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

7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解放，民主共和思想由此深入人心；它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这场革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者是年轻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革命的主力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因此，资产阶级能否联合农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乃是革命的成败关键。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通过会党发动农民，使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革命派囿于联络会党，未直接广泛地发动农民，后来又抛开会党和农民，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这是辛亥革命不同于别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点。所以，研究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对于了解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离合变化，总结这场革命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革命派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联络会党？联合会党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两者联合的基础以及促成联合的具体条件是什么？革命派与会党达成了什么样的联合？革命派何以不能领导改造会党？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结局如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革命派为何重视联络会党

以往的研究，强调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的事实，但对革命派何以要特别重视联合会党，尚未深入探讨。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不仅一开始就重视联络会党，而且同盟会还将联络会党列为一项重要政策。[1]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受当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对会党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发展的状况，作一些考察。同时，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也作一些说明。(www.guayunfan.com)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是封建社会濒于崩溃时期的产物。[2]会党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他们结拜这种团体，平时主要为实行生活互助，但到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时，会党就起着联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由于会党成员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斗争中，“骁捷善斗，凶悍异常”，[3]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又由于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会党发动的反抗斗争，往往是与农民的要求和推动分不开的。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租抗粮斗争，到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会党总是联络农民进行斗争的一支活跃力量。

在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日益扩大，会党势力也就相应地飞速发展。三合、哥老诸会，到处开山立堂，“痞滥游民，归之如壑”，[4]乡愚“趋之若鹜”。[5]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组织已遍布全国：湖南，会匪充斥，“伏莽遍地”；[6]湖北，“会匪开立山堂，散放飘布，纠结伙党，多者竟至数万，少者亦过数百”；[7]江西，“凡乡愚无知游手好闲之辈，无不勾引入会”；[8]安徽，“会匪啸聚成群，纠党滋扰”；[9]江苏，枭会“声势浩大，党羽众多”；[10]浙江，“会党蠢动”，[11]“枭匪蔓延，势甚猖獗”；[12]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枭会各匪，遍地充斥”。[13]华南的两广地区，“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14]西南的云贵地区，处处有哥老会“纠伙结合，歃血放片”；[15]四川则“蔓延殆遍”，“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16]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会党也很活跃，[17]义和团余众纷纷“投入江湖等会”。[18]甚至清王朝的心脏地区直隶，“拳匪、土匪、票匪，以及海盗、游勇、马贼啸聚成群，所在皆有”。[19]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200多种，会党名目约占半数以上。其中哥老会传布最广，势力最大。“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20]“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21]有人估计，当时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22]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农民斗争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会党组织之中，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张之洞说，哥老会在两湖农村，“飘布所到之处，人人起而随之”[23]。而且地区组织之间渐趋联合，有的地区斗争已连成一片。1891年长江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面对以上客观实际，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反对他们，那就谈不上革命；如果回避他们、抛弃他们，那也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联合他们、依靠他们，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他们。

列宁说：“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资产阶级‘无力’反对反动势力。”[24]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很年轻、力量非常单薄的阶级。它甫一诞生，严重的民族危机就把它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它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它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结合而成的强大反革命同盟。为了推翻这种反革命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它更需要联合广大农民，以结成革命的同盟。但是，由于它力量单薄，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中心又在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农村直接发动农民。他们发现，既然会党在以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既然会党现实的反抗斗争还如荼如火，并联系着广大农民群众，于是他们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很快把力量集中到联络会党方面来。

由上述可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联合会党，既顺乎客观历史的潮流，又出于它自身的要求。

二、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联盟

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怎样发动农民，与农民结成革命的联盟，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也就是说，首先取决于该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弱，和它革命的坚决程度；同时，还取决于广大农民的影响和推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直接去发动农民，但他们联合会党，依靠会党去发动农民。这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联盟。

