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

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

千年王国（m i11ennium、m i11ennia1ism）的思想属于革命的神学，它出典于《圣经·启示录》第20章的“与基督共同统治一千年”的千年统治思想，蕴含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神义论。根据《圣经·启示录》，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为主要是：被压迫阶级将现世政治权力及政治体制视为恶魔，坚信受恶魔支配的当世必将终了。被压迫者在唯一绝对神的保佑下，杀尽当世恶魔，将迎来一个“至福王国”，即黄金般光辉灿烂的巨大都市国家——耶路撒冷。这种思想与行动，并不仅局限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国家，也存在于世界上的广泛角落。据学者们的研究，在不具一神教传统的中国，也能找到欧美所见的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动。新的分析视角赋予运动新的意义，如果将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农民起义如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等从千年王国的观点重新来考察，也许会有与迄今为止的认识不同的新发现。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农民战争，从182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到1864年7月天京失陷起义失败，持续了14个年头。这次起义的烈火燃遍10多个省，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往中国学者对这次起义的研究，大多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很少有人以千年王国的视角来考察。这是因为，中国学者对千年王国思想多比较陌生。如果以千年王国的视角来考察太平天国，那么就不难看出，它是一次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千年王国运动。本文就我个人领会的千年王国思想原则，对这次运动作一初步考察，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1]

一、洪秀全从信仰基督教到准备发动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洪秀全领导发动的。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年起就诵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大约在16岁（1829年）时他即赴广州参加科考，但名落孙山。[2]1836年和1837年，他又一次赴广州应试，仍是落第。就在1837年考试失败的归途中，他大病一场，在家卧床40日。病卧期间，他连续入奇梦见异象。据瑞士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记载：一次他被引入天宫，在那儿见到一位披金发穿黑袍的老人，老人告诉他“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恶者则竟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去效法他们”，老人授他宝剑一柄，叫他用以铲除鬼魔；又给以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老人还带他俯视人间。“芸芸众生，一切苦痛与罪孽，皆现目前”。他还见到老人斥责孔子，孔子自愧认罪的场面。在梦中，洪秀全还常见到一中年人，这位中年人帮助他追寻斩杀邪神，秀全称此中年人为“长兄”。在梦中，洪秀全神游四方，常在室内跳动，高喊“斩妖斩呀”，犹如勇士与敌对阵。在病卧期间，洪秀全还写下了“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篇，并在他家门柱上出现了“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红字。[3]这个故事是以“托梦”的形式来陈述神对洪秀全的显现和启示，反映洪秀全由科考失败产生的不满，转向对封建传统价值体系（包括孔子）的否定，从而将现实世俗社会都视为妖魔，加以讨伐。并且运用传统道教的谶纬，以“天王大道君王全”预言洪秀全将得天下成为“天王”。这种“神的显现”形式，基本上类似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界流行的“弥勒佛下凡救生”的反叛传统。[4]至于梦幻故事中的黑衣老人和中年“长兄”是谁？妖魔是什么？斩妖的结果与未来如何，洪秀全并不清楚，反映出洪秀全这时的造反思想尚处于朦胧阶段。(www.guayunfan.com)直到1843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他第四次到广州应试，仍然失败。鸦片战争失败的震撼，社会的黑暗，以及科考屡遭挫折，使他极度不满。他回到家乡，拿出他1836年在广州应试得到的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来阅读，过去他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未加注意，这次却以探求的心情细心地读完了它。很凑巧，这本书的第1卷《真传救世文》中有一段话好像就是针对他说的：追求功名的学子，都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但是，“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5]这些话对于在功名道路上屡试不中的洪秀全来说，特别有刺激性和吸引力。这本书告诉他，正如文昌、魁星不会给他带来功名一样，中国人现在所崇拜一切神佛偶像都是虚假的，不会带来幸福。天上只有一个“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即神耶和华（God Jehovah）。任何个人和国家，要求得幸福和光明，都得改邪归正，皈依上帝。洪秀全读完此书，如梦初醒，大觉大悟，许多问题“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六年前的“梦幻”也得到破译和验证。此时洪秀全“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也；而彼中年人曾教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6]

