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器、铁器等手工艺交流

漆器、铁器等手工艺交流

第九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铜器、漆器、铁器等手工艺交流

中国的手工艺巧夺天工，铜器、漆器、铁器等手工艺深受人们的欢迎。早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就得到高度发展，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合金比例恰当，令后人称道。汉代崇尚工艺，少府有考工室，各地有工官。《汉书·地理志》称河内郡怀县、南阳郡宛县、济南郡东平陵县、泰山郡奉高县、广汉郡雒县，均有工官。他若陈留郡襄邑县、齐郡临淄县，有服官。南郡有发弩官，皆官工之类。而铁官之布在各地者尤多。[1]至唐宋时期，矿冶业兴旺。矿冶业成为南宋规模最大的手工业，除了官营外也允许私人经营，征收课税。矿冶业的发展，促进了铜器、铁器等手工艺的发展。明清时期手工业者身份出现一系列变化。明初沿袭元制，官营手工业发达，工匠单立匠户，世代均不得脱籍。到明朝中叶，工匠逐渐可以纳银代役，身份趋于自由。到清朝时，完全废除了匠籍，这就给民营手工艺者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民营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官民手工业的此消彼长，表明手工业者所受人身束缚的减少，有利于手工业的进步。[2]

一、古代中国的铜器、漆器、铁器等手工艺传入亚洲各国

铁器传入朝鲜半岛。

战国晚期燕国铁器文化由此向南传入朝鲜。尽管当时铁器尚未完全取代铜器和石器，但铁农具和工具已经开始在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为汉置四郡后铁器在朝鲜半岛的逐步普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乐浪等郡县后，铁器及冶铁术传入朝鲜。[3](www.guayunfan.com)铜器等手工艺传入日本。

弥生初期，中国青铜器传到日本，主要是输入铜镜、铜剑、铜矛等利器，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也自制青铜器祭器——铜铎。[4]

隋唐时期，日本主动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曾经多次派出使节来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由遣唐使带回去的。[5]

隋唐时代，中国向日本输出漆器，同时也对日本输出了制作技术。后来日本有独特的发明创造，即泥金画漆之法（日本称“莳绘”）。

中国的铁器输入琉球。

洪武七年（1345）冬，琉球国王泰期再次来华贡献，并上皇太子笺。明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6]。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谈到琉球人喜爱中国铁器：“古玩铜器非所好，惟好铁器与木绵，盖其地不产此二物。”[7]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铁器流入琉球，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赏赐。从历史上看，此后琉球来华朝贡，朝廷均要应其要求赏赐陶器和铁器之类物品。二是商品交换。中国明代就曾经以陶器和铁器换取琉球的马匹。

中国红铜输入安南。

据越南史料记载，中国等国红铜在明末一度输入安南。

丁巳四年（1617）春正月，初置图家，收贮货物，以内令史领之（……顺（化）广（南）二处，惟无铜矿，每福建、广东及日本诸商船有载红铜来商者，官为收买，每百斤给价四、五十缗。……）[8]

中国铜鼓输入老挝。

在沙湾拿吉以及乌汶等地发现了4面铜鼓，通过中国学者对其中“老挝1号鼓”的研究结果表明，铜鼓来自中国南方，年代大约在中国的战国末年至东汉初年。鼓上的某些图案不仅与中国南方的西林鼓上的图案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与中国中原地区出土文物上的图案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学者认为：在中国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已经通过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的迁移传播到老挝地区。[9]

制造青铜器和铁器的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东山文化）传入印尼。东山文化的代表是铜鼓。在印尼的比马、松巴哇、罗蒂、巴厘、爪哇等岛屿，都发现了铜鼓。[10]

中国人很早就到邦加和勿里洞开采矿锡，并把制造锡器的技术传授给印尼人民。中国工匠制造的锡器，最初主要是用来满足华侨社会的需求，如祭坛上使用的各种神器，后来才逐渐转向生产各种实用的器具，如茶具、烟具、托盘、茶叶盒、烟盒、粉盒等。[11]