史学界曾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不能充当革命派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媒介，因而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并不体现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另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也联合过会党，但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之间存在联盟，由此也就不能说，革命派联合会党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25]我不同意这两种看法。我认为，如果说会党内存在着大量游民，那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认会党联系农民的作用。一般地说，当时会党中的游民，其前身大多是农民，他们离开农民队伍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之中很多人“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26]他们与广大农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旦阶级矛盾尖锐化，革命风暴掀起时，他们就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卷入斗争的行列。近代历史上的会党起义，例如太平天国时期，各地会党起义的队伍，动辄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其中主要是贫苦农民。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四川袍哥数十万人参加保路运动，“多数是乡下的农民”。[27]可见，虽然会党内存在大量游民，虽然会党不是农民组织，但它在联系发动广大农民方面，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都是以会党为纽带联系农民的，所以问题不在会党能否充当革命派联系农民的媒介，因为会党实际上已充当着这种媒介；问题在于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能否看作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我认为，如果承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存在过联盟的话，那么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就是这种联盟的体现，此外是谈不上有什么联盟的。

至于保皇党与会党的“联合”，与革命派联合会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之间存在什么联盟。这是因为：首先，保皇党“联合”会党，目的在于抵制革命，反对革命（对自立军起义中一些首领人物的思想状况应该作具体分析，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我们说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与会党的联合，当然不是两者任意的简单凑合。它们之间不仅要有联合的政治基础，而且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不仅要有明确的纲领和政策，而且还要与广大农民首先是会党有密切联系，对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的帮助和指导，包括对他们进行革命的组织、宣传教育、武装等方面的工作。当时，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保皇党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

资产阶级与农民，就阶级属性来说，是根本不同的。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前者与后者结成同盟却是常见的事实。因为，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具有联合的政治基础。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政治基础，就是共同要求推翻法国封建君主专制、贵族和教会的统治。那么，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实行联盟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呢？很明显，这个政治基础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会党）共同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双方在斗争实践中都已感到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从农民一方来说，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巨大的反抗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无论是传统的教门、会党组织来发动，还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拜上帝会来领导，因为它们都不代表先进的阶级，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所以斗争的结局总不免于失败，迫切需要先进的阶级力量来领导他们帮助他们，以改变斗争的状态。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愿意并主动去联系会党和农民，无疑是备受欢迎的。这一点，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早在1882年，会党头目郑士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28]1899年底，兴中会邀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的联合会议上，会党要求与革命派合作的态度表达得更清楚。会上议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宫崎寅藏将这次联合会的重要情节作了这样的记载：“既入（指会党头目进入会场——引者），风貌有古色，实与读书辩论之士异趣。曰：‘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岂吾党独守故态耶？吾徒之来，正所以乞诸君之教也。’语次，略漏将三合、兴中、哥老会，合而为一，即举孙君为统领之意。且曰‘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望于孙君’。”[29]我们从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急剧变化形势下，旧式会党也感到不能“独守故态”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接受先进人物的领导，已成为他们内在的要求。至于广大农民群众，在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之后，许多地方的农民举事，就相继打出孙中山的旗号（详见下文），表明他们对革命派的拥护。从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方面说，首先是他们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单是留学日本的学生，19世纪末年不过一二百人，到1902年，已达万人以上。他们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面前，纷纷由爱国走向革命。特别是由于义和团运动以来，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连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造成持续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和推动了他们对农民的认识态度上的转变，不少人开始改变以往敌视农民革命和轻视农民力量的看法。同时，革命派之中有些人，或出身于中下层社会，或因社会动荡自身经济地位下降，对农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20世纪初年，他们就开始歌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至主张利用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他们说“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30]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主要是秘密社会、劳动农民。他们开始将农民问题归为“革命的原因”。[31]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以至把土地问题列入了革命的纲领。这些都表明，革命派愿意与农民在革命中达成一定的合作和联盟。

但是，怎样将愿望变为现实，革命派将如何着手去联合农民呢？他们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之中的现存组织，且“久已蔓延固结”，具有很大的反抗性，犹如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只待吾辈引火而后燃”；[32]同时他们又看到，会党标榜的“反清复明”口号，与革命派的“革命排满”目标是相吻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会党“与吾党主义无殊”，[33]具有“同一排满宗旨”，[34]仿佛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找到了与农民联合的捷径和桥梁。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许多头面人物和各地的团体，开始都从联络会党入手去联合农民。

