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齐桓公

霸主不好当

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局势下产生的，而所谓的霸主，自然就从抗击外族的侵略中产生，可谓时势造英雄。

外患，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戎和南方的夷。北戎，活跃在黄河北岸的太行山脉中，所以又被称为山戎。这些人以游牧为生，擅长奔走，战斗能力极强。而所谓的南夷，指的就是楚国。楚国发迹于江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国君熊绎曾受过周的分封，封地在今湖北秭归以东。至昭王时，楚已经和周王室为敌了。周昭王曾经屡次发兵攻打楚国，有一次在汉水之滨全军覆没。后来他去南巡却神秘失踪没有回来，传说就是给楚人害死的，周人也无可奈何。到了楚武王的时候，楚国逐渐发达起来，先后灭掉了周人在汉水下游沿岸（大部分在东北岸）零星建立的一些小国，对北方虎视眈眈。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彼此侵吞兼并，但又标榜仁义。而楚国却自称蛮夷，赤裸裸地向北进犯，窥探周室。

北方的山戎和南方的楚国就如此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北方戎狄势力灭了邢、卫两国，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息、邓等国，降服了蔡国，侵入郑国，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无力加以抵御。于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然雄起创建霸业，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齐太公的封国，在当时诸侯中实力最强大。到齐桓公时，重用管仲等人，对管理体制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再加上东海之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捕鱼养蚕，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当时，北方的山戎一再侵犯黄河北岸的诸侯国，而能对其进行遏制的只有齐了。由是，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企图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的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还能通过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的威信。公元前662年，狄人入侵邢国，次年，齐人发兵来救。次年，戎狄攻占了卫国，卫国逃亡的遗民在曹邑拥立戴公。齐桓公马上派公子无亏带着三百辆战车、三千名兵士去保卫曹邑，帮助卫国抗拒狄人。公元前659年，齐桓公派兵帮助邢迁都至夷仪。次年，又帮助卫国在楚丘重新建立了国家。这便是春秋时传为美谈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左传》中说，邢迁都的时候，就好像回自己家一样；卫国重建，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灭亡过一次。这些死里逃生的诸夏小国，对齐国老大自然感恩戴德，这就使得齐桓公威信大增，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www.guayunfan.com)齐国霸业中的另一功绩是南制荆楚。公元前659年，当齐国正忙着援救邢、卫的时候，楚人已经向处于南方的郑国发动进攻了。郑国是楚国北上进入中原的南大门，只要把郑国降服，就等于铺开了进攻诸夏的光明大道。所以，楚非要逼着郑和他“亲善”不可。于是，郑人向齐国求助。桓公一听，火了！公元前657年，齐联络妥了在楚国东北部，而可以牵制齐兵的江、黄二国，次年便统领齐、鲁、宋、陈、卫、郑、曹、许的八国联军，首先讨伐依附楚国的蔡国。蔡人望风溃散。这浩浩荡荡的大军，乘胜侵入楚境。楚人竟不敢应战，差人向齐军说和。桓公见楚方无隙可乘，便答应了求和。双方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会盟谈判，并订立了盟约。召陵之盟后，楚国承认了齐对郑的霸权，退兵南下。此后，楚无法向北方扩张，就转而东向，灭掉了弦（都今湖北蕲水西北）、黄（都今河南潢川西）等国，侵占了大面积的土地。而齐所代表的诸夏同盟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召陵之盟是桓公霸业的顶峰，其后十二三年里，管仲和桓公相继去世，但他们的功业却青史常驻。一百多年后，喜欢发感慨的孔老夫子还在说：如果没有桓公和管仲攘夷抵制外患的功绩，我很可能就沦为戎狄了。(4)

有人说，桓公、管仲对抗外族入侵，完全是为了谋取自身之霸业，是拿大家的幸福做饵来谋取私利。这种观点不太公正，桓公做的不仅是“攘夷”，还在“尊王”的旗帜下捍卫了诸夏之封建宗法文化。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桓公在抵制北方游牧民族部落侵略的同时，也在极力保存城市文化，使不至于沦亡为游牧之蛮族；而抵制南方之荆楚，则是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兼并，保持封建宗法文化，不至于沦为郡县制国家。齐桓公称霸，不仅有其历史使命，还有其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