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分析

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分析

三、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分析

所谓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那些在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由于这种社会形态既不能简单地归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期望的那样是高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所以需要予以特别对待。

（一）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背景

在既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取得成功之前，工业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其管理也必然要发生变革。以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经典判断做一个简短的梳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把从前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是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www.guayunfan.com)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发现证明，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两者的差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在资本的竞争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不仅产业资本家，而且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都参加了剩余价值的瓜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的源泉，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获取剩余价值或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家进行生产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动机。一切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同时都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机器的改进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受到排挤，形成一支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进行斗争的绊脚石，是资本家把工资抑制在合乎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它自身受剥削的程度也越深。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正如有学者指出（泰勒思想）“为了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在各项工作中，要挑选一流的工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的工具、机器和材料，作业的环境也是标准化的，不用考虑人性的特点，将人训练成为一种肉体机器。”[38]

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全世界大部分社会思想家的认可。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正如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的那样，共产主义社会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改良克服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在地球上建立起了各种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一批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或只经历短暂而不充分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做的工作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因此这也为后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但又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时期，这也决定了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相应的管理方式也存在特殊性。

需要明确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地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新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将整个世界都导向知识（信息）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知识社会的挑战。实际上，在知识社会这一共同背景下，两种社会制度达到一定程度的趋同。在管理领域，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已经深入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干预所取得效果的赞叹也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已。

（二）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

1.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任务，这决定了其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高于农业社会的管理而低于工业社会的管理。具体表现在：社会生产率总体水平低，只能在某些具体的指标上与发达的工业社会国家相提并论；社会组织相对于农业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复杂性水平高，但是比发展中的工业国家的社会组织复杂性水平低，主要体现在没有建立健全的非营利组织机构，没有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虽然众多，但是法制化、规范化、电子化等现代管理基本范式都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起工业社会，但是，与此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开始向更为先进的知识社会迈进。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跟上这一转变，将会陷入被动甚至走向失败。实际上，片面的“工业思维”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过，其中以前苏联最为明显。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的一场演说中说：“我们十分后知后觉地了解到，在信息时代中，最可贵的资产是知识。”这时距离财富创造新体系在美国出现时，已有30年时间。[39]

托夫勒指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马克思本人对革命的时刻下了一个古典的定义，他说，当‘社会生产关系’（意思是所有制及控制权的性质）造成‘生产资料’（大略言之，即指技术）无法进一步发展时，就是革命到来的时刻。这个定义完美地说明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正如封建的‘社会关系’一度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如今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也让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运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这体系是以电脑、通信及（最重要的）开放信息为基础的。”[40]“总而言之，第三次浪潮经济的兴起其主要原材料是软性的和无形的，使传统社会主义世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与未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41]虽然托夫勒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带有片面性，但其对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失误的揭示是正确的，这一历史现实也很好地说明了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2.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人性化水平

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强调其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这对管理的人性化水平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提高对一般民众的人性化管理水平。例如在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者不仅要关心下属在工作中的情况，而且要关心下属的生活状况，甚至连像夫妻、婆媳之间家庭摩擦这样纯粹的私人问题也要管理者从中进行周旋和协调。无论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如何，它的人性化水平确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能达到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强调最终理想、集体利益这样高于个人和现实的概念，这往往成为集权统治合法化的理由，特别是，在由于见解不同而被划分为“阶级敌人”的人群中，管理将在政治的高度变得十分残酷，被管理者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证，管理的人性化水平十分低下。

总体而言，除去政治运动的因素不论，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人性化程度处于一种略高于一般工业社会的水平。

3.对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的总结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科学化水平低于一般工业社会的水平，而其管理的人性化水平又略高于一般工业社会的水平。由于这种类型的管理强调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信念，其相关的宣传、教育等工作往往做得很出色，所以这种类型的管理又可称为信念型管理。

【注释】

[1] Harold Koontz. Management Theory of Jungl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61, 3（4）：174～188.

[2] 黎红雷.人类管理之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第36页.

[4] 刘仁营.关于管理哲学理论创新的三个前沿问题[J].甘肃理论学刊，2007（5）.

[5] 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431～432页.

[6] 戴木才.管理的伦理法则[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97～104页.

[7] 刘仲康，郑明身.企业管理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33～34页.

[8] 叶芳明.对经济管理二重性原理的质疑[J].华东经济管理，2000（1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97页.

[11] 刘云柏.中国社会主义管理哲学问题[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23页.

[12] 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第53页.

[13] Mary Parker Follett. Dynamic Administration：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Parker Follett[M]. New York：Harper＆Brothers Press, 194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6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5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69，12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1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5～9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2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122页.

[24] 夏之放.论马克思《手稿》关于人的科学的思想[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04）.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4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7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8～2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9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14～51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2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

[33]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0页.

[34][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8页.

[35][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8页.

[36]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1页.

[37]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0页.

[38]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第111页.

[39]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再造新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第67页.

[40]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再造新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第68页.

[41]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再造新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