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大跃进”

工业“大跃进”

南岸区的工业“大跃进”随着全民大办钢铁拉开序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8月16日，根据中央关于钢铁生产的指示和市委关于回收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的指示，区委成立钢铁办公室，在全区发起每人捐献一斤废铁的群众运动。要求把“可以用其他代用品代替的铁器挖掘出来”。各单位把捐献铁的指标分解到基层班组和个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按时完成。群众家中的菜刀、剪刀、柴刀、锅铲等铁制用品基本上缴完毕后，为了完成任务，又组织职工和学生放下工作和学习，到仓库、工厂、码头、货栈附近去挖“废钢铁”。区内厂矿单位基本清光后，又到区外大厂去挖。运回来的“废钢铁”经过冶炼后，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无法使用的废钢铁。

9月，献废为宝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全民大办钢铁运动，重庆市委下达给南岸区的钢铁冶炼指标也不断提升:9月下达建高炉190立方米、产铁1万吨的指标；10月又下达建炼钢炉1000座的任务，要求第四季度的钢产量要达到3000吨；年底则要求南岸区建成炼铁高炉83座，120.4立方米，修建各种炼钢炉2000座，其中小转炉40座。

为贯彻“钢铁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力就保证供应多少劳动力”的原则，全区农村抽调6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及运输。从9月起，陆续从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抽调大批干部、职工，至10月共抽调了2万人，11月达到3万多人。全区城乡人民齐上阵，男女老少夜以继日为钢铁而战。10月10日，区委下发《关于大力发展炒炉炼钢的决定》，向全区介绍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厚诚五金厂等单位用木材、煤块炒钢的“成功”经验。《决定》还要求“在全区发动一个大搞炒钢的群众运动，在最近几天内，迅速建起300个炒炉并投入生产，这样，单炒钢一项的日产量就可以争取达到60至100吨，甚至100吨以上”。

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解决劳动力和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10月15日，成立了由副区长、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和指挥长的南岸区劳动力统一调配指挥小组和南岸区运输指挥部。统一调动全区的运输资源，在全区掀起一个全民办运输运动，公社、街道、厂矿企业、学校均成立了指挥部或运输队。运输队按照军事化的要求，结合民兵组织组成。凡有汽车、船只、平板车等运输工具的单位，须向所在地区街道及公社指挥部登记，被征用后由区集中统一编队使用。为解决物料的运输问题，区运输指挥部在十多个运输接点处修建了4条绞车和缆车以及2条梭槽。在海棠溪外河坝修建滚架车、上车台、土吊杆等土法上马的半机械化装卸设施。(www.guayunfan.com)由于缺乏炼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区委采取全民办钢铁，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的方针，大搞“小、土、群”[2]，以四公里、桂花园、黄桷垭、大兴场为炼铁中心，建立起土法上马的4个高炉群，共有大小高炉150座，半土半洋炼铁炉24座。

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进一步升温中，南岸区开展了高产日、高产周和钢铁高产流动红旗评比活动。区委规定逢五、逢十为高产日，通过高产日，使钢铁产量节节上涨，达到高产目标。为了把高产日的产量保持下去，从1958年10月15日开始，连续苦战7天7夜，形成高产周。区委主要负责人要求:“高产日是单独的战斗，高产周是战役，战斗和战役要交替连续使用，才能保证钢铁高产战争的连战连捷”。单位之间的钢铁高产流动红旗评比竞赛由区委各口负责组织，个人之间的评比竞赛由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负责。同时开展钢铁高产火线立功、记功、入党活动，采取全区广播表扬、送喜报、举行钢铁高产战场火线入党宣誓典礼等，不断激励大炼钢铁的热情和斗志。

10月28日，区里组建钢铁、煤炭、采石三个公司，分别对全区相关企业及生产实行统一领导。为了解决大炼钢铁的焦炭问题，不切实际地要求农村开展“多挖煤，多炼焦”，各单位“自己用焦自己炼”，还专门抽调370个劳动力到南桐矿区协助炼焦。

