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1891年2月至9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斗争的烽火蔓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多愤然而起，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长江教案”。

有一种意见认为，教案的发生（也包括长江教案），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和迫害，是仇视欧洲人和反对西方文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事实上，中国人民并不排斥外来的宗教，更没有迫害外来宗教。众所周知，佛教、摩尼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从唐代起即传入我国，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发生民、教相争的“教案”。为什么到了近代，教案接踵而起，以至酿成1891年长江流域的巨大教案？(www.guayunfan.com)原来，从鸦片战争时起，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品进入中国。他们之中，既有人专心于传教事业，也有人充当着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和帮凶，服从于当时殖民主义者“征服整个中国”的总目标。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它不单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1]因此，他们的行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恨与反抗。早在五口通商时期，“教案”便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渐次发生。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就像洪水一般汹涌侵入中国腹地。到19世纪90年代初，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已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长江流域更是教堂林立，教士充斥。单江苏一省，就有大小教堂608所（见表1）。传教士“连镳接轸而来”，通都大邑，繁盛乡镇，以至偏僻山区，“无一处不有教士之踪迹”。[2]他们以教堂为据点，以本国的外交、武力为后盾，凭藉其享有治外法权的身份，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最惹广大下层人民痛恨的是：教会霸占土地房产，包庇教民欺压群众，拐骗和残害儿童。

表1 1892年江苏各地教堂数量统计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江苏各府县的教堂清册统计制成。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4册，台北，1974年，第843—912页。

首先，教会在各地多霸占着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除部分用于建筑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外，大多出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进行地租剥削。因此，教会往往“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3]

就长江沿线几个地区而论，基督教的耶稣会在富庶的江南就霸占了约200万亩土地，仅松江佘山一带即占地6 000余亩。[4]湖北省老河口的天主教堂，在光化、谷城占地“在万亩以上”。[5]在四川，川西主教杜昂在任20多年，霸占了良田30万亩，仅彭县白鹿场一地就占有农田1万亩。[6]教堂把占买的土地租给农民，要收取五成至八成的地租。为了镇压农民，教堂还私设刑堂、监狱和水牢，所以农民都斥教堂为“地主堂”。

教会在农村霸占良田的同时，还在城市大量购置房地产，出租剥削。1884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报告，镇江开埠以后，“每个教派都买了地产，建造了漂亮轩敞的房屋”。同年3月4日，上海《申报》就揭露，镇江租用教会房产的租户，因生意清淡，要求减租，传教士不肯，因而聚集请愿准备罢市的达二三万人之多，[7]由此可见教会在镇江占有房地产的规模之大。不言而喻，教会用霸占盗买来的土地房产，对中国人民进行再榨取，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

其次，教会在各地庇护教民欺压群众，是激起反抗的另一重要原因。

应当承认，无论天主教会还是耶稣教会，在各地招引的教徒，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穷苦阶级的善良群众。他们“吃教”的目的，主要为逃避封建势力的压榨，同时也想得到教会对他们生活的“赈济”。但也不可否认，确有不少流氓无赖、地痞恶棍流入教会。这些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8]教会为利用他们“干预公事，挟侮长官”，还将治外法权扩充于这部分人，“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9]在教会的包庇纵容下，这些无赖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为，几难尽述”。[10]广大群众在“宛转求生而无可生”[11]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起来杀死这些“教民”，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

再次，教会在各地举办的一些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一方面是吸引群众入教的法宝；但另一方面，他们拿中国贫苦病人当试验品，医疗事故，以及拐骗残害儿童的事件，又是最易引起群众反抗教会的导火线。

从教会在各地办的医院看，虽然客观上将西方的医学技术传到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医学、救死扶伤，而是为收买群众的“灵魂”、“传播基督教福音”。关于这一点，19世纪80年代某传教士在扬州工作的日记《在东方》，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该书记载了教士如何借看病给患者“讲述主可以给她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灵魂，和一个痛苦所不侵入的天堂之家”，然后将她们引诱入教的情景。[12]虽然这样的精神麻醉一时不易被群众觉察，但他们拿中国人当试验品等惨无人道的事件，却是掩盖不住的。在扬州，因教会医生“剖胎”，就造成了一次教案。

