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土匪

时间:2019-03-25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6134 次

民国时期的土匪

土匪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它不仅人数众多(全国约有2 000万),分布面广(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在许多地方,它还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土匪之中虽不乏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绿林好汉,但多数匪帮纪律松弛,所过之处洗劫一空,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土匪是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它的影响已从乡村蔓延到城市。它不仅成为当时报刊议论的主题,而且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对象,军阀反动势力招募利用过他们,革命党进步势力也争取过他们。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往人们只是注视它和议论它,很少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它和科学地解释它。因此,有关民国土匪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究竟什么是土匪?什么人充当土匪?土匪组织的内幕如何?民国土匪猖獗的原因是什么?民国时期的土匪与传统土匪有什么不同?民国时期发生过哪些重大土匪案件?各地区各类土匪活动有何特色?土匪活动的消长规律和结局如何?土匪与民主革命又有什么关系?……这一切,至今尚模糊不清。本书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以期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勾画出一个轮廓。由于作者水平和材料的局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什么是土匪

1.土匪的定义(www.guayunfan.com)“土匪”是一个很笼统的称谓,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阶级和阶层所指的土匪的内涵不尽相同。不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将“土匪”与“盗贼”相提并论,凡强行劫掠或窃取他人财物、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节之轻重,或称其为匪盗,或称其为窃贼。按字义解释,匪非相通,匪者,非人之谓,言其行为举止非常人所敢为也。《辞海》对匪的解释是:“匪,强盗,为非作歹、危害人民的人。”[1]在匪字之前冠以“土”字而称土匪,意指本地之匪,或在本地活动的盗匪。其实,土匪并不限于本地人,他们的活动常常也不限于本乡本土。

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关于土匪问题的报道。从报道的内容看,“土匪”这一名称包括从盗贼到社会革命家在内的一切犯罪分子。其中既有不知名的“梁上君子”,也有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鱼龙不分,黑白不辨,土匪的概念被搞得混乱不清。

时至今日,在我国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为土匪下过确切的定义。因此,要探讨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首先必须给“土匪”一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什么是土匪?国外的历史学家曾作过一些探讨。例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他的著作《土匪》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从法律上说,任何—群以暴力从事抢掠和袭击活动的人就是土匪。从那些在城区街道拐角处抢夺钱财者,到有组织的、尚未被官方认定的起义者和游击队员,均属此列。”[2]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进行土匪问题的具体研究时,是不能用如此粗略的定义的。因此,他在《土匪》一书里,又对社会土匪、罗宾汉式的高贵强盗、原始的反抗者和具有恐怖色彩的复仇者等各类土匪作了具体的考察和概括。继霍布斯鲍姆之后,安东·布洛克(Anton B1ok)、安东尼奥·西尔维诺(Antonio Siw ino)、菲尔·别林斯里(Phi1Bi11ings1ey)等也发表论著,各抒己见。其中,别林斯里是一位研究中国土匪的学者,他的观点与霍氏大致相同。他认为,真正的土匪是“越出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不反对制度”的人。[3]

参照以上各家之论,结合中国土匪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土匪是这样一群人:(1)他们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为了不被饿死,他们结伙武装起来,为所欲为;(2)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不为国家的法律所允许;(3)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对现实的抗议,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但他们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4)他们脱离生产,暴力抢劫和勒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概括起来,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根据以上的定义,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那些社会革命家和活动家,无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人,以至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与土匪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主动的,具有明确政治目的,他们谋求的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军阀、地主、官僚将这些人一律污蔑为“土匪”,乃是蓄意破坏其政治声誉。

2.土匪的种类

中国的土匪种类繁多。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等。

所谓山匪,一种是指常年在山岭地区活动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但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山寨地区,如《水浒传》所描述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形势险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四出打家劫舍。这类土匪,民国时期常见,如河南的白朗,他在嵩山建立了—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二、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4]山东土匪孙美瑶,即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它处于峄县、临沂、郯城三邑交界,四周大山环拱如荷瓣,内有平地,向为土匪巢窟。[5]刘黑七以蒙山为巢穴,总部设于山上一古庙内。[6]著匪任筱山,盘踞于苏豫二省肖、砀、永三县交界之宝安山,山下筑有石寨。[7]鄂西兴山巨匪高冲道,“其老巢则在兴山、保康、房县三县接界之猺子岩,地势极为险要,故连年官兵往剿,皆弃甲而归”。[8]著名的王佐、袁文才部,是以菁密林深的江西井冈山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其他如广东香山新会的虎斗山、古兜山等,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贼巢。[9]

马贼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匪帮,所以称为马贼,因其无不乘马,故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10]之谣。马贼的骑术和枪法堪称两绝。他们骑马不用鞍,能酣睡马背,长途疾驰而不坠地;又能双枪齐放而弹无虚发。马贼又称胡匪,相传他们外出抢劫时,不论其人有无胡须,都以红色涂满口旁作胡须状,故亦名红胡子。响马,原是活跃于华北平原直隶、山东一带的匪帮,因其外出如马贼,亦必乘骑马,故谓响马。民国以后,此类土匪已尽奔满、蒙,与胡匪结合。胡匪活动的起伏,常受制于四季气候变化。一般在林菁深密、田禾茂盛的夏秋之交,是胡匪猖獗的时期。这时,他们多三五成群,数百为帮,驰骋于广袤千里的平原上,到处打家劫舍,攻城掠地。—到冬令,万木凋落,寒风刺骨,冰雪丛积,原野森林无以藏身,是胡匪蛰伏时期。这时,他们或深居巢穴不出,或乔装商人、粮户潜入城市,假寓伙房客店避风,这时侦探警察就趁机严查客店,捉拿胡匪。

所谓边界土匪,就是活动在省与省或县与县等交界地区的土匪。民国时期,有许多著名匪帮活跃在边界地区。例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山东、河南、江苏和安皖的四省边界线上,就结集着数十股约二三十万土匪,其中著名杆首有顾得林、庞子周、范明新、于三黑等数十人。

这种边界地区,对于土匪活动来说,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第一,在地理条件上,许多边界地区的地势极为险要,或乱山丛杂,或湖港分歧,有利于土匪的出没,加之这些地区风气闭塞,民风强悍,好勇斗狠,即为盗贼渊薮。第二,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统治势力都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代,它们都成了“三不管”或“四不管”地带,小者如“皖北属六安之金家寨,距县城百零五里,该寨为皖豫鄂三省毗连之处,素为兵力所达不到者”,因此,历来成为“土匪巢穴”;[11]大者如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徐州、曹州、归德一带,匪势特别猖獗。民国以来,特设“四省督剿”,使以主管其事,然因省与省间壁垒分明,邻省军队指挥甚难,督剿使位尊事烦,往往虚与委蛇,而土匪则不分畛域,“此拿彼窜,终难消除”。[12]由于这些边界地区常常呈“三不管”、“四不管”的状态,“无警察,无政府”,因而成了土匪的“天堂”。1909年11月11日《时报》有一段题为《强盗开会》的报道,生动地反映了扬州的天长、六合、扬子、甘泉四县交界处土匪活动的情景。报道说:“天长、众合、扬子、甘泉四县交界之区,有古庙一所,庙有老衲司香火,虽无庵堂,庙貌颇不倾颓。盖时有群盗往来寄迹,其中因亦自认为施主,若辈亦遂以此为根据地。冬月初旬,盗值一年大会之期,连日以来聚集者不下三百人。闻齐集之后,其数在千人以外。终日鸣枪掌号,宴饮不绝,地方官以其为四县公共地,遂亦往之。”

海盗,是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他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有时也抢掠陆地民户。海盗中有许多帮派,如清嘉庆年间有蔡牵帮、朱渀帮、黄葵帮等;还有以各种旗号来分帮的,如黑旗帮、白旗帮、红旗帮等。民国时期的海盗,主要横行于闽粤沿海。

湖匪,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进行抢掠活动的匪帮。民国时期,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的盗匪活动猖獗异常,因为这些湖泊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素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如太湖界连江浙,周围620里,跨越三州,素为枭匪出没之区,贩私聚赌劫商扰民,无所不为。民国时期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就是太湖上的著名土匪。

如果以土匪的性质来划分,我们可以将土匪分为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侠盗(即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以及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

所谓社会土匪,就是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是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13]具体说来,其主要特征是:(1)他们往往由于某些行为被统治者视为“犯罪”而走上土匪生涯,但当地人民却并不以为其行为是犯罪;(2)他们劫富济贫,为民伸张正义;(3)他们一般不抢劫农民的财物,除了自卫和复仇以外,决不滥杀无辜;(4)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受到人民的尊敬、帮助和掩护,他们神出鬼没,常常使统治者看不见抓不着;(2)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但并不反对旧制度,也不能创立新制度。民国时期河南的白朗、四川的禄国藩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谓积匪,就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他们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洗劫一空,使人民陷于悲惨的境地,这种土匪,民国时代较常见。

所谓兵匪,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他们往往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是土匪,或者白天是军队,晚上做土匪。这种土匪的大量出现是在民国初年,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会匪、教匪,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枭匪是专门从事私盐贩运活动的匪帮;烟匪则是专门从事鸦片毒品走私贩运的匪帮。

如果以土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因素来划分,可将之分成暂时性的匪帮、半永久性的匪帮和土匪军队等三种类型。

暂时性的匪帮,是一种小规模的、季节性的、地方上的游民的纠结。这种集团的成员,大多因经济上遇挫折,生计艰难,便三五成群拜把,数十人结帮,在地方上搞小规模的抢劫偷盗活动。“忽聚忽散”是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

半永久性的土匪,即组织相对稳定的大股土匪。这种土匪集团,大多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地区出现。在那里,数目巨大的农民和饥民往往以千百数结伙成群,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或山寨,或湖泊,或平原的“三不管”地区,作为基地,从那里出发,奔走远方掠夺。这种大股土匪,内部组织比较严密,一般都拥有“侠盗”式的首领,首领与匪众之间是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匪首向大众提供安全和物质的保证,匪众则从事掠夺并对头领忠诚。民国年间,这种大股土匪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多在数十股以上。

土匪军队,一般是在几股土匪联合的基础上,采取军队式的编制,诸如分成军、师、旅、团、营之类。他们除了进行常规的土匪掠夺活动以外,还不时向城市集镇和地方政府发动袭击。

3.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匪活动与秘密社会的活动一直是密切相连的,到了民国时期,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

首先,民国时期贫苦农民加入秘密社会为匪为盗的人增多。因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中国农村的反封建任务,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政治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依然生活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迫使人们铤而走险。民国元年的报纸指出:“观之中国,哀鸿遍野,嗷嗷待哺,饥寒交迫,青年子弟流为暴徒。”[14]民国建立之后,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之手,中国便进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派军阀实行割据,不断混战。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对广大农民进行空前残酷的压榨,加上连年的战争兵祸,严重的自然灾害,促使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投入秘密社会,为匪为盗。1914年4月2日《时报》说:“江北频年荒歉,流民极多,到处均有青红帮开堂放票,以故无赖及饥民从之者众,虽经官军剿捕,而兵至则散,兵去复聚,灭剿不易,放火杀人,抢劫奸淫等遂为近年来履见之事,众匪中以仲八为最悍,张瑞成(恶毒蛇)次之,仲八窝海州,张瑞成啸聚阜宁,各有徒众数千人。”不仅贫穷的江北地区如此,即使富裕的江南余杭地区也一样,据《顺天时报》报道,民国初年,在“钱塘江所辖之上四乡各镇区,近有帮匪赛宋江等纠众四千余人,潜运军火,图谋不轨……青红帮匪,勾结本地痞棍,藉口被灾,聚众千余人,分赴殷实富户索食,衣服银钱尽情搬抢,房屋则拆毁焚烧,不留片瓦,民团畏其凶悍,无敢过问,致声势日盛,灾民一唱百和,每日招摇过市,扬言某日赴某处,某日打某家,风声鹤唳,民不堪命,现已蔓延余杭东北乡一带”。[15]在江西、湖南一带,“洪江会匪出没其间……散卖布票,掳人勒赎之类,时有所闻”。[16]在云贵川一带,哥老会则遍开公口,匪党横行,风靡各地。在北方各省,刀匪会匪,所在皆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加入匪伍。河南的仁义会,在园会,陕甘的哥老会分子“投入狼(白朗)军者颇多”。[17]

其次,民国成立以后,有大量遣散的民军流而为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在各地招募了大量民军、民团,这些民军民团的成员大多是会党分子,他们在武昌首义、各省独立和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革命党人在各地获得了政权之后,就裁撤解散民军。如胡汉民、陈炯明在广东光复过程中,主要依靠十几万民军的力量,但在1911年11月9日广东独立后不久,即分批解散了王和顺的惠军和“仁”字、“协”字两支民军,他们多是三合会分子,被遣散后即纷纷流而为匪。江西的情况与广东相似,江西宣布独立以后,洪江会势力蔓延军界政界,“几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喝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18]李烈钧莅位江西都督以后,办匪裁军极为严厉,唯一般被裁官兵,多属洪江会匪领袖,暗怀不服,乃“到处结党,糜烂地方”。[19]在湖北,张国荃、杜鹏飞的民军解散后,“皆与土匪联络一气,盘踞山寨,不时出没,而尤以襄阳北乡与邓州光化接壤之黑龙集一股最为猖獗,该匪首周铁吏、柳光同、柳来猖、杨大五子、史小甲、张玉隅等均襄汴著名会匪”。[20]与此同时,张国荃的散兵还组织了七星会,“设总机关于宜城,其余襄、陨、荆、宜、施各处均有分部,匪氛遂益形膨胀,遍处骚扰,毫无忌惮”。[21]

另外,辛亥革命以后,秘密社会不仅数量剧增,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日趋匪化。许多地方的秘密会党,纷纷与土匪勾结,并运动军队入会入帮,为非作歹。据1914年驻宁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报告,“近来长江各埠有哥老会,潜至泰华山同心堂等名目,专在勾结地方土匪,散放票布,并运动军警入帮”。[22]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上述情况可知,在民国时期,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已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局面。

4.土匪与军队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国家养兵的目的之一是为防匪。军队与土匪的关系,一般是剿伐与被剿伐的关系,两者处于对立的地位。然而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军队与土匪的关系非但不是水火不相容,相反是“共存共荣”。在一定的条件下,兵可以转而为匪,匪也可以升格为吃皇粮、穿军装的“官军”。大致说来,这一时期军队与土匪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兵流而为匪。这主要有两种:一是被遣散而为匪,一是哗变逃跑为匪。由于连年战争,就有大量溃兵被遣散,他们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安置费,但“其能安分回籍复操旧业者百不能一二”,[23]大多数人则流而为匪。例如,1923年2月在山东临城车站发生的劫车案,以孙美瑶为首的1 000余名土匪上车劫持了百余名中外旅客,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这批劫车的土匪,就是被打败了的赵傥、张敬尧和张勋的旧部。造成他们为匪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游荡成性,不习农事;更主要的是他们被遣散回籍以后,谋生无路。因为这时的中国农村已遭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反把当兵、做土匪看作一条谋生之路。1913年11月18日《时报》描述了苏鲁豫皖一代农民当兵心切的情景:“张勋之所部兵队,多鲁、徐、颍、寿之人,其兵之乡亲随同来宁,希冀补入兵籍者不下万人。”朱德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24]作家沈从文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描写1920年代四川一个穷人弃农当兵的经过:陈老三是个贫农,在农闲时抬滑竿(没有避风雨设备的轿子),因为抬滑竿和农业负担的捐税太重,不能维持生计,于是放弃了农业,逃到成都入了伍,只有那样,才“有吃、有穿、有钱用”。[25]社会学家陶孟和在《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6月号上发表过《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分析了中国军阀统治时期军队中的士兵来源。他分析的是1920年驻扎在山西太原的警卫旅2 000人之中近千名士兵的社会背景。在那些士兵中,有87.3%来自农村或没有职业的家庭,其余的是来自小手艺人、商人、医生、教师家庭。那些从农村来的士兵,有71.1%的家庭不能单靠种田维持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士兵中只有21%的人父母已故,而49%的人双亲俱在,也许这部分士兵的父母还有子女在家照料他们,可是还有21.3%的士兵竟是独生子。从陶孟和的这份调查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民国时期,当兵实在是一种职业,是穷人的一条谋生之路。这些人入伍以后,一旦被遣散,必定别无生路,只好流而为匪。这种情况,在一些驻兵多或交战频繁的省份就特别严重。以山东为例,民国成立以后,北洋军阀各派都来此招兵,“各省招兵皆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26]这也就是“直接以山东之民变兵,即间接以山东之民变为匪”。[27]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1917年被遣散的张勋辫子军)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为最强。[28]同年《时报》也说:“鲁省土匪,非遣散之民军,即溃散之定武军。”[29]这种以兵匪为骨干的大股土匪,在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有47股;到1930年,山东的武装土匪已达百万。[30]