中国的手工技术输入缅甸。据《西南夷风土记》记载，缅甸人器具用陶瓦、铜铁。他们擅长采漆画金，工匠都来自中国广东。“漆器贮鲜肉数日不作臭，铜器贮水竟日不冷。”[12]

中国的铁在唐代后期也传入印度。9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苦尔达巴在游记中写道：在克什米尔有一座用中国铁建成的观象台，坚不可摧。[13]这表明，中国的铁至少在9世纪就传入了印度。

中国铜器等制造技术传入中亚。1221年到达撒马尔罕的常春真人邱处机，看到汉人工匠与当地民众杂居在城中。当地盛行石铜（黄铜器），“满城铜器如金器”，间或也有瓷器，有和定磁相仿的，都是汉人工匠所造。[14]

二、亚洲各国的手工艺及其制品输入中国

日本的铜器输入中国。

《宋史》记载：日本“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干文大宝'”[15]。《宋史》云：“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16]。《元史》亦记载：“宋雍熙元年，日本僧暐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职贡，并献铜器十余事。”[17]通过比较，《元史》明显抄袭《宋史》。这些史料有力地说明日本曾经长期广泛使用铜制品。

17世纪—18世纪前期，日本是当时世界上主要产铜国之一，同时铜也是主要输出品。当时，日本铜的最大主顾就是中国。17世纪末期，日本每年大约输出铜斤5400吨。[18]铜斤贸易是清代的一件大事。因为清政府每年光铸钱一项就需要铜料一千几百万斤。仅京师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每年就需要铜斤440多万斤。因为国内铜产地主要集中在云南，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一直依赖进口，即所谓“采办洋铜”，而洋铜又几乎全来自日本。[19]

中国和日本长期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铜从日本输入中国，缓解了中国对铜的需求困难。

日本手工艺“反馈”到中国的有“莳绘”和螺钿。

日本的泥金画漆之法，即“莳绘”。“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描写不如，愈久愈鲜，世号洋倭漆。所制器皿亦珍贵。”[20]正因如此，明朝宣德（1425—1435）时“遣画工至倭国传其画以归”[21]。另一种漆工艺，各为螺钿，用贝壳镶嵌在漆中，制成花纹图案，曾从唐输入日本。到宋代，日本螺钿制品的水平已大大超过中国，“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22]。

日本僧奝然回国后数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又别启：

贡佛经，纳青木函；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槵子念珠各一连，并纳螺钿花形平函；毛笼一，纳螺杯二口；葛笼一，纳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银莳绘筥一合，纳发鬘二头，又一合，纳参议正四位上藤佐理手书二卷、及进奉物数一卷、表状一卷；又金银莳绘砚一筥一合，纳金砚一、鹿毛笔、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又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钿梳函一对，其一纳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纳龙骨十橛；螺钿书案一、螺钿书几一；金银莳绘平筥一合，纳白细布五匹；鹿皮笼一，纳豸尼裘一领；螺钿鞍辔一副，铜铁镫、红丝秋、泥障；倭画屏风一双；石流黄七百斤。[23]

这封书信清楚地记载了当时日本莳绘和螺钿输入中国的具体情况。

交趾地区的铜鼓及其技术也传入中国。

东汉名将马援好骑马，善于鉴别名马。他在交趾时，获得了骆越地方的铜鼓，便把它铸成骏马的模型，回朝后献给皇帝。他在给皇帝的表章中说：

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麒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常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行事，则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鞘、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髻、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

此马高三尺四寸，围四尺五寸。皇帝下诏，命将此马放在宣德殿下，以此作为名马的标准。[24]

刘恂在《岭表录异》卷上也谈到了铜鼓。他说：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下。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25]

古代铜鼓是一种青铜铸造的打击乐器。它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民族创制的一种古老而独具特色的文物，分布于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中国的云南和广西、越南北方、泰国东北部均有重大发现。它是青铜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尤其是青铜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铜鼓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功能是祭祀仪式中的一种乐器，逐步发展为象征权威的神器，用于集合部众和号令战士出征，也可作为象征财富的重器以及赏赐品和殉葬品等，在原始社会晚期，是一种重要的器物。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节日、庙会时还敲打铜鼓。铜鼓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在于它与其它青铜器不同，其鼓身、鼓面等部位均铸有繁缛多样的花纹图饰。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上有太阳纹、乌纹、羽人纹、船纹、蛙纹等等，与中国南方出土的铜鼓相似。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东山出土的器物中，最特殊的遗物即是铜鼓。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鼓，出土总共达到20件之多。其体制不及中国和西方考古学家所研究的铜鼓大，但是其形制却极为近似。[26]

