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国启用吴起变法的国君

虎头蛇尾的变法

身背文化的重负，东方的诸侯不仅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向军事国家的转变，而且在内部体制改革方面也是虎头蛇尾，放不开手脚。

在战国时代，兴起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变法”。用今天特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改革。而变法也好，改革也罢，都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来顺应战国这一特殊时代的要求。战国时代，战争成为了国家第一要务，那在分配利益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大家伙儿拿军功来论功行赏，而不能再因为你是领导的小舅子就给你特别的好处。按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以前贵族是战士，现在战士要成为贵族。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兵哥哥，那些为国家的强大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理应分配到更多的利益、财富和政治地位。而那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王室子弟，就不能再靠血缘关系坐享其成了。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中央政府也要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以便能够随时组织和调配战争所需要的兵力和财物。这就要求破除分封制，取消地方领导人在自己领地内的军政大权，同时推行郡县制，派公务员去管理地方，把所有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

中原诸侯国当中，首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当时在位的魏文侯是一位罕见的贤明君主，他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重用李悝、吴起等人率先进行变法。李悝的变法内容，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不让贵族们世世代代无功受禄；同时，建立公务员制度，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改革军事制度。吴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在他看来，兵不在多而在于如何治理。他还首创了士兵达标考试：凡是能身着全副甲胄，拿着12石的弓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大约30公斤），背负50枝箭，持戈佩剑，携带三日口粮，在半天内跑完一百里的，就可入选为“武卒”，免除他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而且还对“武卒”进行严格训练，使他们成为魏国的精锐王牌军。吴起治军，主张刑罚赏赐应该严明，他认为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没有什么用。

魏文侯实行的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使魏国得以继承以前晋国的威势，在战国初期一度称霸，成为了阻挠秦国东进的主要力量。当时，魏国的实力远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之上，在和秦国的几次交手过招中，都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可惜的是，当时的魏国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并没有乘胜穷追猛打，一举揍死秦国，而是倾全国之力在中原谋求霸业，给了秦国喘息的机会。(www.guayunfan.com)魏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在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领导者个人因素在变法中占了很大比重，难以逃脱人亡政息、虎头蛇尾的命运。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继位，受到本国贵族的挑拨，吴起、犀首等屡建奇功的良将先后受到魏主猜忌，一个南逃到楚国，一个西奔入秦国。这样的倒霉事还没个完，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惠王不以为然，商鞅只能去了秦国，结果开创了最成功的变法改革；孙膑向魏王献兵书反而被挖了膝盖骨；范雎出使齐国有功，不仅没有受到嘉奖，反而遭到陷害下狱，差一点惨死。这一系列的失误固然与魏主昏庸无能脱不开干系，但是魏国强大的贵族势力的百般阻挠、屡加破坏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吴起逃离魏国后，投奔了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也是个眼光独到的猎头，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国相。吴起也是好样的，他严明法令，撤去了不急需的官吏，废掉了比较疏远的贵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对外，他也是纵横捭阖，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有效遏制住了韩、赵、魏的扩张势头；同时，也向西征伐秦国，屡屡得手。一时间，楚国又恢复了当年的雄风，得瑟了起来。

但和在魏国一样，吴起的变法侵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悼王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过世后，他们就纠结在一起，反叛作乱，联合起来攻击吴起。吴起这样一个外国专家，没有党羽，没有靠山，无处可躲，最后只能跑到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想要绑架一个死人。但追杀吴起的士兵毫无忌惮，还是射杀了吴起，但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悼王下葬后，楚肃王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把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抓来，统统杀光。因为他们对先王不敬。据统计，因射刺吴起而被诛灭的公室宗族有七十多家。吴起是伟大的改革家，到死了，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楚肃王铲除旧势力提供了借口。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和机会，一个刚刚继位的毛头孩子凭什么拿这些旧臣宿将开刀？

这就是魏国和楚国的变法。由于有了英明国君的强力支持，变法得以推进；可是，领导人一死或者失势，改革和变法的成果马上就流产了。这就是“人治”的弊端和软肋——人亡政息。当初秦穆公一升天，秦国的对外政策立马改弦易辙，也是因为“人治”。秦国在秦穆公死后一蹶不振，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原诸侯国，在由封建国家向军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由“德治”过渡到“人治”。可这还没完，“人治”还需要向“法治”转化。德治—人治—法治，这是管理国家的成本越来越低的过程。可惜，中原诸侯国，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没有完成这种转变。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中原诸侯国内部的阻力太大。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尽管各国都对贵族阶层进行了有意识的打压，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是很顽固很强大。他们有的是庙堂上的卿大夫，有的是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封君，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自己的爵位遭到剥夺，这些人当然会拼了老命来挣扎和反抗。而且，各国根本不敢彻底消灭公室贵族，因为当权者对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毕竟是自家人最值得信任。这种对贵族阶层又爱又恨的态度，导致了各国的变法和改革总是反反复复，虎头蛇尾，曲折不断。

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要问，秦国的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呢？也许，中原诸侯国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也正是秦国变法成功的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商鞅在秦国搞了十年变法，最大的成绩就是给秦国留下了一套完善的集权制度。虽然秦孝公和商鞅先后死去，但这套制度却被后来的历代君王所采纳和继承。秦国没有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在建国伊始就没有信赖过公室贵族，没有给过他们权力。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也是商鞅变法的成果能够在秦国巩固下来的根本。正当中原诸侯国从“德治”向“人治”转变的时候，秦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了。秦国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德治”，根本就不需要完成这个转变。也就是说，他又快了半拍。

但是，无论是中原诸侯国，还是秦国，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法礼乐文化和集权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这个问题，中原诸侯国解决不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封建和集权之间徘徊，一方面想要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破除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礼乐文化。秦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野蛮的底色让他毫无顾忌地打破了血缘，强硬地推行集权制度，使得大秦帝国迅速强大起来；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立国的灵魂——宗法文化。没有了宗法文化，集权制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迟早会轰然坍塌。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是治标，而没有办法治本。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得统一的国家最终有了统一的精神支柱，这样，集权制度才能勉强地嫁接在了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文化上。但是，这种嫁接仍然是两张皮，总是不断地发生碰撞，积蓄冲突，酝酿矛盾，最终只能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加以缓解，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的那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