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

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会党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历史证明，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联合过会党，但是，由于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问题上不能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特别是民国一成立，他们踢开了会党和工农群众，革命迅速归于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国以后，不仅会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拥有大量的失业游民和贫苦工农群众，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会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会党，采取什么政策，也就是如何引导会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将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革命，以及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专著几乎完全阙如，有关的论文也寥若晨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会党史研究中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之一。这里试对这个问题作粗略的考察。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因此，对会党的政策策略也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的不同（如苏区和白区、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工作的方式也各异。下面，我们就按照四个时期，分别进行叙述。由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公布甚少而且很零散，可以汲取的成果有限，加上情况复杂，作者水平所限，文中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www.guayunfan.com)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时期。党一成立，便决定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1）将中国工人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2）开展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3）开展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接着，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成立，并着手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作，领导工人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但是，在开展组织工会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重大障碍，就是工人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帮口和帮会秘密结社等组织。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工人中，并不存在像欧洲工人的工会组织，这种近代式的工会，基本上是共产党人在工人中开展劳动运动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封建地域同乡性质的帮口和家长制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中国工会运动开始之际，在产业工人中还保存着很大的势力。因此，如何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口、帮会转而组织到现代的工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确是个极大的难题。

当时，帝国主义者、军阀、豪绅资产阶级非常注重利用帮口、帮会及其头目，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要在铁路、煤矿、海港等近代企业中开展工人运动，就必须冲破三大难关：

第一，要冲破帝国主义洋大人、暗探、把头的监督控制，尤其是上海的各种企业，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这种监督控制特别严密，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

第二，要冲破工人中的地方性帮口障碍，消除地方帮派主义的恶劣影响。当时在上海、武汉等工人最多的城市，以及铁路、水陆交通码头上，到处帮口林立。原来，许多工人都是从农村破产流亡出来的，他们来到上海等地谋生，为了不受别人欺负，很需要一个组织来保护自己。于是，他们就参加帮口，像上海就有江北帮、安徽帮、广东帮、山东帮、宁波帮等，京汉铁路上就有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等。这种组织，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主义组织。其头目大多是商人、小官吏，以及把头。各个帮口之间，因为利害冲突，常常发生矛盾，甚至械斗。这种帮口，常被官僚、买办、军阀所利用。例如，虞洽卿、蒋介石利用上海的宁波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共产党人初次到工人中去开辟工作，常常遇到的难题是：接近了这个帮口的工人，就难以接近那个帮口的工人。

第三，要冲破帮会组织的障碍。民国年间，青帮、红帮、哥老会、三点会等组织在城市工矿、码头有很大势力，其中以上海的青红帮势力最大。据1938年上海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印刷、机器等22个产业以及各业职工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织系统，“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1]其他各行各业，从车站码头到商场企业，从里弄摊贩到澡堂妓院，从娱乐场所到粪便管理所，都被青红帮控制。[2]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如果不注意到青帮关系，必将动辄得咎，一事无成。

以上三大难关，第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略去不谈。第二个、第三个难关虽有区别，但实质是一回事，因为帮口中一般多有帮会存在，而帮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地方派别，因此，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封建恶势力在工人中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坚决排除障碍，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在1921年8月发布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明确提出：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工会。《宣言》说：“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的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3]

但是，怎样才能排除帮口、帮会的障碍，将工人按产业组织到工会里来呢？对工人中的帮口帮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多认为，对于这种组织，“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他们决定，对帮口采取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口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对于帮会的办法是：设法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打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4]

为了使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和产业集中的地区得到平衡发展，除了将上海作为工运工作的重点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决定在它的下面设立三个分部，南方分部设在广州，北方分部设在北京，长江分部设在武汉。这三个分部于1921年10月前后成立。当时各地开展工运工作的步骤：一般是先从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入手，与工人联络感情，结交朋友；然后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组织，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解决帮口矛盾和排除帮会障碍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

解决工人的帮口矛盾，以京汉铁路江岸段的工作最为突出。京汉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全路有3万多工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在江岸这个镇上，就聚居着3 000多铁路工人，他们之中有福建人、湖北人、江浙一带的人。为避免受人欺负，他们分别组成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各个帮口之间常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积怨。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包惠僧任武汉分部主任，到京汉铁路组织工人。他先在郑州认识了一个名叫凌楚蕃的铁路工人，通过凌的介绍，来到江岸与凌的把兄弟、湖北帮首领翻砂匠杨德甫取得联系。又通过杨德甫串联，准备把工人组织起来。但障碍就在各帮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帮口矛盾和及早组织工人俱乐部，192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邀请京汉铁路江岸总段各帮口首领来武昌黄土坡16号开会。武汉分部方面参加的有：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组织委员陈潭秋，以及刚从上海来汉口任职的李汉俊等。江岸方面参加的有：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福建帮首领林祥谦等。

包惠僧首先向各帮口首领讲解开展工人运动的意义、理论和方法，最后说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况。陈潭秋等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

接着，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等分别报告了江岸总段各厂各处的工人分布情况，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情况。针对各帮口不和睦的问题，包惠僧等又发表了很多意见，反复说明必须消除帮口隔阂，迅速按产业将工人组织起来。在这几个帮口首领中，杨德甫年纪最大，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在工人中有威信。几个帮口首领经过商量，决定由杨德甫代表各帮口首领表态。最后，杨德甫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产业组织起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兄弟解释，我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5]这次会议决定：到会各帮口的首领，就作为发起人，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经过各帮口首领的串连发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报名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已有1 000多人，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林祥谦等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以后，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导，思想突飞猛进。他们冲破了帮口的界限，对福建帮、湖北帮等帮口的工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们学会了用阶级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林祥谦对工人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还分福建人、湖北人哩。资本家、工头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从来不分什么福建人、湖北人啊。大家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我们工人才有力量。”[6]在他们的启发带动下，工人们很快就团结起来。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风暴的掀起，与党组织引导工人迅速消除帮口隔阂、共同团结斗争是密切相关的。