尽管中越两国研究者对古代铜鼓的发源地、年代和“谁影响了谁”等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一致承认两国的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又各具自身的特点。古代铜鼓是中国南方和越南等东南亚许多地区古代居民都使用过的文化遗物，在这两个地理毗邻，环境相似又各有不同的区域内，从新石器时期就有频繁的交往，到青铜时代双方交流更多，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中越两国境内出土的铜鼓既有跨越今日国界的相联系发展的相似性，又存在各自的地区性特色。[27]

关于铜鼓，梁志明教授认为：古代铜鼓是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的一种代表性文物，它广泛渗入东南亚史前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鼓文化。古代铜鼓文化是东南亚史前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东南亚本土和固有文化的代表，而且还是东南亚吸收和融合其他外来文化的基础，至今在东南亚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仍可见其踪迹。[28]

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以东山铜器为代表的铜鼓技术和铜器技术，完全是由本地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技术，绝非由赵朝或西汉时代中国人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29]赵朝是指南越王赵佗建立起来的南越国，存在时间为前206年至前111年。陶维英完全否认越南铜鼓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与该书出版时越南当局推行的对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越南的磨漆画和各种磨漆制品，是越南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越南用胶漆装饰宫殿、亭台楼阁由来已久，在许多建筑物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11世纪起，安南李、陈、黎朝都用漆画装点寺庙、佛像和皇帝的坐轿等等。在建筑物的大门上，人们用漆绘制龙凤等各种浮雕图案。在民间，人们用漆装饰祭祀祖先的神台、首饰盒、槟榔盒以几桌椅等家具，在竹筐、木斗、竹船、刀鞘上绘制各种美丽的图案，保持物品的美观和牢固。漆画艺术在民间长期流传，特别是在越南北部平原的河西、河北、南定等省的一些乡村，历史相当悠久，许多家庭父传子继，世代相传。[30]

安南与清朝的朝贡关系除了体现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包含了经济贸易成分。在朝贡过程中，安南出产的不少土特产品被当成“贡物”输往中国，诸如香料、土布、金属矿产及制品等等。漆器是朝贡必备品，长期采用。黎贵淳《北使通录》记载，当年阮辉泌使团来华曾带有漆扇600把。[31]乾隆四十三年（1778），安南遣使贡献：

是年，奏：“安南国王庆贺平定金川贡物内，少金龟、漆扇两种，多进速香十斤，与例不符。”奉旨：“凡外国进贡，正贡方物自不可短少，若因庆贺、陈奏、谢恩等事加贡，间有短少，与例不符者，毋庸计较。”[32]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对漆扇非常重视，但对安南贡品“与例不符”也颇为宽宏大度，不大计较安南方面“间有短少”的情况。

真腊铜鼓传入中国。

真腊也有铜鼓，《通典》记载：“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33]扶南真腊铜鼓在形制上类似中国古铜鼓，隋唐时铜鼓随扶南乐来到中国，用于祭祀，风行于乐坛。[34]

土耳其铁器输入中国。

突厥人贩卖铁器，自公元5、6世纪即已开始。突厥人在阿尔泰山之阳，发展了一个相当巨大的锻铁手工业工地。他们生产铁器，除自用之外，亦对外进行交换。他们因此与魏通商，突厥人也经常到我国西北边境上与汉族人民进行商品交换。

波斯镔铁技术等工艺技术传入中国。

波斯的镔铁在辽朝有广泛的市场，有学者甚至认为辽朝的冶铁工匠已经掌握了镔铁的冶炼技术。所谓镔铁，实际上是波斯语spaina的对音省译。辽朝还常常把镔铁制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宋朝君臣。而据南宋人周密《云烟过眼录》的记载，金朝所制造的铁，皆细花纹，这正是镔铁的表面组织所显示的特征。从中可知，金朝已经掌握了波斯的镔铁冶铁技术。[35]

