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_秦国的历史故事

时间:2019-04-07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68 次

枪杆子里出政权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带兵去打郑国,他的大军和郑国的救兵楚军在泓水相遇。宋军的数量小于楚军,处于劣势,但是宋军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当楚人还没渡完河的时候,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了。这时,大司马建议襄公说:“他们人多我们兵少,对阵起来我军获胜的希望不大,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我们发动截击,完全有可能扭转劣势。”但宋襄公不听,他觉得截击还在渡河的对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命令全军不得出击。等到楚军渡过泓水,正在慌忙列阵的时候,大司马又建议说:“我们趁敌人还没有列阵完毕,掩杀过去,还有希望获胜。”宋襄公又拒绝了,说:“要等敌人列阵完毕,我军才能出战。”楚军排列完毕后,严阵以待,宋襄公这时候才下令对楚军发动全线进攻。他自己亲自驾着兵车,车上飘扬着“尊王攘夷”的大旗,杀向楚国的中军。一场大战下来,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精锐的中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乱军中被砍伤了屁股,那个狼狈啊!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恪守的就是所谓“贵族式的战争”。估计当时,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这样,有很多原则和规矩。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中世,指的是春秋时期。那个时代,诸侯各国虽然明争暗斗,但却没有揭掉最后一层遮羞布,大伙儿都还有所忌惮。因为你蔑视周室天子的罪名一旦成立,其他诸侯就会抓住你的小辫子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诸侯玩的是“计谋”,但不敢耍大牌,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面孔来。

所以,春秋时期尽管也老是打打杀杀的,但还是能够勉强维持“礼制”。可是到了韩非子所说的“当今”,也就是战国时期,一切都发生改变了。战国,战国,正是因“战”而成“国”。各路诸侯纷纷扯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赤裸裸的真面孔,开始了明目张胆的角逐和杀戮。这个时候,诚信退出了历史舞台,功利开始成为各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你不讲诚信,你唯利是图,不但不会遭到谩骂和诋毁,人家还会说你有本事。(www.guayunfan.com)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式的战争肯定没有前途。于是,车战逐渐被骑兵和步兵代替了。而战争形式的改变,又加剧了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斩首六万”,“斩首七千”,遍布在《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腥风血雨。孟子这样评价这个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国以战,杀人盈国。”(《孟子・离娄上》)在这个时候,谁如果还迂腐地去讲道义,谁如果还傻乎乎地遵循古代的旧制,那他的命运就只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如韩非子所说,这个时候大家伙儿拿来较劲的不再是计谋,而是实力,拼的是力气,而不是嘴皮子。春秋时期,要攻打一个诸侯国还需要一个借口,到了战国时期,连借口都不需要找了,直接打你就是了,因为我不打你,你早晚也要打我。

战争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武力了。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拳头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彻底臣服。战争的结局,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你在战争中失败,那你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国家领导人、战争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直被中原诸夏各诸侯国称为蛮夷的秦、楚两国,却可以大显身手了。这两个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国家,本来就是靠战争发家的,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只有战争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春秋时代,秦、楚被中原诸夏手中的文化大棒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害得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装深沉。而现在,时来运转了,不用再管什么文化不文化了,仁义道德也不讲了,靠拳头说话的日子到了。在这个需要人变成流氓的时代,野蛮反而成了优点和优势。而对中原诸侯来说,这种转变反而有些不自然了。以前“五讲四美”惯了,守规矩守多了,现在要他们抛弃仁义,丢掉文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实在很难做到。而这,已经注定了中原诸侯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