排除帮会障碍，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以上海为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即任命李启汉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在上海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由于青红帮的势力几乎散布于上海的各工厂企业，李启汉同志开始工作时，到处有暗探监视。他每到一个工厂，很快就引起那里的青帮的注意，无法与工人取得广泛深入的联系。后来，他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与李启汉相处得很好，由她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同志加入青帮以后，就通过青帮系统的关系，到工人中去交朋友，搞串连。他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以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于是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基。[7]

再以江西的安源煤矿为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1月即派李立三同志到安源来作工运工作。这一带哥老会红帮的势力一向很强大，1906年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主要就是洪江会组织发动起来的。参加起义的除浏阳、醴陵的农民外，安源煤矿的工人则是其中的主力。从那时起，矿上约有万余工人，大多参加红帮。各矿区的把头势力很大，都由红帮控制，工人进矿、处罚、解雇都由红帮把头操纵；安源街上的赌场、酒店、鸦片馆、妓院都被帮会控制。因此，李立三来安源时，上级指示他要“很注意作红帮的工作”。1928年至1929年，笔者曾两次到安源煤矿作过调查，访问了当年与李立三同志有过交往并参加1922年安源大罢工的老工人袁品高、张竹林、李庆馀、贺梅生等10余位同志，他们回忆了自身通过红帮进矿，以及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参加工人俱乐部、入党、参加罢工斗争的经历。1929年11月，我又访问了李立三同志，他告诉我说，安源的工作，有个不大被人所知的事，就是我们作了红帮的工作。他说，我那时刚从法国回来，毛主席就派我到安源去工作。我去安源时，毛主席曾指示：到那里去搞工人运动，一是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教育；一是要注意作红帮工作。李立三同志说，当时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经过我们的争取、教育，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工人俱乐部，而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到1922年9月，罢工条件已基本成熟。“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民情，以‘哀民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我们最担心的是红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红帮小头目带我去见红帮头子，我买了一点礼物就去了。红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称我李主任（俱乐部主任），喝完鸡血酒后（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一）鸦片馆关门；（二）街上的赌摊收起来；（三）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也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罢工时，果真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8]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本着高度的阶级自觉性，集中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各地开辟工人运动时，都把扫除工人中的帮口和帮会障碍，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策略来对待。由于及时排除了这些障碍，工人们很快就组织起来。经过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1月13日至3月8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8月24日至26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2年9月9日至22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年9月14日至18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1922年10月6日至22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年10月23日至11月16日）等几次重大斗争，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虽然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使这个高潮暂时走向低落。但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倡议，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继续注意做好工人中的帮口和帮会的工作，排除运动的障碍，1922年2月30日以上海反帝运动为起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这说明，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同时也证明，党在工运工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其中注意解决帮口矛盾、排除帮会障碍，就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有不少回忆材料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例如，张维桢同志在回忆“五卅”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的情况时就提到，当时党组织是很重视帮会工作的。他举例说道，当时“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一个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子，好进行活动”。另外，他还谈到，当时上海有不少“小流氓”，混进工会与党的积极分子捣乱，“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流氓）磕头拜了把兄弟，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9]这就是党在工运工作中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具体结合。

同样，党在这一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农村中的帮会等组织问题，并对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农村的秘密结社，名目繁多，情况复杂。在南方主要有三点会、哥老会等，北方主要是红枪会、大刀会等。它们有的处于秘密状态，有的处于半公开状态，有的则已成为完全公开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性质，有的是属农村破产劳动者游民实行生活互助的团体，如三点会、哥老会等；有的纯为抵抗兵匪、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自卫组织，如山东、河南等地的红枪会等；有的则被军阀和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

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时，对这些帮会、秘密结社的总方针，就是要领导这个力量。正如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但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具体状况不同，因此，党在各地对它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和实行一些不同的策略。例如在红枪会最发达的河南、山东、河北数省，那里的红枪会已成为完全公开的民间组织，农民运动与红枪会运动很不容易划清楚。因此，在这些地方开展农运工作，“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10]对于各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如帮、会、理门等组织，则采取以下的方针：“（甲）竭力与他们的首领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和他们的群众接近而进行工作，以冀夺取他们的群众，帮助农会的发展；（乙）暂不反对他们团体中的迷信教条，但需设法改变其信条的内容，使之成为革命助力。”[11]对于那些由地主豪绅为对抗革命而办起的“民团”（其中容纳了许多帮会分子和土匪），党组织对他们也作出具体分析，认为“无论其为土豪绅所组织者，或为地主阶级抽捐所办者，其分子多数为现今之农民或失业之农友”，因此，对他们的方针是：“一，宣传，扩充农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如此则充当团丁之农民，以自己有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脱离土豪及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地主阶级如不能抽捐，他的民团就办不成，他自己的钱决不肯拿来招土匪游民保护自己，因土豪之祸，不独使农民受害，即地主自身亦难保。”[12]

