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信于民最关键
商鞅虽然用法苛刻，执法残忍，但却是赏罚有信，绝不欺骗大家的感情。这正是法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切都摆在明处，决不在背后搞小动作。道德治国当然也很好，可“尚贤”、“爱民”之类的口号不能变成具体的原则和制度，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道德一旦蜕变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和幌子，就会沦为权术，而权术治国是最危险的。
儒家掌门荀子，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先祖，最反对的就是拿权术来治国。他说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既没有道德，又没有法制，大家伙儿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玩的是结党营私，弄的是下三滥的伎俩。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亡国了。
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虽然把“法”、“术”、“势”三者综合了起来，但也强调三者的适用范围：只有“法”是用来治国、管理子民的；而“术”和“势”是君王用来对付群臣的。对象不一，办法自然不同。老子也说：治国要“正”，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则要“奇”，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治国的办法用来领兵是不行的，而把领兵打仗的一套战略战术拿来治国更是大错特错。
商鞅的新法，的确苛刻，但它却是“正”的，里面没有一丝权术的成分。有功劳就给你赏赐，犯错了就得惩罚你，一切都按照规定阳光执法，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既不打白条，也不拖欠工资。这就是取信于民。商鞅的新法哪怕有万般不是，但凭“赏罚有信”这一点，就已经贯彻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把百姓的生命当作草芥的战国时代，一个“信”就足以大大抬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www.guayunfan.com)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从此以后，在秦国发挥效力的是法，而不再是人；是“法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老百姓如果有什么害怕的，那也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触犯法律，而不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得罪当官的而遭到报复。秦国的官吏，也没有什么特权，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犯了法，照样会受到制裁，而且处罚比平民百姓还要严厉。帝国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政治现象估计也就在秦国出现过。后来的历朝历代，独尊儒术，虽然把“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你服从教化的时候，自然是温文尔雅；但你稍微有些牢骚，马上就是血腥的镇压。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要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诚信”和“法治”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不可分割。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等于没有法律了。正因为这样，变法伊始，商鞅就想方设法要让老百姓相信他是讲“诚信”的。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经详细制订但还没有公布，他怕百姓不信任法令，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然后和百姓们说，有人能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大家伙儿感到这事很诡异，没人敢动手去搬。于是商鞅又抬高了价码：“能搬过去的人，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抗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二话不说，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之后，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商鞅也遇到了头痛事，太子也犯了法。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以后可是要继承王位的。他犯了法，是视而不见，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给商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太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太子一旦登基，就会给自己穿小鞋。这个简单的道理，智商起码200的商鞅不会不明白。但是，一旦算计这个，就是权术了。很多权术不就是用来明哲保身的吗？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法的贯彻，为了让“诚信”深入民心，商鞅果断地处罚了太子。当然，太子高贵，不能罚他本人。不是有“教不成，师之过”的说法吗？商鞅就拿太子的文化课老师公孙贾和体育课老师公子虔开刀，把这两个人给处罚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商鞅思想中的另外一个思想基础，那就是国家主义。法家虽然强调刑罚的强迫，但却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国家谋福祉。这一点，正是法家和纵横家最大的差别。权术是用来谋身的，法律才是用来谋国的。谋身，还是谋国？两者兼得固然很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选一个。卑微的人为了谋划自己的利益而抛弃国家，伟大的人为了谋划国家而牺牲自己。境界高低，不言自明。那些在商鞅背后唾骂的卫道士，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在危急时刻选择了牺牲自己？
后来的李斯就没有做到，在官禄和名利面前，他选择了出卖国家。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究和这个人摆脱不了关系。沙丘之变，是大秦帝国的转折点，是大秦帝国由强大走向衰亡的标志。这并不是因为胡亥上位，而扶苏没有上位。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会让一个君王决定兴衰？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沙丘之变，是权谋泛滥的开端，是商鞅所着力打造的法治社会坍塌的肇始。从此以后，法开始退出了秦国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专断、暴政、滥刑和权谋。秦二世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建宫殿。这些都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他在赵高的怂恿下把同胞兄妹以“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杀掉，这又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而除扶苏、杀蒙氏兄弟，更是拿权力压制法律。权谋的横行，必定导致人人自危，大家伙儿都各顾各的，从此就内耗不止，把诚信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哪里还有不亡国的道理？
商鞅是伟大的，一个“信”足以让他在诈力横行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就连一直恪守德化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加家赞扬：“商鞅虽然用法苛刻，但身处权术横行的乱世，他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治四海，平天下了。”
【注释】
(1)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2)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3)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4)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5)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6)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7)好爵禄而恶刑罚。
(8)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
(9)“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