同样，教会办育婴堂孤儿院，也是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向中国的善良教民和欧美人民捐募款子，并利用了中国的大量赔款来养肥他们自己。1891年《北华捷报》就有文章揭露，这“无数的款项”，主要不是用在救济中国人民穷困的事业上，而是用在传教士自己及其妻室儿女的生活上，“整个在华的传教事业，无非是为着养活一班在欧美失业的人们（即传教士——引者）之救济事业而已”。[13]所以，尽管教会在各地收容了大量婴孩，例如，“就江苏一省而论，天主教堂所收养之孤儿约计有八千余人”，[14]湖北省收养之孤孩2 300余人。[15]但由于教会不愿拿出较多的钱，育婴堂孤儿院的条件很差，婴儿得不到好的照料，生病死亡率甚高，有的育婴堂“死亡率高达92%”。[16]加之，有的地方教会勾结拐人犯，将老百姓的幼童拐买进教堂，激起群众的疑窦和愤慨，教案随之发生。1891年的长江教案，就是以教会“迷拐幼孩残害婴儿”为导火线而爆发的。

从上述可见，教案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和迫害，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教会势力对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侵犯。长江教案就是这个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积郁着的对帝国主义和教会仇恨的总爆发。

在近代中国的教案史上，几乎每个阶段、不同的地区、各次教案都有自己的特点。长江教案有哪些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规模和声势浩大

这次斗争的火焰，首先从安徽芜湖燃起。导火线是2月10日群众指控教会“迷拐幼孩”，将天主堂的两个修女扭送保甲局和县府讯办，由于教堂神父和英国领事馆的干涉，两名修女被释放。次日，芜湖城内某姓又突然失踪一幼孩，群众怀疑教堂“又施狡狯”，愤怒不堪。顿时，万余民众“攘臂直前，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将教堂、教会学校攻打焚烧成“瓦砾之场”，接着又围困海关和英领事馆。后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带兵船前往镇压，群众始散。[17]

芜湖教案一爆发，立即在安徽各地和长江沿线引起连锁反响。2月12日，和州人民愤然而起，指斥当地天主堂教士“迷拐幼孩”，包围教会学塾，“挥臂群呼，非烧即杀”。2月17日，安庆城内遍张揭帖：“约定本日闹事，与天主教为难。”当日上午，群众包围教堂与育婴堂，“摩拳擦掌，众喙争鸣”。[18]2月23日，广德州城内聚众五六百人，围攻教堂。[19]

从6月1日起，反教烽火就迅速蔓延到江苏、江西、湖北等省。6月1日丹阳教案爆发，不到10天时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烧”。[20]6月2日，反教浪潮席卷至江西湖北交界之武穴，千余群众焚毁了基督教卫斯理循道会的福音堂，英国耶稣教士金姓、武穴海关职员柯某被乱众打死。[21]9月1日，宜昌人民因追究天主教圣母拐买幼孩，遭美国圣公会的枪击，众情激怒，烧毁了圣公会和圣母堂。[22]在此期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上海也流传着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从上述情况可见，在短短几个月内，群众反教的风暴已席卷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面对这场汹涌而起的反教大风暴，帝国主义惊恐万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23]各帝国主义列强于是迅速联合起来，对它实行武装威胁和镇压，致使“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24]为此，田贝还呼吁：“在亚洲海面上的美国舰队应该加强。”[25]可以说，长江教案是义和团运动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场教案。

2.哥老会和下层群众充当了斗争主角

从近代中国教案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大多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发动的。19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常常是由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他们和下层群众共同构成了斗争的主力。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哥老会。如1886年至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的三次打教两次起义，都是由哥老会发动的，余栋臣就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目。长江教案更是由哥老会组织预谋、串连和发动起来的。1891年光绪皇帝在一份“上谕”中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26]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象。”[27]上海的《字林西报》则明确指出，“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28]如果说以上材料还只是一般指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的“主谋”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从后来清政府捕获直接发动这场教案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以及与长江教案密切相关的“美生案件”材料，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详后）。

