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原始记录

政治史的原始记录

涉及时政的日记，为数极多，贵在敢于记实事、讲真话。有的直写当朝统治阶级（从帝王到封疆大臣）的庐山真面目。比如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就如实地记及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后，咸丰皇帝如何耍着各种花招，从圆明园逃往热河，如何拟向户部提款白银六十万两，瑞相如何驻兵郊外不敢一战，及和议订后一个多月，咸丰皇帝又如何仍然寻欢作乐（包括听戏、打猎）、贪生怕死，竟然峻拒诸大臣关于咸丰回京的请求，说：“尔等能保夷人不再至者，朕不吝还。”日记撰者确是具体地暴露出咸丰皇帝的昏庸、胆怯，寄以贬斥之意。很显然，日记写的是原始事实，足昭信史。

有的还揭露封疆大吏腐败丑状，刻划细腻，往往又是正史所未详。如杜凤治《望凫行馆日记》，载及同治、光绪间官场黑幕，谓两江总督瑞麟卖官鬻爵，死后，其家属借此向下属及民间百般勒索，开始收祭帐、门包，继而广收奠金、程仪，等到棺柩待运北归，官府胁迫街坊设路祭。于是民怨载道，遍贴《白头帖》以讥刺。再如张集馨日记，记同治三年（1864）以后，清朝吏治、法纪、军制等贪污、腐化现象，像陕甘总督乐斌贿赂公行，“与禁卒分润，日积月累，进款既多，得以献媚上司”，“转眼而得成都将军，又署总督，遂得肆其所为”。此后，乐斌抢夺奴才陈二之妻，霸为己有，不久再替陈二续娶，还闹成一幅群丑献媚图。

有以记录典章制度的，如明代文徵明之孙文震孟《文肃公日记》，触及当代朝章典故。清·汪士铎、赵烈文日记，均详太平天国史事，赵记并述录各种布告，曾转称管小异亲见《招贤榜》，突出量才录用问题。吴汝纶日记屡载南方各省多有仿外国字母，用反切拼音，另制省笔字母的，说明同光间南省一度推行过简化字。

还有详载一个阶段史事，可补证有关史实者，除熟知的祁彪佳、谈迁日记外，1638年许德士任明将卢象升幕客，亲见卢象升抗击清兵，直至殉难前后本末。1659年张煌言在《北征录》里，写到是年师次崇明，进行一系列军事活动，为《南疆绎史·张苍水传》所本。类似晚明史料，堪资拾遗补阙。(www.guayunfan.com)再以涉及戊戌政变史事之日记为例，由于每一作者各自所处地位和环境的不同，所写角度因而亦大有差异：叶昌炽记叙维新变法前后，是在国史馆时所见邸抄及亲友传闻的变法情况，以及作者自己的看法。皮锡瑞则与新旧两派人物都有交往，详尽地记述戊戌诸君子的言论和行止，对政变失败、六君子被杀，深表同情。关于戊戌政变前后各地的情况，也屡见于各家日记。例如文廷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在沪所书日记，称二十五日传来中外日报馆传单，传递“已为穆宗立嗣”，光绪皇帝今后不再亲政的消息，出现了波动全市的紧张局面，闲坊冷市，议论纷纭。或传“法人尚有他信，调兵东来”，“寓沪绅商及耶稣教会有电至译署，请上仍亲政”。汪康年还传言梁星海等将赴都，“伏阙上书”。一时上海出现知识界、工商界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状。与此同时，孙宝瑄在日记中，自述变法失败后，他多次主持上海忘山庐雅集，广集同志，继续对新政进行探讨，代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反对倒退，希望改变现状的一种要求。

与此相反，后党廖寿恒在《抑抑斋戊戌八月以后日记》（稿本）中，自供曾写康有为结党经过的材料，曾缮写《缉拿康有为电》，还写明告发康氏焚毁信札等事的是黄桂鋆。类似反面材料，则每为史事的佐证。

此外，有偏重科举史实的，除宋之赵抃，清之吕珮芬、李慈铭外，若沈桂芬《粤轺日记》，叙1861—1862年典试广东，适值英法联军北犯后一年，各省乡试举辍不定，试期不循常例，福建、河南、湖南等省乡试停止举行，所举行的仅顺天、陕西、山西、广东、广西而已。类似科举史料尚多，要加以积累、辨析，对研究学术，可资考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