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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如果在魏国有机会统一天下吗

时间:2022-04-0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卒,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耐心,就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眼光短浅的君主。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而且,商鞅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儿风险。如果我们多留心,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现很多秦孝公说的“妄人”。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

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秦孝公渠梁就不必说了。他二十一岁继位,励精图治,奋力强秦,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领导。他刚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下面我们会谈到,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卒,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耐心,就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眼光短浅的君主。

而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是卫国的庶出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政治待遇还是有的。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更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要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秦孝公。

从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执著精神。而这种执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谋求功名利禄。上面我们谈到的吴起,一辈子都在寻找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他尽管有时候朝三暮四,但却又是迫不得已。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好名声,做个小官,衣食无忧,那何必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去推行什么变法?难道他不知道明哲保身,难道他不知道改革会得罪人,有时候是要掉脑袋的?肯定知道。但他还是执著地去做了,即使到了临死一刻,还借楚王的尸体消灭了阻挠改革的王族贵胄的顽固势力。商鞅也是这样,一生都在追求自我实现,而秦孝公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后来,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竟然处罚了太子的老师。难道他不知道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就等于得罪了太子,而得罪了太子就相当于得罪了未来秦国的一把手?如果从算计个人的得失和荣辱角度考虑,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说,对三晋的这些专家们,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简单化地给出评价。

言归正传,继续说秦孝公和商鞅的会晤。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不但是野心家,还都是现实主义者。(www.guayunfan.com)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世不遇的天赐良机啊。如果能投其所好,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这个时候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可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他一见孝公,竟然向孝公说起了“帝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这种说教,不过是拿古人说事,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却很无用的废话,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里面一个point都没有。比如说,秦国有了您,正如当年夏有启、商有武丁一样重要,秦国有了您,真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等等。大戴高帽,大拍马屁。

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不仅让孝公大失所望,而且勃然大怒。因为这个时候的孝公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听别人给他上政治课。《史记》中形象地记录了这一细节:这边是商鞅滔滔不绝地说,唾沫星子乱飞,那边的孝公却都快睡着了。他训斥景监:“你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能用吗?”(1)随即,秦孝公就把商鞅赶出了会客室。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商鞅喝了三鹿奶粉了?帝王之道,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当世人尘封的记忆,就连东方的诸侯国都未必听得进去,何况是秦国!其中的利害,难道他没有察觉?

非也。如果这样看商鞅,那就大错特错了。商鞅在这里玩弄的是游说中的技巧,目的是为了探听秦孝公的口风和真实意图。游说和打仗一样,是一门艺术。真正的高手,在面对游说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探听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百说不殆。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只有先守住自己的“门户”,打开别人的门户,才能真正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作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事应该明说,什么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理,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商鞅自小学习“刑名之术”,练得一口舌灿莲花的本事,绝对是游说巧辩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他初次见孝公,还没摸清对方的底牌,于是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大谈“帝道”,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目的就是“勾引”出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一招,《鬼谷子》中也有记载,也就是所谓的“微逆之,以察其旨”。意思是说,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做法看似笨拙,其实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直到今天,仍然可在大大小小的谈判桌上见到。而且,商鞅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儿风险。如果自己过于拂逆孝公的意思,以后再想进见就很难了。“帝道”的理论大而空,即使不符孝公的意愿,也绝对不会犯错误。如果秦孝公仅仅是想博得招贤的美名,装点装点门面,商鞅这番将他比作上古贤王的高帽,他自然会欣然接受。然后,商鞅就会以此为突破口,慢慢把他的好大喜功引到变法上来。如果孝公真的是想招纳贤能来辅助自己干点实事,而不是贪图虚名,自然不会接受商鞅的这番说辞,随后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果不其然,渠梁并不满意,还说商鞅是“妄人”。所谓“妄人”,就是没有知识装有知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用个歇后语,就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这样的人,估计什么时代都有,今天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多留心,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现很多秦孝公说的“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人或者上级所说的话,毫无创意,从来都提不出建设性的观点,还自以为满腹经纶,上窜下跳,四处钻营。这种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领导脆弱的虚荣心。对于秦孝公这样需要建设性意见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除了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需要的是能够让秦国强大的人才,而不是只会阿谀奉承的蠢材。

这就是两个野心家交手的第一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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