在上述手工艺品交流之外，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还有一些其他手工艺交流。

（一）中外蔗糖技术交流

《异物志》曰：“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厚薄，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颇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36]

三国时期，东吴统治交趾地区，交趾的蔗糖作为贡品输入东吴。越南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编撰的《越南历史》亦云：“我国人民已懂得榨蔗熬糖，制出了砂糖和冰糖。交趾的蔗糖成为向吴朝进贡的一种贵重贡品。”[37]其实，在安南独立（公元968）建立大瞿越国之前，越南是处在中国封建统治下的区域。这时期的文化交流不是中外文化交流，而是国内文化交流。

印度等国的熬糖技术输入中国。

根据史料记载，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齐梁时期，南方已经知道用甘蔗汁生产砂糖，出甘蔗的地方有江东、庐陵和广东，用来制砂糖，品味都很好。但北方还不知道制砂糖，江东生产的砂糖，也不如印度。[38]

公元7、8世纪，印度用甘蔗汁熬糖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为印度用甘蔗汁熬糖的技术比较高明一点，所以太宗就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术。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始派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39]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记载：

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遗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40]

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这表明了中国向印度学习是非常有成效的。中印两国在制糖技术方面互相学习。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元代有埃及人到中国来传授熬白沙糖法。到了明代，中国白沙糖工艺水平已经很高了。中国白沙糖传到日本、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概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白沙糖传到印度。所以，印地语中白沙糖一词叫做cini，意思是“中国的”。[41]同时印度也从埃及学习了制糖技术，印度有一种糖的名字叫Misari，意思就是“埃及的”，可见其中消息。[42]

《明史》中提到了古代印度的制糖技术。在古里，椰子树，“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43]。

中国的榨蔗熬糖的技术输入亚洲各国。

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介绍各种生产技术的全书，初刻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大约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传到日本。日本制糖等方面的典籍，都较多地引用《天工开物》，并给予赞誉。17世纪以前，印尼食用糖是棕榈树糖，它是从桄榔花梗中的甜液制成的。17世纪以后，中国在雅加达地区建立甘蔗酿酒厂，改用甘蔗制糖。同时，中国人也把甘蔗酿酒法传入印尼，炼出含酒精66%的烈性酒。[44]

另外一段资料说，万丹华侨从事酿酒业，用曲和酵母使糖浆发酵，提炼出含酒精66%的美酒，这种糖浆练酒法在印尼以前是所没有的。在巴达维亚，华侨在该地设立制糖厂，使用牛拖的或水力推动的石磨来压榨甘蔗。虽然以前印尼也能用自己的土法制糖，但自从华侨将先进的制糖方法传入后，产量大大增加。直到现在，水力榨糖机仍然是西爪哇和西苏门答腊制糖加工业的主要工具。[45]

泰国人喜食甜食，但是古代的暹罗甘蔗种植面积不广。早年的糖叫树糖，是用一种树汁制成。18—19世纪初，海外潮人将种植甘蔗和制作甘蔗糖的技术传到暹罗，推动了暹罗制糖业和经济的发展。[46]

18世纪末期，随着大量潮州人流入泰国曼谷王朝，制糖的技术带到了泰国。1836年，莫拉勒神甫到泰国访问时称，在尖竹汶府及其附近地区，尽是潮人。“他们多以种植甘蔗，胡椒和烟草为职业。”[47]拉玛三世时，国王指令北柳府地区行政负责人支持华人在该地区种植甘蔗和创建糖厂。建立在该地区挽巴功河流域的制糖厂有30余家，每家雇佣华人工人达130余人。有一个名叫陈波的潮人，在一家获得泰国爵位的潮籍大商人投资兴办的糖厂里管理该厂，长达9年，并与该厂厂长的女儿结婚，后继承了该糖厂的产业。当时该糖厂共有140余名华工。[48]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华人入缅者颇多。缅甸用甘蔗制糖，称为江德加（即蔗糖），几乎都由中国人用蒸馏方法提炼。[49]