军队的哗变,常常缘于政府欠饷、长官欺压和克扣士兵粮饷。兵士哗变逃跑,从而大多投靠土匪,有的则整队加入土匪队伍。如1913年白朗入陕时,陕军驻凤翔的王生歧部即全部哗变投奔白朗的队伍。1914年7月湖南郴县兵变,变兵投入匪股甚多,匪氛甚炽,聚众千余人。[31]

这些由兵流而为匪者,通常带有枪械,加之他们通操法,富见识,一旦加入匪伍,自非寻常土匪可比,大多成为匪中骨干。所以每当战事或兵变之后,匪势就特别猖獗。如“江苏之徐州,河南之归德、山东之曹州三府毗连地点,素号多盗,客冬帮匪及圣教等各教匪勾通土匪同谋作乱,其初势甚涣散,后乃有多数溃军搀入其中,势遂猖獗,不可收拾”。[32]河南时值战事之后,“各处溃兵散勇搀入其间,遂至千百成群,揭竿起事,且召地方劣绅为之主谋,编制队伍,设立官长,布置颇条理,所用半皆快枪,迥非寻常土匪可比。故得肆无忌惮,焚杀淫掠,附近地方无不被其蹂躏”。[33]所以,当时有人评论说:“盖匪势之所以能如此猖獗者,均各省退伍兵归附之……匪以兵之归附者益众,而声势益大。”[34]

(2)由匪变为兵。民国以来,各地大小军阀莫不力图自固以得地盘,为此他们都不惜招匪为兵。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镇华统率的镇嵩军。刘镇华是河南嵩山北麓巩县人,辛亥革命后,他收编了嵩山一带著名的大小“山大王”(即土匪)参加“秦陇复汉军”,后又由秦陇复汉军中分出,命名为“镇嵩军”。起初镇嵩军只有三路,分别由柴云升、张治公、憨玉昆任第一、二、三路标统。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势力还小,就派出外队去分别扩充势力。所谓“外队”,就是他们把编好的连长、营长,暗中发给枪弹,让他们出去拉一个时期杆子(即招募土匪),然后再把他们收回来,连长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回来可编为团长。这些外队(人们称之为官匪),到处烧杀、抢掠、奸淫、拉肉票、下帖子,为所欲为,搞得民不聊生。当民团或其他部队来攻打“外队”时,镇嵩军不承认这些外队是他们的人,并且也派队伍假装助剿。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早就定有暗号,前去是为他们的外队送“瓤子”(子弹)。镇嵩军的势力就是这样扩充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刘镇华、张治公这样招匪为兵、纵兵为匪的人,居然都当上了“剿匪司令”。1926年,刘镇华投奔直系军阀吴佩孚,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不久张治公在西北军宋哲元手下充任“豫西剿匪司令”。[35]

事实上,民国年间,尤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许多军队中都有招抚收编的土匪。如四川北部的土匪,在反袁战争时加入“护国军”,在张勋复辟时称“保皇军”,南北之战时又称“靖国军”。闽西北卢兴邦的军队,湘西周朝武的军队,都是匪军。所以黎元洪在1922年的一份电文中说:“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36]北洋政府虽多次下令,禁止招匪为军,但令行不止。因为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军阀来说,招抚土匪可以在短时期内聚集成军,且能同时带来人和枪,实是一举两得之事。在招抚土匪方面,当时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指出:“零星土匪可抚,大宗之匪不可抚;匪势将败时可抚,匪势方张者不可抚。盖以大宗方张之匪纵受羁縻,实难处置。欲编为兵耶,则兵多费饷;欲散之为民耶,则仍聚而为匪,是助长助源也。”[37]但军阀们招抚土匪的目的是在保存实力和扩充实力,治匪非其本意。所以从他们当时招抚的一些土匪部队来看,大多是“势力方张”的悍匪。像张敬尧招抚的山东土匪毛思忠部,吴佩孚招抚的河南土匪老洋人(原名张庆、张国信,因其头发卷曲如洋人,故称为“老洋人”)部,就是实力很强的大股土匪。毛思忠手下拥众万余,纵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聚集四省劲旅会剿无效,后官匪双方协议,将毛思忠所部有枪之匪编练成步兵三营、马队一营,统称“新编陆军”,由张敬尧统辖,毛思忠任四营总稽查,其弟毛思愚为第一营步队营长。张敬尧招抚毛思忠部,当时的报纸指出他是因为“知匪部下皆百战悍贼,欲收为己用,扩充势力,永镇徐州”。[38]这支“新编陆军”,后来因张敬尧在内战中失败,又重新溃而为匪。老洋人就抚以后,将豫东驻扎地的四个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部队名义上分三个队,有3 000人,实际上一个队就有3 000人(因招抚后远近地方各匪多来归附),共有9 000人,手持武器者占3/10,这些人大多是土匪喽啰。因为老洋人部队的粮食费用悉取于民间,他们四处抢劫,白天为兵,晚上是匪,且不服统制,吴佩孚乃决心讨伐,老洋人军就再次为匪而回归荒野。可见,那时的土匪即使成了军队,也难以改变其匪性。

当时政府中一些主张招抚土匪的官员,曾振振有词地说,招抚之后,土匪就会变少,地方即可平静。如陆军少将钱锡霖就认为:“编成一营之兵,则减去五百之匪,山东减去五百枝枪械,则大支杆匪可决定,其余小支之匪则速速扑之,剿抚兼施,必易平静。”[39]其实,招抚只是使土匪的掳掠更合法化而已,老洋人部就抚后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民国成立以后,在许多地方,人们已把先当土匪、再转而为兵视为出头的捷径。当时,在以土地的多少来衡量个人声望的中国社会,对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来说,没有比走这条路更容易“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了。例如,河南历来多匪,而土匪出身当了大官的人也很多:王天纵当了袁世凯政府的北京稽查长,刘镇华成了陕西省长,老洋人也被招安当了官,其余当上师长旅长的则不计其数。所以河南民间有“想作官,拉大杆”,“要当官就要当土匪头头,坐轿的干肉票的买卖”[40]之谣。人们以此来教育和鼓励自己的儿子,这就使一些年轻人不由得燃起去当土匪的热情。而在土匪中则有这样一句话:“闹得越大,得的官越大。”[41]例如在四川,因战争频繁,匪盗猖獗,土匪被招抚为军队后,其头目一跃而为师长、旅长者比比皆是,所以匪势尤炽,不可遏制。河南的情况也相似,“缘去年改编军队,皆视匪为做官捷径,因之各县匪实较去年多至十倍”。[42]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外为“兵匪合作,时而为匪可充官,时而兵又变匪,政府利用其实力可资,反奖之收之引为己用,民受蹂躏莫敢伸呼,转辗相循,习成定例,故一般匪类竟多视匪为阶官捷径,前起后继,恬不为羞”。[43]

(3)兵与匪通。民国时期的土匪虽多,但政府所养之兵也不少,为何土匪始终不能扫清?究其原因,兵与匪互通一气实为一大关键。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大量被遣散的和哗变的士兵多流而为匪,而许多军队又由招抚的土匪建成,这就造成土匪在军队里有许多熟人,为兵与匪相通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军纪松弛,这种可能性在民国时期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实,“民以兵、匪为生涯,入彼出此,入此出彼,故兵与匪通气为现在之习惯,无足异也”。[44]兵与匪相通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每有相遇,互相关注,形成“兵去匪来,匪去兵至”的局面。如“江苏淮、徐之地,有原系军队遣散之退伍军官,号召旧部散兵聚众滋事,推原其故,多系闲散无事饥寒所迫,因其曾在军中,熟人情重,兵到匪去,美其名曰‘让面子’,兵去匪来”。[45]东北三省的情况也类似。据《时报》:“东三省之兵,流品杂而善类罕……遇令剿匪枪声,不战自退,其中有为大股土匪改编而成军者,论力论理剿匪固绰绰有余,然念及曩时自身被兵痛剿之情形,殊不忍自残同类,是以匪兵剿匪,每与胡匪互相关注,两不相犯,有时匪首为之击毙,小匪令其持以请功,便谓尽乃公事矣。”[46]兵匪相通的第二种方法是“互通有无”。这主要是兵以枪支卖与土匪,以获厚利;匪从军中获得武器,改善装备。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匪与兵勾计得其子弹,兵与匪联络得其货财”,[47]以致酿成兵匪莫辨之世界。这在当时是“各省皆然”。[48]据报道,“济南迤西北之土匪,其子弹仰给于官军,去匪一次,若打去十响,则报称二十响,以此十发子弹可换洋五元”。[49]江苏砀山,“匪风猖獗,其所最为一大患敢怒不敢言者,莫如前清所遗之徐防左营与匪勾结,搜杀好淫,无恶不作,虽曰官兵,其实官贼。匪乏子弹,该营暗济之;匪遇剿,该营暗助;匪以该营为护符,该军亦以匪为利薮,受匪贿赂不计其数”。[50]徐州“土匪乘机而起,有陈名侯者,招抚各匪万数千人,编为准上军……张勋溃兵遗弃枪炮子弹,土匪前往挂名为准上军,时在四乡搜集,互相分携。当其挂名准上军则正式军队也,故有军人为之指点,某种枪械配某种子弹,某种炮之机关如何施放”。[51]在河南,督军张镇芳统辖之20营,无一营不与白朗匪酣战,然亦无一营不与朗匪暗通。有人不免问:既通矣,何能战,既战矣,未必通。“不知此局外之泛论,皆未悉中真相。彼巧妙之兵、匪,实别有极聪明之手段,以欺吾人民及官吏也。匪之来也,饱掠商民膏血,官军为面子计,不能不出队,其交战时,官兵只须放空枪,匪已闻声而退,临退时,沿途遍投衣服、首饰、铜元、角子,分盗饷之遗沫,以为馈赠焉。兵士拾之,藏之,分派之,及毕乃事,计匪已窜去一二十里,打电报到省,谓官兵捷,匪党窜逃。长官饬再追,兵再进,与匪相值,此时匪则不愿再逃,倒戈回去,官军亦必退答之,沿途亦有馈赠,赠品无他物,即搜括民脂民膏、官家所购之枪械子弹也。兵士退后,再打电报到省,谓穷寇之追,究竟不利,暂退以图后举。如是,则兵与匪一来一往之酬酢毕矣。第一如是,第二、第三依次类推,无不如是。其巧妙之手段,洵非笨伯所知。故河南人普通之谈论,谓汴中兵匪,乃商家之买卖焉,交战而退,各得其所。”[52]这种情况用当时的一则术语来概括,就是“两便”,它形象地说明了兵与匪互通所达成的协议。

以上我们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军队与土匪的关系,由此不难发现,像这样兵匪互相通融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罕见。由于政府的军队不但不能负起“剿匪保民”之责,反而去招匪、抚匪、通匪,并大量流而为匪,就造成这一时期的土匪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什么人充当土匪

1.土匪的来源

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盗匪活动是农民对压迫和贫困的一种反抗。在农业社会里,广大劳动者受着地主剥削与自身生活压力双重锁链的束缚。尤其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世世代代在小块土地上耕种,加上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和被固定的户籍,他们从来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过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常态生活。一旦结婚,他们还要受到家庭生活的一系列牵累,辛勤劳作以供养父母妻儿,无暇他顾。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农民要变成土匪是相当困难的。

在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家境贫寒、失去土地、对劳动兴趣不大的人群,换句话说,土匪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的主要根源有两个:一是人口本身的急剧增长,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前者使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失调,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许多地区非常突出;后者使封建土地关系畸形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更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中国的人口,自清代至民国年间,大约增加了七倍;但同一时期,耕地开发增长的数字只有10%上下,因此全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大幅度下降。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农村的土地兼并更趋严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至清末民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土地,半数以上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在河南西部就产生了富逾千顷、贫无立锥之地的贫富悬殊现象。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他们大多找不到正当的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游离飘泊,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是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一个经常的主要的来源。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土匪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溃散的士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从1921年至1933年,仅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期,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据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2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53]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溃败的士兵,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别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为匪。

与此同时,各地士兵常常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及其头领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发生反抗暴动的“兵变”。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54]这些变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土匪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是,兵燹与天灾反复席卷农村,使大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农民投奔“绿林”。

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尤其是1916年以后,军阀之间的混战,几乎没有一年休止过。战争一次凶于一次,战区一次大过一次,1916—1924年间,每年战区平均有7省之多,而1922—1930年间平均每年达14省左右,每次战争都直接或间接给农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和损失。与此同时,由于战乱,各级政府疏于对天灾的预防,水旱灾害也给农民造成极大痛苦。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难波及317县,灾民2 000万,占全国的2/3,死亡20万人。[55]1922年川、黔、滇、湘、赣五省大灾,四川饿死30万人。[56]1928年陕甘大饥,饿死24万人。[57]有的地方,灾荒更是连年不断,如河北大名县自1913年至1933年的21个年头中,有17年发生了天灾。[58]新河县自1913年至1928年的16个年头中,有14年发生天灾。[59]每当天灾肆虐、战祸横起之际,就有大批农民饥民投奔“绿林”。当时的报刊每年有大量的记载:1913年2月,河南大旱,“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出抢劫”。[60]1914年,四川“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61]1917年,山东德州大水,“乡村之民,泰半无田地,此辈赤足之徒,因无恒产,莫不跃跃然欲为盗”。[62]1918年,山东遣散民军数万,自流为匪,“藉以苟延其生命”。[63]湖北“荆襄独立,所有散兵,皆多化为土匪”。[64]“湘西湘南以连年兵灾,农民多半入伍为兵,或竟流而为匪。”[65]这些因天灾战祸流而为匪的农民,有的只是临时性地当一阵土匪,有的则是从此开始其漫长的土匪生涯。还有一些地方,由于长年战乱,村民相率加入土匪队伍,他们常常白天耕作,夜间为匪,兵来为农,兵去为匪。这种情况,1912年10月21日《时报》有一段报道:“驻正阳关第十五师第五十九团六十团奉调河南归德剿匪……该团初至归德时,见乡间农耕于野,工负于途,不见匪事。迨夜间顿遭袭击,小受其挫。后探知其乡民无一非匪,日间工作,日落猬聚,而为多数股匪。一日哨探无意踏一土穴,穴中有询其暗号,伊知遇敌,回营报告,当即出队,直捣其穴,死匪百余人,获枪械五百余枝,全系三十年毛瑟枪(查清江旧有第十三,全系三十年毛瑟枪,共有二千支,此外无有用此枪之军队),子弹只得数十枚,既得此土穴之后,陆续觅得数十处,毙匪千余人,其穴口仅容一人出入,穴中空阔,容积颇广,豫民精于穴居,匪挟此长,以抗拒官军,忽出忽没,初至之军,不知其情,颇遭其害。”