经《劝世良言》的这番启示，洪秀全立即决定抛弃科举，皈依上帝，并于1843年7月与堂弟洪仁玕、亲友冯云山等创立了“拜上帝会”。从此他就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下降凡间，拯救世人，劝拜上帝，斩杀妖魔。1844年，他和冯云山打掉自己家中供奉的偶像牌位和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后，便离开家乡外出传教，4月在广东顺德、南海等地宣传拜上帝，2月到达广西贵县的赐谷村一带传教，信教受洗的群众有100多人。9月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群山环抱的紫荆山区传教。接着，洪秀全也离开赐谷村，回到广东家乡从事拜上帝教义的创作。1842、1846年，他写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和《改邪归正》等几种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愤慨地揭露了当世社会的黑暗：“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世于私。”这样就产生了国与国、省与省、县与县、异姓间以及人与人的相斗相杀。他呼吁：“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以实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反映出他要把天国立即建立在地上的热烈愿望。

应该指出，洪秀全的以上作品，只是在《劝世良言》的启示下写出的，当时他还没有读到《圣经》。为了进一步学习基督教，他于1847年3月，特地同洪仁玕从花县来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求教。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圣经》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思想，对他的革命造反意识有进一步的启示。那时，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强行进入广州城的斗争正在高涨，两广地区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如火如荼，他在罗孝全处待了两个月就离开了广州。差不多在离开广州不久，洪秀全又写出了《原道觉世训》一文。这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它首次提出了“阎罗妖”的概念，所谓阎罗妖指的就是清朝皇帝，所谓“阎罗妖之妖徒鬼卒”，指的就是清王朝的各级贪官污吏，洪秀全号召天下凡间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7]概括地说，洪秀全这些文章所宣扬的核心思想是：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偶像妖魔鬼怪都是邪神，人们应当拜上帝真神，反对邪神；现实政治权力的代表清朝皇帝及各级贪官污吏即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都是恶魔；在独一真神上帝保佑下，拜上帝的凡间兄弟姊妹应当起来杀尽这些恶魔，建立起“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这些正是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思想，为之后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做好了理论准备。

洪秀全在完成上述教义的创作以后，于1847年8月27日来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面。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劳苦群众，经过冯云山的宣传组织工作，多乐于拜上帝，“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8]于是，他就和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作为主要基地，大力宣传拜上帝，把活动范围推向周围的贵县、平南、藤县、陆川、博白和广东的信宜、化州等地。很快形成了五大块基地：以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为首的，以桂平县金田村为中心的紫荆山地区；以石达开、秦日昌为首的，以贵县赐谷村为中心的龙山地区；以胡以晃为首的，以平南县花洲为中心的鹏化山地区；以赖九、黄文金为首的陆川、博白地区；以及以凌十八为首的广东信宜地区。

拜上帝群众队伍的扩大，势力的增强，引起当地封建势力地主团练武装的仇恨，双方经常发生冲突。正如李秀成所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9]较大的冲突有四次：一次是紫荆山区团练头目王作新逮捕冯云山和卢六入狱，结果冯云山被营救出狱，卢六病死狱中；一次是洪秀全的表侄王为正因传教毁庙，被王作新捕拿，死于狱中；一次是金田村附近团练抢夺拜上帝群众的牲口，引起械斗，团练被打败；一次是壮族客家地主韦昌辉受到本地地主的欺压，引起的土客械斗。通过这些斗争，拜上帝会的势力愈益增强，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将不可避免。为此，洪秀全与冯云山就加紧进行各种准备，首先是创立军法，以便把群众用军事编制严密组织起来。其次是筹措费用，规定参加起义的人“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10]这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再次是制造军械武器，冯云山和韦昌辉在金田“开炉打铁，日打农具，夜打武器，丢入犀牛潭”，[11]以备起义时起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洪秀全见起义时机渐已成熟，就在1820年6月派人去广东迎其家属入桂，并向各地教徒发出动员令，命分散于各地的拜上帝群众向紫荆山区集中，进行“团营”。他还让人传言，因上帝给予默示：“道光三十年（182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仰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12]这年广西果有瘟疫，“因人盛传入拜上帝会者，可免瘟疫”，还有听说“拜了上帝可免蛇虎咬”，因而“信徒加增愈多”，参加团营群众成千上万，几个月内，各地向紫荆山区集中的男女老幼包括壮、苗、瑶少数民族约有2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正如李秀成所说：“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而且，在“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男女老少，合家随行。这样，就使这些“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义无反顾地参加斗争。这时，紫荆山区形势十分紧张，一场农民大起义将一触即发。