由于这场教案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城镇，所以，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的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散兵游勇、破产流浪者等下层群众。例如，在宜昌教案中，据张之洞报告，攻击教会最激烈的，是“码头挑夫、上下民船水手，流寓游勇”。[29]外国传教士也说，纵火焚烧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住宅的，“是湖南船民和游勇、四川船民、街头流浪者，还有来自江西、贵州省的人”。[30]在芜湖教案中，滋闹教堂的，主要是城市贫民。[31]丹阳教堂被焚后，出来抢拣被烧焦的木材和砖石的，有船民、乞丐、吸鸦片者等。[32]这些人与哥老会有密切的关系。1891年英国的巴富尔在曼彻斯特的一次会上就指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哥老会“联盟大部由士兵散勇等组成”。[33]

3.有强大的反教舆论鼓动

应该说，在以往各次反教会斗争中，都有舆论鼓动。然而，除个别教案中流传过反教小册子外，大多是在反教现场贴出一些告白、揭帖和檄文，它们流传的范围大多不广。但长江教案则不同，其反教宣传品种类之多，流传之广，舆论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

这次反教的舆论中心在湖南，主要是以周汉为首的几个湖南士绅，通过编印散发仇教宣传品制造起来的。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1860年以诸生投身军旅，自1882年起，在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军中帮办营务，1884年请长假回湖南，寄居长沙。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外国传教士大批进驻湖南，深表痛恨，于是就撰写反教作品，大量刻印散发，进行仇教宣传。从1890年至1898年，他创作了三十多种反教宣传品，其中大部分是1892年前刊印出来的。1892年2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在几个月前，我就得到了22种1889年和1891年在湖南出版的反对外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小册子。”[34]此外，周汉还刊印了一套《谨遵圣谕辟邪全图》。[35]

以上反教文件，有的是以名儒后裔的名义发布的，如《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等；有的是假托名将名臣发布的，如《棘手文章》等；有的是以官府公文形式公布的，如《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等；有的是托名儒释道三教弟子联合发表的，如《儒释道三教弟子公议防驱鬼教歌》等；有的是以各行各业名义发布，如《湖南全省书坊刻刷商民公禀督抚宪稿》、《湖南全省屠行公议》等；有的则以湖南通省名义发布，如《齐心拌命》等；也有公开以周汉的名字发表的，如《谨遵圣谕辟邪》、《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36]其中不少是通俗的诗歌和图画。如《鬼教该死》就是一本白话说唱诗歌，当时刊印了80万册，散发全国，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宣传品。

以上反教宣传品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外国教会教士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谋我江山、窥窃社稷、拐骗儿童、残害人民等“罪行”。由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又通俗易懂，所以能广为传播，造成强大的舆论。张之洞说“湘鄂两省，赞周（即周汉——引者）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37]“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其事，有触即发”。[38]

二、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主要活动

如前所述，长江教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斗争规模和声势大，各地互相呼应，上下连成一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多认为，这与哥老会的活动有关。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究竟搞了些什么活动，起了什么作用？过去的许多论著都没有说清楚。根据现有资料的研究，我认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主要搞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1.广泛散布反教舆论

据外国传教士调查，自1890年起，“一种毒害长江流域人民心灵的特殊努力”已在进行，指的就是散发仇教文件，激起民众的仇教情绪。由于湖南长沙是编印仇教文件的中心，所以散发得特别多。据目睹者说：“长沙所有的墙上，都覆着这些漫画（指《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引者）。它们被拿到大街小巷，各处张贴……上自督抚大员，下至街头苦力，人人喻晓。”[39]数月之内，这些文件即“广泛散布于长江上下游”。[40]

重要的问题是，谁将这些文件散发出去的？据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地区负责人杨格菲考察，这些文件是由周汉的“使者”——一批湖南人散发出去的。他们发现，长江流域所有的骚动与周汉的“使者”在当地的出现同时发生。这些“使者”每到一地，就散发揭帖，传布流言，点燃起人民心中的怒火。他的结论是：“在人民的背后是湖南使者，而在湖南使者的背后，又站着真正有权力的人。”[41]