另外,在旧中国的农村,还有一些人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又很少受教育和缺少创业的合法机会,由于遭受某些挫折和法律上的不平待遇,而主动地投奔土匪行列。这些人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侠盗”一样,他们走向土匪生涯,是从受到不公正的虐待而开始的。因此,他们的土匪活动,常常是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作出某些与梁山泊绿林好汉相类似的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情。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土匪头目白朗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占有土地比较多的家庭,在变为公开的土匪以前,参与了各种非农业生产的活动,后来因遭到不平而侧身绿林,以豪侠气概进行活动,并努力向其伙伴倡明纪律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他们以自身的影响和生活资源,向匪众提供安全和物质保证,赢得匪众对他们的服从和尊重。这些人就自然地充当了土匪的首领。因此,在考察土匪的来历和活动时,将土匪的头目和匪众加以有区别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土匪头目

民国时期的土匪头目,他们走向土匪生涯常常是从一些偶发事件开始的,或由于讼事受挫,或由于被人凌辱,或替人打抱不平,或基于扩张野心等等。因此,他们加入匪伍往往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基于政治、道德和个人气质的原因,他们之中固然有一部分是来自农村下层社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上层阶级和一些边缘团体。以下我们将不同地区的一些土匪头目,按照其来历和从事匪盗活动的特点,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1)侠盗型。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这些人一般多具有高超的武艺和枪法,性情豪爽,善驭人,仗义疏财,好打不平,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他们一旦投奔绿林,很快就成为匪中头领。以民国初年豫西伏牛山地区的王天纵和丁老八为例,王天纵为河南嵩县鸣皋镇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家有七八亩山坡薄地,由于天灾歉收和官府的苛捐摊派,虽终年勤劳,仍不得温饱。于是其父将地卖掉,移住鸣皋镇做小生意。王天纵随父劳作之余,在镇上的练武场学习拳棒刀枪。18岁时当上了鸣皋镇的保卫团团丁,当时团上已有几支新式快枪,王天纵爱不释手,精心练习射击。镇中另有宦门公子孟七,亦喜武事,闻天纵精于射击,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枪弹俱全,天纵常往习射击。技更精进,几乎弹无虚发,人呼之为“神枪”。因孟七为人慷慨,广交练武青年,被人控告“结党营私”,省府密令巡防营围困孟宅,捉拿孟七。孟七破门逸去,眷属被捕。这时,王天纵因感孟七对他多年之优遇,毅然率家丁抵抗,枪无虚发,连创数兵,官兵骇不敢进。王天纵一面抵御官兵,一面率众保孟七家眷奔向南山,从此占山为王,过起绿林生活。

他在上山以后的两三年里,跑遍了伏牛山的大小道路,联络了山中各县镇的混人,结识了不少绿林好汉,实力很快增加到二三百人,枪200余支。这时,王天纵认为条件已具备,乃选择杨山修寨扎营。杨山处伏牛山之南,距嵩山县城数十里,三面峭立如壁,无路可通,一面坡度稍浅,但沟壑纵横,仅一小道通山顶。山顶漫平,土石均有。王天纵在山巅建立了房寨,在山下四周各路口险隘处设哨卡,利用当地农民侦察传报,山野牧童樵夫都是耳目,赶牛唱曲均为暗号。他还在伏牛山的各县镇设侦察联络站,凡官军入境,一切动静,都能了如指掌。王天纵对部众立下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抢劫;三禁私吞公财。对山寨的供给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山寨周围30里以内为保护区,供给山寨柴草和蔬菜;30里以外60里以内为护区,供给山寨粮食,由地主富户承担和运送,不准向贫苦人家摊派;60里外为公道区,用飞页子的办法(即送王天纵的名片)向农村大户、城镇富商要钱要布,限时送到指定地点;在以外的更远地区,如陕豫驿道和其他交通要道,则派精悍小众拦路抢劫官府公款和富商财货。因此,山寨上粮草备足,衣食无缺。

由于王天纵“盗亦有道”,驭下有方,杨山的山寨很快发展到千余人,王天纵成了伏牛山的著名绿林领袖,东西数百里内的绿林刀客,莫不听其指挥。他不仅在杨山召开过伏牛山各地绿林头目会议,还与张屏、张治公、柴云升、憨玉昆等14个著名杆首结拜了兄弟。他手下还有军师和卫队。军师马文德,南阳卧龙岗人,师范学校毕业,文才武略高人一筹,极受王天纵信任,众人尊他为诸葛亮;卫队有200余人,都是勇敢善击的精壮射手,由其弟王天佑带领。王天纵的山寨虽不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公然打出“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旗号,但实际上也以绿林好汉行侠仗义来标榜,不但各路绿林推他为盟主,而且附近各县穷苦百姓也乐意为他通风报信,故时人称王天纵为“中州大侠”。[66]

自王天纵占山为王以后,清政府不断派兵前往进剿,屡战皆败。据1911年7月7日《时报》报道,有一次总兵谢宝胜率兵往剿,“王与之约谓:君手执鞭直立,我能射中君鞭第几节,果中,则诸君退而勿战;否则,我将束手就缚。总兵许之,枪发,果中其鞭第几节,总兵骇而止师焉”。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在革命党人的影响和策动下,王天纵率部进攻洛阳,随后至陕西潼关,与张钫的东征军汇合,组成秦豫联军,与清军作战,在光复陕西、河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成立以后,王天纵被袁世凯招至北京,充任北京稽查长。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张勋复辟,他又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组织靖国豫军,至1920年病死。

如果将辛亥革命时期豫西土匪势力的分布以伏牛山为界来划分,那么,山南以王天纵为首,山北则以丁老八为首。丁老八,洛宁孙洪峪人,出身地主家庭,其父丁继兰系清朝生员,因与大地主袁骆驼争地界讼于官,袁骆驼苦于讼累,将丁继兰暗杀。时丁老八年幼定亲,因丧父而避居岳父袁宗洛家。袁宗洛为洛宁杨峪河庄人,亦清生员,与丁继兰谊属同年,相契结成亲家。丁老八在袁家读书至18岁,忽被岳父毁亲逐出,由此投入绿林,出没于洛宁崇阳沟一带。初时伙众仅10余人,唯枪械精良,常作案于陕州、灵宝、卢氏一带,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他常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一向不在洛宁本地作案。而陕州、灵宝为豫西富庶地区,卢氏则地广人稀,因此,洛宁贫苦农民佣工于陕、灵、卢者颇多。丁老八利用佣工同乡的线索,向陕、灵、卢采盘子(挂线)公开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他对穷人颇表同情。每于积雪盈门时,便将抢来的粮食送至古庙,接济穷人。他还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奸污调戏妇女),不准路劫商旅”。在洛、卢交通道上,一次有个洛阳基督教神父路过五里湾,被匪徒抢劫,事为丁老八得悉,将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扭获枭首,首级挂在五里湾树梢。由此,在丁老八的辖区拦路抢劫者绝迹。至于土匪的“采花”行为,更为丁老八所不容,违者多数即暗中处理。如当地著名土匪梁才,因奸情被丁老八捕杀。因此,洛宁流传有两句话:“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丁老八乃有“戴花英雄,人间报应”之称。[67]

由于丁老八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所以洛宁地区的许多匪杆和贫苦农民纷纷来投靠,短时间内就聚集人马1 000余众,成为伏牛山北独一无二的总架子。不但地方武力不能与之相抗,即便正式官军亦感棘手。辛亥革命前夕,丁老八和王天纵会于崇阳,伏牛山南北的绿林豪客云集一起,人欢马跃,非常热闹。武昌起义后,丁老八与王天纵同时投入反清斗争。丁老八编入张钫部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战功。民国成立以后,转任北京京畿稽查处稽查,在京时认识了蔡锷。1912年,他响应云南讨袁起义,途经潼关,被潼关城防司令白苓子杀害。

这一时期,在豫西的宝丰鲁山一带,还有数十支绿林队伍,较著名的杆首有杜启斌、秦椒红、郭以德、牛天祥、白朗等,他们都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并且进行着劫富济贫的活动。

以上情况表明,社会土匪绿林好汉的相继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里,劳苦农民饱受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他们在呼冤无门,反抗无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侠盗型绿林好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当农民社会感到需要一个斗士和保护者时,他们就会创造他和召唤他出场。”[68]

当然,民国时期侠盗型绿林豪杰的涌现,决不局限于豫西一带,差不多全国各地都有。据《顺天时报》报道,1911年北满地方就有“著名马贼头目天边羊,囊投私财,救济饥民,目下驻在巴彦州,复见于河沿一带居民,多因去夏水灾,家产荡尽;现值年关在迩,饥寒交至,不堪聊生,举麾下三百余人为调查员,亲自督率,巡查村落,按户救恤,益系民望云”。[69]又据《时报》报道,山东曹属峰县、临沂、郯城三县交界处,有杆首张良、王四麻子二人,打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旗帜,“抢劫架票,总在二十里以外”。[70]在江苏苏州光福、木渎一带,有土匪叶阿祥等,聚群一二千人,专以打家劫舍为生,人称“苏州之梁山泊”。该匪等自定规则颇严,各帮中有“恃强欺人,强赊硬抢,奸逼妇女等违犯规条者,轻则鞭责,重则枪毙”。[71]在浙江钱塘江一带,有帮匪赛宋江等,“聚众千余人,分赴殷实富户素食,衣服银钱,尽情搬抢……民团畏其凶悍,无敢过问,致声势日盛,灾民一唱百和”。[72]在四川西康地区有哥老会头目禄国藩,他原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哥老会弟兄与共和派同盟会失掉了联络,待革命爆发,他们赶走地主,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动乱中,不少人逃到他那里避难,他则保护他们。他尽力模仿民间故事里那些赫赫有名、为人崇拜的绿林好汉,“每逢没有收成或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就打进富裕的城市,劫富济贫”。[73]到1922年,他已有2 000人马。福建沿安匪首沈之光,招聚各乡匪类,出示安民,“直指宦如狗党,肆意谩骂,另附赏格,购拿首要”,并“公然率队到各乡办案”。[74]这种匪目,一般并不为穷苦农民所痛恨,相反却被视为英雄好汉。最典型的要算白朗,他死后,当地贫苦群众不仅惋惜他,歌颂他,而且在行动上效法他。白朗起义失败后,在河南灵宝、山东莱阳等地就相继出现了“黑狼军”。[75]

(2)复仇型。在政治动乱、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无论是公仇还是私怨,要靠正常的途径即官府的合理断案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土匪队伍或自己拉起杆子,依靠草莽力量,往往可以一伸冤屈。民国时期,有不少著名土匪头目就是为报仇雪耻投奔绿林的。如著名的马占山将军,原籍河北丰润,因家贫逃难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马占山七八岁时,即为本屯地主放牧,由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牧童。后来马占山又到蒙古族聚居地方为蒙古族富家放牧,几年时间,他习得蒙古族骑射的技术,不管什么样的烈马,都能降服。到19岁时,马占山回到本镇姜葳子村,为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马占山把马偷卖了。马占山据理辩驳,被姜大牙派人绑送毛家城子镇警察分局,勒令马家赔马。警察绑住马占山两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顶上,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不管警察怎样毒打,总是说:“没偷就是没偷,打死我也没偷!”警察见拷打无效,只好将他关了起来。后来马占山家将自种的麦青全部卖掉,赔了姜大牙的马钱,才算了事。马占山回到家中不几天,丢失的马终于跑回来了,但爱钱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马没跑回来,不肯将马钱退回。赔了马挨了打的马占山,这时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就瞒着父亲和妻子,上黑虎山(即哈拉八喇山)落草了。

马占山上黑虎山后,结识了早已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弟兄”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有一身善骑射的武艺,加之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举为头目。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马占山带着十几个“弟兄”闯进姜大牙家。姜家见势不妙,一齐跪倒向马占山叩头求饶,承认过去的罪过。马占山痛打了姜大牙一顿,警告他说:“今天不杀死你,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认识认识老子们的厉害!”[76]后来马占山被奉军收编,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东北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这种为报仇雪恨拉起杆子的匪目到处都有。如白朗的好友、鲁山著名匪首秦椒红,原名郜永成,1890年生,系鲁山县郜沟人,因他性格暴躁,一发怒即皮肉变红,因此人们给他取外号为“秦椒红”。他有兄弟三人,都从小学作窑货,托缸、作盆,样样都行。大哥郜秋成,一向与附近朗店的绿林人物熟识,鲁山县衙为捉拿朗店土匪找不到线索,便将秋成抓到县衙逼迫招供,因至死不招,当堂被毒打身死。不久二哥郜春成也被抓去下狱,死于牢中。为了报仇雪恨,18岁的秦椒红便拉起了杆子。[77]

这种为报仇而为匪的人,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他们往往自成一股,充当头领。以河南洛宁为例,在九个著名匪首中,就有四个是为报仇拉起杆子而自成一股的。[78]

第二,他们为匪特别坚决。这里举豫西的几个例子。报杀父之仇者,以洛宁的董世武最典型。董世武,又名董正学,洛宁下峪镇砖峪村人,家道小康,有地约百亩。清末民初,土匪蜂起,其父赴下峪赶集,在归途中被土匪冯老七部绑架杀害,尸体没有下落。匪首冯老七,是下峪北庄头人,怕董世武日后报复,有斩草除根之意。于是董世武随母先避于其舅父家,后又避于南禅寺寨就读。一日塾师讲解“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董世武很受感动,次日即离家出走,经一老者介绍,投奔孙金贵,加入了土匪团伙,后来成为一个驾杆。有一次土匪在崇阳沟内碰杆,招集碰杆的是武鸿章。这次为碰杆而到的杆头中也有冯老七,董世武就利用碰杆之机,将冯老七绑至下峪集市,枭其首而刃其腹,腹部刀口血涌如注,董世武伏地而吮其血,观者惊骇。董世武当众叫牌子说:“我是砖峪董正学,冯老七是我杀父的仇人,这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惶。”并历述其父被杀经过。由此董世武杀人喝血的声名在当地民间盛传开来。

为给兄弟报仇而投奔绿林的,在豫西除了上文提到的秦椒红外,还有著名土匪憨玉昆。据羊山土匪头子关老九的母亲关老太太说,憨玉昆就是因为“恶霸杀了他的大哥,他报了杀兄之仇到山上来的”。[79]

为丈夫报仇者,在豫西则以洛宁的张寡妇最著名。张寡妇为农民张安之妻,夫妇和好,人称他们是一对佳偶。时当民初,地面不靖。张安夫妇家道小康,为自卫计,购得长短枪各一支,因此而惹起匪人垂涎。张安遭人暗杀,枪亦被劫。张寡妇从此逃避娘家誓不再嫁,并购得手枪一支,练习打枪,以后就驾杆为匪。由于她武艺高超,绑架快票[80]“生意”兴隆,引得许多杆子纷纷来投,拥她为总驾子(即总杆首)。约在1926年前后,张寡妇的人枪已达数千,军阀曾两次前来收编,某些部众被收编后,张寡妇自己依然为匪。张寡妇自起首以至后来伏法,始终未停止过土匪活动。[81]

与此同时,云南有个杨寡妇也因为丈夫报仇上山当土匪而出名。她原是云南著名土匪杨天福之妻,杨天福部于1920年被唐继尧收编,后来唐继尧在川滇军阀混战中被驱逐下野,杨天福被杀害。杨寡妇为了替丈夫报仇,立即率领她丈夫的2 000人马,回到他们进行盗匪活动的山区,直到唐继尧重新掌握政权为止。在此期间,杨寡妇在她所率匪部的旗帜上写着:“为我丈夫的死报仇!”

