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兵工系统的工运工作

党在兵工系统的工运工作

1939年至1941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统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党在重庆兵工系统的工运工作也不得不转入从经济斗争入手发动群众，牵制国民党的力量，阻挠其以武器、物资供应反共前线。1942年5月，中共万县中心县委通过社会关系，派杨永新到位于鸡冠石纳溪沟的兵工署第二兵工厂工作。在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曾惇直接领导下，杨永新收集该厂白色炸药、黑色炸药和飞机燃料的月产量情报。按照地下党“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要求，杨永新以有胃病为由，在工人家搭伙以广泛接触工人，结交朋友，并结合工厂、工人生活实际，讲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道理，聚拢人心。为了不暴露身份，杨永新采取个别串连的办法，一不开会，二不写标语，三不公开进行罢工，着重做好掌握关键技术工人的工作，让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时，暗中设法不让生产正常进行。1944年5月，杨永新按照曾惇的指示离开了兵工署第二兵工厂。

1944年，受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党员侯旭东利用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关系进入位于南岸大佛寺的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当技术员。他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兵工署所属兵工厂生产情报。侯旭东还介绍机械工人黄志暄打入位于铜元局的二十兵工厂，联系弹子石申新纱厂女工贾萍进行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南岸地区建置区划曾三度发生变化，直至南岸解放，一直不是单一的行政区域。由于这一客观历史原因，加之南岸各区皆紧邻中心城区，故党的地方组织基本上是以互不隶属的形式分别存在。这些分属不同组织系统的共产党人，在各自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工作，虽然并不轰轰烈烈，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斗争精神，也反映出党在南岸的地下斗争特点。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岸地方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坚持抗日救国反侵略的方向和目标，组织抗日救亡文化宣传，促进抗战文化发展。反共高潮来临时，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三化”方针，有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保存了骨干，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直至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www.guayunfan.com)【注释】

[1]指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

[2]罗世文(1904—1946)，四川省威远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6年被害于重庆歌乐山。

[3]蒋可然(1915—1949)，四川省武胜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梁(山)大(竹)中心县委书记，北碚中心县委书记，八工委委员等职。1948年8月参加领导三溪起义。9月4日在南充兴隆乡不幸被捕，1949年10月14日与江竹筠等30余名难友在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英勇就义。

[4]欧汝钦(1918—1943)，四川省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秋任中共南岸区委委员。1939年初任中共北碚实验区特区委组织部长。1940年5月任中共綦江县委书记。10月任中共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2月任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0月任中共泸州县委书记。1943年7月被捕。同年10月14日被害。

[5]谭沈明(1915—1949)，四川省巴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走于重庆南岸、市中区、沙坪坝之间，积极从事党的工作。1938年底，到南岸一个织袜厂当经理，继续从事党的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4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监狱英勇就义。

[6]许晓轩(1916—1949)，江苏省江都县人。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同年4月不幸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监狱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