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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

时间:2022-04-0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集中力量搞农业在秦国,政府不但通过数字化的管理牢牢掌控着国有化经济,对非国有化经济也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宏观调控。但对两千年前秦国政府而言,授田于民绝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中国自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走向后来大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顺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一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为大势所不容。

集中力量搞农业

在秦国,政府不但通过数字化的管理牢牢掌控着国有化经济,对非国有化经济也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宏观调控。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秦国除了把土地直接让奴隶去耕种外,还以“授田”的方式让平民去耕种。在理论上来说,平民种地,只要按时交税就可以了,政府不应该干涉。就像我们今天的土地政策,土地虽然在理论上还是国家的,但却是人民集体所有,包干到户,几十年不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部是自己的。这么一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老百姓种田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生活水平也自然得到了改善。

但对两千年前秦国政府而言,授田于民绝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所谓国计民生,国家关心的只是“国计”,对“民生”是不管的。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好过,生活得是不是滋润幸福,秦国政府是漠视的,他关心的仅仅是国家的仓库里存了多少粮食,够不够打仗用,而不是百姓锅里碗里有没有粮食。商鞅是很会理财的,如果国家掌控的奴隶多到能够耕种所有的土地,国家才不会授田于民呢!所以,秦国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因为授田于民的目的正是为了收税。在当时的秦国,农民在土地上勤勤恳恳创造出来的财富,一半多都要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国家(13)。即使剩下的部分,官方也要千方百计地从农民手里弄走。秦国是不允许有余粮的,每家每户满足温饱就可以了。

国家的资源,必须物尽其用;国家的劳动力,必须人尽其才。既然如此,那老百姓种地种得好不好,粮食的产量多不多,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不高,就不能由着老百姓个人的性子来,更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必须由官府严加监督和看管,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有规律地进行农业生产。

比如,秦法规定:在春天二月,秦国人是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的,更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因人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才不受季节限制。在专门设置的警戒地区打死的狗要完整上缴官府,但在其他王室园林里打死的,却可以吃掉狗肉而上缴狗皮。(www.guayunfan.com)春夏两季正是草木、鸟兽、鱼鳖繁殖生长的时节,如果这个时候放任开采和捕杀,无异于杀鸡取卵。如果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势必会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这些保护性措施,也许是总结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结果,然后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至于农耕生产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禁止性规定。秦的《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该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以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果遇到了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距离近的县,文书由走路快的人步行送递,距离远的县,文书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到。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县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好坏的影响,掌握农田受益和受害的面积,为年终征收地税和国家预算作好准备。

秦国通过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全国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顺应农业生产的规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学谋划,科学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依靠个人是不可能的,依靠民主协商更是办不到的,而必然需要集权。你想想,假如把各项农业政策交由各个部门来进行民主投票,或者交给老百姓自由民主地讨论,大家必然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你说东,我说西,七嘴八舌,形不成统一的意见。结果,什么事情都耽误了。而农业是最耽误不起的,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必须顺应农时。如果对农时不敏感,根本就不配靠农业吃饭。所以,农业必然需要集权,需要全国上下一个声音、一个节奏、一个步调,甚至只需要一个脑袋思考就够了。思考的人多了,不但不是好事,还是对农业极大的戕害。

秦国集权制的初衷不过是让国家的资源(人力和物力)在国家层面高度集中和整合,以应付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鬼使神差的是,这种集权制恰恰适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它需要精耕细作,需要风调雨顺,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个人单枪匹马能做好的事情。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在民主协商、团结友好的气氛中做到,而必须依靠国家的集权,靠国家手中的权力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配。

国家分裂,政权林立,各设其防,征战连连,权力无法自上而下地贯彻,那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农业生产。中国自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走向后来大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顺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一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为大势所不容。春秋时期,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蓄水,直接威胁的就是邻国。到了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有的国家甚至决堤水淹邻国。公元前332年,赵国和齐魏作战时,就把黄河河堤决溃来淹对方。翻开《孟子》一书,提到治水就有11次之多。正如孟子本人所说的:“大禹治水的时候,把造成灾难的洪水都引到大海里去了。而今天的各路诸侯,却把水引到别的国家去了。”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拆除城郭,夷平险阻,决通川防,首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之后,尽管改朝换代频频,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却在中华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无疑向我们阐释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农业社会需要的是集权,不是契约;需要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需要的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中华民族,这个在土坷垃里走来的农业民族,就一直以统一为主流,以分裂为非常态。中国的老百姓,宁可要暴君,也不要暴民,宁可臣服皇帝,也不愿意依附流寇,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他们即使是揭竿而起,也不过是希望出现一个“真龙天子”,带领他们推翻旧政权,重新建立一个集权社会。所以,对农业民族而言,建立集权社会是一个必然选择。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文明才能发明出来。

重视农业,自然走向集权。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唯有集权,才能为农业提供保障。况且,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它培养的是一个民族,塑造的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世代以农业为生,这种生存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让我们的文明成为了“黄色文明”,而不是西方这样的“蓝色文明”。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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