第三,这些为报仇雪恨而为匪的匪目,在行为上多比较注意“群众影响”,即不滥杀无辜,并以此约束部下。如秦椒红拉起杆子以后,对部众的纪律约束一直比较严厉,凡是投奔他的人,一入梁洼界(秦椒红的家乡)就被警告说:“到梁洼了,这是红爷(即秦椒红)的地盘,都规矩些!”[82]由于秦椒红为人正直,不滥杀无辜,别处杆子到这里都服服帖帖。

(3)升官发财型。这大多是农村中一些想出人头地者,他们通常不是地主豪绅的子弟,因为对于地主豪绅的子弟来说,接受教育和成长为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官员的机会是不难获得的。但这种机会对于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子弟来说,却是少之又少的,即使是一些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子弟,希望也很小。这类人很少上学校受教育,但又有事业心,他们面对着的只是一片荒凉暗淡的前景。正如白朗在一份告示中所说:“余欲为官吏,奈不善钻营;余欲为议员,奈不能运动。”[83]由于极端缺乏创业者的合法机会,这些想出人头地的农村青年只得另择他途,即到犯罪的天地里去碰碰运气。而就民国时期社会动乱的境况来说,没有比拉杆子当土匪这条路更容易“升官发财”的了。以河南的洛宁县来说,由拉杆子当土匪而升官者就有丁老八(团长)、梅发魁(军长)、董世武(旅长)、李老幺(师长)、程秀明(旅长)、吉长升(团长)、郑复礼(团长)、万宗(旅长)、武鸿章(团长)、夏维礼(旅长)、王汉清(团长)、李其芳(团长)以及金耀坤、韦凤岐、马德胜等。所以在河南民间有“想当官,拉大杆”之谚。根据1923年的调查,河南南阳的著名大杆就有32股,约1万余人。现将各杆匪头目、匪杆人数、盘踞地点分记如下:贾文生200余人,盘踞四科树一带;宋万林1 000余人,盘踞冢头一带;张老六1 000余人,盘踞赊旗镇附近;王和尚200余人,盘踞柏树坟一带;张西魁700余人,在石桥镇附近;老昏王600余人,在洞河地方;周银匠700余人,在瓦店一带;陈马武百余人,在金华镇地方;董九900余人,在博望一带;王得荣200余人,王得功100余人,均在桥头镇附近;张九200余人,在袁店一带;陈四麦800余人,在穰东一带;冯黑脸百余人,在冯冲地方;刘保宾200余人,在清华镇附近;李五子200余人,在燕营一带;耿十八200余人,在老河地方;马振国300余人,在掘坪地方;花二娃百余人,在黄路店一带;裴十阎王200余人,在石门地方;郭祥臣百余人,在少渠镇地方;老班长200余人,在王庄地方;杨石滚200余人,在青台地方;谢二少百余人,在贺庙一带;王学显200余人,在下河地方;齐希林百余人,在齐庄附近;胡国桢百余人,在李桥一带;顾保百余人,在王营一带;张双鞭800余人,在方城地方;刘老三百余人,在龙桥一带;李占标300余人,在刘官营一带;乔成崇百余人,在柳河一带。以上均系有名匪杆,其余零星三五十人者到处皆是,兹不赘述。[84]这些人拉起杆子,有了较多的人和枪,不论政府招抚与否,都可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凡几百人或千数人一股的大杆子土匪,一般都要被招抚。一旦被官方招抚,就得根据其力量的强弱、人枪的多寡,分别委以军、师、旅、团等职务。所以当时土匪中流行这样一句话:“闹得越大,得的官越大。”[85]由于这种诱惑,在一个时期内,河南各县的富户子弟,也都以“杆”为荣。1922年7月10日《时报》有一段报道:“汴省土匪之多,早为各省之最,考其原因,则以土匪之领杆者皆有得军官之希望也。杆愈大,及至收抚,非团长即旅长,营连微职,不值一顾,因之近两年来,各县富户之子弟,亦皆以领杆为荣。其先土匪猖獗,尚在深山各县;平坦交通地点,犹无此现象。但自去年以来,省门附近地点,即有大股土匪架票勒赎,屡经民间报告,亦无办法。刻得确耗,言开封县境之陈桥聚有土匪一二千人,既有多数之快枪,又有极大之炮队,军装军械,似较官兵为优。陈桥距开封仅有五十余里……嗣以毅军不肯开仗,不得已又调驻洛河南陆军李鸿翥部下前往……第此股土匪乃从滑县窜来,为首者即滑县有名土匪王二、王三,但其所出布告,文义尚好,内中似有人才在内,且该匪此次窜抵陈桥,尚未抢掠,闻其用意,亦拟要求招安,可得一旅长。”这种通过拉大杆升官发财的匪目,全国各地都有。

(4)兵痞型。这类匪目都是行伍出身,原先在军队里任过官职,后因部队解散或在战争中溃败等,转而充当土匪。他们所率匪众,按军事编制,因熟悉战事,擅长枪法,武器精良,所以比平常土匪更凶悍猖獗。这种匪目,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数尤众。据当时的档案和报刊记载,山东省有数十股土匪,悍匪头目大多是兵痞出身,“其中最凶悍者即史殿臣,盖史匪系前武军之连长,所招土匪,亦系前解散之定武军,地势熟悉,枪械又利,非他股土匪可比”。[86]20世纪20年代初,横行山东、河南等地的范明新,也是兵痞出身。1923年10月22日《时报》载:“范明新,山东鱼台县范楼人,年五十余岁,曾充山东常备军队官,因在帮(疑即青红帮之类),遂滥交匪人,事为上官所悉,欲诛之,范见事不妥,乃逃之为匪。范为人极镇静,部下码子约一千余人,均按军事编制,有秩序,遇官军则分数队御敌,或设伏制胜……范之二头领(即副杆者)为刘振芝,绰号三滑溜,亦鲁人,张敬尧督湘时,三滑溜曾在湘充某营连长,年约三十余岁,至今人仍以连长称之,匪之部下有一张师爷者,年三十余岁,轶其名,曾在某省陆军学校毕业,范匪奉为军师,皆呼张师爷而不名。”山东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和他的副官郭琪才等,曾是张敬尧部队的军官,这支军队于1920年解散后,孙美瑶和他的一些同伴就回到山东老家为匪,1923年2月制造了临城劫车事件。

此外,这种兵匪型头目,在海盗中也有。例如,1922年抢劫通州轮船的一群海盗,据报道,“贼首系广东人,身穿线绒西装,眼带克罗克司玳瑁镜,足穿长马靴,年约四十五六岁,头戴毡帽,精神奕奕,能操英语法语,疑系军界之重(要)人物”。[87]

(2)惯匪型。这种土匪头目,往往是世代为匪,或者本人长期当土匪,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活动,残忍成性,狡猾异常。最突出的例子是湘西晃县的大土匪姚大榜,他家祖祖辈辈为匪,专以抢劫为生。姚大榜本人从10多岁起,就跟着父亲叔伯四出劫掠,到1920年他82岁时被人民政府处决,前后当了60多年土匪,晃县、芷江、麻阳的大山小山,大坡小坡都留下过他的踪影和血债,其杀人经验之丰富,越货手段之毒辣,都令人发指,所以湘西的老百姓都管他叫“混世魔王”。由于他为匪资深年久,恶冠湘黔,当地的匪目多称他“榜老爷”,有的尊他为“老前辈”,谁都不敢直呼其名。即使是芷江警备司令楚汉宫龙头大爷杨永清,虽然后来成了姚大榜的顶头上司,但在场面上还要以长辈相待。

湘西土匪多如牛毛,十分猖獗,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对他们无可奈何,湖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久闻姚大榜在湘西土匪中的势力根深叶茂,盘根错节,多次派人前来请他出山“共商国是”,并“委以重任”,想通过他来笼络各地股匪,以统一湘西。可是这个老魔王始终对“做官”没有兴趣。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在深山里称王称霸,自有他的“乐趣”。他公开扬言:“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88]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惯匪凶恶狡诈的本性。

(6)恶霸型。这种土匪头目一般都是凭借其政治军事实力,独霸一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种土匪恶霸,在湘西地区尤为突出。据记载,湘西20余县,差不多每个县都有一两个大土匪恶霸盘踞在那里。其中以陈渠珍、石云湘、张本清、杨永清、师兴周、瞿伯阶、瞿波平、徐汉章、陈策勋、江援华、曹振亚、宋官荣、龙云飞、张平、张玉林、姚大榜等势力为最大。例如,土匪巨魁、人称“湘西王”的陈老统(即陈渠珍,又叫陈有木,土匪内部称之为陈老统),领兵镇守西藏,当他的部队被西藏人民消灭以后,他只身回到湘西,纠集土匪,称霸一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以2万之众“围剿”红军,凭他敲诈勒索的本领,弄到了万贯家财,过着挥霍无度、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先后娶妻纳妾七八人之多,至20年代初,年过70的他,还拥有才20岁的小妾,年纪比他孙子还小。由于他钱多势大,曾在名义上统一指挥过湘西土匪,所以号称“湘西王”。[89]石云湘,是湘西赫赫有名的“石军长”,系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学校毕业,曾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里当过师长,因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相容,失意回到辰溪家乡,拼凑了一批土匪人马,独树旗帜,称雄称霸。后来国民党收编湘西军阀土匪时,为了笼络他以对付革命势力,便封他为暂二军副军长兼暂七师师长。他手下拥有武装土匪“六千余众”,横行于辰溪以南,怀化以北,溆浦以西一带。[90]

在湘西晃县,除继承了24代匪业的姚大榜外,还有一个叫张本清的大恶霸。此人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因在战争中开了小差,就回到家乡纠集土匪势力,称王称霸,在军政界混上旅长和“参议员”的头衔,并以搜到的民脂民膏为资本,开办了朱砂矿和店铺,残酷剥削工人和百姓,所以工人称他为“张老虎”,官家称他“张参议员”或“张旅长”。由于他财大气粗,具有很大的恶势力,晃县的地方绅士杨耀华、申宗清、曾复旦、苏定川、刘育齐等都巴结他,连老匪首姚大榜也要让他三分。凡新县长到晃县就任,首先要拜访张老虎,县衙门请酒,居上座的也是张老虎,稍有怠慢,县官便有丢乌纱帽的危险。[91]

龙山县在解放前也被两股大土匪分割了地盘,南半县是师兴周的势力,北半县是瞿波平的势力。师兴周是个搞民团出身的恶霸地主,他杀人越货、强奸妇女、吸食鸦片,无恶不作。他以办民团的名义,收集了各种刀枪兵器。他把刀架在老百姓的脖子上,强迫种鸦片,用搜刮来的鸦片去换武器。当他搞到大量人枪以后,就丢开“民团团长”的名义,自封为“师长”,称霸一方。瞿波平的哥哥瞿伯阶自1926年为匪,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1949年病死于龙山。瞿波平是跟随其哥哥起家的,当过勤务兵、排长、连长、大队长、支队长、团长,到瞿伯阶临死前授命他当代理师长。师兴周、瞿波平两匪都想独霸龙山,争斗了20多年,因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来在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下统一起来。湖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和白崇禧看中了龙山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双方共有的1.4万人枪,就把龙山定为反共据点之一,由宋希濂委任瞿波平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兼十师师长,师兴周为副司令。湖南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赴湘西剿匪,师兴周被活捉,瞿波平最后向解放军缴枪投诚。[92]在芷江县则有三霸,即杨永清、邓海环和李连章,其中杨永清最有实力,他在江湖上是龙头大爷,在绿林里是土匪头子。1922年,他在芷江建立了楚汉宫(帮会),弄得不少人倾家荡产,赔了钱,赔了枪,赔了妻子,甚至赔了自己的性命。而杨永清的钱却越来越多,枪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到后来,楚汉宫就成为湘西最大的帮会,永顺、大庸、怀化、黔阳、晃县、辰溪、麻阳、溆浦、常德、沅陵、桃源各县都有楚汉宫的旗号,楚汉宫的势力扩大到10万之众。这就使杨永清不仅当上了“国大”代表,而且还攫取了芷江警备司令的大权。因此芷江就成了杨家的芷江,整个湘西几乎也成了杨家的湘西。1949年春夏之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瓦解,蒋介石部署了“以退为进”的反共战略,通过收买土匪势力将湘西作为反共基地,命宋希濂由鄂入湘,任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加封杨永清为湘西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司令。白崇禧又奉蒋介石之令,带10万光洋和200支卡宾枪来到芷江收买湘西股匪,并通过杨永清之手,将枪银分发给湘西各土匪头目。[93]正是这些土匪恶霸在湘西据地称雄,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搞得田野荒芜,人烟稀疏,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恶霸型土匪头目在湘西固然为数甚多,比较突出,在其他地方也并不罕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3.土匪基本成员

以上对土匪头目的状况作了分析考察。下面,我们将对民国时期土匪基本成员(即普通匪徒)的来历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和年龄结构,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分析,以使人们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充当土匪的究竟是什么人。

由于土匪很少留下他们投奔绿林的自述,由于大多数人从事土匪活动的时间较短,尤其土匪中大部分是文盲,他们不可能自己写下文字的东西,而官方的报告往往限于一般匪情和围剿的情况,故有关他们投奔绿林具体原因的记录很少。幸运的是,民国时期一些社会学家所做的犯罪案例调查以及民国档案中的供词,保存了土匪谈话的详细记录,记载了土匪们对如何以及为何从事土匪活动的缘由的叙述。另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陆军部档案里,还存有各地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犯的一览表,其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被处决匪犯的年龄、职业和犯罪事实。虽然这些记载依然比较简单,但从这些材料中已能清楚地看出民国时期土匪基本成员的主要来源和年龄结构,并可提取具体例证。

在我们所见到的调查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关于犯罪问题的调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严先生曾深入监狱进行实地调查,通过与犯人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历史、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他收集到各种犯罪类型300多件个案,并从12个省监狱记录中抄录了一些统计资料,经过研究分析,写成《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在这本书里,他选用了几个盗匪个案,这几个案例具体说明了这些土匪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天灾荒年而受饥饿所迫投奔绿林的过程。

个案59:刘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他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和其他佃农竞争甚烈。当时的规矩是佃户在第一年就要付地租,第二年开始耕种。1927年收获很差,刘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在当年年底或来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收成后,刘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租。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因为被疑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干脆参加了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里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94]

在旧中国,按照传统习惯,如果遇到灾荒,农民可以先到县衙门报告受灾,要求免税,同时可以到邻乡邻县要求帮助。但是,在民国年间,许多地区连年灾荒,农民无路可走,只得被迫去当土匪。上面这个案例,反映的是东北地区的佃农因遭灾歉收,无力交付地租,被迫为匪的一般状况。其实,这种情况在苏、鲁、豫、皖一带更为严重,因为这一带的灾荒连年不断,农民受饥饿所迫,就成群结队地去当土匪,有的地方甚至全县老百姓都当了土匪。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过调查,县长告诉他,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当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当我说明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匪而是灾民。在山东,曹州是有名的出土匪的地方,严景耀去山东作灾情调查时,问一土匪关于曹州的情况,这个土匪对他说:“曹州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当土匪都是因为连年灾荒。在曹州当土匪在政治上有个有利条件,该地与直隶、河南及江苏三省交界,他到别省作案很方便,逃到别省也比较容易。”[95]

以上个案材料和调查谈话记录可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严重的灾荒是匪情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土匪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灾民,这些人大多是充当临时性的土匪。