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要对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冲击，因此自然就要遭到地主豪绅军阀的反抗，他们反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帮会组成反革命武装，并挑起农村的帮派斗争。例如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的这一部分红枪会杀戮陕西的另一部分红枪会。[13]河南荥阳贾谷区农协执委张虎臣一家十余口被杀，即是匪化的红枪会受劣绅指使所为。[14]又如湖南“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即匪化的帮会——引者）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15]在湖北，土豪劣绅利用光蛋会、大刀会、拳头队、暗杀队等向农民进攻。[16]对于这些屠杀革命者的罪大恶极分子，共产党则坚决予以打击镇压。对于那些在斗争中处于动摇不定状态的帮会头目，则及时进行争取。例如，1923年海丰农潮时期，三点会的首领黄星南在斗争中动摇不定。他在当地农民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当时陈炯明的部下林海生、翁桂清等极力拉拢他，想利用黄星南在农民中的威信为他们招兵买马。彭湃同志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去黄星南家，与他彻夜长谈，对他进行耐心启发，动员他投身于为农民谋利益的革命斗争。在彭湃的争取和帮助下，黄星南终于拒绝了军阀的收买，投身于农民运动，并成为高潭地区农运的主要骨干。[17]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农民中存在的村落主义、宗族帮派观念，这往往是造成农民运动分裂的严重障碍，而军阀地主豪绅则从中挑拨利用，导致农民自相残害。因此，党组织必须及时进行教育，预防和消灭农民之间的冲突。例如，彭湃同志在海丰从事农运时，就注意到自清代咸丰年间起，地主阶级在海丰农民中故意制造乌旗帮和红旗帮，将农村划为乌旗村和红旗村，从中制造矛盾，挑起械斗，使农民互相残杀，造成深仇积怨的情况，因而经常对农民和农会干部进行团结教育和阶级教育，消除帮派矛盾。在海丰总农会成立时，彭湃还特意将会旗设计为乌红对缀四联合，以号召农民消除乌、红帮对立，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共同对敌。[18]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方针策略，排除了帮会、帮派等障碍，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到1927年初，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已在1 000万左右，粤、湘、鄂、赣四省成立了农民协会，皖、川、闽、浙、苏、直、鲁、豫等十余省也成立了省农协筹备处。农民运动高潮兴起以后，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同时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通过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等斗争，使农村的民食问题不像从前那样严重。这件事本身对秘密会党的成员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以宣传教育，很快就把会党的一般成员吸引以至改造过来。特别是农会的力量壮大以后，会党分子多纷纷加入农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他们“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9]随着农运高潮的兴起，农会势力的强大，一些原来反对农会的土匪民团组织，也来要求加入农会，如广东省高要县的“神打”，原来反对农会，“表示不愿向农民进攻，受外县‘神打’压迫所致，愿意赎罪，并请准其成立农会，我们因此提出穷鬼联合的口号，向‘神打’宣传，拉拢他们，使他们不再帮助田主和绅士”。[20]

在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方面，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加之陈独秀顽固地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工农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下，迅速付之东流。蒋介石在屠杀工农和革命分子时，特意收买纠合了各地的青红帮流氓作打手，首先向赤色工会和共产党人开刀。1927年3月6日，他从赣州杀起，一路杀向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青红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召集其他青红帮各派头目，成立了“中华共进会”，组织流氓，打起“工会”的招牌，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收缴革命工人纠察的武装，全面实行大屠杀。杜月笙在这次大屠杀中，利用诱骗手段，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四一二”反革命叛乱使革命人民血流成河。紧接着，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合流，在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破裂。在各地镇压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军阀、地主豪绅多收买利用帮会头目，如武汉的红帮头目杨庆山、刘贵堂等，都是以屠杀革命者起家的。杜月笙在“四一二”之后就青云直上，成为蒋介石的少将参议和总司令顾问，帝国主义对他也刮目相看，先后任命他担任上海法租界总联合会主席、公董局顾问、公董局华董等要职。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面进行的。

苏区，就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各地武装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地武装起义特别是秋收暴动中，同样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会党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采取什么态度。是继续联合他们并在斗争中改造他们呢？还是抛弃他们？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些决定、指示和各级地方党委的有关报告、决议，以及实际工作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对会党仍然采取了联合的政策。这一点在秋收暴动中反映得很清楚。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明文规定：暴动的战略，“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21]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也指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22]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指示，秋收暴动军事上应“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23]1927年9月12日《中央通讯》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规定：“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对于反唐的杂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24]1927年10月2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的《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对会党土匪的政策是：“对土匪及会党——我们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土劣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目的。对土匪我们亦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可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他支部发生关系，我们可用专只是收买他们的形式。”1927年9月，在《中央政治通讯》登载的《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对江苏各地的会党土匪运动作了具体分析，特别指出江北地区“土匪集中、会党林立”，那里的“农民暴动应与土匪运动相呼应”。[25]由于对会党和土匪部队有比较明确的方针政策，所以各地的武装起义和秋收暴动，较有效地联合了乐意参加革命暴动的会党群众和绿林部队，如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就吸收了那里洪门会的农民群众。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起义也联合了会党群众，并“有两三股土匪自动的要求和工农军合作”，[26]扩大了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1928年至1930年），建立起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农村根据地有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洪湖区、广西左右江区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区，它遍及江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的一部分地区。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各个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中，都涉及帮会土匪流氓的问题。这时，苏区中央以及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新的形势和以往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对会党以及所在地区的土匪绿林部队作了阶级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组织的基本群众，多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残酷剥削下，因谋生无路而结帮、充当土匪。他们脱离生产，具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们敢于反抗，但破坏力极大；其头目往往被地主豪绅利用，或本身是剥削者，有的部队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27]苏区中央及各地党组织还总结了对会党土匪流氓工作的经验教训，有的地方明确指出，过去对土匪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个是完全排斥土匪，提出打倒土匪口号，迫使他完全走向豪绅营垒；一个是无条件拉拢土匪，收编土匪，结果上当。”[28]有的指出：“过去少数地方党部联合刀会土匪的领袖，以及幻想整个刀会土匪的组织转变到革命方面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策略。”[29]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各地开展会党土匪工作的经验，我党确立了“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策略方针。[30]经过艰苦的工作，许多地区的洪会、三点会、刀会等会党群众，多被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些绿林土匪武装也得到改编和改造，为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扫除了障碍。