四、革命派联络发动会党的过程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革命派与会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联合。

但是，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由于革命派内部对会党认识的差异，又由于形势发展变化和各地革命派从事会党工作时间先后长短不一，联络会党的成效也就各不相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就革命派联络会党的过程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兴中会时期（1894—1904年）、同盟会成立前后（1904—1908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1909—1912年）三个阶段。革命派对会党主要进行了宣传发动组织联合的工作，目的是想把会党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下面就按三个不同阶段来考察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成效和教训，着重说明革命派何以不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

1.最早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是孙中山和他创立的兴中会

兴中会从1894年成立，到1902年同盟会组成，10年之内对会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1）大量吸收会党分子加入兴中会；（2）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3）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联合。

兴中会究竟吸收了多少会党分子？目前已不能确知。但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的记载，[35]会党成员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兴中会大量吸收会党成员，目的在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依靠会党头目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绿林、营勇，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即1892年的广州之役和1901年的惠州之役。

这两次起义的失败，集中暴露了革命派在这一阶段联络会党的严重弱点：第一，没有赋予会党新的觉悟和明确的民主革命目标。起义的口号、旗帜和联络暗号，依然是旧式会党的一套，目标也只是建立一个地方性的政府。第二，内部组织很不统一。最明显的是，广州起义时杨衢云争夺领导权，惠州起义归善县会党竟单独在香港《孖刺西报》发表文告。[36]第三，联络的范围，只限于广东沿海边缘地带。

但是，尽管如此，兴中会率先联合会党，并举行武装起义，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的。首先，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愿意联合下层群众，决意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同时，也标志近代会党和农民的斗争，开始向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从此，不少地方的农民起义打起孙中山的旗号，佯称“系孙文接济”，[37]“附和孙逆，有意煽惑”。[38]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此时的会党，已“非寻常会匪可比”，[39]惊呼“乱党会匪时相勾结，在在均属可虑”。[40]而革命派从这一阶段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重要启示，使孙中山认识到，在革命的艰苦年代，坚决响应革命的，“只有会党中人耳”，[41]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联络会党的决心。还使他认识到，联络会党不能局限于沿海边缘地区，必须向内地发展。1899年兴中会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在香港开会设盟，结成兴汉会，[42]就是孙中山将工作向内地发展，与南方会党大联合的一个尝试。这些启示，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是有重大影响的。

2.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是在同盟会成立前后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人民急速倾向革命，以会党为核心的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特别是同盟会成立，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就为全面开展会党工作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长江地区的会党工作成绩最为显著。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比较集中，会党在这一带势力也最为强大。同盟会成立前夕，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这一带联络会党有较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各地联络会党的步骤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调查，主要调查当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状况。这步工作，浙江光复会进行得最为深入。浙江地区的会党系统极为复杂，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载，约有20多个名目不同的组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为了将它们连成一气，从1904年起，陶成章、魏兰等就开始调查会党情况。他们走遍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温州、台州六府。陶成章“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43]经过跋涉奔波，“六府秘密会党之情形尽为成章等所探知”，[44]“于是各府会党纠合为一矣”。[45]

第二步是宣传教育，主要靠“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46]当时最流行的宣传品有《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还有《国民报》、《浙江潮》、《新湖南》、《四川》等刊物。各地还刊印一些本地革命派的著作，如浙江刊印了熊嘉熬的《新山歌》，湖北刊印了吴保春的《孔孟心肝》。经过革命派的散发传布，“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社会矣”。[47]革命派宣传的中心思想是“革命排满”。陶成章说，他们所到之处，“皆登台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48]同盟会会员佘英，在四川“日持书于城乡间讲演，听者如堵”。[49]他们宣传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将会党从“仇洋主义”统一到“排满”目标之下，即“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50]