个案60:李L.K,是东北军的兵士,1928年他跟着军队在大同打阎军。东北军被击败了,他被丢在大同。当我在大同狱中访问他时,他说:“我是个兵,老家在河南。我因老家闹荒年逃到东北。当我参加了东北军时,我被送进关内打仗,打败仗以后,我们的兵许多被抛弃在这里,我是其中之一,没有钱,没有吃,只有一条枪。我别的不会,就会打仗和种地。我本想租点地种,可是别人都不租给我,因为我是异乡人,口音不同,受当地人的歧视。而且我穿着军装,他们都看着我害怕,等我知道我无法找到事做,我就想用用这个枪杆子了。枪杆子只有两个地方用得上:军队或者土匪。我既当不上兵,就只有当匪了。”他继续为他的行为辩护说:“请您别以为我是在军队打垮以后唯一当土匪的。在监狱里不多,可是您到山脚下或公路上调查一下看,当土匪的人多着啦。他们不是匪,不过是些失了业的能打仗的兵罢了。”[96]

以上这个土匪的陈述,据严景耀先生说,经大同县县长的审查认为是真实的。该县长说,以前山西是模范省,是和平之乡。那里没有内战,没有土匪。但是从1929年到1930年山西发生内战,带来大量盗匪问题。当严先生打算到距离大同30里外某处进行访问时,该县长坚持要派两名武装兵士伴送。他还说:“这在1928年以前是不需要的,在现在,谁也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与此同时,一个绰号“野狐狸”的土匪告诉严景耀先生类似的故事。他说:“战时或灾荒年里是招兵买马最容易的时候。在内战时期,所有被击败的兵士都没有地方去营生。他们常要求参加大规模的土匪集团,这样他们就可以得的多而失去的少。”[97]

以上的个案和谈话材料,可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各地匪情猖獗,与战乱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几乎全中国每一个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战乱频起,农民大批破产流亡,为了混碗饭吃,就成千上万去当兵,一旦军队溃散,只好流而为匪。山西的情况如此,其他省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战乱是匪情滋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土匪的基本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像李L.K.那样的兵匪。

个案61:李L.和李T.是兄弟二人。他们在东北有一块地,他们都已结婚。直奉战争时,他们的大车和牲口都被大兵抢走了……他们不能再种地了。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来源都是来自耕耘。不种地了,不能生活,只有把妻子儿女送给父母去养活,自己就去当了土匪。这是他们谋生的最好办法。他们想,社会是不会带给他们公道的,当了土匪对于社会来说也只是他受了灾难的补偿。

个案63:莫是吉林省的农民,他种富户家的田。1927年因歉收无力先付田租。王收回租田,把地另租给姓朱的种了。莫没有办法,只好回到王家要求宽恕。王执意不肯,因为朱已付了田租。莫因此对朱十分怀恨,和朱大吵了一场。后来动手打起来,莫用棍子打朱,打在致命处。莫发现朱被打死,他再不能留在自己的村庄了。他害怕受法律制裁,也怕谋生无路。他最后也只好投奔匪军,一则逃避法网,一则谋求生活。[98]

这两个案例反映的是两个普通农户不同的遭遇,前者被军队抢走牲口,无法耕种;后者被地主夺回租田,无地可耕,并打架伤命。但他们的结局却相同,都被逼上梁山,直接投奔绿林。这种人在民国时期的土匪队伍中,为数也是不少的。

卢百妹供:小的现年20岁,英德县人,父殁,母邓氏,兄弟6人,居三,妻子无。

小的家道贫苦,游荡度日,素识欧龙大哥带入三点会,举为铁板,随同开台拜会数次。他带小的到乳源、阳山、英德等处作发财生理,记得拦途截劫有七八次,每次兄弟五六人七八人不定,每次小的得洋五六元三四元不等。反正后,与欧龙大哥并李道新、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充民军棚长,欧龙大哥为排长,冯生龙、冯七亦在民军,系别棚棚长。后民军解散,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冯生龙、冯七及诸兄弟均回乳源,冯生龙、冯七则在水心村搭厂居住,欧龙及小的等则在长迳村背石山搭厂居住,来往人数无定,此山形势险阻,可资固守。

今年正月,闻香港何克夫派军师邱亚强来寻小的,带往厂内住宿二夜,与欧龙大哥商议劫监反官攻城,起事成就,许以官职,人各应允。他送欧龙大哥洋银五百元,作临时军饷,办备快枪、大叽枪十余支,至正月二十四日,兄弟多来了,有百余人,共搭厂九间,各式枪械齐备。三十夜,李道新则带兄弟30余人,各持枪械到英阳圩与冯生龙、冯七会齐,冯生龙、冯七亦带二三十人,因他到迟了,至二月初一日天明时方下山鲤鱼冲地方抢劫。当时欧姓喊捕,兄弟们开枪,不知何人致伤事主,后欧龙大哥先带小的并诸兄弟入搜,劫洋银数百元,及黄牛大小五头,衣服二担。后黄牛、衣服由他发卖,每人兄弟无论有去无去,欧龙大哥每人给洋三元,小的只得三元,并无多得。李道新、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是在场行劫,每人亦得三元,冯生龙等则掳捉妇女、小孩10人,带下清远发卖归来,我们兄弟旋在山下附近地方抢得大猪3头,于三月初一日拜旗后,闻军队到英阳圩围捕,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各兄弟一起同到长迳村背石山厂内御敌。初四日,军队果来,欧龙率小的暨各兄弟与军队对敌,相持甚久,不料官兵出其不意,绕上山后,两面夹攻,兄弟们不敌,死者死,逃者逃,不知其数。小的与欧龙、李道新、冯生龙、冯七等30余人且战且走,奔至木角地方,复与军队死战,无奈兄弟们已剩无多,兼之腹饥,以致小的与欧龙、李道新同时被获到案。

李道新供:小的现年32岁,英德县人,父殁,母陈氏,兄弟二人,居大,妻子无。

小的素来当捞,向无事业,与欧龙大哥相识,邀入三点会。冯生龙、冯七、卢百妹、陈炎、李观福等彼此往事,谈及贫苦难度,随兄弟们在阳山、乳源、英德各处拦抢两次,每次兄弟三四人七八人不定,他们皆有枪,小的只有双刀,每次分赃小的只分半份,得洋三四元一二元不等。反正后,小的与欧龙大哥并卢百妹、李观福、李发鱼、陈炎、陈得都充入民军,欧龙为排长,小的与冯生龙、冯七为棚长。民军解散后,小的得有长短枪支,随后与欧龙大哥到乳源,各兄弟均在一处……(以下情节与卢百妹供相同,从略)[99]

这两份供词材料,反映了广东英德县农村一批年青的无业游民先参加土匪(以三点会为组织形式),以抢劫为生,而后于辛亥革命时充入民军,民军解散后又继续当土匪的过程。这批青年无业游民加入匪伍以后,就成了职业性土匪。他们从加入匪伍,到被捕归案,经历了五六年时间,如果未遇官兵围剿捕拿,必定还会干下去。因为当时除了当土匪,很难找到别的谋生之路。这种土匪多充当了土匪队伍的骨干,而且数量最大。这一点,我们从民国档案里所存有关各地处决的匪犯职业统计中可得到确切的证明,详见表1—表6。

表1 山东省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270,(1011)2297。表中“其他”职业一栏包括手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

表2 安徽省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600。

表3 河北省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606。表中“旗奴”系蒙古族贫苦者。

表4 河南南阳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298。

表5 东北地区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269。

表6 贵州省处决匪犯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604。表内“其他”职业一项包括卖草药、巫教、赶鸭、赶猪、屠宰、背盐、撑船等等。

以上是全国六个地区有关处决匪犯的职业状况的统计,虽然这个统计不能说很完整(因为所存档案的局限),但这六个地区的匪犯职业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反映了全国的概况。从以上六个地区的统计可以看出,无业游民身份的土匪,在各地处决匪犯中都占多数。这六个地区处决的匪犯,我们所能统计到的总数共1 186人,其中游荡无业的游民就有894人,差不多占总数的70%以上。在某些档案材料中,有些地区某个时期处决的匪犯,其职业竟然全是无业游民。[100]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则更具体说明这种无业游民是土匪队伍的经常性的主要来源,而且是永久性土匪队伍的骨干。

从以上的统计还可以看出,在各地处决的匪犯中,当兵出身的人数并不多,占总数的不到10%,即使在兵匪最多的地区如山东曹州、河北等地,也不过占处决匪犯的20%上下。其主要原因是,民国时期许多地方的兵匪,大多是军队解散或在战争中溃败转而充当土匪的,他们基本上仍保持军队的编制,而且武器精良,擅于枪法,比一般土匪更为凶悍,所以当时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大多是通过招抚的办法来改编他们。如山东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万余众,系前解散之定武军,熟悉地势,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曾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四省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协议,将毛思忠部改编成一支“新编陆军”。有鉴于此,在处决匪犯档案中很少有兵匪的材料,就不难理解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上述统计材料中,被处决的当兵出身的匪犯,绝大部分是被打散的零星溃卒、逃兵、革兵以及一部分退伍兵,他们是在加入匪伍以后从事抢劫活动而被捕处决的。

另外,在各地处决的匪犯中,除了少数务农种地的人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是佣工、苦力和从事各地杂色职业的下层群众。在1 186个处决匪犯中,似乎没有一个上层阶级的人士。对于大多数加入土匪队伍的人来说,落草为寇只是因为生活环境已经恶化到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时,才作出的一种反抗。首先是因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大批周期性失业或无业游民的产生,创造了土匪活动的基本队伍。而民国时期连年的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地主阶级、反动政府的残酷压榨,使得农民破产,民生凋敝,民不聊生,传统家庭解体,社会失去控制的职能,从而迫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入草为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

关于土匪的年龄结构,历来是土匪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霍布斯鲍姆几乎对世界上各个重要地区的土匪都作过研究,他在《土匪》一书中明确指出:“他们当中最重要人物的年龄段在身体发育到结婚成家之间,而且都是青年男子,也就是说,整个家庭责任的重负还没有落在他们的肩上。”据他研究,典型的土匪都是青年人。19世纪60年代,贝西列卡塔地区土匪的2/3在22岁以下;秘鲁兰贝叶克地区的29名土匪中,有49人是单身汉;迪亚戈·卡连兹——安达卢西亚有代表性的土匪传奇人物死于24岁;亚诺齐克——与他齐名的斯洛伐克土匪,死于22岁;兰皮奥——巴西东北部的土匪是在17岁到20岁的年龄间开始其土匪生涯的,而“约瑟先生”(真名叫卡门)则在18岁。土耳其一本土匪小说的男主人公——“瘦子穆罕默德”,在10来岁的时候就进入托鲁斯山脉当土匪。[101]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和他所举的例证,说明土匪的主要年龄阶段是在20岁左右。别林斯里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对中国土匪的年龄结构作了这样的论证,他首先说:“据被土匪绑架的洋人证实,那些抓他们的土匪中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且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其余的则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然后他列举了一些重要匪首的年龄,他说:“一些可靠的详细资料说明,许多土匪头目在出名时是非常年轻的,孙美瑶(临城事件的主谋)当时年方22岁,而老洋人在其生涯顶峰时也才28或29岁,白朗的两位助手年龄为29和20岁;他的另一位同代人郜永成在开始创业时年17岁。憨玉琨和张治公在土匪队伍中混了几年之后,1911年时他们的年龄也才分别只20和24岁。在满洲,22和26岁显然是众土匪首领的平均年龄。”他的结论是:“总之,生活的艰辛以及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得土匪的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102]我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根据对北平监狱有关犯人年龄之调查认为,男犯16岁至22岁之间人数增加最快,至29岁逐步下降,但32—44岁是犯罪高峰期,44岁以上犯法人数逐渐减少。[103]

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土匪年龄结构的论证,很值得重视,也很有价值。但霍布斯鲍姆关于土匪年龄结构的例证只限于外国的土匪,别林斯里的论述大多局限于民国时期少数著名土匪头目的年龄结构,严景耀在北平监狱的调查是对拐卖、偷盗、诈骗等多种犯人的调查。为了更确切更具体地了解民国时期一般土匪成员的年龄结构,我们特将第二历史档案馆陆军部档所存民国年间七个省份处决1 422名匪犯的年龄统计于后,详见表7。

表7 民国时期处决匪犯年龄统计

资料来源:陆军部档(1011)2270、(1011)2297、(1011)2269、(1011)2298、(1011)2606、(1011)2600、(1011)2062、(1011)2604。这七省处决匪犯的时间在1914年、1912年、1921年、1922年,材料并不齐全,如河南省只存南阳地区的部分材料。

从这份处决匪犯年龄统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民国时期土匪年龄的分布面是相当宽广的,但其中很明显的是集中于青年时期,21—22岁是人数迅速增长阶段,22—32岁是高峰时期(其中26—30岁有409人,31—32岁有349人,合计728人,占处决匪犯总数的一半以上),36—20岁阶段人数逐渐减少,20岁以上的匪犯为数极少。为什么民国时期土匪的年龄段集中于青年时期呢?这是因为,首先,青年时期是一个人身体发育成长的时期,也是向外发展最具雄心的时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即使在农民社会里,青年时期也是一个独立和潜在叛乱的阶段。青年中年龄相仿的人,通常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形式拉帮结派,喜欢不断变换工作,打架斗殴,浪迹四方。尤其是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政治的黑暗,连年的灾祸战乱等主导因素,将这批人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排挤出来,他们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只得投奔土匪。他们或者直接加入现成的土匪队伍;或者拉起杆子,结成数十人的帮伙,打家劫舍,为匪为盗。作家姚雪垠《长夜》一书描述了一个被逼为匪的农民,在他升为杆匪头目以后回家省亲时,当地的青年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加入匪伍的情形。这一情节,非常艺术地再现了民国时期这一年龄层次的农村青年之所以为匪的原因。

其次,在社会大动乱时期,青年则更易于从观念上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发财致富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双重心理,促使他们作出一些杀人放火的行为,流入万人唾骂痛恨的土匪一途而不顾。

另外,土匪活动本身要求土匪成员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不怕死的心理素质等,以适应艰苦的、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式,而青壮年正是恰当的年龄层次。

在这份处决匪犯的年龄统计表中还反映出,民国时期有大量30—40岁的人充当土匪,其中31—32岁年龄段仍处于高峰阶段,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照中国的传统,男子“三十而立”,也就是说,男子到30岁必须成家立业,赡养双亲,竭尽儿孙之孝。但是,在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农村破产,使广大农民已无法继续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农村游离出来,他们穷得讨不起老婆,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对他们来说,除了入草为寇,很少有其他选择。事实上我们从许多材料中可看到,他们大多是“无妻室”的光棍汉。所以当时民国有句俗话说:“如果三十而不立,最好‘入草为寇’。”由此,民国时期土匪队伍中有很大数量30岁以上的男子就不足为怪了。霍布斯鲍姆认为,土匪的主要年龄阶段是在20岁左右,看来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而别林斯里根据民国时期被土匪绑架的洋人以及部分传教士目击者“提供的大量事实材料”,从而认为“土匪中绝大部分是‘小孩’或‘小伙子’”。[104]这个结论,一方面是缺乏确切数据的含糊之辞,另一方面与民国时期各地土匪年龄结构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

三、土匪组织的内幕

土匪是专以掠夺为生的人群,他们到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就会散漫杂乱,进退无序;如果没有一定的纪律,就会自相残杀,强弱吞并;故土匪之有组织和纪律,乃客观生存的要求,势所必然。在土匪组织内部,设有种种头目,头目之间,各有职守,不相逾越;为了约束成员的行为,定有各种规范和章法,有赏有罚,界限分明;他们掠夺的方法甚多,分赃也有一定顺序,行动出没,还有特殊的联络暗号和隐语。凡此种种,均属土匪组织的内幕,鲜为常人所知。

1.土匪的来源

土匪的组织,按照聚集人数之多寡,活动范围之大小,匪众来源之驳杂,以及地区的差别,其组织状况和名称也就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土匪组织的形式基本有三种。

