声等讨论天文学、数学方面古著。还自述撰写《明代朔闰考》前后经过，得自朋辈的支持，曾用数学算恒星东行，就正于江艮庭即是一例。此书至今看来，仍不失可供治天文史、数学史者所考镜。

有属于中医学及临床经验的，现存一二百年前的日记，有不少作品均涉及中医治疗。诸如丁士一《此游计日》（1724—1725），录存大量治疗日用常见病丹方；焦循《理堂日记》（1796），载及扬州名医李钧、赵仰葵诊治伤寒等症脉案处方及疗效；赵彦偁《三愿堂日记》（1849），纂录解决外科疑难杂症的临床经验，潘霨　《园岁计录》（1865—1887），笔触研究名医陈修园医学著作的若干心得。特别是光绪初如皋名医薛宝田，在光绪六年（1880）八月抵京，替慈禧诊病，两月而后痊可的经过，他罗列了诊状、脉案、处方、用药等内容，并作医理的诠说，堪供治中医内科学者的参考。

至于介绍国外大量科学技术内容的，要数近百年来的各界人士的出使日记。自从1840年至1911年这一历史时期中，门户日益开放，到欧美日本去访问、学习、工作的，日形增多了。不管他是否是熟习科学，但是面对现实，不能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这些为数较多的面向世界的生活日记，多数介绍了所见的国外科学实况，甚至有的涉及古代中外科学文化的比较，是研究科学史者所不容忽视的文献。

譬如近代科学家，我国无烟火药创造者徐建寅（1845—1910），在光绪五年（1879）主要考察德、英，法三国的科技，撰有《欧游杂录》三卷。他按日前往参观学习各类钢铁厂、机器厂、铸铁厂、船厂、玻璃厂、油烛肥皂厂等。着重研究询问有关制造过程、生产管理，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益。据日记，徐建寅在德国调访获得的启示，是当时德国工厂，规模中等，工人不多，但讲求生产高效率，因而收效甚大。经验一条在于制度完善，管理得法，切合实用。

其后十一年，以洋务派薛福成为例，他认为客观形势，使中国不能闭关自守，只有实行开放，学习西方科技发展的经验，蔚为国用。1890年，任出使英法义比大臣以后，所著《出使四国日记》，即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工业、交通、军备等先进之所在。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清晰地看到英美刚试制的“汽船”（飞艇），今后将必可在交通、战争上广泛应用。还认为英国煤铁之富饶，轧钢技术的精良，瞩目到它的广泛用途，“航海以铁为船，济渡以铁为桥，行火车以铁为路，通电话以铁为线。……”无形中，他肯定基础建设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除科学家、洋务派外，即使有些人原来对欧美科学上的进化，缺乏了解，但是出国以后，对发展科技的重要性，也开始有了感性认识。如晚清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即是一例。他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起，奉命出使英、美、法、德、俄、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等国，著《出使九国日记》，据记载，他踏进美国国土，目睹纽约的天桥、地道行车之利便，不禁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发出“人惜寸阴，利在速达”的赞叹。继而进入加拿大国境，谛视了水力发电的壮观，又感叹地说：“水之为用，可谓伟矣。”嗣后抵达德国，他以极大的兴趣，记述了该国电器厂生产的伏特计、安培计、瓦特计，并在考察、咨询的基础上，议论了无线电的原理，化学的作用，类似云云，也可略见晚清时西方科技对中国的影响，不失为清末科技史的参考资料。

诚然，讲求洋务者调询国外科技，相形地比较深入，以访问日本诸记为例，如1868年傅云龙日记，对大阪炮兵工厂制造武器，三菱造船的设计、规模、性能、所记较具分析。1880年李筱圃《日本纪游》，也详载了机器纺织、机器造纸的全过程，使人领略到科学发展必须与生产产品挂起钩来。

清代洋务派及出国者，大多是有爱国之心的，往往在取鉴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不忘祖国古代的辉煌的科技成就，而怀着炎黄子孙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如郭嵩焘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光绪四年日记中，记及和法国学者吉乐福、德里问等商榷学术、交流文化时，就理直气壮地说到他们，断定中国天文、光学、化学上的成就，遥遥领先于泰西各国。并引用了二位学者的原话。如：

中国各种学问皆精，而苦后人不能推求。二十年前，法人精算学者推验春秋以前日食见之经传者无讹误，知中国习天文由来久远。近数十年来泰西研究光学，有得中国一古铜镜者，背为龙文。用光学照之，龙文毕见。疑铜质厚，何以能透光？求其故不可得，乃用化学化分。则铸龙之铜与余铜各为一种，盖先铸龙，而后熔镜铜纳之范中，以铜龙合之，磨淬使光，铜合而其本质自分，故各自为光。始悟中国自古时已通光学。至中国医家用乌须草，须发白者服之可使反黑，然久服则指爪俱黑。须发、指爪各一事，而皆与皮肉相连，何以皮肉不与俱黑？泰西化学家因谓指爪、须发一物结成，又知中国医家自古已谙化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