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毁城汉建城的目的

边种田边打仗

秦襄公建国，是秦人发展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秦不仅合法地成为了诸侯，而且还有了扩土拓疆的资格和权力。周平王当时说得很明白，只要秦人能从戎狄手里夺回丰、岐之地，岐山以西的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后来秦人之所以能在宗周故地开疆扩土，驱除戎狄，正是因为拿到了周王赐的这把尚方宝剑，有了真正的诸侯名分。有了周王的支持和恩赐，出师自然有名，名正自然言顺，理直自然气壮。

但许诺是一回事，实际占领又是一回事。秦襄公获得的仅仅是个机会，在关中地区自由发展的机会。但是不是能发展起来，还要看秦人自身的努力和造化。特别是建国初期，秦还面临着能不能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当时，从秦人所居住的边界西陲，到宗周故地丰、岐之地，大大小小的戎狄部落一共一百一十多个，可谓盗贼横生，纷乱不止。周平王赐给秦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领。秦国要存活下去，就必须与戎狄作长期的斗争。斗争，于是成了刚刚有了诸侯名分的秦国的主旋律。

最初几年的斗争，都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秦国统治者眼看着封赐给自己的土地却得不到手，更加郁闷了，于是咬紧牙关连年向戎狄发动进攻。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亲率大军东征讨伐，秦国的军队打到了岐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但这时秦襄公却不幸病逝了（也有人说是战死的）。功败垂成，秦军只好退兵。襄公之后，秦文公继位。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继承先王的遗命，奋起伐戎，最终把戎狄打散了，占据了岐山，收回了丰、岐之地，并把那些被戎狄打跑了的周朝遗民重新安置到这片土地上。按照原先和周平王的约定，秦把岐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王室，而岐以西的土地则归自己所有。

从秦襄公在公元前770年立国，到秦文公在公元前750年夺回丰、岐之地，付出两代人的努力，20年的时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www.guayunfan.com)拥有了丰、岐之地的秦人，出现了其历史上一次最为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秦人由小国到大国，由大国到强国，再由强国到一统帝国的关键。

这个转变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方式，即由游牧转向了耕稼。秦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这一点上，说秦人是蛮夷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前面说过，诸夏和蛮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生产方式，前者是耕稼文明，需要修建城郭，开辟土地。而后者是游牧文明，捕食打猎，居无定所。也难怪秦人总是涌现出杰出的司机和牧马人。游牧民族过的是流浪生活，今天在这个地方打一只野兔，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射一只山鸡，流动性极强，没有土地观念。秦文公三年（公元前762年），文公带700人向东狩猎，第二年，他们来到了其先祖非子养马的“汧渭之会”。秦是在这里发迹的，正因为非子养马有功，才被当时的周孝王封到秦地。文公于是将此地当作了风水宝地，并占卜此地，结果为吉。文公随即在这里营筑城邑。秦文公作为一国国君，亲自带人打猎，无疑是这个民族以狩猎为生的最佳证明。而他们来到“汧渭之会”，才在那里开始修建城郭，看来这个地方原来不过是荒野一片。

而占领了岐山以西的土地以后，秦人的生活慢慢发生了改变。岐山地区是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关中平原”。这个地方是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还有许多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素有“好稼穑”的光荣传统。周人当年就是在这里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才走上了文明富强的道路，最终灭商夺取了天下。这一点，秦人想来不会不明白。何况，农业耕稼，有稳定收入，还有固定的住所，不像以前游牧生活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两种生活一比较，耕稼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自然对于久在西陲的秦人有着更多的吸引力。

由游牧向耕稼转变，带来的变化是一系列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建城郭。以游牧为生的秦人原来没有城郭，房地产业当然不发达，作为国君的秦王，居住地只是孤零零的宫殿。不像中原的诸侯各国，宫殿都修建在城市里。也许，游牧民族，迁徙随时都可能发生，修建城郭的成本太高，又不能按揭，所以只能选一个好的地势修建宫殿，供秦王居住，至于其他人，也许就只是搭了个帐篷，甚至还可能住山洞。

耕稼文明就不同了，因为稳定的生活需要稳定的住所。于是，秦人一方面向东移动，另一方面开始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修建城郭。原先文公住在西陲宫；到了宁公的时候，迁徙到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镇）；到了德公，又迁到了壅城（今陕西省凤翔县附近）。在壅城建都，对秦国的意义非常重大。雍城做秦的都城时间最长，横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将近三百年。前几次迁都，秦人虽然控制了西北的大片土地，都城也易守难攻，但却没有实施东部大开发的前途。直到秦人到达雍水，看到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原野，心中不禁暗爽。这里地势高敞，有向东俯冲之势，又是西周故地，交通和经济发达。秦国建都雍城后，才真正站稳了脚跟，揭开了称王称霸的序幕，为后来秦国向东夺取晋河以西之地、扩张至黄河，打下了基础。《史记》中这么说，迁到雍城后，秦才得以使“后世子孙饮马于河（黄河）”。

向东迁移和修建城郭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这说明秦人正在巩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原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土地观念不强。现在不一样了，必须占有土地。而为了占有土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打仗——把活跃在这里的戎狄部落赶跑。但赶跑了还不是长计。因为你打，他们就跑，你走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反正是游牧生活，四处乱窜本来就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了土地，还要修建城郭。如果不修建城郭，土地就会很快得而复失。修建城郭就好比插红旗，插一个地方，占一个地方，然后再安置子民，开辟土地，开展农耕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安插军事力量，用枪杆子维持政权，防止戎狄去而复返。因此，秦人在转变经济方式，向东迁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和戎狄异族的斗争。秦宪公二年，派兵征伐西戎的一支荡社。三年，秦军与荡社的首领亳带领的军队交战，亳王逃奔到戎地。宪公十二年，再次讨伐荡氏，占领了亳王的老巢（今陕西西安）。秦武公元年，秦又发兵讨伐彭戏氏，直到华山。十年，又征伐邽、冀戎，在那里建立了郡县。

就这样，在襄公建国后的八十多年时间里，秦人一方面用武力向东、西两面扩展势力，不断取得对戎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则将重心不断东移，开始了以农业为本的生活。秦人边种田边打仗，耕战立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耕，使得秦经过世代积累，成为了一个富庶的国家，国力由弱而强；战，使得秦扩充了势力和活动范围，建立起了一个以关中为中心，西至今天甘肃天水一带，东至今天陕西华县附近的强大诸侯国。再加以“八百里秦川”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军事战略要地，由此奠定了雄吞八方、兼并天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