与此同时，驻江苏省的耶稣会教士也报告，在长江下游的几个城市，有一批湖南人在活动，他们到一地，教案即随之发生。[42]后来，南洋大臣刘坤一、常镇道黄祖络禀报，他们在仪征等地捕获曹义祥、唐玉亭等一批湖南人，审明这些湖南人都是哥老会分子。正是这些人，奔走于长江各地，招人入会，散发仇教宣传品，点燃起反教的烽火。[43]他们的结论是：“此次教堂接踵被毁，皆系会匪所为。”[4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周汉的仇教文件，所以能在长江教案中起鼓动作用，固然是由于文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感召力量；但关键还在哥老会分子将它们广为散发，并根据各地群众对教会愤恨的具体情况煽风点火。

2.预谋策划，制订斗争策略

早在1891年的五六月间，教案在长江下游开始爆发之际，一些外国观察家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场运动是经过预谋的。[45]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预谋者是哥老会分子，[46]但多缺乏确凿的证据。特别是哥老会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更是不得而知。现在，我们依据参与运动谋划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参照教案实况研究，不仅可以确证哥老会是预谋者，而且还得知他们的一些行动策略。

据曹义祥、唐玉亭等人供称，他们系湖南人，加入哥老会后，即来江苏仪征、扬州等地，散发布飘，纠人入会。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十四日，哥老会头目蒋桂仿，同苏得财、刘玉到曹义祥家说：“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教堂，已约允在会的马玉堂、王福章、黄青华、罗廷桂、赵玉兰、吴月初、洪国太、韩凯、谭裕、刘得胜、张玉山、李得胜、朱福盛、熊良诚、张老么、陈仔青、贺源庆、王三仔们同去，只是人少，不敢动手。”经谋划商量，曹义祥便提出一套闹教的办法：第一步是“预备匿名揭帖”；第二步是“遍处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第三步是“哄动众人”，攻击教堂；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即脱身而逃。三月二十日左右，蒋桂仿等22人来到扬州，与唐玉亭等合伙闹教。他们遍张揭帖，煽动民众，纷纷到教堂聚闹。蒋桂仿等见文武官员弹压严紧，“就雇坐划船，于四月初头到芜湖，约同那里在会的人，布散谣言，并遍贴揭帖。适有教妇迷拐小孩的事，众人都抱不平，拥到教堂滋闹，就各乘机进内放火抢物。后来蒋桂仿们回到南京、镇江等处，往来游弋。因见营兵巡防严密，无从下手，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丹阳城内，也先造谣揭帖，煽惑众人闯入堂后园内，挖出许多小孩尸骨。蒋桂仿们就在场喊说：‘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那时众怒齐发，就各放起火来。蒋桂仿们因没抢得财物，还到沿江下游一带去闹……金匮、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县教堂都被烧毁”。[47]

从以上供词，我们就可以明确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在长江教案爆发前，哥老会早已决定“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堂”。第二，蒋桂仿和曹义祥等提出的预备匿名揭帖、到现场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孩、鼓动众人攻击教堂、教堂焚毁后便脱身而逃这一套办法，实际上就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行动策略。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这套策略是否最早出于蒋桂仿曹玉祥一伙，但它在长江教案期间，是被各处哥老会分子采用的。

3.奔走长江各地，串连发动

我们从曹义祥等人的供词，还可具体看到，以蒋桂仿等为首的一批哥老会分子从仪征到扬州、芜湖，然后顺江而下，到南京、镇江、丹阳、无锡等地，与当地的哥老会分子相串连，纠众聚闹教堂的情景。这与当时外国传教士和清朝统治者报道的情节，是基本相符的。

