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_秦国的历史故事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

诸子百家，观点不一，学说各异，他们的兴起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地域上也有东西之别。

首先兴起的是诞生于齐鲁大地上的东方学说，以儒墨两家为代表。我们前面说过，齐鲁这两个诸侯国都是西周首封的诸侯国，文化氛围极为浓厚。而诞生在这里的儒学，自然崇尚文化、重视历史，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简单地谋求富国强兵之术。总之一句话，他们是大道理讲得多，实用策略谈得少。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跟在政治和时局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更加偏重哲学。他们想要在这个时代重新塑造人的信仰，确立行为规范，整顿社会的秩序。他们关心的不是一国的成败，一家的兴衰，而是整个人类，整个民族的文明进程。

任何一种偏重于教化的学说，对现实的功利都很冷漠。相反，偏重于功利的学说，又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随着历史的演进，“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隔阂和断裂。这估计正是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意思吧。在东方文化看来，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在表面上虽然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内圣外王”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了“内圣”，个人的安身立命似乎比治国安邦更有价值。正是对个人心性修炼的过于强调，使得“齐鲁之学”在安邦定国的实践方面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儒家提出的“人性善”的主张，还是墨家提出的“兼爱”的主张，最后都成了疲软无力的说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孟子和魏惠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去见魏惠王，魏惠王问他：“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啊？”魏惠王真的很势利，目的性也很强，开门见山，先问问有什么好处。一向淡漠物质利益、注重道德修养的孟子肯定不爱听这样的话，所以回答说：“你干嘛一上来就问有什么好处？难道没好处就不行吗？其实，要对国家有好处，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如果大家都管自己讲好处，你代表国家要好处，大夫代表家要好处，老百姓也给自己要好处，上上下下都互相要好处，国家会好到哪里去呢？只有讲仁义，讲情感，儿子才会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不会在危急时刻抛弃他们，臣子才会尽职尽责地忠于君王，不会在国家危亡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确实，如果一切都讲“好处”，都算计利益，那么父子之间、君臣之间不就成了一种交换关系了？一旦出现危机，那人人都管自己逃命，国家哪里有不灭亡的道理？(www.guayunfan.com)这里，孟子对谈好处很感冒，并不是说他排斥好处，而是反对赤裸裸地讲功利。在他看来，所谓的利，是仁义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东西。一旦追求利益，就会利欲熏心，人性就会堕落。只要君主能够修身养性，爱戴自己的子民，做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那国家自然能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固若金汤。这一点，从后面孟子和子思的谈话可以看出来。

孟子问他的老师子思：老师，要怎么样才能治理天下，安抚人民？子思说：那要先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孟子听了老师的话很疑惑：君子治理天下，教化民众，倡导的是仁义，您怎么张嘴闭嘴都是物质利益啊？子思说：只有讲仁义，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相反，不讲仁义，眼睛只盯在眼前的利益上，恰恰得不到利；讲仁义，看似没有谈利益，其实恰恰得到了大利益。这种观点很像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所以孟子说，仁义能带来利益，是附带的，而不是追求的结果。这也是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德而不计其功”，也就是说，做什么事都要本着匡扶正义的精神，而不要带着功利的目的。

这就是孟子的“王道”思想，也就是以“修身”为起点，向外扩展，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不需要搞那么费劲地上下求索，浪费心机。有了仁义，一切都OK了。孟子的这种理念，很深刻，很有远见，他想要通过社会风气的整体改良、人性的全面塑造来影响政治和文化，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利益的东西不能团结人心，在家破国亡之际，追求利益的人就会离心离德，作鸟兽散。正如毛遂出使楚国的时候对楚王所说的：“当年商汤只有七十里地，能够称王，周文王只有百里地，却能令诸侯称臣，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强大吗？”(3)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道德，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人品，才得以让四海臣服。所以，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仁义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不能说孟子这种思想不高尚，也不能说这种思想不深刻。但是，他生错了年代。当时的诸侯国需要的是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以免被别人吃掉。在这个人人自危的竞争生态中，你大谈仁义，有多少人会感兴趣？魏惠王不感兴趣，秦孝公更不会。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称王，孟子说：“与民同乐，则王矣。”这种看似高尚的治国之道显然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滕文公受到齐国的军事威胁，向孟子请教解除危机的对策。孟子说：“只要你行善，哪怕现在丢失了土地，你的后世子孙也一定能称王。”(4)这也只是大道理而已，没有人会信服。好比我正在吃苦受罪，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只要好好做人，不偷不抢，你的儿孙必定能大富大贵。”听到这样的话，谁心里都不会舒服。儿孙会不会大富大贵很难预料，但现在需要改变自己吃苦受罪的命运才是真的。

正是由于对定国安邦的外王之术没有多少贡献，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之学”在战国年代备受冷遇。而孟子的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低级公务员，而他却总在奔波，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