当然，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对会党群众、土匪绿林部队的争取改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改造工作不仅遭到地主豪绅、会党土匪反动头目的破坏反抗，而且还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下面就按根据地开辟和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等几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1）根据地开辟和政权建设。我们以江西兴国县为例。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兴国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两大暗礁：第一是当地的封建宗族关系十分严重，人们多聚族而居，各乡村的族长、头人控制家族，经常挑起械斗，扰乱社会秩序。第二是当地的三点会组织势力很大，大多被地主豪绅所操纵，最有名的是惯匪段起凤，不仅控制了三点会，而且还拥有武装。起初，共产党在一些村庄建立起来的支部，有的被某个家族操纵，有的被帮会把持。后来，党组织就派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共产党员到各氏族和三点会中去，利用封建势力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有许多共产党员，不顾生命危险，出入洪门，在反动机关内部开展艰苦的工作，为党收集一切必要的情况。有许多共产党员的家庭成为掩护党的活动的场所，有的作为党的县委机关或交通联络站。由于实行了这种“红心白皮”的政策，即共产党员进入三点会内部，对这个组织的下层和某些上层分子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三点会的内部情况终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向党靠拢，自己提出“三点无共不成洪”，并接受了党的领导。接着，就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包括段起凤）都争取过来。这些人争取过来以后，党便逐步对他们进行改造工作，并清理了他们内部一些最坏的分子，处决了管开炳、丘老七等人。这个为封建势力所操纵的社会组织，便最后瓦解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成员，经过改造之后，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这部分成员被争取改造过来，对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因为群众原来所顾虑的，就是这些组织的头头迫害，现在见他们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顾虑就打消了，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31]

在恢复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许多地方党组织，在争取分化瓦解会党方面，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如湘鄂赣苏区，就创造了对洪会组织采取“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浏阳、万载等县经验。[32]当然，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有些基层苏维埃政权，没有注意对帮会土匪流氓进行分化改造工作，致使一些流氓混入和掌握政权，他们在AB团领导下进行破坏苏维埃活动，颠覆苏维埃政权。[33]

（2）在党的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进入农村根据地以后，党组织发展的成员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开始时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中，有的地方受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红家”（即所谓“圈子”）的办法，湘赣边区龙门地方就这样搞过。[34]还有一些地方，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时，必须喝鸡血酒宣誓。[35]这种采用帮会“摆香案”、“喝鸡血酒”的方法吸收党员，使一些地方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兴风作浪。此外，有的地方发展党员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的方法，亲族观念地方观念很浓，家长制的作风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多反映到党内。

针对以上情况，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顿。首先在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有的地方对党员重新予以审查登记，如湘赣边区的平江、修水、铜鼓三县，据当时统计，平江原有党员2万多人，登记以后只留下1万几千人；修水原有党员几千人，只留下几百人；铜鼓原有党员数千人，只留下600多人。[36]对于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经认真查明情况后，陆续进行了清理。其次是在思想上进行整顿。这主要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对党员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各地党组织根据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点，通过学习训练等措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武装党员，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有的根据地党组织（如赣东北党组织），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还以“二十二条”为中心内容，以“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是：“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37]其中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等，特别有针对性。这些教育，对根据地党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根据地的军队建设方面，涉及会党土匪问题，最主要的是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和肃清红军中由于游民成分增大而产生的流寇思想。有关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根据地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最为突出。袁文才、王佐出身贫寒，早年投身绿林，成为杀富济贫、与豪绅地主对抗的“草莽英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袁文才和宁冈县共产党组织配合，夺取了宁冈县政权，自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加入共产党；王佐与遂川县农民协会发生了联系，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守井冈山区。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区时，得到袁、王的积极协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袁、王及其部队实行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的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巩固他们的内部组织，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28年初，毛泽东同志派何长工同志去王佐部队作改造工作。何长工先与王佐及其左右手刁林飞、李克昌等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不久，王佐由何长工介绍，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2月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主力团之一。此后，他们多次参加重要战斗（如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38]其他根据地在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同志改造郭宝珊的部队，[39]以及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在改造从旧日“神团”改变过来的游击队方面，都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40]

这一时期，根据地军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红军的思想建设，红军中的共产党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成功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由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在开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会党土匪游民的问题，也就是既调动这部分人的革命积极性，又防止和克服他们的破坏性，扫除了各地实际存在的一大社会障碍，不仅使革命摆脱了困境，而且迅速获得恢复和发展。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这方面的工作，也曾不断遭受挫折。早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待土匪问题就有这样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首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或政府机关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对愿意或已经参加革命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众（如人们所说的土匪），一律采取“镇压”、“歼除”、“驱逐”的作法，这样做只能孤立自己，有利于敌人。所以，到1930年就出现王佐、袁文才被杀事件。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肃反严重扩大化，许多革命同志在“AB团”、“大刀会”、“兄弟会”、“铲共会”等莫须有的罪名下惨遭杀害，给根据地党、军队、人民群众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失。

关于这一时期党在白区对帮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革命根据地派出武装力量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一是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城市交通枢纽，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关系，进行掩护革命的秘密工作。