实际上，这批哥老会分子的行动，早已引人注目。传教士们在1891年的五六月间就不断报告，在长江下游，有一批操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据他们推测，可能是湖南人）奔走各地。“这些人从镇江沿着大运河到丹阳，然后又沿着同一运河渠道到无锡”。在无锡教案发生的前夕，有“一批操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在该城出现，散布谣言，鼓动人们放火焚烧教堂”；“他们为数不多，但肯定是头目；他们对民众的煽动力，在攻击时刻的果断行动，以及在火把点着以后的突然消失，是值得注意的”。报道者认为，攻击和破坏无锡耶稣教会的暴乱者，“可能就是本月二日（指1891年6月2日——引者）在丹阳攻打天主教会的同一批人”。[48]对照曹义祥等的供词，可以肯定，这批奔走长江下游各城市的操长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就是蒋桂仿等一伙哥老会分子。

另外，清朝政府还在各地捕获不少串连发动攻击教会的哥老会骨干。如在上海法租界捕获的李得胜，就是蒋桂仿的同伙。他在芜湖闹教后，“乘华利轮船来沪，途次狂述：芜湖烧拆教堂，伊本为首，旋被官兵砍去小指，遂即逃逸”。[49]又如在广东潮州拿获的哥老会首蔡九城供称：“四月内在芜湖闹教堂，恐被捉拿，又由江西潜回福建打听消息，寻觅会党，另图机会，被人诱至潮州拿获。”[50]再如在安庆拿获的刘金筹、黄金标、田老五等人，他们是在芜湖闹教之后去安庆串连闹教的。这批人就是长江哥老会大头目龙松年、匡世明的伙党。[51]以上事实说明，哥老会在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确实起了串连发动的作用。

当然，哥老会的串连发动，决不限于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也奔走长江的中上游。武穴闹教时，张之洞就奏称：“各匪多由下江来，与本地匪棍勾煽，殆即金陵芜湖滋事之党羽，布散谣言，希图生事，武汉亦有滋闹之谣。”[52]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当时哥老会进行串连扩散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着大运河，由北而南；一条沿长江一线，从东往西。[53]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4.指挥攻击教堂，带头“冲锋陷阵”

在芜湖闹教期间，当群众围困天主堂，情绪愤怒至极时，哥老会分子就高喊：“可以动手啦！”在他们的鼓动下，“众即拾取砖石，向内乱掷，势如雨下”。[54]据目击现场的外国人报道，在焚烧教堂时，“在乱众之中，就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55]芜湖天主堂被焚后，哥老会又发出揭帖说：“耶稣教徒与天主教徒，系一丘之貉。尔等既毁天主教徒之产，当万众一心，于本月二十日，尽毁弋矶山上两教布道会之产。”[56]在无锡，当群众随知县拥向教堂时，哥老会分子在群众中呼喊：“县官大人要去毁教堂，让我们去帮助！”据报道，“这些话产生了为难官吏和激动群众的预期效果”。在武穴，哥老会分子煽动“他们（指拐人犯——引者）要把孩子送进卫斯理教堂做西药”！于是群情愤怒，立聚千余人，掷石攻击教堂。在宜昌，群众冲进教会庭院后，有人就站出来拍着胸脯呼喊：“弟兄们，跟我来杀洋人，我愿为你们去死。”[57]这些哥老会分子，大多是久历戎行的散兵游勇和江湖流浪汉。他们“骁捷善斗，凶悍异常”，所以在反教运动中能起“冲锋陷阵”的作用。

三、长江哥老会的特点与社会根源

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有些什么特点？其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为了叙述的方便，先从当时的“美生案件”说起。

1891年9月，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烽火还在蔓延时，清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连的，镇江海关职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重大案件。案件的重要哥老会头目李洪、陈金龙、匡世明、徐春山、龙松年、高德华等，都被陆续拿获归案，“分别惩办，不下数十百名”。[58]

