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劳动对象还是劳动资料

都在为国家打工

对于财富的创造而言，劳动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还要有劳动对象。尽管说马克思同志认准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劳动对象。只有把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价值和财富。

什么是劳动对象？说穿了，就是自然资源。土地，山川大河，高山峻岭，都是劳动对象。仅有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力，是创造不出财富的，因为粮食不会自己从土地里钻出来。但是，仅有劳动力，而没有劳动对象，照样也创造不出财富。你光着膀子到操场上跑几圈，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也没见操场上立马堆满了粮食。因为这是劳动力的白白释放，并没有改造劳动对象。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失业”和“下岗”，正是意味着劳动对象的丧失，而自己空有一把力气和满脑子的知识，却没有用武之地，当然没有人会给你发工资。

秦国，也正是通过牢牢地控制住了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才能对子民实行有效的控制。对百姓而言，只有在国家恩赐的土地上种地才能有饭吃，所以必须要为国家卖力。而国家，虽然有劳动对象，但又必须依靠老百姓的劳动力才能聚敛财富，否则，土地就是荒地，生长的只能是杂草，而不是粮食。商鞅变法的实质，不过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完成了一种交换，也就是用国家所垄断的资源去交换私人所具有的劳动力。

当然，这种交换是极度不平等的。因为商鞅的法律不仅有赏，还有罚。出卖劳动力，更多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的。况且，这种法律也不是大家伙儿坐在一起和颜悦色地商量出来的，而是从上而下运用权力推行的，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说到底，垄断着生产资料的官方始终占据着强势。老百姓除了乖乖地卖力以外，也没有别的出路。(www.guayunfan.com)对于农业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而秦国的土地，是牢牢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买卖和世袭。这样一来，国家就有了交换百姓劳动力的筹码。但是，国家虽然拥有土地，却需要自己的子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否则的话就无从创造财富。因此，与土地所有制相对应的，则是国家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平民耕种，并收取赋税。这也就是所谓的“授田”。秦法规定，每个成年平民，可以授田一百亩。平时，老百姓在自己所授的田地里耕种，打仗的时候就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到战场上只要能砍一个敌人脑袋回来，就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也就是说，那些立了战功的士卒，回来以后就可以授予“军功田”。

这里所说的“军功田”，是士兵用劳动（甚至是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肯定和奖赏。这样的“军功田”，是不能买卖和世袭的。一旦该士兵死去，国家就会立即把土地充公，也就是所谓的“身死田收”。人死了，再也不能给国家立功了，国家就要把土地收回来再赏赐给那些有战功的人。国家的土地是有限的，而战功却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授给士兵的田可以买卖和世袭，变成了私人所有的财产，国家早晚会把土地分配完。而没有了可以用来奖励的田地，也就失去了刺激百姓从军杀敌的筹码。这也正是秦国政府要牢牢掌控土地的根本原因，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授田的形式来交换百姓的劳动力：我给你土地，让你有养家糊口的资本，但你就要上战场杀敌，还要向国家交税。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封诊式》就记载了一个案例：秦国的一个军官犯了罪，政府查封了他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然后统统登记在册，充公没收，就连家里看门的一条狗都没有放过。但是，在这些所谓的“私人财产”中，唯独没有土地。很显然，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就没有没收的必要。秦国的老将王翦在攻打楚国前夕曾经请求秦王赐予土地，并要求允许被赐土地可由他的儿孙世袭。这个在后来的王朝看来并不过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秦王的婉言拒绝。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秦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得随便私有，即使你再有钱也办不到。如果当时土地私有而且能自由买卖的话，像王翦这样的高级官员完全可以去购买土地，没必要非要这样厚着脸皮请求秦王恩赐。

田地是如此，房子也是一样。商鞅变法把军功和爵位挂起了钩来，一个人的军功越多，爵位也就越高，政府赐予的住房面积就越大。如果爵位一旦失去，住房立即就会被国家收回，不能买卖和世袭。甘罗十二岁就被秦王拜为上卿，秦王把原来赏赐给甘茂的田宅重新赐给了甘罗。甘茂是甘罗的爷爷，如果田宅可以世袭，秦王的重新赐予那不是多余了吗？唯一的解释就是：当年甘茂身逃魏国，政府已经把他的田宅充公了，所以又来了个二次赐宅。当然，秦国的田宅也有世袭的特例。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如果父亲战死在了疆场，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田宅就可以由儿子来继承。但是，这种继承有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许多条件才行，而对企图进行欺骗的人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

除了土地之外，一个国家中还有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江河湖泊、高山峻岭。这些地方虽然种不出庄稼，结不出粮食，但也能创造财富。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捕鱼，采石可以炼铁，晒湖可以煮盐。但是，山峦河泽是没有办法划分的，也没有办法定税，根本不可能像土地那样授予百姓去经营。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江河湖泊、高山峻岭一般都是没有明确所有权的。山上的兔子，河里的鱼，自然是谁抓了就是谁的。当然，王公贵族的御花园、狩猎场，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的。至于其他的山川大河，官方一般是不禁止百姓开采冶炼、渔樵牧猎的。

最早的时候，上山下河的多半是农闲季节搞搞副业的农民。可是，随着陶、冶、渔、盐业的发展，以此为生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甚至还出现了因此而暴富的人群。比如，赵国的卓氏、郭纵，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宛孔氏，鲁国的曹邴氏，都是靠私人冶铁起家的暴发户。而鲁国的猗顿，齐国的刁间等，则是靠渔盐生意发家的大商人。他们富可敌国，逐渐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民间势力。

在秦国，商鞅是绝对不允许这种势力存在的。私人白白利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发财致富了，国家岂不是吃了大亏？私人富有了，国家不就贫穷了吗？况且，这些人捕鱼晒盐就能发财致富，不受政府管制，一如既往地下去，谁还愿意在政府的管治下去干种地耕田这种苦力活呢？大家都去捕鱼晒盐不是更好吗？因此，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开始实行“壹山泽”的政策，就是把国境内的山林水泽统统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管理，不再容私人染指。这一措施，既夺掉了靠山川河泽资源为生的人的铁饭碗，彻底贯彻了商鞅“务本”、“除末”、打击富民的路线方针，又可以让国家得到山林川泽所带来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可谓一石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