红军在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时，经常遇到帮会的障碍，这时，必须采取不同于根据地的政策。如闽东根据地建立后，工农红军进入闽北白区打游击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村村有大刀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因此，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必须解决大刀会的问题。经过打击和争取两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争取了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1万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才妥善地处置了大刀会的问题。林熙明，福建寿宁人，贫苦出身，早年曾在旧军队当过兵，不久退伍回家就组织大刀会。他在当地农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国民党有矛盾。红军初进建瓯时，曾与他交战数次，他深知红军的厉害。后来红军对他积极争取，并在国民党向其进攻时给了他必要的援助，于是他就逐渐与红军靠拢，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同志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起来，红军即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41]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各交通要道，经常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掩护，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工作。例如，杨度这一时期在上海，就是以杜月笙挂名秘书的公开身份，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据夏衍同志回忆，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42]又如武志平以杨虎城将军秘书的身份，利用巴山红帮龙头陈贵升的关系，把川陕苏区的军需民用物资、西北敌军情报、风土习俗，源源不断地送往红四方面军总部。[43]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左”倾路线的危害，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通过清党运动等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许多帮会的头目充当帝国主义和蒋政权军阀势力屠杀革命的帮凶。特别是上海的青红帮，在“四一二”政变后他们继续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由于军阀、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去搜捕人，因此杜月笙及其青帮就起着特殊作用。他继黄金荣之后，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在租界警务处工作的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帮会分子杜月笙的门徒，共产党的许多要员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抓住以后，送到蒋政权的监狱和刑场杀害的。有统计材料说明，1927年夏天，就有20多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租界被捕，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等。此后，1928年陈兆年（陈独秀的另一儿子）、1929年彭湃、1931年向忠发等都在此被捕，他们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有的是江苏省委领导。1934年至1932年，蒋政权在全国逮捕了4 202个共产党员，其中720人是在上海逮捕的。关在宁沪监狱中的有87人是中共中央委员，340人是省委委员，其中有62个中央委员、92个省委委员是在上海租界抓到的。[44]如果不是杜月笙及其青帮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是无法在上海抓到这么多共产党要员的。可见上海青红帮在这一时期所起的反革命帮凶作用是不寻常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各党派和各种地方势力，除了极少数卖国投降充当汉奸外，大多愿意起来抗日，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动员一切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的抗战。

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青红帮等秘密会社，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一切地方民众武装，广泛开展争取工作。1936年7月12日，毛泽东同志即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号召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吞并中国的野蛮强盗行为是愈来愈凶狠了，他们不但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并且进而实际统治着整个的华北。不独利用走私，破坏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增加破产失业的种种痛苦，并且采用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的制度，向华北增兵五万之多。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设施，在在都是把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把华北变成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而且正向着中国的西北、华中、华南进行强暴的侵略，要吞并全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要变四万万同胞成为它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燃到我们的眉睫了，我们是处在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少数卖国贼汉奸之外，稍有血气的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莫不怒发冲冠，气愤填胸，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一拼死活的抗战！”《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以及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所起的积极作用，阐明了共产党人与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待遇的大同小异，指明了彼此间观点主张的差别，以及所面临的敌人和出路完全相同，最后号召哥老会：“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并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45]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切实做好对哥老会的争取工作，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性质、作用和党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都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首先说明，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之一，是下层群众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过去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和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指示》明确向全党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争取哥老会。这一政策的决定，主要出发点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可以参加抗日斗争的一种群众力量。《指示》对争取哥老会的具体方针也作了规定，这就是：（1）推动与吸收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2）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存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3）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最后还强调：“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46]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精神，1936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招待处，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8月19日该筹备处向全国哥老会发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函，同年10月12日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47]为了使这次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同志在10月6日给陕西省委的信中，针对马头山开山堂的问题，就党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又作了重要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要在党内进行教育，使一般党员都了解我党对争取哥老会的基本方针是什么。现在最急的是要将这次参加马头山开山堂的党内干部，统统加以训练，务使这批干部能够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参加开山堂，去传达党所给他们的工作方针，树立起党在哥老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不致随波逐流，为一般龙头大爷所左右，成为凑数的角色。第二，在这次开山堂中，必须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发展对象。最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兴中反日”应是哥老会中最中心的口号。发展对象主要是白区、白军，而不是苏区、红军。第三，在组织上，山堂开过以后，要利用各路龙头大爷，回到共区边境，去建立几个方面的哥老会招待处或办事处，招纳四方豪杰、江湖好汉，来商量到白区、白军中发展哥老会和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从一般的斗争口号、会规，到组织直接秘密的交通联络。[48]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其主要内容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援助红军抗日等。

但是，真正大规模地全面地展开对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的争取工作，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七七”事变之后。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人民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斗争。在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的党组织，都把团结和争取一切已有的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哥老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共同抗敌，团结和争取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使它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逐渐使其变质，建立其纪律，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49]由于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大多数的地方武装和帮会力量都被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这一时期，各地在争取帮会势力和地方武装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曲折复杂的斗争：

第一，要与党内的新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例如，新四军组成后，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华中敌后战场，大多数干部都能在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勇猛地打击敌人，积极地发展武装。江南部队在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江北部队也有不少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甚至在江南有股土匪部队主动要求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双方已接洽好的情况下，项英同志却怕“破坏统一战线”，不予批准。[50]他在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影响下，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种下了新四军和华中工作在以后发展中遭受挫折的根苗。

