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格林利夫

对格林利夫与邓小平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比较与分析

三、对格林利夫与邓小平服务型领导思想的比较与分析

格林利夫与邓小平分别独立提出的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显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考虑到他们处于同样的时代背景，因此有必要对其得以产生的共同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对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做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一）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具有显著的差异

1.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

很显然，格林利夫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思想家，其“领导就是服务”主要依据的是当代西方管理思想、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www.guayunfan.com)而邓小平做出“领导就是服务”判断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判断所具有的理论内涵是与格林利夫完全不同的，以下理论内涵是格林利夫思想所不可能包含的。

（1）“领导就是服务”是对社会主义领导活动本质概括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宗旨，而邓小平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服务是我们党领导干部进行领导活动的本质。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65]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平等关系。

（2）“领导就是服务”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邓小平同志一再告戒用权要谨慎：“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66]马克思主义并且明确反对特权思想，“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67]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2.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实践基础不同

通过对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两者“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实践来源不同。

邓小平一生几次大起大落，从一位爱国青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伟大领袖。

而格林利夫的经历则较为平淡，他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了40年，之后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做过作家、教师和顾问。

3.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针对对象和目的不同

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是针对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广大领导干部提出的，目的在于提醒广大干部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在成绩面前端正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式。

而格林利夫“领导就是服务”是针对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管理者提出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更符合“人性”也更具有成效的管理方式。

4.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具体要求不同

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思想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出发点，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标准。

而格林利夫“领导就是服务”思想提倡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管理者在运用现代管理手段的同时寻求更全面而更有效的管理手段，这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既关注管理的科学方面，也关注管理的人文层面，并力图在实际工作中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5.邓小平与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的影响效果不同

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思想很快被我国广大干部接受并当作了行动的准则，这也是我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个原因。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腐败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这既反衬了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深谋远虑，但也同时说明了，仅靠领导人的引导而没有先进的科学的制度保证，再好的思想都会遇到问题。

格林利夫“领导就是服务”思想逐步被西方管理界所接受，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商业周刊》所说的一样“服务型领导已经成为现在人们广泛讨论的一种主流观点”[68]。每年都有大量“服务型领导”相关著作问世；有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型领导”课程，如麦默瑞大学、威特波大学；许多企业或机构把“服务型领导”作为其组织理念的一部分，如西南航空公司、星巴克咖啡公司等。但是格林利夫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何将这一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相融合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二）邓小平和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具有相同的本质

1.邓小平和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都是为了适应时代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的要求

不论邓小平和格林利夫“领导就是服务”思想内涵有多大的不同，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即都是为了适应时代对管理（领导）方式进行变革的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管理方面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死板的管理方式还大量存在，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下级及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及创造能力；二是几千年的传统封建“官本位”思想还留有余毒，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三是部分领导干部受外来不良思想的影响，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这三种情况都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管理方式变革势在必行。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推进改革的深入、加强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领导就是服务”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提出的。

与邓小平不同，格林利夫不是国家领导人，但作为一个管理思想家，他敏锐察觉到过去的管理方式正随着时代的变革而需要被改变——知识社会的到来改变了管理的方方面面。正如惠特利在阐述“服务型领导”时说的“我们必须摆脱那种秘密的、‘命令+控制’的管理方法”，“在不同的时代，对领导者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时代的领导者需要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类型。但我在服务型领导理论中发现了现在的世界所缺乏的东西，即对于人类自身最基本的尊重。”[69]

2.邓小平和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都是民主思想在管理领域的深刻体现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事务的实际工作中实践这一民主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很深，这使得民主进程的深入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而“领导就是服务”的宣言是对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好的阐释。

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也是民主思想在管理领域不断深化的结果。以往大部分企业管理思想都把员工当作和机器、原料、资本等因素无本质区别的“要素”看待，企业的决策只是少数管理者和资产拥有者的事，政治领域的民主思想并没有深入企业中。而知识社会的形成使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70]，大量知识型员工拥有了知识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必然要求一种更民主的管理方式出现——服务型领导应运而生。

3.邓小平和格林利夫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都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社会对管理要求的体现

上述已经提到，服务型领导思想是适应知识社会对管理的民主要求而产生的，但这只是知识社会要求变革管理方式的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多变的组织环境；二是知识型员工的大量涌现。前一个因素要求新的组织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要求组织施行高水平的科学化管理以适应环境的要求，过去死板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行不通；第二个因素使得管理者对于员工的工作难以进行具体的干预，因为管理者对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甚少，这要求新的管理方式必须施行高水平的人性化管理并给予被管理者最大的自我管理的权力——服务型领导很好地满足了这两个要求：第一，处于服务者地位的领导者不需要自己亲自了解整个组织环境变化的信息，这一工作由占人数优势的而又工作在第一线的员工完成；第二，处于服务者地位的领导者通过组织实际上已经和员工联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不需要对员工的具体工作进行监督，而只需要对员工的合理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更多的具体工作都交给员工自己完成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知识经济时代更高层次的服务型企业和中介组织越来越多，而领导观念也向服务型转化，真正做到“领导就是服务”。在企业，领导是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完成以权力权威为后盾，以政策倾斜和扶持、计划帮助和物质支持为手段，为被服务对象提供比其他任何服务都要更多得多的资源。[71]

格林利夫出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提出了服务型领导思想，而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则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上达到了对这三个方面要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