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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时间:2022-04-1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为此,党中央决定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4日,区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南岸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开展。根据《意见》,在上新街街道试点后,街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0月在全区全面铺开。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还存在分歧。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此,党中央决定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出现了新的曲折。

为了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963年1月,区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解决对阶级斗争形势和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认识问题,纠正单干倾向,巩固集体经济,坚定克服困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运动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先期对1575名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培训。学习中采取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办法,发扬民主,以理服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开斗争会的四不政策。对此,中共重庆市委批转了《南岸区委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意见》。

3月14日,区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南岸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全面开展。区委在随后作出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的规划(草稿)》中,部署将运动分为教育、批判、整顿和组织处理4个阶段进行。在对全区3467名党员分批进行培训时,认定党员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61名,腐化堕落分子57名。由此,南岸区的“五反”运动在工厂、机关、学校、医院、街道有所侧重地开展起来。

5月,区委组织工作队在南坪公社开展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于不满意运动的开展情况,区委于5月底批转区委宣传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阶段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特殊化等资产阶级作风尚未很好解决;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问题触及不深。同时,农村中10%至15%的人,街道中10%的人和工矿企业中5%的人还没有受到教育。区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围绕阶级和阶级斗争抓住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环节,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为严格掌握有关政策界限,防止“五反”运动中出现“左”、右倾偏向,区委向全区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质量第一,领导勿急,步子要稳,方法要对,界限要清,工作抓紧”。(www.guayunfan.com)为解决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方法问题,区委在7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传达市委工作会议精神,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训练干部。会议决定,城市“五反”分4批进行,农村“四清”分两批进行。农村“四清”除南坪公社试点外,增加涂山公社、文峰公社。区委在贯彻执行市委《关于农村进一步开展以阶级教育、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部署的意见(草稿)》中提出,运动首先重点解决公社党委领导核心问题;其次解决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问题,并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四清”斗争;再次在“四清”基础上开展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斗争;最后整顿组织,建立制度。

在机关和厂矿开展“五反”运动的基础上,9月26日,区委批转区委宣传部《关于在居民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以阶级教育、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意见(草稿)》。强调街道社教运动必须坚决贯彻以教育为主的方针,采取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方法,不搞典型人物批判,不搞“五反”运动,不公开号召互相检举揭发,防止简单粗暴,把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教育提高95%以上的人上。根据《意见》,在上新街街道试点后,街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0月在全区全面铺开。

年底,区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会后,按照区委的安排,在全区组织了对前后两个“十条”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

1964年4月,全区农村社教运动基本结束,区委常委会议认为,已进行了一年的农村社教运动,由于紧紧抓住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为要点,“四大自由”[7]歪风邪气大大收敛;多数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基本解决。但一部分生产队的“四清”清得不彻底,有的甚至走了过场,有必要对农村社教运动进行一次普遍复查。会议决定以南坪公社为复查试点,摸索经验,逐步铺开。

6月25日,区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前后“十条”的精神,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依据南坪、大兴公社复查证明,有37%的生产队领导权实际上都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死亡,总是企图复辟,搞和平演变,篡夺领导权,利用宗族、亲族的封建关系,掩盖阶级关系”。会议印发了《区委关于今冬明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复查工作的部署(草稿)》、《区委关于抓紧进行“五反”运动,作好复查和整党工作的意见(草稿)》两个文件,对全区“五反”、“四清”运动的复查和整党进行了部署,决定从1964年10月至1965年,全区农村分两批复查补课。区委社教办公室根据中央“二十三条”和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抓紧复查工作。复查过程中,由于贯彻中央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改变为“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区委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的指示,相继召开三级干部会和区级机关党员干部会,对干部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清理。会上,区委常委带头“引火烧身”,与会人员人人“自我革命”,机关干部个个“下楼洗澡”(当众检查交待问题),对照所谓的关于“懒、馋、占、贪、变”的和平演变规律,揭发、检查和清理自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全部区委常委被“火烧”,区委各部、委负责人互相背靠背揭发。参加三级干部会的127名党员干部,52名被定为犯有“四不清”方面的错误,其中12名被重点批判。参会80个单位,有33个被认定存在问题,其中7个烂掉或基本烂掉,10个瘫痪或基本瘫痪,16个存在严重问题。区委三级干部会议后,又以公检法机关为重点,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了“检查下楼”的“自我革命”。

1964年12月14日至1965年1月6日,区委在南坪公社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区委主要领导在讲话中肯定了南坪公社的“社教”运动和夺权斗争,提出就是要打倒那些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再次受到打击。

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文件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基层称之为大“四清”运动。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在年初召开的区委常委会议上,区委要求农村各级党组织领导好农业生产新高潮,实现1965年农业全面大丰收,并决定3月5日前小“四清”运动告一段落,把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生产上来。还根据群众的意见,对占干部总数38%的“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实行了减缓免,稳定了干部队伍的情绪。

1965年5月,区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工作会议精神。会后,按照省委批转南充火花公社划线定性的报告提出的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力量开展对“五反”、“四清”运动中犯各种错误人员的材料调查、清理核实和复查定案工作,运动中“左”的作法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区委主要成员大部分于3月之后被抽调到外县参加大“四清”工作团,南岸区的大“四清”运动被安排为最后一批。后因形势变化并未开展。

全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3054名党员受到处理的有393名,有447名各级领导干部“下楼洗澡”,35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伤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中纠正错误处理的368人,纠错面达93.6%。

南岸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纠正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整顿和改进全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打击贪污盗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定若干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作法和措施,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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