第一种是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上拉起杆子,集聚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比较小的地区范围进行抢劫活动。这种小股土匪内部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每股拥有一二匪首,是为头目,或称杆首;头目以下均为弟兄。这种小股土匪在聚集成帮之初,一般多要举行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与帮会结拜兄弟的仪式相仿。据记载,土匪“孤庄”(结拜)时供奉的是关云长,除了陈设的贡烛表馔外,桌上还摆着压上瓤子(子弹)的勃朗宁、自来得手枪,几个人按序分列站立,仪态庄严。烧香磕头时,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果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每人磕头时,先烧一炷香,然后燃着表,端端正正地跪在关老爷面前,口里即念此咒语,念毕,朝关老爷磕三个头,仍旧站在原位。[105]最后由土匪头目发誓,加念几句咒语,以表示他的诚恳和耿直。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股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匪首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则以忠诚报效头领,匪众与头目相互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也比较强。这种小股土匪,民国时期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探报,1912年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30余支。[106]据日本人大村省三所著《马贼之真相》的不完整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马贼匪队,就有百支以上。[107]这种小股土匪的名称各地不一,在东北地区称“绺子”,在华北一带称“杆”,在华南一带则有称堂称股的,据《堂匪总录》和《股匪总录》两书载,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堂匪”堂号有213个,股匪有230股。民国时期仍不乏堂股之称,此外还有称“馆”的。据陆荣廷报告,民国初年,广西匪势猖獗,恭城灌阳一带,“匪据巢穴,共有八馆,有天胜、龙胜、陆大、明胜、到胜诸名目。每馆百数十名数百余名不符,并携有快枪刀械,抄掳村庄,捉人勒赎,潜藏村内,此拿彼窜”。[108]

第二种是大股土匪,一般由数个或十数个小股土匪联合组成,共推一势力较大最有胆识者为大头领,是为总杆首,亦曰当家、掌柜。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匪众称大头领为大爷,以下之头目依次为二爷、三爷、四爷等。这种大股土匪,少则拥有数百人,多则拥有数千以至数万人,在广阔的地区范围进行掠夺活动。这种大股土匪总部与分部的建制,各地不尽一致,联合匪股的多寡,则根据形势和战略的需要而定。据1918年6月北洋政府军政稽查处处长高延长呈报,在山东境内黄河南岸的红船集地方,有六股土匪纠合一起。据1928年7月30日《时报》载,在豫西泌阳方城之间的母猪峡地方,有大股土匪张老六盘踞,“张老六一杆共十八棚,每棚均有头目”,总杆首张老六,第一杆首张双辫,第二杆首卢振东,第三杆首刘清堂、冯老蛮,第四杆首刘春林、刘天德,第五杆首夏今奎,第六杆首高大个,第七杆首刘锡典,第八杆首张西庚,第九杆首胡长青,第十杆首李猪娃,第十一杆首孙天义,第十二杆首刘花豆娘、徐小秋,第十三杆首陈明,第十四杆首赵世充,第十五杆首张聚祥、赵清山,第十六杆首李皮胶,第十七杆首吕怀,第十八杆首王义臣。这里的杆和棚,实际就是总杆和分杆。另据报道,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已联合34支各有900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有的报道称2万人),白朗为大杆首(总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德、李鸿等34人为分杆首,“其余小者,实难数指”。[109]

这种大股土匪除了总杆和分杆之间有明确的建制以外,一般在他们的总部还设有核心的领导机构,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等组成领导核心,孙美瑶部则建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其分工通常有寨主、二寨主、军师等不同名目;有的地方,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使等职。[110]此外,在土匪队伍的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钱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探等职司名目。这种详细的职责分工,何西亚曾作了如下记述:“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管全山银钱出纳事项,号曰帐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头,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者,号曰拒捕,亦曰坎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号曰插签,亦曰掳票;阳似良民,阴为匪类,介居盗匪与掳票之间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山寨离市井较远者,中途特约窝家数处(此项窝家,或系贫民,藉通匪以图分润赃物者;或系富家,实由匪等胁迫出之),号曰槽儿;此外在外尚有派往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号曰秧子房);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不置也。”[111]

第三种是土匪军队,即军队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军队。他们都按照军队的编制组成,设军、师、旅、团、营、连、排,并有参谋、军需、军法、侦探等。其开差、操练、戒严口令等,亦无不仿照军队。如山东土匪毛思忠,“其部下集聚一万余人,竟照陆军编制,取名定国军,并设有参谋、军械、执法、秘书、侦察等处”,[112]这就是一支军队化的土匪。另据报道,民国初年,四川省许多溃军驻扎各地,充当土匪,他们“有号令,有军服,有教练,有约束,器械精良,营具完备,一如军之布置也”,[113]这就是土匪化的军队。

在考察土匪内部组织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土匪以人枪入股、按股分赃的重要情况。这种按人枪入股分赃的情况,民国时期无论在北方的土匪中,还是在南方的土匪中,是普遍存在的。这里我们可拿一份官方的报告和一份土匪的供词材料来说明:(1)陆军少将京师警察勤务督察长钱锡霖,1918年亲临山东考察了土匪的内幕之后,在给陆军部的一份报告中专门提到:“土匪内部之组织,似营业之性质,无论何人,有枪数支,子弹数百粒,即称为股东。股东之中,有日人,有富豪,有皂隶,有侦探,有军官,有兵士,其匪首自有枪支者称之曰掌柜。每架票所获之金,按股分润,枪股一成,人股一成,匪首积蓄一成,赎票中间费一成,共为四股,每月算账一次,按股分红,以昭信守。”[114](2)广东英德土匪李道新于1912年3月28日供称:“小的现年三十二岁,英德县人……随兄弟们在阳山、乳源、英德各处拦抢两次,每次兄弟三四人七八人不定,他们皆有枪,小的只有双刀,每次分赃,小的只分半份……民军解散后,小的得有长短枪支……小的去年十一月间起意约同陈炎、陈得、李观福、李发鱼等,又有潜江人林十一指共六人,各藏短火在乳源税馆,拦途截劫一次,共得洋八十二元,衣服裤子八件,雨遮一把,回到欧龙大哥处分赃,作八股分,各兄弟每人得洋十元,小的占双份,得洋二十元,送欧龙大哥一份,应洋十元,各兄弟又得衣服一件,小的又得雨遮一把,衣服一件,裤子一条,尚余洋二元,在欧龙大哥处大众买酒食了。”[115]从以上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土匪组织内部,人和枪都很重要。对土匪头目来说,拥有一批枪支,既可以很快拉起队伍,分赃又可多得;对一般匪徒来说,有了枪支,即可按股分赃,不会吃亏。如李道新开始当土匪,只有双刀,没有枪支,分赃只得半份,后来他有了长短枪,分赃即占双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2.土匪的纪律

人们通常认为,土匪不过是一群放纵不羁、为所欲为、毫无约束的乱氓,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印象。实际上,在多数土匪队伍中是有纪律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据何西亚考察,绝大部分土匪队伍要求遵守的纪律有: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

四盟约为:(1)严守秘密;(2)谨守纪律;(3)患难相共;(4)与山同休。

八赏规为:(1)忠于山务者赏;(2)拒敌官兵者赏;(3)出马最多者赏;(4)扩张山务者赏;(2)刺探敌情者赏;(6)领人最多者赏;(7)奋勇争先者赏;(8)同心协力者赏。

八斩条为:(1)泄露秘密者斩;(2)抗令不遵者斩;(3)临阵脱逃者斩;(4)私通奸细者斩;(2)引水带线者斩;(6)吞没水头者斩;(7)欺侮同类者斩;(8)调戏妇女者斩。[116]

土匪规定的四条盟约,最早来源于秘密社会结盟的誓词,后来土匪结帮盟誓也多采用。土匪的八条赏规和八条处罚规定,与青红帮的帮规亦大同小异。土匪制定这些盟约和条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动步调,有效地抗击和躲避官府的追剿,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当然,各地的土匪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匪,所规定的纪律其侧重点、详略情况和严厉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地说,土匪在刚拉起队伍时,规定的纪律多比较简单明了,随着队伍的发展,其纪律条规也就日渐繁杂起来。如王天纵初拉起杆子时,只有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内抢劫,三禁私吞公财);后来,他对山寨的守卫、供给、敌情侦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纪律条规就繁杂起来。在诸多类型的土匪中,社会土匪(侠盗型)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因此这种土匪的纪律也就侧重保证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例如,白朗队伍规定的三条纪律中第一条就是“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117]河南鲁山侠匪秦椒红,专找富户作对,不掠穷人。他规定其部众派粮派款要执行五要、五不要的原则。五要是:做官的人要,在衙门当差的人要,做生意的人要,吃租子的人要,放债的人要。五不要是:贫苦人家不要,做苦力的人不要,帮工的人不要,残废人不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的人不要。对贫苦人家,一般不派,即使偶然收一次,也一定付款。有一次秦椒红的表侄,外号“海里怪”,向农民强索了一篮红薯,并威胁说:“如不给,我把房子给烧了,牛给牵了!”这事被秦椒红知道了,多次责备他表侄,海里怪总是不服,于是秦椒红就把海里怪杀了。秦椒红对弟兄们三令五申,不许欺压穷苦人民,到任何地方,只要能弄到钱粮,除供应弟兄们伙食外,要全部分给穷人。[118]

在土匪队伍中,制定的纪律条规最全面具体的要算东北著名马贼张白马部。张白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满赭土嘎河流域金矿地带活动的胡匪首领,这个地方曾出现过乌托邦式的“赭土嘎共和国”,20世纪初这个共和国灭亡之后,张白马就为他的部众制订了13条纪律。这13条纪律的条文是:

第一,凡遇孤客妇女,或老叟儿童,不准开差(即行动),违者罚。

第二,凡遇官吏经过本山主区域,不问其清廉贪墨,须奋勇直前;苟若人稍有政声者留半给之;贪墨者尽没其囊橐;苟有徇情纵容者,流西伯利亚。

第三,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对面不相识,本山主特颁发一种飞马牌香烟,苟见彼人有吸此种烟者,不啻即表示本山之标帜,须彼此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决。

第四,凡属本山支派,以义情为重,不必溢露于面,苟在内此肇祸者重罚。

第五,关东毗连外国境界,若遇外国人任凭有几何财帛,不特不能开差,抑且暗中妥为保护,庶免惹起无谓之外交。

第六,凡情愿入本山为幺者(幺即在胡匪中最小之称谓),须由本山20人以上之介绍,并须躬自认定某人为老师,然后衍谒师礼,手续完备后,经其师出切实保证方可入山。

第七,凡各地同志为膺介(指他党土匪)所攫,如有隙乘,须出全力援救,违者重罚。

第八,凡本山同志有泄露秘密者杀无赦。

第九,凡抽签得为宣告他人死刑之实行员,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若临事退缩,或徇私纵放,则实行员杀无赦。

第十,凡开差时奸淫妇女,或非公搜括,及私纳不报公账者杀无赦。

第十一,凡因荒怠误公,有碍全局者,杀无赦。

第十二,凡开差一次得来之财帛,无论多寡均以九折开拆;二成归公,一成给与眼线,四成公摊,一成特奖此次出力人员,一成抚恤本山历年伤亡弟兄子侄之家属。

第十三,凡入本山为幺者,舍正当经犯可以兼为外,其余医卜星相等空心饭,皆不兼为,因此种营业容易败事,而最注重者不能为官。若已入本山团体而又为官者杀无赦。[119]

从以上纪律条文可以清楚看出,张自马对什么人属抢劫对象,什么人属禁止抢劫的对象,对部众的行为准则,对入伙者的选择标准和入伙的手续要求,以及对掠夺到的财物进行分配的原则,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这些条文的内容可以判定,张白马应属劫富济贫的社会土匪。尽管张白马的13条纪律是最全面具体的,但它并不能被视为各地土匪遵守的普遍条规。即使同是劫富济贫的社会土匪,他们各部制订的纪律也是与张白马部不尽一致的。例如张白马禁止抢劫外国人,但民国时期内地土匪抢劫和绑架外国人却是较普遍的现象。

综观各类土匪所规定的纪律,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们都禁止奸淫妇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惧怕女人的“阴气”会带来厄运。我认为,民国时期那些土匪首领严禁强奸妇女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争取民众尤其是本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中,淫荡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强奸妇女更易触犯众怒,会遭到舆论的普遍谴责。所以,一般土匪首领刚拉起杆子时,多要约法三章,禁止奸淫妇女。尤其是那些社会土匪首领,他们拉杆子的目的是劫富济贫,为民伸张正义,强奸妇女与他们的宗旨势不两立,所以他们特别严厉禁止强奸骚扰妇女。如洛宁的丁老八,只要发现其部众有“采花”行为,就将他们身首分家。白朗关于禁止部众侵犯妇女的纪律也特别严厉。据白朗的护卫兵刘绍武回忆:“白朗最忌讳欺负女人,凡欺女人的,就地正法。他令我亲手打死的,就有十来个。不管他是谁,是兵是官,只要犯了这一条,随即就打死。”[120]尽管这些土匪头领多以严厉的纪律来禁止部众骚扰妇女,但实际上当他们的部队扩展到成千上万的规模时,特别是当土匪外出抢劫得意忘形时,就很难控制他们强奸妇女的行为,即使像白朗这样的社会土匪首领,到后来也约束不住他的部众。据报道,在白朗攻下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凡年逾10岁的女子,竟无一不遭奸污。

3.土匪的生活状况

人们都知道,土匪的生活状况与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土匪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具体。以往的一些戏剧、小说,常常把土匪的生活描绘成“占山为王,坐地分赃,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天天过年,夜夜新婚”的生活,这是片面的。20世纪20年代,盗匪问题专家何西亚,对盗匪生活之状况作过这样的概括:“土匪之生活,杀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掳掠之生活也;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饿死饱死,忽苦忽乐之生活也;东奔西窜,飘忽靡常之生活也;见弃社会,不齿人类之生活也;只图利己,不顾他人之生活也;虽生存于现社会,而不与社会合作之生活也;简言之,即与人类共存原则极端背驰之生活也。”[121]这基本上概括了土匪生活的主要特征,只是需要具体加以阐述。

下面我们将对土匪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情节进行考察,只是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比较零散,则有可能挂一漏万。

由于土匪是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因此,暴力抢劫、绑架、勒赎也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土匪抢劫的方式和规模,往往随其自身力量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小股土匪通常是从夜间劫盗个别农户、抢割庄稼、盗掘坟墓等等,开始其犯罪生涯的。进一步发展到在当地市场上作案,抢劫商店,从店主商人那里敲诈保护金,或在交通线上袭击旅客,抢劫其财物,勒索过境的保险费——“买路钱”。在湘西的一些山道口,土匪在刮掉皮的大树上,或山壁上,公然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走此过,留下买路钱。”[122]不过,当土匪团体获得了足够的武器和人马,也就是由小股土匪发展到大股土匪时,他们的抢劫活动也就会发展到规模更大、更加鲁莽灭裂的地步。