据高德华供称：“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已经正法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59]光绪十五年五月，高德华与李洪在上海会遇，李洪自称哥老会会中大哥，打算邀集各路同会之人，为他的父亲报仇。并称已托洋人在海外购办军火，只要军火到齐，即行约期起事。光绪十七年六月初，李洪函告高德华和各处头目说，军器已办就，要高德华等约齐会议起事。七月初一，他们在安庆蒋云家会集，商定十月十五日各人邀集党羽，分为两支，同时竖旗起事。高德华、蒋云等分为长江下游一支，在安庆会齐；李典、李得胜等为上游一支，在沙市会齐。下游一支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旗。濮云亭统东旗，刘高升统西旗，张庆延统南旗，高德华统北旗，蒋云、许文魁统中旗。各路均奉李洪为大元帅。当时由于长江下游清军水陆各营驻防严密，难以集合发动。七月中旬，他们又到大冶县三夹地方，以作盂兰会为名，再行商议。仍约定十月十五日于沙市树旗起事，并派各头目在汉口、黄洲、樊口、黄石港、三夹、扬叶洲、武穴、九江、大通、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各轮船码头，“均行布置，预备船只”。[60]

关于托洋人购办军火，早在光绪十五年四月间，万松亭与李洪、蒋云、曾鸣皋等在镇江第一楼吃酒时已商定。因为曾鸣皋与美生的细崽徐春庭的哥哥——江苏哥老会的头目徐春山相识，便由曾鸣皋请徐春山转托美生购办军火。在此期间，“徐春山邀美生入会”，[61]美生见长江哥老会的势力强大，在各处闹事，“与排外骚动、残杀教士，已混为一体”，[62]为了解哥老会的内幕，即“佯入会为办军火”。[63]

美生加入哥老会以后，于1891年6月底的一个夜晚，到南京附近长江水面的一条沙船上，参加了哥老会讨论武装起事计划的一次秘密会议。随后，美生即离开镇江。他通过哥老会一个姓马的头目的秘密联系介绍，到达香港，购买了32箱洋武器。[64]当这批军火运到上海时，即被镇江海关查获。接着，镇江海关又从美生身上搜出五磅炸药，美生即被逮捕归案。[65]哥老会在长江联合武装起事计划就此破产。

如果说，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只是暴露了哥老会活动的种种迹象，那么美生案与长江武装起事计划，就比较充分地显示出哥老会在这一带发展的盛况和特点。这一时期，哥老会在长江地区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从发展的趋势看，它的势力已由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广，广泛蔓延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它的活动中心已转到长江运河沿线的交通码头和重要城镇。在长江教案期间，有许多操长江上游口音的哥老会分子，到长江中下游的城市活动。这些人是临时去策动教案的，还是长期在这一带传布哥老会、从事江湖活动的？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有多大的势力？美生案的材料，给我们作了回答。

首先，我们从张之洞《拿获会匪讯明惩办折》中看到，与美生案直接有关的哥老会头目30人中，供明出身地点的共16人，属湖广川黔籍的有12人，其中湖北湖南籍的达10人。他们都是长年在长江中下游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巨魁”。[66]正是这些人，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光绪十八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说“近年会匪日炽，沿江沿海尤甚”，“始则长江上下游一带，近则襄河上下游一带，随处皆有，根株盘结”，[67]具体说明了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向下游以至沿海地区发展的趋势，及其广泛蔓延的状况。

其次，我们从清方的档案材料中看到，这些哥老会头目，在长江沿线各自都拥有强大的势力。如长江起事的主要策划者龙松年，他本名龙大胜，又名庆延松、延青莲，湖南益阳人，军营行伍出身，裁撤以后，在安庆定居。光绪八年（1882年）即开山立堂，“放飘纠党”。[68]他与陈金龙、王金龙结成哥老会著名的“长江三龙”，[69]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拥有很大的势力。又如李洪，在长江流域两淮地区拥有的势力就更大。1891年长江武装起事计划中，各路哥老会奉他为总头目。据称，长江各地，“滋闹教案，都是李洪党羽所为”。[70]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哥老会这时不仅已广泛蔓延于长江中下游，而且在这里已拥有极为雄厚的基础。