波斯熬糖技术和石蜜传入中国。

至于波斯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历史，远不如印度那样长。甘蔗在公元600年左右才传入，然而古代伊朗人不久就在熬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成就对世界一些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入了中国。生活于621—713年的孟诜，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沙糖时说：“蜀地、西戎、江东亦有之。”“西戎”一词不知何所指。在讲到石蜜时，他却明确说出：“自蜀中，波斯来者良。”看来上面的“西戎”很可能指的就是波斯。[50]

（二）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其他各种手工技术

在菲律宾，华侨把金属、家具制作技术等输入菲律宾。[51]

古代缅甸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牛车以及城市富裕家庭中的西式车辆和人力车，几乎都是仿照中国样式制造的。缅文中的“人力车”这个名词，就是由中国木工传入的。随之传入的还有木工使用的工具，例如手斧、半园凿、锯等，特别是在使用中国的刨时，也是仿中国木工，骑在长凳上推刨。[52]

中缅两国的服饰和缝纫制作十分相似。缅甸的成衣匠大多是中国移民，他们把成衣技术传入缅甸。男上衣酷似中国旧时的马褂。女子紧身上衣和筒裙，则和我国西双版纳妇女的服饰一模一样。缝纫用的剪刀和针，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缅甸人民最喜欢广东织制的男筒裙。[53]在古代，缅甸的缝纫业大部分掌握在华侨手中。[54]

中缅两国的金银首饰匠制造的耳环、项链、戒指、发钗和镀金的纽扣，其制造方法和式样非常相似。[55]

缅甸的各种工艺品，无论在艺术风格或制作方法上，都受到中国的影响。缅甸的伞，就是模仿中国的式样，在竹制骨架上糊纸。[56]

在明清之际来到柬埔寨的华侨中，有不少人与当地人一起，以“晒红盐为业”，把晒盐技术传授给柬埔寨人民。越南吞并下柬埔寨以后，柬埔寨不再生产盐，造成食盐奇缺，价格昂贵。于是，华侨们又去海滨晒盐，并获得成功，解决了柬埔寨人民的缺盐问题。[57]

印尼华侨传播花生榨油技术。

华侨农民在雅加达周围地区广种花生，并经营榨花生油厂。1751年雅加达华侨共有51家榨花生油厂，其中8家在近郊，43家在远郊。[58]

中国式鱼网输入印度。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多次经过南印度半岛的柯支，也就是就是现在的科钦。中国的商人不仅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还留下了中国式鱼网。今天印度身穿缠腰布的鱼民，还在用这种漏斗型的鱼网捕鱼。[59]

（三）五洲国家的手工艺输入中国

永乐十八年（1420），明朝政府要求朝鲜进献白折扇，朝鲜国王世宗“即令庆尚、全罗道各进三百把”[60]。

按照惯例，朝鲜每次进贡都需要金银，朝鲜国王世宗认为朝鲜本土不产金银，“遣人请代以他物”。后讨论结果，由朝鲜进献细紬花席。[61]

印度的琉璃传入中国。

据《太平御览》记载：

《魏书》曰：天竺国人商贩至京，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石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62]

而我所见到的《魏书》，则记载为大月氏人。琉璃技术起源于印度，大月氏人由于地缘关系首先得到这一技术，此后，大月氏人将它传到中国。

颇黎输入中国。

据《太平御览》，《梁四公子记》云：“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63]

扶南是古代大国，与中国有经贸往来，扶南大舶常把东南亚、印度等国物品运来中国。关于颇黎，有种种传说，神妙莫测。据《梁四公子记》：天降众宝，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类宝，一鸟衔出，而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天竺记》曰：“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唯颇黎宝生高峰难得。”[64]

火齐输入中国。

《南州异物志》曰：“火齐出天竺，状如云母，色如紫金，离别之节如蝉翼，积之如纱縠重沓。”[65]

金刚亦输入中国。

《晋起居注》曰：“咸亨三年，炖煌上送金刚。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而《玄中记》曰：金刚出天竺、大秦国。”[66]

火烷布。

早在三国时期，印度的火烷布就传入中国。《魏志》曰：“青龙三年，西域重译献火烷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到南北朝时期，印度遣使献火烷布。”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天竺国献火烷布。”[67]