第三步是组织联合，就是要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组织，并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工作。革命派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多次尝试。光复会在浙江，最初开办“会馆”，作为革命党与会党的联系中心。后来又开办大通学校，招收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规定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的会员，毕业后受光复会统辖和节制。后来秋瑾“改约束，颁号令”，将光复会职员分16级，由徐锡麟、秋瑾等任首领、协领，分统以下全由洪门首领担任；又将会党编为八军，并制定了光复军军制。总之，他们仅将会党原有组织略加变通，就吸收入光复会，以迅速扩大其势力。华兴会在湖南，则采取组织“同仇会”的名义，吸收会党加入。他们“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制，[51]由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长，刘揆一任中将，掌握军事事务，由洪江会头子马福益任少将，专掌会党事务（实际操纵会党指挥权）。浏阳等地哥老会加入同仇会者达10万之众。[52]革命派通过这些组织形式，虽然与会党达成联合，但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领导会党。每到紧要关头，就组织涣散，指挥失灵。1904年长沙起义计划失败，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1907年光复会在浙皖起义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陶成章说，他们与诸会党结合，不过是“助其焰而扬其波”[53]而已。

这种局面，在共进会联络会党的过程中也没有改变。共进会联络会党的最大成绩，是统一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各大会党的山堂香水，使它们在反满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是，共进会对它们并不能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自己的堂口进行活动”，[54]组织散漫，号令不一。突出事例之一是，1908年湖北共进会吸收会党，编成五镇军队，因“各镇会党兄弟，意气用事，不从命令”，[55]结果暴动相继失败。革命派联合会党，经过多次努力而不得要领，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改弦更张，别图良法。1908年之后，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就将工作的主要目标移注于新军。

3.联络会党与发动新军

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1908年以后，革命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新军，会党工作就此沉寂下来，似乎会党的地位也就降低，以至不再起重要作用了。这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我认为，1908年以后的两三年中，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工作重点移注新军，但是会党工作并没有因此沉寂下来，会党也没有因此失去它的重要作用。实际上，1908年以后，革命派却在更多的方面更大的范围开展会党工作，构成这一时期革命派联合会党的一个新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新军仍然离不开会党。因为新军许多是穿上军装的会党分子。正如共进会头目邓文翚所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56]会党分子在军营的比例，据记载江西“军营官兵数逾七成”，[57]四川“从队长到伙夫，十之七、八都是袍哥”，[58]由此可见一斑。因此，革命派联络新军也多以会党为纽带。湖北共进会联络新军是以联络其中的会党分子为主，采用换帖拜把方式灌输革命思想；陕西同盟会与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是通过歃血订盟达成联合的；广东则由会党同时“混入军营，暗中勾结”；[59]至于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和各地的民军，革命党人更是以会党为纽带进行联络和领导。这样就增加了革命派会党工作的方面。

其次，1908年以后，由于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反抗斗争次数迅速增加，范围日益扩大，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革命派在全国各地更深入更广泛地联络会党，扩大革命势力。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四川、湖南、陕西、贵州等省，与会党达成了全国范围的联合，其中以四川最为突出。同盟会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以会党为纽带，以保路同志军为组织形式，与农民建立了反清革命联盟。在大多数地区，革命派一般与一州一府或一县的会党取得联系。在革命派的联络和影响之下，北方的在园会、干草会、刀会、理门等组织，以至青海的黄会、新疆的哥老会也都发动起来了。可见，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地区和范围，比以前要广泛深入得多。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全过程可以看到，革命派通过大量工作，与各地会党达成了不同程度的联合。旧式会党在与革命派联合的情况下，在斗争目标、思想认识、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所进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只是初步的松懈的联合。革命派始终没有能真正地领导和改造会党。