但是，由于广大干部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抵制和斗争，新四军的力量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38年初到1941年新四军军部成立，前后不到三年，部队由不及3万人发展到9万多人，建立了七个解放区，有2 000多万人口。在斗争中，以刘少奇等同志为代表坚决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同志到皖东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时，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错误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从马列主义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不科学的！”为了鼓励干部放手工作，刘少奇同志还说：“在历史发展得很快的时候，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这样才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革命前进。”这样，皖东新四军四五支队，原来总数仅2 000余人，经过三个月时间，就发展到1万多人。[51]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在江南抵制了项英执行的新的王明路线，江南各部队也不断扩大。

第二，要排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主要是对争取会道门和地方武装参加抗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不愿对他们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普遍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彭真同志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天门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在冀南豫北一带，“不但包括着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装（估计会门枪支在二十万以上）。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他以冀鲁豫地区负责进行会门工作的郝西成部，因采取错误的政策而被红枪会消灭这一血的教训，来教育大家说：“在这个区域，我们能否顺利解决日寇，广大会门群众之向背，将成为决定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对会门问题，必须耐心的审慎的研究处理，并进行艰苦的工作。”他批判了对红枪会企图采取镇压政策和不愿艰苦耐心地去对会门群众进行民族教育的两种错误倾向，阐明了党对会门工作的具体方针。关于如何对待会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问题，彭真同志也作了说明，他指出：“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的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52]与此同时，彭雪枫同志在《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和会门武装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河南占潜势力最大的人数众多的是‘绿林武装’和‘会门武装’两种。政府如对该两种性质不同的武装，稍一处理不慎，立刻就会发生乱子。”“对于‘绿林武装’（土匪——即架杆子的）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于‘会门武装（红枪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尤其在河南——广而且深，（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候，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在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53]此外，《新华日报》还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强调河南有着数十万的民间武装，“为着保卫河南，必须有计划的去加强和领导民众的自卫武装……普遍地发动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田园庐舍家庭妻儿而与敌人战斗”。[54]

在江南，大刀会、青帮、土匪处处多有，新四军将军陈毅在《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动员群众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去到农村的目的，是组织农民投入反抗敌人的斗争；而不是指示他们去平分土地。”因此，对民间的大刀会、青帮等这类团体，必须加以支持鼓励，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能够反抗日本、实现自卫的游击队。[55]在华北，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也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八路军干部对敌占区的土匪必须争取，通过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土匪武装改造成为正规的游击队。只有对那些受敌人控制的土匪，才必须予以消灭。这样就把对会道门和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了。

第三，在争取会道门和地方武装过程中，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对人民群众为了保护生命、保护财产、保护家庭妻子儿女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如江南沦陷后各地组织自卫团防匪抗敌，则加以积极支持和引导，发展成党领导的游击队。江南丹阳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56]

（2）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例如红枪会等，共产党派干部深入其内部，去进行争取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们对日抗战，建立政府与军民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政府、军队与会门的关系，则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立场上，善于调处赞助，减少摩擦冲突，做到精诚团结。

（3）对于敌占区日寇企图利用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在溧水江宁一带，敌人企图利用当地普遍发展的“大刀会”，派汉奸向大刀会的首领表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拥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还说：“你们相信菩萨，‘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一家人。”并有个别的敌人故意与大刀会头目结拜兄弟。针对这种情况，新四军派人做大刀会的工作，他们采取了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办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要求他们多多训练，保卫家乡，一起联合抗日，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57]又如在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方，日寇见新四军在群众中扎下根来以后，就在大刀会中造谣，引起大刀会头目的怀疑，有的甚至公开与新四军作对。针对这种情况，经过调查，得知大刀会总坛主王世喜因其叔父被日寇所杀，与日寇有矛盾，新四军派人深夜到王家做争取工作，经谈判达成协议，要王世喜遵守的：一是共同抗日救国；二是实行减租减息；三是同不抗日还为非作歹的军队断绝关系；四是灭匪保民；五不准走漏新四军的消息，并经常向新四军报告敌情。新四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王世喜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叫会众捉来一只鸡，当场杀鸡盟誓，立下文凭，各执一纸。从此江全一带的大刀会就被争取到抗日的旗帜下。[58]

（4）对于汉奸土匪武装，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如江南游击队的汉奸朱永祥部，他拥兵割据一方，不游不击，专门抽收捐税，欺压民众，有“小日本”之称。后来他派参谋秘密到南京与日寇接洽投敌。1938年7月新四军出兵将朱永祥部一举击溃。[59]又如苏鲁交界的著名土匪刘黑七（即刘桂堂），他曾利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扩大势力，转战几省。日本侵略者入侵鲁南后，他一面充当着日本侵略者的皇协军司令，一面又作着国民党苏鲁战区的官。他对根据地说他是中央军，对敌战区说他是日本人。他在本地区屠杀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而取得敌人的犒赏，最后刘黑七被八路军包围活活打死。[60]

第四，要及时调整帮会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关系，极力避免摩擦。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与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青帮和地方土匪武装都建立了关系。一些顽固分子见革命势力逐渐发展，就故意挑剔，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新四军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江南抗战的总原则下，努力开展工作，调解各派之间的复杂矛盾，极力避免摩擦的发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61]又如东北军进入清水河一带的回民聚居区以后，由于东北军的军纪比较涣散，严重侵犯了回民的利益。为了及时解决这个矛盾，党组织考虑到哥老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较大，就通过当地的哥老会出面斡旋。党派红一军团民运部长刘炎、梁必业和潘振武三人参加哥老会，与哥老会头目拜了把子，并分封了头衔，刘炎为“大爷”，梁必业为“么满”，潘振武为“当家”，然后参观清真寺，以哥老会的身份向阿訇解释东北军初到此地，冒犯之处，多求宽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62]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中国共产党把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等）和各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青红帮等）统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掀起了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全民族团结的抗日运动。