二、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在拜上帝会团营的过程中，拜上帝会与团练、清军发生了两次大战：第一次是1820年12月27日平南县思旺村“迎主之战”，第二次是金田附近的蔡村之战。拜上帝会在两次战争获得胜利的基础上，选定1821年1月11日这一天，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也像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托玛斯·闵采尔那样，想通过暴力在人世间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天国。为了保证起义军旺盛的士气和战斗力，洪秀全宣布了五条军规：一遵条命，即遵守“十款天条”和各种军令。二别男行女行，即划分男营女营，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三秋毫莫犯，即不夺取人民群众的任何财物。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即所获财物交公，服从头目的命令。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脱逃。[13]与此同时，洪秀全正式就任天王，并建立起太平军的领导核心。他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14]应该说，这个领导集团是坚强的，各成员都有自己的独特才能。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创教传教组织发动群众方面，已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才能；杨秀清和萧朝贵都是紫荆山区本地人，虽出身贫苦，文化不高，但机智勇敢，不仅在冯云山被捕入狱后，有人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时，他俩也利用神鬼附体方式，分别托言天父下凡和耶稣下凡，稳定了群众情绪，巩固了拜上帝队伍，而且在团营时与清军、团练的战斗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太平军既有坚强的领导，又有严明的纪律，加之他们打出了“大家一起吃饭”实行“天下一家，共享天平”的旗号，就能使他们在唯一绝对神皇上帝的保护下，在斩妖杀魔打击清军的战斗中，勇往直前，以迎来“至福王国”。

太平军出金田以后，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各地，与清军展开多次战斗，节节取胜，9月22日太平军攻克了永安州城（今广西蒙山县）。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太平军在此停留六个月，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措施：（1）封王建制，加强太平天国政权，主要是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15]（2）整肃内部，稳固起义队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揭露太平军军帅周锡能投敌，为清军作内应的逆迹，将周和他的妻子同伙斩首，肃清了内奸。另一方面是对加入太平军的秘密社会、土匪、教门的群众进行教育。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对接纳天地会分子就提出“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的要求。据广西桂平的李进富说，他在鹏益山加入拜上帝会时，“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膛，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16]当太平军进入永安时，队伍就扩大到3.7万人，其中有很多来自秘密社会和土匪，太平军对他们都进行了洗礼和军事训练。当时有记载说：“其训土匪以七日一次，教以用兵之法，谓听讲。土匪之初入也，以铜盆水沃而抹胸，授红巾号衣，念咒廿四句，谓之拜相。拜过相者，其发辫后必有火烙印。”经过这番教育，他们在战争中“多闵不畏死”。[17]（3）更重要的是在此进一步明确了打击目标和进军路线。太平军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三篇讨清文告，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将打击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文告说“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号召“一切中国人民”特别是“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共报不共戴天之仇”。[18]天王洪秀全则两次发布诏令，激励太平军将士勇敢杀妖，每场杀妖后要记下功劳，“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赏”。[19]洪秀全所说的“小天堂”指的就是南京，可以看出，太平军下一步将挥师北上，打到南京去，建立人间“小天堂”。

太平军作了一段休整以后，即于1822年4月4日从永安突围北上，猛攻桂林不克，6月3日攻克全州，南王冯云山不幸牺牲。接着太平军攻克道州、郴州等城，湖南民众尤其是天地会分子纷纷加入太平军，“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20]这时太平军的队伍“已逾十万”。[21]太平军利用这一带的挖煤工人组成土营，成为后来攻城攻坚的有生力量。

克郴州后，太平军内部出现了“怀土重迁”，不欲前进的保守思想。东王杨秀清针锋相对，坚持“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22]并派萧朝贵等率部进攻长沙，不幸，萧朝贵在前线指挥攻城时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乃亲率大军抵长沙，一时攻城不下，即离长沙北进，12月3日攻克益阳，得到了大批船只，遂渡洞庭湖，12月13日攻克岳州（今岳阳）。太平军在益阳、岳州一带队伍扩充了一倍，当地船户率民船2 000余艘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从此设立了水营。

接着，太平军顺长江进入湖北，水陆并进，直抵武昌城下。首先利用其水师优势攻下汉阳，继而克汉口，1823年1月12日开挖地道，炸毁文昌门城墙，太平军乘势而入，攻克了武昌。太平军攻克武昌以后，摆在他们面前的进军方向有三个：一是北上河南，直捣清王朝老巢；一是西入四川，据险与清军长期相持；一是顺江东下，先取南京，再图北上。太平军按既定决策，选择了后者。太平军在武昌作短期休整以后，于1823年2月9日撤离武昌，水陆两军20万人，浩浩荡荡，顺江而下，3月20日攻克南京，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后即改南京为天京，太平天国正式在此建都。