清代时，菲律宾也把其手工艺品输入中国。

苏禄，南洋岛国。雍正四年（1726），苏禄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奉表，贡方物。雍正五年六月，贡使至京，贡珍珠、玳瑁、花布、金头牙萨白幼洋布、苏山竹布、燕窝、龙头、花刀、夹花标枪、满花番刀、藤席、猿十二种。[68]

我个人认为，花布、金头牙萨白幼洋布、苏山竹布、花刀、夹花标枪、满花番刀、藤席等可能产自菲律宾，亦有可能来自其他国家。

波斯手工技术传入中国。

据《旧唐书》记载，在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当时担任右卫中郎将的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他与波斯僧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由于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劝谏，唐玄宗采取了柳泽的意见，没有把奇巧运进皇宫。[69]

结　语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手工艺交流，呈现出双向交流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手工艺品及其技术输入到亚洲各国，另一方面，亚洲各国的手工艺品及其技术也传入中国。

有些国家的手工技术在继承中国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创造出新的手工艺。如日本的“莳绘”，交趾地区的铜鼓。

有些工艺技术，融合了多国人民的智慧，是相互借鉴、彼此促进的结晶。如甘蔗糖技术的不断改进，就是中国、印度、波斯等国的手工艺者不断努力的产物。我们要具体了解甘蔗糖技术的交流史，有必要研读季羡林先生的著作。

需要提出的是，在古代中外手工艺交流中，有些手工产品科技含量是不高的，有的只是对原材料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几乎没有科技含量。

【注释】

[1]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330页。

[2]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3]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4]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5]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6]《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

[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琉球》。

[8]《大南实录》卷二《熙宗孝文皇帝实录》。

[9]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页。马树洪等：《老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10]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11]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

[12]《西南夷风土记》。

[13]季羡林：《中印智慧的结晶》，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1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1页。

[15]《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

[16]同上。

[17]《元史》，《日本传》。

[18]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9页。

[19]同上书，第138页。

[20]郎瑛：《七修类稿》。

[21]张燮：《东西洋考》。

[22]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23]《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

[24]《后汉书·马援列传》。

[25]（唐）刘恂：《岭表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26][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11页。

[27]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28]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29][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5—336页。

[30]周发祥、李岫：《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31][越]黎贵淳：《北使通录》。

[32]《光绪会典事例》卷五○三《礼部》。

[33]《通典》卷一四四《乐四》。

[34]周伟洲：《扶南乐与骠国乐》，载林超民：《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288页。转引自梁志明：《源远流长—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载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35]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36]《齐民要术》卷一○。

[37]越南社会科学院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3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版，第178页。

[39]《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传》。

[40]《续高僧传》卷四。

[41]季羡林：《中印智慧的结晶》，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42]同上书，第181页。

[43]《明史》卷三二六《古里传》。

[44]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221页。

[45][印尼]部·阿·杜尔：《印尼的华侨》，明星出版社1960年版，雅加达，第121—122页。

[46]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47]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的潮州人》，1991，第6—8页。另见高伟浓等：《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48]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的潮州人》，1991，第74—75页。

[49]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50]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经济日报出版社1977年版，第102页。

[51]陈烈甫：《菲律宾与中菲关系》，南洋研究出版社1955年版，第368页。

[52]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

[53]同上书，第33页。

[54]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78页。

[55]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第33页。

[56]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第578页。

[57]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页。

[58]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59]赵康英：《印度共产党治下的喀拉拉邦》，《世界博览》2007年第4期。

[6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一。

[61]同上。

[62]《太平御览》卷八○八《珍宝部》七。

[63]《太平御览》卷八○八《珍宝部》七。

[64]同上。

[65]《太平御览》卷八○九《珍宝部》八。縠，hu，有皱纹的纱。

[66]《太平御览》卷八一三《珍宝部》十二。据前人考证，“咸亨”疑为“咸宁”之误。参见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75页。

[67]《太平御览》卷八二○《布帛部》七。

[68]《清史稿》卷五二八《苏禄传》。

[69]《旧唐书》卷八《玄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