为什么革命派不能真正地领导和改造会党？问题的关键何在？我以为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就不可能领导会党和农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也就不可能对会党这种落后组织进行革命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60]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联络会党过程中，既不能领导会党和农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又不能给予会党和农民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突出宣传的只是反满，固然这种宣传当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归结为反满，确实过于简单化了。这样，既没有指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凶恶敌人，以提高会党和农民群众的民族觉悟；也没有指明整个封建势力（包括汉族地主阶级）是人民另一个凶恶的敌人，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了反满，革命派从会党的“反清复明”口号去找共同语言。其实，“反清复明”在会党斗争史上只是一句空洞口号。会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斗争中，总是有反映实际要求的具体战斗口号的。例如，在近代，随着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斗争，会党是反侵略斗争的突击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害怕刺激帝国主义而引起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不但不敢在自己的政纲中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对会党的“仇洋”、“仇教”反侵略斗争极力限制。又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虽然革命派将土地问题列入了他们的政纲，但只是含糊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当会党和农民群众围绕着土地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实际要求时（如在四川保路斗争中“要求从此不纳粮税”[61]），革命派不但不加支持，反而惊慌失措，力图加以制止。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斗争的坚决性方面，与会党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差别。由于革命派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他们就不能对会党和农民的斗争实行领导，所以他们与会党的联合始终貌合神离，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说，它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组织。但是，它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到清末，它已成了广大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赖以生存的团体。它在全国各地形成了网状组织，城市和乡村、水陆交通码头，都设立组织，山堂香水，自成系统。在清朝常备军巡防营以至新军各部，会党也有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队有‘队舵’，以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62]这种组织既有很大的反抗性，又有极大的盲目、破坏性。革命派是不能原封不动地依靠这种组织的，而只有在革命过程中积极引导，并在组织上进行革命的改造，才能使它成为积极力量。但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单纯利用会党的动机，同时由于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组织，所以对会党始终没有进行革命的组织改造。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与会党联合，他们都迁就保留了会党的组织系统。例如，光复会在浙江联络会党，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会党却不愿无条件地脱离原来的组织系统去加入光复会。后来陶成章等“反复商量了几次，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名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这样，会党顾虑消失，毅然参加”。[63]结果，革命派除了联络会党的少数头目，或者在联合组织中空挂几个首领名目之外，实际上并不能领导和控制会党。《浙案纪略》载：“凡会中兄弟一闻猛伍哥命，市者无不即弃筐筥，耕者无不即弃耒耜。”[64]这指的是浙江龙华会首领徐顺达在会中的号召力。对会党的这种号召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论是光复会的首领还是同盟会的领袖，都是不具备的。

当然，真正要改造会党组织，解决会党问题，是不容易的。只有在革命的农民运动兴起，民食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到那时，“‘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65]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办不到的，但又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五、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领导和改造会党，但并不排斥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会党在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组织群众，不断发动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创造条件。从1901年到1910年间，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发生了近千次。据有人统计，这些斗争很多是会党这类秘密社会发动的。[66]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派就加紧联络会党和酝酿起义，又推动革命潮流迅速走向高峰。所以，归根结底地说，如果没有会党不断组织群众斗争，辛亥革命要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2）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从1892年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武装起义都离不开会党的力量。此外，孙中山还多次派人从海外运入武器，以会党为内应，大多被破获而“未遂其谋”。[67]

（3）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往对会党和新军在武昌起义辛亥光复时期谁是主力的问题有过争论，我以为这是很难截然区分的。因为各地的情况很不一致。有的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如湖北），但也离不开会党；有的省主要靠会党力量（如湖南、陕西），但又离不开新军。总的来说，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会党的作用来说，是很明显的。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68]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胜利，为武昌起义作了前导。武昌起义一爆发，鄂北襄樊一带江湖会立即起义响应；湖南首告独立，“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焦达峰任都督之后，湖南成了“洪家天下”；[69]陕西独立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70]陕西弄成一个“会党世界”。[71]其他各省也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同的会党和农民起义，直接推动了当地的光复独立。

（4）海外洪门会党（其成员与国内会党成员已有很大不同）在募饷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变产赴义[72]），为支援革命作出了贡献。

当然，对会党的消极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由于革命派不能改造会党，会党的一些固有弱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出来。最突出的是分散主义和盲目破坏性，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但是如果两者相比较，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只以推翻清王朝为满足。清室退位以后，他们认为天下大定，就不再依靠会党和农民群众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反而去跟旧势力妥协，掉转头来反对和镇压会党与农民群众。原来他们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武昌起义后两年内，他们在四川、陕西、贵州、江西、两湖、两广、江浙等地镇压会党和农民起义，杀害了李绍伊、李秀昂等许多会党领袖。原来他们高喊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是当农民起来抗租，打富济贫，把矛头指向“殷实富户”时，他们就立即镇压。共进会头子刘公镇压湖北江湖会起义，[73]同盟会要员无锡都督秦毓鎏镇压千人会起义，[74]就是典型例子。这样，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就完全破裂，会党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全没有得到好处，辛亥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原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注释】