三、定都天京，建立千年王国

上文提到，在太平军北上进军的过程中，洪秀全曾两次发出到小天堂论功行赏的诏令，杨秀清也提出循江而下，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主张。从这里即可看出，洪秀全说的小天堂就是杨秀清要据为根本的金陵（即南京）。太平军以破竹之势攻占南京后，即将其定为首都，说明这是他们早已定下的决策。为了证明建都天京的正确和神圣，太平天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专门发表了“建天京于金陵论”，除了从金陵之城郭坚厚、仓库充实、风俗温文淳朴、地势虎踞龙蟠等客观条件适宜建都外，有的还说：“天父造天之时，即预造此福地以待今日也。”“天父上帝于建议之初，即面示我王以小天堂之处”，“天王建京于斯，于是改南京为天京”。[23]洪秀全则把天堂分为两种，天上的叫“大天堂”，太平天国建都的地方叫“小天堂”。他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又说：“天朝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又有太兄基督殿，既刻上帝之名与基督之名也，由天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也。”“在地如在天，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及幼主作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今在人间。”[24]由此可见，天京就是小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小天堂、新耶路撒冷就是千年王国追求的最终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他们确信弥赛亚在这地上能够到达乐园的希望，即一个美好新世界将诞生。那么，这个地上千年王国的理想蓝图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比较全面集中地反映在1823年底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之中。《天朝田亩制度》系统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对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组织，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规定。

首先，根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具体办法是，将土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分田时照各户人口多少，不论男女，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达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在土地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每家必须种桑织布、养鸡养猪，所获农副产品，除食用外，余则归国库。各家遇有婚丧喜事，费用由国库开支，但有限额，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残疾者，由国库供养。

其次，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实行以家庭为单位，两司马领导的22家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守土乡官制。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一军共13 126家），军帅以下称乡官，军帅以上有监军（相当于清朝的知县）、总制（相当于清朝的知府），称守土官。太平天国将守土乡官制与它的军事制度名称统一起来，实行军政组织合一，有事则可统兵打仗，无事则耕田务农。民间的司法诉讼，也按这个系统进行。凡民有诉讼，先有两司马裁决，若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天王。

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两司马兼任教师，废除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教学内容，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政策。儿童不分男女都得上学，实行初级教育的普及。每22家除设一国库外，还设一礼拜堂，“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

第四，在城市工商业方面，实行集中管理各行手工业。如天京设有木营（建筑、木器）、织营（纺织）等七种诸匠营，以及许多的百工衙，由太平军派官员领导，以求“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商业则实行公卖政策。

第五，在妇女政策方面，实行男女平等，除了规定男女平等分配土地外，还强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买卖婚姻。

总之，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设想，它的总目标就是要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