另外，我们还看到，长江哥老会的活动中心多在码头城镇。首先因为他们的头目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他们在“长江各处码头，皆有落脚”，不仅设有山堂，而且还备船只“名曰扒山老虎”。[71]其次因为他们的主要实力聚集在这些地方。长江教案时，他们活跃于城镇码头；准备武装起事计划，自汉口到十二圩各码头，他们都能迅速调动队伍和船只，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们所以要将活动中心设在码头城镇，不仅因为这些地方是“商贾辐辏之区”，便于混迹隐匿；而且还因为这些地方聚集着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这是哥老会势力扩大的基础。

（2）从组织形态上看，长江哥老会也有显著的特点，主要是：第一，立会的规模大，“每会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72]第二，各会之间，互通声气，并逐渐趋于联合。张之洞说：“此次哥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又说：“沿江口岸，匪党布满……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73]这是他镇压长江教案和查办美生案以后，对长江哥老会组织状态的实际写照。第三，与长江下游两淮地区的青帮组织，也日趋合作、融合。最明显的是，原来李世忠和李洪的势力主要在青帮盐枭，但到1891年时，李洪却成了哥老会长江武装起事的总头目。当时还有不少哥老会的头目来自青帮。例如“长江三龙之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陈金龙，原来是“安清道友通字辈”；[74]美生案中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安清帮分子，曾同“排行通字辈”。[75]这些都具体反映了青红两帮之间的合作、融合。当然，这种融合是有条件的，并不排斥在另一条件下“两帮争夺码头，时相仇杀”。[76]

（3）从它的基本成员看，长江哥老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散兵游勇，水陆运输工人（挑夫、水手、船民），私贩盐枭等。他们在长江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活跃。

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很多散兵游勇充当了哥老会的头目。这是哥老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哥老会案件材料中，以及美生案的材料中，反映得都很明显。美生案中的龙松年、匡世明、李典、濮云亭、陈华魁等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都是营伍出身。这些散兵游勇，大多久历戎行，桀骜成性，勇敢善斗，富有江湖经验，所以加入哥老会之后，很快就充当起会中大小头目。

（4）从它的反抗活动看，主要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大量地表现为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同时，对清朝封建统治者也有反抗斗争。长江教案期间，《武昌匿名揭帖》斥“张之洞坐湖北，糊涂乱干，为什么反洋人，当作祖先”，[77]以及长江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事，都是明显的事实。

为什么长江哥老会的发展会呈现以上的特点？我认为，它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特别与长江流域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侵入内地，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长江沿岸开辟了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为商埠，开辟了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降低税率，享有子口税半税制等特权。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商品大量倾销内地。这样，就使长江地区的城乡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农村经济迅速遭到破坏，造成了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

最先遭到破坏的是旧式航运业。以上海一地的沙船业为例，在19世纪40年代，上海约有沙船3 000余号。由于外国轮船航运的排挤打击，到19世纪20年代时，已减为2 000余号；到了19世纪70年代，仅剩400余号。[78]沙船航业的破产，致使船户“资本亏折殆尽，富者复而赤贫，贫者绝无生理”，“业航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生存，必致散而为匪”。[79]长江帆船运输业的遭遇，同样如此，单宜昌至重庆这段长江运输线上，据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1880年估计，约有帆船六七千只，海关报告说有12 000只。这些帆船，大型的每只船工和纤夫22人，中型的要十八九人，小型的要10多人。推算下来，这段航线的船工和纤夫，不下20万人。如果连同他们的家属，直接靠帆船为生的就有百万人之多。[80]由于外国轮船进入这段航线，严重地威胁他们的生计，所以19世纪80年代时，宜昌东湖县就贴出告示，对洋轮上驶，“川帮船户人等……欲行聚众堵截”。[81]到19世纪90年代，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的内河水道上，就多次发生反对外国轮船航行势力的斗争。但因民船无力竞争，生计即“为轮船所夺，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充斥，职此之由”。[82]