在东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了出来。如“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金矿工人祁明山，通过结盟起义拉起的“东北山林义勇军”，在“七七”事变后，就发展成威震三江地区松花江下游的一支抗日武装——抗日联军第十一军。[63]被称为“雪原飞兵”的饶河游击队，到了1937年，便发展成为“十大联军”中的第七军。[64]整个东北，在“九一八”以后发展起30万抗日义勇军，到后来多改编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改编成11个军，[65]在东三省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的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华北，红枪会武装数十百万地建立起来，单河南信阳一地的红枪会，就“拥有七、八万人之众”。[66]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创造了许多奇迹。例如在鲁西，红枪会能以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枪林弹雨中，只用一支红枪而夺获敌人的机关枪。在凤阳，红枪会曾于黑夜间使用刀枪冲杀数十敌人。在定远的一个小集镇上，红枪会会员曾以锈刀冲入敌阵，每人带回一个血淋淋的敌头。在皖北，红枪会会员于山隘处用短刀截杀了20多名日寇。[67]

在华中、江南和中原地区，各种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例如，武汉失守以后，湖北的应城两个月内就产生3 000以上的游击队，其他如天门、汉川、安陆、京山等地游击队也同样盛极一时。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十分之八、九是汉流（即哥老会员——笔者注）与乡村中的无产者，而领导人也就是这些草莽英雄式的他们原来的头子”。其中有一位鼎鼎有名的汉流大哥，在当时武汉撤退的混乱状态中，他把手下的哥老会徒众一两千人发动起来，捡起败兵丢下的枪支，建立一支游击队，后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成一支纪律严明、打仗勇敢的队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8]

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新鲜事物，假如敌人对于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缺乏估计，“它就要在这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69]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后来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兵力陷入了中国人民汪洋大海似的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收买利用各地帮会和会道门的事实。最明显的是：他们在华北收买利用一贯道，在日寇特务头子头山满的“万教归一”的招牌下，一贯道头子张光璧与日寇汉奸勾结在一起，大搞什么“中日亲善”，在日寇的庇护下，一贯道在沦陷区得到迅速的蔓延。[70]在江南，他们收买利用青红帮，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曾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和拉拢青红帮；在芜湖，青红帮的势力约有二三万人左右，日寇也派人从中收买汉奸。[71]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四、解放战争和三年恢复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斗争主要是通过紧张的武装斗争进行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为配合解放战争，党利用帮会关系，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解放区输送物资和干部方面，在防止国民党破坏人民运动方面，以及一些重要城市迎接解放防止敌人破坏等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

（1）1949年以后，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民党对苏北、山东解放区实行水陆封锁，那里迫切需要电讯器材和药品等物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中共中央上海局就选派了很多干部，利用上海等地社会上可以利用的各种人，特别是青红帮的流氓、亡命之徒，建立了水陆地下交通线，为华中、山东等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和大批干部。有的地下航线（主要是水道航线），直到1949年2月上海解放时为止，从未中断过。

（2）1947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迅速高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为了利用帮会来破坏当时的工运、学运和革命群众的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运动，约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共同组织“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为阻止敌特利用帮会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就选择红帮头目向海潜作为突破口，因为向海潜早年曾以红帮身份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护法等运动，失意后就长住上海，成为长江一带的红帮头领——五圣山的山主。在10年内战时期，他与共产党时断时续地发生过接触。抗战结束后，他又到上海从事帮会活动。经过上海局的同意，张执一同志去找向海潜谈话，要他从旁协助共产党工作。向一一表示同意。后来通过向海潜以及其他大小帮会人物的关系，进行对帮会的争取瓦解，使帮会力量不为敌特所用。这项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72]

（3）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党从保卫大上海、保卫上海人民出发，陈毅同志在丹阳时便向上海的地下党发出指示：要把黄金荣稳住。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黄金荣终于没有出走，并向人民解放军贡献了三项“见面礼”：“一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掩护了一些地下党，并进而支持地下党接管；二是把国民党的一些财产造了报表，交给地下党；三是交出了四百多名红帮头目的名单，以致在上海解放时，红帮方面没有乱。”[73]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分别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进军，到1949年9月，先后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就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旧中国究竟遗留下多少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分子，已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据有的人说，在20世纪30年代，“青帮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计达一万万六千万人之多”，[74]这显然是夸张，并不可信。但是，我们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遗留下来的一些调查统计材料中，还可以找到关于少数地区帮会情况的调查统计数据。这里我们以湖南省和四川的什邡县为例：据40年代初的调查，湖南省的帮会有42个山堂，其中21个没有人数统计，其余24个山堂计有36.7万余人；[75]四川什邡县的哥老会，在全县14个乡镇设立公口40个，计有8 400人，[76]由此可见全国的一斑。