大股土匪抢劫,其目标一般是远处的村寨和城镇,其抢劫行动、计划布置,极为周密。各杆首均听从总杆调动,而匪众又受各所属之杆首指挥,不得稍有违忤,否则立予处死。在袭击之前,必先放内线,即派机警之匪探若干,分赴各地调查地方之贫富,民户之虚实,地理之形势,驻军之多寡,连进攻之路线、财家之位置、欲抢财物置于何处,都了如指掌,然后回匪巢详细报告。匪首当即召集各杆首开会讨论,总杆决定抢劫目的地后,即下令调拨若干匪众担任把风,若干匪众担任梭巡,若干匪众进行抢劫,若干匪众准备接应,并说明出发的地点,动手抢劫的时刻,以及临时口令暗号等,然后开拔至目的地。如果没有阻碍,他们一般在前半夜可抢掠完毕,后半夜即满载而归,回巢喝酒分赃;苟遇敌手,必全力以赴,解危而止。关于大股土匪的这种抢劫方式,我们举1923年8月河南孟县被匪洗劫的实例来说明:据《时报》报道,“本月念四日(1923年8月4日)上午,从黄河南岸窜来大股土匪,约四五百人,迳行渡河,至孟县城,由南门进城,先将巡警局门岗警士打死,入局将枪支全行抢去;又到武装警察队驻处,又将枪支抢去;遂将县署付之一炬,将监狱攻开,所有监犯及看守所犯人全行释放;分赴四街挨户抢掠,女校及高小校学生全行拘去,共计架去一百余人;绅商之稍殷富者,均不得免。临去牵去牛马百余头,并将肉票财物装载大车三十余辆,从容出城,如入无人之境”。这次大规模的抢劫,土匪在事先就作了周密的调查,并将抢劫的目标都作了暗记。“据孟县公款局长某君之报告,言匪未入城时,先有乔装军队之匪到城,言有军队开到,驻扎城内。城中人以为真军队也,遂不为备。至十二点钟,匪队蜂拥而至,入城后即大肆抢劫,架去学生四五十人,绅商五六十人,女校学生未与其难,唯女校校长阎某与曾任宝丰知事之毕濯缨君,同时被拉去。事后调查,被劫之户,门上均画有暗记,且未破城之前,即有类似便衣军人者陆续进城,各处暗记,或系该类似军人之匪所记也”。[123]

这种大股土匪抢劫、杀人放火的情况,在军阀混战、灾荒频仍的年代,就特别严重。据调查,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1万余人,他们在两个月内抢劫了30多个村镇,烧毁房屋2 000余间,打死打伤1 300余人,被害具体情况是:“余池寨,被匪杀伤四十余人,拉去四十余人,焚烧房屋五十余间。白秋寨,死十余人,拉去十余人。赵河寨,死伤三十余人,拉去男女百余人,烧房百余间。阡陌营寨,死伤四十余人,拉去男女八十余人。全寨被烧殆尽。新店寨死伤一百四十余人,拉去男女二百余人,烧房五百余间。丁庄拉去男女十余人。大庄寨,死伤二十六人,拉去男女一百余人,烧房一百余间。全华镇,死伤百二十余人,拉去男女三十余人,烧去房二百余间。安皋寨,死七十余人,伤四十余人,拉去百余人,烧房八十余间,前后共攻破六次。明皇寨,死伤七十余人,拉去百余人,全寨被烧,全家遇害者十四家。桥头寨,死伤七人,拉去三人,烧房百余间,南阳商人由汉口运回京广货品、货车二十余辆,宿此被劫,损失二万余元。高庙寨,拉去三十余人,烧房四十余间。冢头寨,拉去百余人,烧房八十余间。粟河店,伤十五人,拉去十余人。槐树湾,前后被抢三次。皇路店,死伤三十余人,拉去十余人,烧房三十余间。曹店砦,死伤一百六七十人,拉去百余人,烧房五百余间。李清店,死伤三百余人,拉去二百余人,全镇被焚三分之二。袁店寨,伤五十余人,拉去二十余人。掘地坪,死伤二十人,拉去四十余人,烧房二十余间。陆官营,死伤五十余人,拉去四十余人。博望,拉去学生四十余人。此外,三十里屯、界冢、苍庵寨、蒲山店、下樊营、竹园、紫竹林等处,死伤人数及拉去肉票,或三五人,或六七人不等,不能一一纪录。所列村寨,均系距南阳百里以内者。此外,旧南阳十三县中,若一一记之,恐连篇累牍,不足以尽之矣。又,以上列举之村寨被劫,均系最近两月之内之事,其去今较远者,亦皆从略。阅者见此,可以知豫省患匪之真象矣。”[124]

除暴力抢劫外,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绑票——架票勒赎。架票勒索钱财要比暴力抢劫钱财容易得多:首先,劫财必须事先了解财主钱物藏所情况,架人而勒其赎命则无此种困难;其次,暴力抢劫必须出动大队人马,绑架只需三四人或五六人,怀藏凶器,随时可行,所以土匪多乐而为之。同时,由于财主富户有能力替他们的公子闺女付出大量的赎金,所以绑票活动开始时直接对准这些人。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作“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控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子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125]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时报》也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126]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懦等三家六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127]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128]河南土匪架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129]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130]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131]

在民国时期,连政府官僚、外国人也变成了绑架勒赎的目标。1922年,土匪架走河南杞县县知事,就是前所未闻的事。[132]但最大胆惊人的事例,要算是1923年2月发生的临城劫车国际事件。以孙美瑶为首的上千名武装土匪,集合在鲁南津浦线上的临清车站,袭击由浦口向北开行的特别快车,绑架300名旅客,其中有30个外国人,均为人质。其实,土匪绑架外国人之事,早在临城劫车案前10年白朗就干过。在一次对鄂北的进攻中,白朗的部众就劫持了13名外国传教士。在安徽、河南和甘肃,白朗的部属也以较小的规模进行过这种绑架。临城劫车案之后,湖北、绥远等地仍有土匪绑架袭击外国传教士的案件发生。

土匪绑票的目的在于待赎,因此土匪在架票之初,必以各种方式通知票家,或张贴招告,或命被架者写亲笔信(不能作书者可由匪中白扇代写)寄予家人,说明被架情形,并要求带款若干往赎,否则不能原谅等语。例如,江西石城秋溪乡人赖配高,解送钱粮赴县,行至半岭,突被土匪捉去,掠走随带现洋200元,中银钞洋1 200元,金镯一对,该匪还张贴招告:“为招告事:今有赖配高押于寨内,欲赎者须交现洋八千元,否则头挂树上。”[133]又如,广州九江人黄万岩之子宗海,赴省城读书,被匪掳去,致书其父,勒索20万元,原函云:“兹特字到来,昨十八日黄宗海被掳,我兄弟要帮使用西纸二十万元正。先要缴礼物为证,先要缴八九大金二十枚,薯莨桂巾纱二匹,薯莨纱绸二匹,内要上上妙品,限一星期答复,如不答,勿怪无情。但着人来讲,必要带原信为据。父亲大人膝下,二月十九日,男宗海字。”[134]土匪贴招告寄函,如一次无效,则两次,两次无效则三次四次,过半年不赎者,土匪以为票家已无意去赎,视为“弃票”,于是对肉票施加种种酷刑,并割下耳鼻,斩断指臂,寄归票家,恫吓来赎。如再无音讯,即下毒手撕票(处死)。但当土匪进行大规模架票时,已不再反复函催等待赎票,大多立即对肉票施以暴行。据报道,河南邓县“杆匪行动,照常跟带肉票五六百人,合计窝藏之肉票,时赎时添,恒不下千余人。其所跟随之票,白昼系之以绳,如犟牛马,夜则束其手足,以防逃跑,稍有不遵,立即枪毙,故肉票虽多,无不俯首听命,哀求免死,此土匪对待男之情形。至于所拉女票,尤为惨酷,口不忍言;刻闻程某杆带所拉许多女票,晚间宿一村中,杆首于广阔之场,摊床一圈,各设烟灯,乘凉过瘾,迫令女票,尽行脱去衣服,陪吸洋烟,以供娱乐。传闻有一妇女,坚不脱衣,立时殒命,闻之令人发指,此对待女票之情形”。[135]又据报道,河南太康土匪,“所拉之票,必先拷问一次,谓之掳票。掳票时巨板压其首,以皮鞭鞭之,必尽得其家户之真象而后已。有稍拂其意及无力回赎者,或剁手,或割耳,甚则枪毙,故票之被杀者,日必数十起,即幸获赎出者,亦皆皮开肉烂”。[136]

土匪通过抢劫勒赎搞到钱财以后,即行分赃。土匪之分赃,犹如军队之发饷,莫不兴高采烈。但匪众分赃之多寡,向有定规,即按人、枪两种股份来分配。“人股”是以土匪在匪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说来,土匪的大头目大当家、二当家可得五六份,其次是炮头、军师、粮台等可得三四份,小头目棚头等可得二份左右,一般匪徒得一份,而新入伙的成员又无枪者只能得半份。“枪股”是按土匪入伙时所带来的枪支数而定,如有枪1支,即可分得1股之赃,有枪2支,可得2股,有枪10支,即可得10股,没有枪者则无枪股。若借用他人之枪使用,还得向枪主缴纳四成左右的租金。由此可见,土匪内部的分赃,并不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大秆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而是等级分明,苦乐不均的。新入伙的无枪的匪徒,分得的财物寥寥无几,一年到头,能混饱肚皮,就算不错了。

土匪分赃的时节,各地不尽一致。有的地方,“平时每个杆子得到赎款以后,马上就按枪股人股公开分账”。[137]有的地方土匪(如东北的马贼)每至秋后时节才开始分赃。分赃时要扣除一年的消耗和来年的备用(其中枪支弹药和鸦片的消耗金额最大,20年代初,“步枪一枝,价至三百余元,子弹每粒,价六元;自来得手枪价七百元,子弹每粒,价十四元……每两鸦片之价十余元”[138]),剩余部分全都分掉。分赃以后,匪徒们多下山过年;匪首们则潜入城市,寻欢作乐,进赌场,逛妓院,狐裘车马,饱醉终日,任意挥霍。

对于大多数土匪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一般的农民好多少。他们吃的是极普通的饭菜;除在抢劫分赃之后,很少有机会吃肉喝酒,享受美味佳肴。土匪生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东奔西窜,极不稳定。他们经常面临的是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处境,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为了逃避官兵的追捕,必须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地转移。在筋疲力尽之际,如果能吃上一顿饱饭,睡个安稳觉,就是最大的快乐。如果遇到强兵围剿,不仅要连续苦战,而且要面临死伤的威胁。例如,1923年10月,悍匪范明新部在汝州遭豫军围剿,范匪遁入大岌苍头山以内,官兵向前猛扑,该匪分向山后崖逃窜,被官兵截住去路,“前后五十余日,昼夜追袭,未稍休息”,“匪众践踏落崖,及被击毙者,约四五百人,余众咸弃械扒山逃逸”。[139]

土匪不仅要躲避官兵的追剿,还要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尤其是对土匪的头目来说,他们的日子如履薄冰,时刻有遭杀身之祸的危险。许多土匪头目死于非命,如鄂西兴山巨匪高冲道,踞猺子岩,官兵捕拿不得,乃以重金收买小匪多人,在猺子岩作内应,即将高冲道等匪首六人拿获,枭首示众。[140]又如,“苏豫边界著名匪首肖春子,自在肖境保安山一带,被苏皖剿匪总司令击窜后,俟陈旅回徐,仍盘踞山城集一带……十六日晚,驻肖砀交界薛湖地方之豫省抚匪老洋人,请肖股匪首宴会,肖随参谋任晓山及二等首领十人前往。讵老洋人名为请肖宴会,实欲翦除肖匪,肖未至以前,即于室内外遍伏卫队,备枪实弹。肖匪既至,饮宴中间,老洋人托故离席,室内外卫队齐出,持枪向肖等射击,肖等出其不意,无能抵抗,同来十二人,登时被弹殒命,无一生还”。[141]正是这个老洋人,在他谋害肖春子以后,不久即“被其部下丁保成戕杀”。[142]因此,绝大部分的土匪首领,都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煞费苦心。悍匪范明新,“所至之地,十余里内均有密探梭巡;杆首所居,周围有岗警,有门房”。[143]当时的东北匪首张作霖、湘西匪首姚大榜,每晚宿营都要更换地方,并有贴身卫兵严加防护。临城劫车案以后,当谈判陷于僵局时,孙美瑶却带着“肉票”驻扎在抱犊崮山颠上,而不与其他首领混住,以防不测。由此可见,土匪的生活,无论是匪徒还是匪首,总是处在吃惊受吓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

在土匪的生活中,鸦片几乎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首先,鸦片可以换武器,民国时期许多地方土匪的枪支弹药都是靠鸦片换得的。在一些土匪头目眼里,鸦片即武器,鸦片越多,武器也越多,势力就越大。这样,在有些地方(如湘西),鸦片比金条和银元还贵重,土匪头目想尽种种办法强迫农民种鸦片。有的“假借‘政府’名义,挨家挨户分配给农民,按亩估计产量,收取烟税,烟税要付实物(鸦片),最低百分之四十,最高百分之八十,不能如数缴税,便放火烧房子”。[144]“有的土匪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145]其次,鸦片可以治病、减轻伤痛、调节神经,尤其对土匪的过度紧张不安能起松弛作用。所以土匪多染有抽鸦片的嗜好。据报道,白朗队伍中,“嗜烟者居大半,李鸿斌一股,日需烟膏二百两,其他类似”。[146]在临城劫车案中,驻守抱犊崮的土匪,对被架肉票,“每晚招待吸食鸦片”。[147]后来,在土匪司令部为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期间,在司令部的“三边都是烟馆,每个烟馆里经常供给一套鸦片烟具”。[148]1923年,河北威县土匪董四、陈清林,潜伏在曲周的北刘村,当官方得悉派人前往逮捕时,他们俩还正“横卧土塌,对吸金丹”。[149]据霍华德多次提到,几乎每个土匪据点都吸食鸦片,“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当他们拿到大量未经提炼的鸦片时,他们就喜形于色;一旦没有鸦片时,他们的生活就味同嚼蜡”。[150]吸食鸦片的结果,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据《中国年鉴》(英文版)记载,老洋人吸食鸦片,对他的健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151]而大多数吸食鸦片的土匪,都精神不振,骨瘦如柴,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但由于烟瘾的驱使,他们仍乐此不疲,为了搞到鸦片,可以不择手段。据报道,1920年,老洋人部众进攻安徽阜阳,一入城即四处找大烟。至于其他土匪敲诈勒索鸦片的手段,亦可想而知。

从总的情况来看,民国时期的土匪,除了少数头领胸怀抱负,想干出一些出人投地的事以外,大多数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加入匪伍的。由于土匪的生活基本上是抢劫烧杀,颠沛流离,在一个又一个危险中度过的,所以土匪的感情世界是苍白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当土匪是“犯法”的,是冒险的生涯,一旦有可能,他们就会洗手不干:或脱离土匪队伍;或集体接受招抚,成为官军。在20年代,山东邱安县一支千余人的土匪队伍,被政府招抚改编为地方保安队以后,充当保安队长的匪首激动地说:“吾辈改编后的收入虽比吃红钱(掠夺人质的赎身金)时少,但我们当土匪是因饥寒所迫,为匪不但自身难保,而且也祸连家族,不得安宁。今官军对我等一视同仁,我辈身家共享安宁,理当尽职,报效乡里。”[152]上文提到的河南洛宁土匪丁老八,在他当土匪的鼎盛时期,孩童们作游戏,自称“丁老八”,丁老八遇之而笑回:“当刀客(即土匪)最丢脸,不要学我。”[153]洛宁匪首郑夏礼,在他得势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土匪,土匪行为都是越礼犯法的”。[154]所以,他们后来都接受招抚是顺理成章之事。有的土匪,为尽早被政府招抚改编,甚至故意制造事端,进行要挟。1923年2月的临城劫车案,就是孙美瑶匪部要挟政府改编他们的一次行动。该部土匪大多是遣散之兵及贫苦农民,聚集于滕、峄、蒙、费山区,以抢架勒赎为生,后因围剿吃紧,久困山中,日食维艰,于是以劫车掳洋人要挟政府改编。北洋政府出于外交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改编为“山东新编一旅”,由孙美瑶为旅长。据当时从匪部逃出的一个被掳的洋人说:“匪首云,我辈皆某军军人,数年枪林弹雨,劳苦功高。一旦被裁,遽变乞丐,实不甘心。因不得已与群杆联络,若仍招安编为正军,则养生有路,何必作此犯罪生涯云云。”[155]由此可见,在土匪自己的眼里,充当土匪不仅政治上没有前途,生活上也是没有保障和出路的。