[1]参见《中国同盟会总章》第2条，《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会党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欧洲，有些国家封建农业社会解体时，也出现过会党这类组织。参见Hobsbawm，Primitive Rebel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3；Hobsbawm，Bandits，Harmondsworth：Penguin，1982。

[3]《张文襄公全集》卷32，奏议32。

[4]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以下简称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5]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江西巡抚吴重熹奏。

[6]《湖南起义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68页。

[7]《张文襄公全集》卷98，公牍13。

[8]硃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9]硃批奏折，光绪十六年九月七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10]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江苏巡抚陈夔龙奏。

[11]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五日浙江巡抚张曾敭奏。

[12]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奏。

[13]《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1。

[14]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

[15]硃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

[16]硃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17]参见光绪三十、三十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光绪三十二年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呈；光绪二十、二十一、二十六年河南巡抚裕宽、刘树堂、裕长奏；光绪二十六、二十八年陕西巡抚岑春煊、升允奏。

[18]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张曾敭奏。

[19]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20]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1936年油印本，第227页。

[21]《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1。

[22]（清）汤成烈：《治赋篇》，（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4。

[23]转引自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

[24]《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23页。

[25]《辛亥革命时期会党问题的讨论》，《文汇报》1961年11月14日。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9年，第392页。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274页。

[28]《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1979年第22辑。

[29]黄中黄译：《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10页。

[30]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08—409页。

[3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2章。

[32]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77页。

[3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41页。

[3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3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26页。

[36]参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硃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广东巡抚德寿奏。

[37]硃批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广东巡抚黄槐森奏。

[38]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周馥奏。

[39]硃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湖南巡抚岑春煊奏。

[40]宫中电报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新授云贵总督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请代奏电；并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136页。

[41]胡汉明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第6页。

[42]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说法不一，孙中山说三会“合并于兴中会”（胡汉明编：《总理全集》第1集，第924页）；宫崎寅藏说“组成了一个名为忠和党的秘密结社”（见《宫崎滔天谈》，《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东京：平凡社，1973年）；而平山周说“组织兴汉会”（见《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我们认为平山周的说法比较确切。

[43]许寿裳：《章炳麟》，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第39页。

[44]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22页。

[45]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22页。

[46]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2页。

[47]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32页。

[48]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3页。

[49]《泸县志·人物传·佘俊英传》。

[5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22页。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中也说，经革命派宣传，会党“仇洋主义转以消灭”。这些说法似有夸大之处，实际上，1904年以后浙江等地还屡有会党反教会侵略的“教案”发生。见North China Herald，July 3，1902；July 4，1902；August 4，1902；Mary B.Rankin，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 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31。

[5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第123页。

[52]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86页。

[53]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18页。

[54]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2页。

[55]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206页。

[56]邓文翚：《共进会的起源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26年第3期。

[57]《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202页。

[58]李劼人：《大波》第1部，北京：作家出版社，1928年，第124页。

[59]《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四。

[6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3页。

[61]录副奏折，宣统三年七年二十七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

[62]《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107页。

[63]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32页。此项规定，在陶成章拟订的《龙华会章程》会规第4条，也有同样的记载，参见[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22—126页。

[6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62页。

[6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0页。

[66]C.K.Ya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Carolyn Granteds.，Conflict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197.

[67]陆军部档，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端方奏折附段澐供词。

[68]冠梁卿：《蜀路风潮记》（上），1914年石印本，第33页。

[69]子虚子：《湘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122页。

[70]张奚石：《回忆辛亥革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4页。

[71]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78页。

[72]参见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自由出版社，1967年。

[73]参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1961年。

[74]参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