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灭种最可怕_秦国的历史故事

亡国灭种最可怕

所谓内忧，指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和诸侯国内的篡弑暗杀。内忧使得各诸侯国政治组织的整体效能急剧下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战争频起，血光四溅，封建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时代呼唤霸主的出现，不仅要抵御外侮，还要维护各国之间的和谐局面，捍卫封建文化。

齐国称霸，在当时，不仅要平衡国际局势，维系诸夏同盟，还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连周王室的内政也要干涉。因为当时整个天下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也就是宗法文化。不论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还是诸侯国内的篡弑夺权，都是对这种宗法封建文化的颠覆和挑衅。我们说了，宗法文化是以“家”作为基本单位向外推演的，即家、国、天下。天下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儿臣”，既是儿子，又是臣。各诸侯国可以说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儿子能对父亲不敬吗？肯定不能。兄弟之间能互相残杀吗？肯定也不行。而诸侯国，又可以看作一个“家”，各国的君主是“父君”，而各个卿大夫又可以看作是“儿臣”。儿臣篡弑父君，就是儿子杀父亲，那可是大逆不道。各卿大夫、各氏室之间，则又是兄弟关系，相互械斗，骨肉相残，也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正是家、国、天下在宗法文化下的这种相似性，使得要维护宗法文化，就必须既管国内又管国外。

公元前655年，周惠王（东周的第五代君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这种废嫡立幼的做法，本来就违反了礼法。这么看来，礼法有时候并不只是各诸侯国在践踏，连周王室自己也会不遵守。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自轻自贱，别人怎么会尊重你？这个时候，作为霸主的齐国就要出面了。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召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亲切会见了各地方领导人，一起住了几个月。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对着干，就偷偷派人去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王的话，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公开宣布并支持公子郑为下一任领导人。郑国颠三倒四，退出结盟，齐国很不爽，举兵攻打，郑国于是又乖乖地参加了盟约。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也就是周襄王。

为了重新整顿王室礼法，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会合诸侯，参加的诸侯国有鲁、宋、卫、曹、许、陈、郑等，周襄王派了宰孔（周王室的太宰，相当于丞相）作为代表参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会盟。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横；齐桓公曾经十五次会合诸侯，而葵丘会盟是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葵丘会盟，各国之间订立盟约，表明要共患难、同进退，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www.guayunfan.com)第一，尊王。这是葵丘盟约的第一条，可见其重要。如果哪个诸侯国有藐视天子、挑衅王室的行为，其他诸侯国就可以在霸主的带领下痛扁之。

第二，攘夷。如果同盟国的任何一国受到外族的侵犯，其他国家一定要援助，不能坐视不理。

第三，禁抑篡弑。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弟杀兄、子杀父等篡弑事件，同盟国的各国对新政权都不予以承认，并在国际上予以孤立。不仅如此，还要派维和部队平叛，另立新君。为了杜绝各国国内的篡弑事件，葵丘之约还规定：各国在领导人的继承人的问题上不能废嫡立幼，不能以妾为妻，不能让女人干政。

第四，裁制兼并。葵丘盟约中声明，同盟国之间，要互不侵犯，禁止相互厮杀。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一旦出现争端，就要由霸主进行仲裁和公断。

以上四点，只有第二点是针对外患的，其他三点都是针对春秋时期所出现的诸侯兼并和国内篡弑所制定的措施。所以说，葵丘会盟，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反侵略的军事联盟，而且是一个维护封建礼制的文化同盟。当时王室衰微，西周封建失去了统一的重心，而霸主就成为了变相的封建重心和中心，以维系苟延残喘的封建文化。

齐在春秋时期最先称霸，靠的是“尊王攘夷”。“攘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尊王”名目下的“安内”也不能忽视。当年，齐桓公助周襄王继位，襄王为了表示感激，派宰孔赏赐齐桓公庙胙（祭祀用的肉，当时是最高赏赐），并嘱咐宰孔：“桓公年纪大了（当时桓公已经七十多岁），对王室又有功劳，加赐一级赏格，就不用下跪受胙了。”但是桓公却说：“天子的威严，遍布天下，我怎么敢忘了礼数。这可有损天子的威严啊！”于是下拜，然后才登台接受了赏赐。公元前648年，管仲受桓公之命平定戎患。至此，周襄王的王位彻底巩固。襄王对管仲很是感激，要以上卿礼待管仲，管仲连忙推辞道：“我不过是一个小官，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何况还有中央驻齐国特派员国、高两位大人出力呢！”最后接受了下卿礼回去了。

正是靠这样的以身作则，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齐桓公才将黄河下游东部一带和黄河中游南岸的诸侯国组织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实际上，齐国称霸除了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誉以外，并没有得到多少看得见的实惠。相反，还损失了很多利益。如果站在功利的角度看，这是得不偿失的。和后来的晋文公称霸不同，齐桓公称霸，各同盟国并不向霸主纳贡送礼，相反，齐桓公还经常回赠归附的诸侯国。靠信义结交，以武力示威，正是齐国称霸的秘诀。所以孔子又点评说：“晋文公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狡诈。”(5)而各诸侯国之所以归附齐，也正是因为此。

自齐桓公以后，诸夏同盟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却真正做到了对外一致，最起码在文化上是如此。自此以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必须参加到诸夏会盟中来，遵守他们之间的国际约定，认同他们所标榜的文化，否则就是寸步难行。晋国如此，楚国如此，后来的秦国也是如此。晋是一个靠兼并强大起来的国家，只是他一直没有参加诸夏会盟，所以一直被排斥在外，势力无从向东伸展。直到了晋文公，才积极地参加诸夏会盟，再加上攘夷有功，得以称霸。楚国，自认为是流氓国家，开始的时候天真地认为拳头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北上屡屡受阻，碰得头破血流。到了后来才学乖，不再耍流氓了，要求加入诸夏同盟。于是，诸夏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了。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那些文化上先进的国家，总是被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所征服。比如，齐的文化水平远高于晋，晋的文化水平远高于楚，楚的文化水平远高于后来的秦。但结果是：晋取代齐成为了霸主，楚取代晋成为了霸主，而后来的秦又把这些文化上先进的国家统统灭了。但征服者可不能沾沾自喜，当他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恰恰也是被先进文化同化的时候。接受这种同化，就能逐步站稳脚跟，拒不接受，就会惨遭淘汰。秦帝国的灭亡正好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或者说顽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