4.土匪的隐语暗号

美国社会学家埃德文·萨瑟兰曾指出:由于罪犯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不同“局外人”交往,久而久之,罪犯之间高度的相互作用导致共有意义的生成,从而为犯罪亚文化群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种随异交往,他们甚至发展出一些共同的语言或黑话,不在这一亚文化群中的人,一般不懂得这些表达方式的意义。[156]土匪的隐语是社会亚文化群发生过程中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特种语言,既是土匪自己的习惯和癖好,又是土匪为了维持本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而创造的交际工具。因此,凡在江湖上闯荡、在土匪中混迹的人,不了解这些隐语黑话,是寸步难行的。

民国时期土匪的隐语黑话很多,各地土匪内部流行的一套黑话,多带有地方方言的特点。例如,河南中部的汝州,一向是土匪出没的中心,有人认为河南土匪的隐语黑话,是以汝州方言为基础,混杂各种俚语,因此不经指点不可能全然了解。其他地方土匪黑话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土匪隐语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据学者们研究,主要原因有:

(1)土匪重迷信忌讳。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三节所述,土匪基本上过的是杀人放火、抢劫勒索的生活,经常要冒生命危险。作为心理上的调节,土匪们将一切凶吉归结为天意。因此,他们办事、说话,都要讨吉利。每次出发抢劫之前,都要占卜算卦,根据占卦的吉凶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说话要回避不吉利的词语,凡是忌讳的言词,都用代用词来替补。例如,“吃饭”、“喝茶”这两个日常生活用词,就是他们最忌讳的,因为“饭”与“犯”、“茶”与“查”谐音。为了回避这两个不吉利的词,山东一带的土匪称吃饭为“上传子”(东北马贼叫“啃富”,河南土匪叫“填瓤子”),把喝茶叫“上清传子”(东北马贼叫“富海”,红帮土匪叫“受黄莲子”)。又如,“睡”与“碎”、“饺”与“绞”、“烟”与“淹”、“猪”与“诛”同音,为了回避这些不吉利的同音字眼,土匪就将睡觉称为“搪桥”,将饺子称为“飘洋子”,将抽烟称为“啃草卷”,将杀猪称为“搬浆子”。土匪对龙、虎、狼、牙这些字也很忌讳,这大概反映了他们忌讳提到这些潜在敌人,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虎象征官府衙门,人们习惯称它们为“虎口”,牙与“衙”同音,“狼”乃因为人们习惯称官兵为“黄鼠狼”。土匪因此将龙、虎称为“扒扇子”(或将虎称为“海嘴子”),将狼称为“裂嘴子”,将牙称为“折刀子”。

此外,土匪在日常的行为姿势方面也有很多禁忌。例如,不准背抄手,因为背抄手和背绑着的姿势相似。玩耍的时候,不准作跪的姿势,因为这姿势使人联想起被抓去见官和被砍头。不准将掰开的馍口对着别人,因为这类似对口,土匪避讳“对口”二字,“对口”就是“对口”。不准将筷子架在碗沿上,因为这像受某种酷刑(如压杠)的姿势或像两支架着的指向对面人的枪管。又如,土匪特别忌讳网,你若张网捕鸟被他们碰上,非立刻把你打死不可;否则就认为有自投罗网的危险。[157]土匪为了应付类似上述各种迷信忌讳的需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隐语黑话,这是土匪隐语最主要的来由。

(2)由于土匪行动诡秘,为防止敌人探知底细,创造了一套隐语,这大多与军事行动有关。例如,他们将地方官吏称为“古子”,地方衙门称为“威武窑”,称监狱为“快窑”,称官兵为“冷子”或“风”,称警察为“蚱蜢”或“兔子”,称地方团队为“冷码”。土匪会晤叫“碰码”或“碰杆”,放哨叫“把风”,遇敌人行动迫近时,土匪就高喊“风紧”,与官兵接火对击叫“交亮”,被敌人围困叫“幔上来”,被捕叫“滑倒了”,受伤叫“挂彩”、“带彩”或“贴金”,战死叫“睡了”,撤退叫“顺水”、“滑”,赶紧撤退叫“紧滑”,等等。

(3)土匪在其他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套习惯用语,也是土匪隐语的一个重要来源。例如,土匪的一项主要活动是绑架勒赎,土匪绑人的目的在于换取钞票,故江湖上就将被绑架勒赎的人叫作“肉票”。由此,被绑架的本国人引申为“本票”,被绑架的外国人叫“洋票”,新绑票的人叫“新票”,绑架已久者叫“旧票”,绑架的富人叫“彩票”,绑架的穷人叫“当票”,绑架的男票叫“天牌票”,绑架的女票叫“地牌票”或“花票”,拘留“肉票”的地方叫“票房”,管理票房的头目叫“票房头”,用财物换回“肉票”叫“赎票”或“领票”,杀害“肉票”叫“撕票”,等等,这样就在绑架人质方面形成一套隐语。又如,投奔土匪的人,大多要隐去真实姓名,土匪彼此交往一般也只称匪号,除非江湖中人询问和碰码时,才用黑话报出姓氏。姓在马贼黑话中称“蔓”,姓什么称为“什么蔓”。有的姓以形取音,如姓丁就称“尖子蔓”(因为“丁”与“钉”同音,钉子头尖),姓于称“顶水蔓”(“于”与“鱼”同音,鱼作顶水状),姓王称“虎头蔓”(虎头上有王字)。有的以姓氏在成语中的位置,空出该字(音)来表示姓氏,如姓孙即为“龙子龙(孙)”,姓朱即为“二龙戏(珠)”。有的姓氏则借用土匪的黑话,如姓刘称“顺水”(因为溜走、逃跑在土匪中称“顺水”),姓马称“压脚”(因匪中称马为“压脚”)。再如,土匪对各种行业、人体器官、动物、天体等等都有代称,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套隐语,如贩私盐叫“走沙子”,贩鸦片叫“搬黑老”,人头叫“靶子”,头发叫“苗子”,脸叫“盘儿”,狗称“皮子”,牛称“尖角子”,日称“轮子”,月称“炉子”等等。[158]

土匪隐语既有上述来由和特性,故局外人很难了解其内容。为方便学者研究,我们将土匪最常用的隐语,分为对内语、对外语、杂语三种,整理列举如下。

(1)对内语:

此外,土匪对“肉票”使用的刑罚也有特定的名称,列举如下:

打晦子:土匪架票后即遭官兵追击者,事后被架之票须负其责,每票打棍百下,以除晦气。

烟熏眼:以膏药两张贴双眼。

卧河泥:掘地成沟,满灌河泥,令票裸卧其中。

坐粪窑:挖坑填粪,令票裸卧其中。

立水牢:令票立于水池水缸中,水浸至肩。

抽皮鞭:令票脱去上衣,以鞭抽之。

烧财神:以线香烫身。

浇冷水:脱去衣服,以冷水浇全身。

上大架:用麻绳扎紧两拇指,系于高梁,全身悬空,左右前后推动,如打秋千。

卖豆腐:先以皮鞭抽背使肿,后用刀割成豆腐大小之方块,再以火烧之。

绒背心:用灯草束于周身,以火烧之。

烤地瓜:以火烘肤。

吃锅贴:以热铁链熨面。

坐火车:以热铣锹灸臀。

带耳包:以热铁勾熨耳。

点天灯:将票缚吊树上,裹棉衣柴薪灌油点燃。

土匪还有其他种种恶刑,因大多与隐语无关,此处从略。

在土匪的生活中,除了有一套隐语黑话作为交际工具以外,他们还有一套联络暗号。这种联络暗号,大多用于土匪的出击和抢劫活动中。例如,土匪在傍晚聚集大队出动抢劫前,一般要打出“对码子”的暗号,那就是定更之后,土匪指挥部用手电筒在漆黑的野地上打出一点两点的闪光,以灯光打出暗语,联络他们的帮伙到某地集结。当点点亮光在某处聚集,表明土匪们汇集到一起了。再过一会,灯光全然消失,表明土匪队伍已集合齐,然后鸣枪出发。队伍到达目的地,动手抢劫时,还有临时口令暗号,在进村的路线、抢劫的目标上都事先作了暗记。因此,这种抢劫活动一般都在半夜前后结束。可见,土匪的暗号为他们的抢劫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土匪在逃避追捕时及匪部之间的联络也都有暗号。例如,湘西山区,群山绵亘,林深兽恶,土匪多如牛毛。这里的土匪行动出没,都有自己的暗号,如果不掌握复杂的地形和他们的暗号,就很难捕捉到他们。解放前国民党几次派部队清剿晃县姚大榜匪部,捉了多年迷藏,总是扑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复杂的地形和土匪出没的暗号。[159]当然,土匪联络的暗号,因时因地不同,相当复杂,此不赘述。

(原载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68页。

[2]E.J.Hobsbawm,Bandit,Harmondsworth:Penguin,1982,p.17.

[3]Phil Billingsley,“Bandits,Bosses and Baresticks”,Modern China,Vol.7,No.3.

[4]《亚细亚报》1913年12月13、29日。

[5]《时报》1918年4月12日。

[6]《时报》1926年8月3日。

[7]《时报》1924年12月1日。

[8]《时报》1922年10月3日。

[9]《时报》1924年2月1日。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7页。

[11]《时报》1914年1月2日。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陆军部档案(以下简称陆军部档)(北十四)186,(1003)61。

[13]E.J.Hobsbawm,Bandit,p.1.

[14]《神州日报》1912年2月2日。

[15]《顺天时报》1911年11月13日。

[16]《时报》1920年2月29日。

[17]《时报》1914年6月19日。

[18]《时报》1913年2月12日。

[19]《时报》1913年7月10日、8月2日。

[20]《时报》1912年9月4日。

[21]《时报》1912年8月11日。

[22]《时报》1914年10月1日。

[23]《时报》1918年2月21日。

[24][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梅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24页。

[25]《沈从文小说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7年,第38—40页。

[26]陆军部档(北十四)18。

[27]陆军部档(1014)299。

[28]陆军部档(1011)2263。

[29]《时报》1918年7月24日。

[30][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东京:支那问题研究所,1931年,第197—199页。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94页。

[32]陆军部档(1011)6066。

[33]《民立报》1913年2月14日。

[34]《时报》1914年3月17日。

[35]参见《文史资料选辑》1989年第38辑。

[36]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0页。

[37]《时报》1917年10月7日。

[38]《时报》1917年9月13日。

[39]陆军部档(1011)2263。

[40][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第23页。

[41][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第24页。

[42]《时报》1923年2月10日。

[43]《时报》1924年9月10日。

[44]陆军部档(1011)2263。

[45]陆军部档(1011)2263。

[46]《时报》1920年1月12日。

[47]陆军部档(1011)6060。

[48]陆军部档(1011)2263。

[49]陆军部档(1011)2263。

[50]《民立报》1912年6月10日。

[51]《时报》1912年10月2日。

[52]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5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132、160、184、427页。

[54][日]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第379—382页。

[55]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7年,第618页。

[56]参见《东方杂志》1922年第22卷第12号。

[57]参见《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12号。

[58]《大名县志》卷26。

[59]《新河县志·大事记·灾异下》。

[60]《民立报》1913年2月4日。

[61]《社会日报》1914年4月2日。

[62]《时报》1918年2月12日。

[63]《时报》1918年2月21日。

[64]《时报》1918年8月12日。

[65]《大公报》1922年6月2日。

[66]张钫遗稿:《中州大侠王天纵》,《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2辑。

[67]参见《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4辑。

[68]Hobsbawm,Primitive Rebel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3,p.14.

[69]《顺天时报》1912年2月16日。

[70]《时报》1918年4月12日。

[71]《时报》1912年11月30日。

[72]《顺天时报》1912年1月10日。

[73][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29页。

[74]《顺天时报》1913年1月7日。

[75]《顺天时报》1914年2月28日、8月1日。

[76]参见《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1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77]参见《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4辑。

[78]《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

[7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

[80]快票,系指绑架的未出嫁的姑娘,需要当天赎回,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故称“快票”。

[81]参见《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

[82]参见《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

[83]《时报》1914年2月6日。

[84]《时报》1923年7月7日。

[85][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第24页。

[86]《时报》1918年4月11日。

[87]《时报》1922年12月30日。

[88]《新湖南日报》1962年10月6日。

[89]《新湖南日报》1962年9月22日。

[90]《新湖南日报》1962年9月29日。

[91]《新湖南日报》1962年10月6日。

[92]《新湖南日报》1962年10月9、10日;《文史资料选辑》1964年第47辑。

[93]参见《新湖南日报》1962年9月22、26、27日。

[94]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9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0页。

[96]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0—91页。

[97]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1页。

[98]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2—93页。

[99]陆军部档(1011)2602。

[100]如山东省曹州地区1918年(民国七年)2—6月处决匪犯23人;沂州地区1914年(民国三年)2月处决匪犯23人;兖州地区1914年(民国三年)9—11月处决匪犯79人;1912年(民国四年)1—2月处决匪犯100人。他们的职业全是“无业、游荡度日”。参见陆军部档(1011)2276、(1011)2297。

[101]E.J.Hobsbawm,Bandits,pp.32 33.

[102][英]菲尔·比林斯利(即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王贤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103]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23页。

[104][英]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37页。

[105]姚文蔚:《匪窟余生记》,《河南文史资料》1987年第24辑。

[106]杜春和编:《白朗起义》,第3—7页。

[107]王希亮:《土匪秘录》,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第10—14页。

[108]陆军部档(1011)220。

[109]杜春和编:《白朗起义》,第28页。

[110]陆军部档(北十一)1176。

[111]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第33—34页。

[112]《时报》1917年10月2日。

[113]陆军部档(北十一)1046。

[114]陆军部档(1011)2269。

[115]陆军部档(1011)2602。

[116]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6—38页。

[117]《白朗起义调查简记》,《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118]《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4辑。

[119]《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3号。

[120]《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范学报》1960年第2期。

[121]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41—42页。

[122]《新湖南日报》1962年9月22日。

[123]《时报》1923年9月2日。

[124]《时报》1927年7月7日。

[125]陆军部档(1011)2269。

[126]《时报》1917年9月14日。

[127]《时报》1917年9月11日。

[128]《时报》1923年9月1日。

[129]《时报》1923年9月1日。

[130]《时报》1927年7月31日。

[131]《时报》1927年7月31日。

[132]《时报》1922年7月22日。

[133]《时报》1920年2月29日。

[134]原载《广州共和报》1922年3月22日,转引自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此函文字不通,原函如此。

[135]《时报》1923年9月1日。

[136]《时报》1926年8月13日。

[137]陆军部档(1011)2269。

[138]《时报》1917年9月14日。

[139]《时报》1923年11月6日。

[140]《时报》1922年10月3日。

[141]《时报》1923年7月23日。

[142]《时报》1924年1月19日。

[143]《时报》1923年10月10日。

[144]《新湖南日报》1962年10月10日。

[145]《新湖南日报》1962年9月22日。

[146]《时报》1914年4月30日。

[147]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3,p.407.

[148]China Weekly Review,June 23,1923,p.99.

[149]《威县志》卷19。

[150]Heward Harvey James,Ten Weeks with Chinese Bandits,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26,p.162.

[151]Chine Year Book,1925 1926,p.272.

[152][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第63—64页。

[153]《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4辑。

[154]《河南文史资料》1982年第14辑。

[155]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60页。

[156][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越轨社会学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93页。

[157]陈无我:《临城劫车案纪事》,第222页。

[158]王希亮:《土匪秘录》,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第28—32页。

[159]《新湖南日报》1962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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