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仅仅有决心是不够的

这次改革，是对秦国现行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是对以往大家伙儿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进行全面革新和调整。在这其间，当然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不仅来自于既得利益者，而且也会来自于老百姓。所以，改革是否能够成功，有很多因素参与其中，不是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能搞定的。

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的作用都是深远的。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讲，秦国没有血缘宗法文化，所以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这就意味着秦国不存在一个靠世袭俸禄生存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李悝在魏国变法虎头蛇尾，吴起在楚国变法流于破产，不是因为最高领导不支持，也不是李悝和吴起在政治上不成熟，实在是两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实在没有办法撼动。从主观上讲，秦孝公力挺商鞅，铁腕支持，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商鞅变法，顾名思义，后世多把这场变革的成功归于商鞅，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渠梁。从整个变法的过程和商鞅最后的下场来看，这整出戏的导演和编剧恰恰是秦孝公。而商鞅，在这里只不过是个很好地贯彻了导演意图的男主角。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在位时间长达23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从而能够让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使得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以彻底贯彻，深入到方方面面。孝公去世以后，商鞅很快就失势了，随即被杀。但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靠个人权力说话的君主；也正是他，靠着个人权力让秦国完成了向法治的转变。试想，如果孝公在位时间短一点，商鞅的改革也可能像吴起变法一样中途流产了。

同时，这场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绝对不是颁布几项法令那么简单。有政治斗争的地方，就有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地方，就有政治手腕。在变法过程中，政治手腕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一件事情，策略不同，方法不同，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而这场变革中的核心人物——商鞅，恰恰就是玩弄权术和政治手腕的高手。他的处心积虑，也是这场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商鞅变法开始的日期，《史记》上有两处记载。《秦本纪》里说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8年）；《商君书》里却又说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以后才着手变法的。(www.guayunfan.com)《史记》向来以“信史”著称，而司马老公公更是以严谨闻名，商鞅变法这么关键的日期，他怎么会马虎？我们也许应该这样理解：着手准备变法和开始变法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一开始准备就马上行动的。再根据《战国策》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定商鞅变法的开始时间为孝公六年，而开始准备的时间则是孝公三年。前后相减，这就意味着秦孝公和商鞅为这场变革整整准备了三年。

问题是，在这三年时间里，秦孝公和商鞅准备了些什么？可惜，史书上对此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在这三年里，秦孝公和商鞅集中力量造势，为变法制造舆论；还有人说，三年时间是主要用来调研考察秦国现行制度，以确立可行性方案；还有人认为，他们还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争取支持变法的群体，为变法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

依靠的对象就不必说了，肯定是国君——确切地说，应该是国君手中的权力。而打击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坚决抵制改革的人。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太子，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还有那些冒出头来说新法“不便”的刁民，都是应该沉重打击的对象。而对那些既有政治地位，手中又握有一定权力的权势阶层，是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呢，还是应该去怀柔和拉拢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态度端正不了，就会直接影响局势的平衡，进而导致改革的失败。

可以想象，秦孝公和商鞅在这个问题上是伤透脑筋的。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这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代表了官职。大庶长，大体相当于早期的丞相，右庶长由王族大臣担任，左庶长由非王族大臣担任，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的。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以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外，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从四种庶长的分工来看，四分之三是王族。这些王族庶长位高权重，势力范围更是盘根错节，按理说完全能够左右政局。而且，秦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在此之前被废的两个秦王怀公和出子，就是因为在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

说到这里，好像这股势力非要打击和清除不可了。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上面说过，秦国受东方血缘宗法文化的影响不大，在政治制度上也不是分封制，所以，并不存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贵族。即使是王族，也仅仅有政治待遇，而没有权力。而东方国家就不同了。产生于分封制的地方贵族在自己的领地里不仅拥有行政权、财权，还拥有军权。所以说，分封体制下必然会出现“强宗”。这些“强宗”，一旦撕去脉脉含情的血缘宗亲外衣，就会篡位弑君。晋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孟子》里有段话这么说：“国君有了错误就进谏，进谏以后还不改正，就该把他推倒了重立新君。”(2)这显然是针对东方诸侯来说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实在是地方贵族的权力太大，能够左右政局。

可是，秦国却不一样了。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虽然手里握着重权，但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王族才掌握政权的。他们既要是王族，又要具有才能，才能被优先重用。而且，尽管他们的爵位可以世袭，但官位却不能世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手中都没有军权，也没有可以收取赋税的“封地”。手里没枪杆子，又没有钱，自然就没有犯上作乱的资本了。怀公、出子之乱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君弱臣强，这些王族大庶长趁机攫取了军权。后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内，这种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但不能算常态。这些大庶长的权力再大，在秦国也比不上彻侯和关内侯。彻侯和关内侯是秦国二十等爵位里最高的二十级和十九级，远高于各大庶长。他们手中不仅有权力，而且还有封地，在自己的封地内可以自主收取赋税。在秦国历史上，有这样政治地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穰侯算一个，吕不韦算一个，商鞅也算一个。但他们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到最后还不是被秦王像剁小鸡一样给剁了？

对这股势力，不仅有怀柔的可能，更有怀柔的必要。说它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封君，只要一边拿出鞭子吓唬，一边给点好处安慰，就有可能成功。说它必要，是因为这股势力左右着变法的势力均衡，一旦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就会四面树敌，使改革面临阻力。拉拢一个朋友，还是树立一个敌人，我们心中都有一杆秤；秦孝公和商鞅作为政治智商极高的风云人物，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肯定是经过周密严谨的考虑以后，才决定拉拢这部分势力的。这估计也是他们在第四次会面的时候商谈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也需要秦孝公拿出魄力来。再严谨的分析，再透彻的思量，也跟不上现实中的千变万化。关键的时候，就需要赌一把。庆幸的是，秦孝公和商鞅赌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