早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77]而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是怎样来处置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呢？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最大量的是通过解决民食问题的途径。因为帮会土匪的群众，主要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新解放区的城市里，花大力解决失业工人和闲散人口的就业问题。工厂企业还通过组织工会，进行民主反霸斗争，就基本解决了城市和工人中的帮会问题。在农村则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的帮会游民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第二，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利用帮会和会道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分别判处徒刑和劳动改造。在镇压运动中，各级政府贯彻了“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对于那些解放前利用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大恶极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有的反动会道门头目利用美帝国主义散布细菌的机会，兴风作浪，制造“神公”、“圣水”等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破坏生产等，则予以镇压。[78]对于历史上犯有罪恶，解放后弃恶从善、愿意改悔的分子，则予以宽大处理。即使像黄金荣这样的人，历史上虽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上海解放时，他做了几件好事；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他发表了《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决心重做新人”，[79]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并且后来确有“重新做人”的表现，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第三，对武装土匪，坚决予以清剿。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初，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虽然已被推翻了，人民民主的政权也已建立，但在不少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在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大量残余武装土匪，他们与各地方上的土匪相勾结，到处进行反抗人民政府的罪恶活动。例如湖南的湘西地区，就是匪患最突出的一个地区。在这里盘踞着10余万的土匪武装，他们多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的所谓“大陆游击队”。在台湾蒋介石的指使下，他们企图建立湘西“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由于此处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场所，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基本上为土匪所掌握，许多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帮会头目，他们与国民党残匪部队勾结之后，更是横行乡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于1920年初进入湘西，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英勇顽强战斗，全歼了10余万土匪武装，解放了湘西22个县，创造了湘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80]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49年至1922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以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使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帮会游民土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旧中国的百年匪患也随之消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印行，1988年）

【注释】

[1]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

[2]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均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

[3]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28年，第2页。

[4]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北京：工人出版社，1927年，第32—33页；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89页。

[6]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

[7]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67页。

[8]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开辟工人运动时，对安源煤矿的红帮作了不少争取教育和分化的工作。1927年，他接见安源工人领袖朱少莲烈士的后代朱子金同志时，曾谈过这个问题；1929年，他接见我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许师谦、王兴等同志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1962年6月，他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话时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党在开展工人运动时，排除帮会的障碍，确实是个重要的策略。李立三同志这三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此处引文见《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9]《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

[1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4—616页。

[11]《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1926年12月1日），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12]《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人民出版社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24年，第197页。

[13]《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29年，第268页。

[14]人民出版社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23页。

[15]人民出版社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18页。

[16]人民出版社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7页。

[17]华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广东海丰县红宫纪念馆编：《彭湃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18]华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广东海丰县红宫纪念馆编：《彭湃传》，第7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20]《高要农民运动的经过》，人民出版社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22页。

[21]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页。

[22]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9页。

[23]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22页。

[24]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06页。

[25]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第31—43页。

[26]方志敏：《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27]有关这一时期对会党土匪流氓的分析，近年公布了不少文件，如红四军总部《告绿林兄弟书》，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关于《流氓问题》决议案等。可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28]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04页。

[29]《农民运动决议案》，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第264页。

[30]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党对刀会土匪的总策略是：“夺取他们的群众，反对他们的领袖，根本消灭他们的组织。”（参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第264页）其他各地提出的口号，也大体一致。

[31]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星火燎原》1929年第1辑；Philip C.Huang，Intellectuals，Lumpenproletarians，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No.13，1978。

[32]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湘鄂赣苏区史稿》，第26、67页。

[33]《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392—401页。

[34]钟期光：《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党史资料》1987年第8辑。

[35]方志敏：《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第89页。

[36]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湘鄂赣苏区史稿》，第43页。

[37]方志敏：《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第91—92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63页；《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编写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0页。

[39]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96—99页。

[40]林超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34页。

[41]方志敏：《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第149—120页。

[42]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转引自田遨：《杨度外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3页。

[43]林超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244—242页。

[44]“Gang Rule in Shanghai”，The China Forum，May 1932，pp.17 18；Y.G.Wang，“Tu Yueh-sheng（1888 1921）：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3，May 1967.

[45]《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斗争》1936年第102期。

[46]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768—770页。

[4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0页。

[48]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30页。

[49]转引自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2页。

[50]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斗争》，《星火燎原》1961年第6辑。

[51]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斗争》，《星火燎原》1961年第6辑。

[52]转引自《河南史志资料》1984年第6辑。

[53]《新华日报》1938年6月14日。

[54]《新华日报》1938年1月16日。

[55]陈毅：《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

[56]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438—440、480页。

[57]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424页。

[58]马长炎：《暗斗明争进江全》，《星火燎原》1961年第6辑。

[59]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389页。

[60]陈沂：《奔袭刘黑七》，《红旗飘飘》1928年第6辑。

[61]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208页。

[62]潘振武：《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工作的片断》，《星火燎原》1961年第4辑。

[63]冯仲云：《祁老虎》，《星火燎原》1961年第4辑。

[64]张福才：《雪原飞兵》，《星火燎原》1961年第4辑。

[65]《东北抗联的业绩永世长存》，《光明日报》1982年9月3日。

[66]《新华日报》1939年1月6日。

[67]《新华日报》1938年6月14日。

[68]方涛：《敌后的中原抗战》，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476—480页。

[6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397页。

[70]野樵：《一贯道的黑幕》，北京：群众出版社，1963年，第8—10页。

[7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密函第2869号，《民众训练部奉派芜湖密查情况报告》；《安徽省党部特派员郭穉云刘镜蓉等人调查芜湖青红帮组织及日寇利用汉奸活动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2284。

[72]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73]丁凤麟：《黄金荣其人》，《人物》1982年第4期。

[74]《朱琳等呈请组织中华清正会》，1937年1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832。

[75]《湖南省各县市帮会负责人调查名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目录号3，案卷号463。

[76]《什邡县哥老会组织与活动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3，案卷号173。

[7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78]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人民日报》1922年9月29日。

[79]《黄金荣自白书》，《文汇报》1921年2月20日。

[80]晏福生：《战斗的历程，光荣的业绩》，《峥嵘岁月》第4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