1958年，由区投资76.4万元兴建的南岸铁厂和南岸二铁厂，建有30立方米和5立方米炼铁高炉各一座，设计年产生铁13120吨。当年两厂生铁产量272吨，亏损17.6万元。1959年初，南岸二铁厂停办，南岸铁厂转产锰铁，当年产量3338吨，完成年计划25%，所产锰铁质量低劣，企业严重亏损。到1962年南岸铁厂停产撤消，共炼出生铁4979吨，锰铁7477吨，累计亏损超过百万元。

在贯彻“以钢为纲，为钢而战”的方针中，区委要求一切为钢铁生产让路，要确保“钢铁元帅升帐”这个大局。1958年秋冬，因难以解决“小土群”大炼钢铁的燃料问题，部分单位就动员群众上山砍树。据不完全统计，黄山、南山、沙桥沟、鸡冠石、大兴等地有1.5万亩森林遭到滥砍乱伐，损失林木计62万余株，约6000多立方米。南山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1958年初，区委就提出两年内要实现郊区工业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以及在“超英赶美”形势下，南岸区开始了新建、扩建工业企业的高潮。1958年工业总产值目标计划天天改，指标月月升。在大办卫星厂的高潮中，开始是一天办几个厂，到后来一天办了几十个厂。为完成这些高指标任务，工厂纷纷把车间、工段都划为“卫星厂”，厂门口牌子挂了十几个，叫做“母鸡下蛋”或“原子弹爆炸”。1958年新建工厂(包括区办、社办、街道办) 211个，较上年猛增3倍。

在下达生产任务时，各个主管局只管下达产值任务，不下达产品任务，只提计划，不供原料。为完成各项指标任务，工厂不得不按照“产值越高越好，产品越新越好”的思路，将半制成品和半成品都单独计算产值，一个工序算一遍，一个产品重复计算几次产值。安排生产时，不顾社会需求，不顾原料有无和成本高低，盲目试制新产品。1959年1月，区委召开厂矿企业政治工作会议，准备迎接新的更大跃进。区委决定建立工业3本账，分别计划全区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1.2倍、1.6倍和2倍。

“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带动了工业其他行业的“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和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成为南岸工业“大跃进”的另一种表现。196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技术革命”运动在全区展开，区委要求在一个月内，在工业系统实现20条自动生产线，20台单机自动化，2000项机械化、半机械化项目，20个机械化、自动化车间，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操作程度要提高20%；要求当年全区(除农村外)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在“五一”前达到70%，“七一”前达到80%，“十一”前达到90%，年底达到95%以上。机械行业的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机床“五一”前达到50%，“七一”前达到60%，年底达到80%以上。运输行业提出“大战四月，基本消灭肩挑背驮，迎接五一节”的口号，要求所有码头、车站丢扁担、甩箩筐，全部实现梭槽化、轨道化、索道化、缆车化、浮吊化、联动化。化工行业试制的新产品多达857种，最后实际正常投入生产的仅有169种，耗费了大量资金。

1960年5月，区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3天内全区实现煤气化，所有锅炉、窑、灶都尽量使用煤气。区委还要求开展全民性资源综合利用运动，所有炼焦单位都要回收煤焦油，从煤烟中提取稀有金属锗、硅等，“七一”前将废水、废液全部利用起来。

在领导“技术革命”的方法上，区委片面地求多、求新，“见先进就推，闻经验就学”，把许多未经充分试验和鉴定的“经验”，不问效果，不分析具体条件和对象一律普遍推广。如5天实现超声波化，要求每人平均做5～10个超声波导管；要求各厂都制造几个太阳镜，吸收太阳能烧水煮饭；要求各单位将每人每天的生活用煤降到平均二两以下等。

以大炼钢铁为核心的工业“大跃进”，占用了大量的设备、资金、原料、运输和人力，使主要经济比例出现严重失调，打乱了南岸区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