四、太平天国千年王国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所设计的这幅千年王国的图景，是中国旧式农民思想的产物，它反映了小农的平均主义愿望，从这幅图景的表面来看，十分美好，实际上却是漏洞百出。例如，在土地分配上，他们要将土地按人口全部均分，想实行人人有土地的永久平均的社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人口每日每时的增长和生老病死的变化立刻会打破这个平均设想，使它无法实现。与此相关的，他们要求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农民不向地主交租，但太平军在前线作战，必须保证军需来源，又迫使他们宣布“照旧交粮纳税”，维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收租的权利。他们要过均平的生活，规定生产品除了保证最低生活以外，余下的都交圣库，但圣库的开支由两司马操纵，而且没有监督措施来保证圣库管理的廉洁而产生实际的不均，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这套平均主义设想是充满矛盾的，它既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同时却又违背了他们的愿望，制度本身就导致这场中国式的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无法实现。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他们的军事斗争并没有停止。为了巩固天京，他们立即派兵进行北伐和西征。当时太平军的人数号称百万，但大多是举家参军，妇孺老人不少，真正能作战的，不过10余万人。因此，派出的北伐军虽然是一支精锐部队，但人数仅有2万。他们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按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1823年2月从扬州出发，于当年10月底即进攻至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镇。时值隆冬季节，在外无援兵、内缺火药衣食的艰苦条件下，奋战了几个月而失败。在北伐的同时，西征军在胡以晃、赖汉英的率领下，沿长江而上，攻打两湖，西袭巴蜀，并夺取了江西、安徽两省的腹地。经过三年的战斗，扩大了太平军的势力范围，巩固了天京的安全。就在这时，发生了“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一场厮杀，也称“杨韦内讧”。建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天王洪秀全终年在天王府中，深居简出，不问政事。他一面通过注释《圣经》，把自己比作太阳，说什么“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爷先立此记号，预诏差洪日作主也”。[25]“三点是洪，三日是洪日，太兄隐诏洪日作主。”“上帝是炎，故有神光，兄是炎，故有大光，朕是太阳，故亦是光。”[26]以此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则通过制订《太平礼制》等，来宣扬封建道德，加强等级制度。他在宫中拥有87个后妃和美女千人，在幼天王九岁时，洪秀全即给他四个妻子，[27]写了200多首诗，来教育幼天王和训诫后妃，宣扬男女有别和家长制统治，[28]步步向封建化的道路上退却。东王杨秀清在建都天京后，独揽军政大权，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发展到1826年，竟然逼天王封他为“万岁”。1826年8月，北王韦昌辉怀恨东王专权，将东王及东殿将吏全部杀害。北王亦被天王杀死。翼王石达开则带兵出走，在四川大渡河被清军生擒杀害。天京事变这场大规模的厮杀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原先创业打江山的六王，仅剩下天王一人。这时的天国，已是“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军民之心散乱”。[29]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但是它面临的敌人仍然是强大的。虽然经过太平军疾风暴雨式的打击，这时清王朝的军队还有八九十万人（其中八旗兵有20余万，绿营兵60余万）。[30]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王朝于1823年初即先后任命包括曾国藩在内的10个省的团练大臣43人来举办团练武装，其中以曾国藩举办的湘军最为强悍，如果加上这些团练武装，清朝的兵力数额就更巨大。而且，一向被太平天国视为“洋兄弟”的西方列强，也撕破了中立的伪装，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即与清政府勾结起来，武装干涉太平军，美英法三国分别在江浙一带组成了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与清军联合围剿太平军。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联合镇压下，在曾国藩的湘军即将突破天京城时，洪秀全和太平军将士坚持抵抗，坚信他的事业是上帝赋予的，上帝定会保佑他的“铁桶江山”，他还说：“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31]在天京粮食断绝的情况下，洪秀全带头食草，患病而死，直到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政权才宣告覆亡。天京失守以后，分布在长江南部的太平军余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即分别通过转洪（红）等方式加入天地会、哥老会、斋教等秘密社会；[32]分布在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则与捻军相联合，继续斗争到1868年终于失败。至此，太平天国千年王国运动即销声匿迹。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洪秀全有感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而引起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所产生的不满，和他个人科考屡次失败的愤恨，从而皈依了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他从基督教的传道书中发现了千年王国思想，把千年王国论、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太平世思想作为武器，向“妖魔”清朝封建统治者发起挑战，他动员千百万贫困农民加入太平军，在绝对神皇上帝耶和华的保佑下，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斩妖杀魔战斗，并在南京“小天堂”建都。从此，千百万受尽苦难的农民开始进入政治世界，协助皇上帝耶和华与洪秀全弥赛亚，他们视天京为新耶路撒冷，设计出以《天朝田亩制度》为核心的千年王国建设蓝图。但是，由于这幅反映小农平均主义愿望的蓝图无法实现，加之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联合镇压，这场中国式的基督教千年王国运动就走向失败。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运动不能使广大农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困境，也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但它在中国的千年王国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洪秀全皈依基督教、对基督教千年王国的追求是执着的，代表着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一次尝试，以往那种将太平天国起义一律说成是洪秀全披着宗教外衣发动的革命的论调，是有失偏颇的。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参加由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大学共同举办的从2002年4月28日至29日为期两天的“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千年王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2]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Hong Kong：China Mail Office，1824.

[3]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4][日]铃木中正：《中国史中的革命和宗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221—222页。

[5]（清）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6]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93—98页。

[8]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9]《李秀成自述》。

[10]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11]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6年，第37页。

[12]Rev.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1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3页。

[1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4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8页。

[16]李进富供单，F0 682/623/A。

[1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7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160页。

[19]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2页。

[20]（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兵政一。

[2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9、290—291页。

[2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91页。

[2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72页。

[24]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29年，第83—87页。

[25]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2页。

[26]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7—79页。

[2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22页。

[28]见《十救诗》、《天父诗》。

[29]《李秀成自述》。

[30]《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3页。

[31]《李秀成自述》。

[32]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安徽巡抚裕录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