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和晋国有哪些经典战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前面提到，秦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打仗为生的国家。战争打造了秦人的性格，铸就了秦人的思想，维持着秦人的生存。他们必须长期同西戎艰苦作战，由此培养出了比游牧民族更彪悍的性格；他们要拥有自己的根据地，靠的不是分封和赏赐，而是要用刀枪去争夺；他们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就要建立高度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总而言之，在秦人眼里，战争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也正是战争，让秦国一步步地从弱小走向了强大。

历史从春秋过渡到了战国，各个诸侯国都在朝着军事国家转变。他们改革的着力点是从分封走向集权，取消地方小政权，打破贵族统治。不这么做的话，政府就无法快速高效地集中国内资源，组织战争。而贵族把持一切，就无法改变“任人唯亲”的局面。正因为这样，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在逐步取消贵族世袭的封地。对于新占领的土地，也不再分封，而是派官吏直接去管理，进行垂直统治。另一方面，贵族垄断一切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各诸侯国养士成风，都非常注重吸纳平民知识分子到政府部门中来。

而秦国所遇到的问题，和东方那些诸侯国都不一样。因为秦国从立国开始实行的就不是分封制，不用转变；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从来都是唯才是举，不需要摆脱什么血亲关系和贵族统治的牵绊。但秦的管理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过于偏狭。军事国家和军事管理体制，虽然密切关联，但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所谓的军事国家，是说国家在定位上向军事偏斜，包括国家经费开支、人口流动和政策导向。而军事管理体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是像管理军队那样去管理国家。军事国家，未必就是军事管理体制。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军费开支在国家经费上占了很大比重，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军事国家，但绝对不能说它们是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比如，俄罗斯、印度）。同样，一个国家采取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事大国（比如，朝鲜和原来的伊拉克）。

而秦国，却是一个通过军事化管理体制走向军事大国的国家。它的郡县，实际上就是军区。而对郡县进行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军事将领。他们虽然能够带兵打仗，但却不能聚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虽然能够采取军事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但却不知道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如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根本没有形成管理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官僚系统和文官阶层，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痕迹。这种政权模式，看似都是为了战争，但恰恰却阻碍了秦国进一步的武力扩张。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国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一切为了战争，恰恰削弱了军事实力。(www.guayunfan.com)战争，一开始估计还是战争，但越向后发展，它就越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只为战争而战争。战争，总是有所图的，要么是财富，要么是地盘。但通过战争得来的财富，如何在国内进行分配？扩充的地盘，增加的人口，怎么来统治？何况，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如何能将国内的资源整合起来，更加有效地实施对外战争？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通过战争本身来解决。战争虽然是解决外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出现的问题。而且，对外战争越是胜利，这个问题就越突出。解决不好，就会让整个国家处于动荡和内乱之中。因为有了利益，就会有分配问题，要是分配工作不到位，那就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会有争夺。

于是，秦国，这样一个通过战争步入强大的国家，开始第一次面临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军事化，虽然能让秦迈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绝对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而这也正是秦孝公心急火燎地向东方学习文化和招贤纳士的真正原因。

其实，早在秦孝公重用商鞅搞变法之前，他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着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秦献公嬴连，早年为了躲避国内动乱逃到了魏国。出子一党被铲除以后，他被迎回国成了新君。秦献公执政期间，废止了殉葬制度。献公二十一年，在石门大破魏军，斩首六万，这是战国时期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胜利。

废止殉葬，不仅具有人道上的意义，更具有强烈的政治变革色彩。原来秦国的军政大权都在国君一人手里，导致了国家的政策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方面可能是人明国兴，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人亡政息。在秦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穆公，以一己之力把秦国带向了霸主的圣坛，但在晚年却由于急攻冒进导致了东进之路被堵塞。他虽然英明一世，却在死后置秦国基业于不顾，让秦国的栋梁之才为自己殉葬，生生埋了一百七十七人啊。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谥号是“穆”。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写了“献公元年，止从死”七个字的时候，或许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也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记录下了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剧烈变革。这里的“止”字，无疑是告诉秦国人：以后的国君，不论是谁，再也不能搞殉葬了。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几个字则说明了秦国已经有了超出统治者个人意愿的力量。这种力量，开始左右秦国的政治，并主导着秦国未来的方向。

献公去世后，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雄才大略的秦孝公，更加敏锐地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国内的问题解决不好，秦国迟早会被东方的列强吞并。《资治通鉴》是这样来描述秦孝公刚刚即位时的国际局势的：东方有齐、燕、赵、魏、韩、楚六强国。楚国在南边与秦交界，魏国在西边与秦交界。魏国修建长城，显然是在防范秦国；楚国实力强劲，不仅土地广阔，而且还臣服了南方巴、黔这些少数民族，对秦也是虎视眈眈。总之，秦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秦孝公痛定思痛，决定继承先人遗志，发奋图强。所以才发出了“招贤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秦国富强，就封他高官，送他土地。就是这样开明的人才引进政策，让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商鞅。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个名字，从此就焦不离孟、孟不离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