其次是手工业遭受破坏。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对华倾销的商品，数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大的是机制棉纱。据统计，从1867年到1891年，24年内增长了36倍。[83]由于外国机制棉纱价廉物美，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每年像潮水一样，沿长江汹涌而入，流向内地的城镇乡村。到19世纪90年代末，偏于长江内地的江西，“通省皆已流通，价值不下一千万两”。[84]洋纱倾销的结果，“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85]其他手工业的破坏情况，与棉纺业相似。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内地，使中国农村经济渐趋半殖民地化。广大农村日益变成国际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不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是破产流亡。19世纪70年代，吴汝纶记载安徽桐城农村变化的情景说：“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聚，游惰即至数十。”[86]这种情景，代表了长江内地，农村经济遭受破坏以后，农民游离失业的一般状况。

农村经济破坏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不堪，水利失修，造成连年灾荒。1880年至1890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年每省有数十州县遭水旱等灾害，其中江苏一省，平均每年遭灾达61个州县。[87]遭灾之后，灾民就成千上万地涌进城市。上海、南京、汉口等沿江大城市，经常聚集着10万至数十万离乡背井的难民。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谋生之所，就成为街头的乞丐和江湖游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世纪60年代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下，长江流域的传统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些人大多无法找到正常的职业，最终不得不流浪江湖，弱者乞讨为生，强者投入秘密社会。所以张謇说，“贫民者，以沿江五、六省之青红帮私枭为最多”。[88]这就是清末长江哥老会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上述特点的主要社会根源。

此外，还有两种社会势力，对长江哥老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当时大量存在的散兵游勇和私贩盐枭。

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之后，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10余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他军队为数则更多。[89]这数十百万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得不到安置，就大量流向秘密社会。当时被遣散的湘勇中，有一部分原属哥老会分子，回到民间仍以传会为谋生之术，纠伙结盟，“散票取钱”。[90]另一部分在解散之际，即被哥老会截去。如同治五年（1866年），湘南哥老会大头目曾湘帆，得知江西湘军裁撤消息后，即派陈成茂等到吉安散勇往来道上“邀接”。[91]同治七年（1868年），湘军霆、峻各营遣散时，湖北哥老会也“纠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92]还有一部分回到原籍，“其中安分者，固不乏人，而桀骜成性，游手好闲，既不惯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者，亦复不少”。[93]湘军遣散的结果如此，其他军营裁撤的结果也是一样。因此，到光绪初年，沿江各省的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94]

盐枭，长江两淮地区早已有之。清道光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短绌，诸饷告急。为了增加盐税收入，两淮盐政虽然经过陶澍、陆建瀛的“纲盐改票”，曾国藩“改定票章，聚散为整”，和李鸿章“循环转运法”等一系列的改革，但因课厘、捐输、加价繁重，盐价昂贵，致使私盐充斥，私贩猖獗，盐枭队伍空前庞大。仅道光二十年淮南纲盐改票，就造成数十万人失业。“枭徒无赖，乱是用长。”[95]

清末长江两淮盐枭，主要来自停漕之运丁、遣散之军队和各处失业之贫民。原来，“漕河全盛时，粮船水手，河岸之纤手，集镇之穷黎，借此为衣食者，不啻数十百万人”。[96]太平军攻克南京，清政府即将漕运改从海道北上。1872年，全部改用海轮运漕，使漕河运丁“悉成游手”。[97]他们为了谋生，便结党成群，转而贩运私盐。当初活跃在漕河运丁中的青帮组织，也就随之转入盐枭之中。

与此同时，长江地区的遣散勇丁和现役官兵，也投入贩运活动。据清末《中外日报》报道，江浙一带，遣撤的淮勇，“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98]《盐法通志》也记载，“兵燹之后，盐船船户多系湘楚各军营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99]这些人，在盐枭中势力最强。他们不仅“与青红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而且还得到营汛兵役的庇护，因而“如虎傅翼，莫敢谁何”。[100]各地“土著无赖”，小帮私枭，也多依附于他们。

盐枭中的青红帮势力，如果以地域来划分，青帮主要在两淮、江南、浙西、皖南一带，红帮哥老会主要活跃在长江沿线。他们的贩私线路，一般“自淮南买盐而来，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101]这指的是长江下游太湖一带的私运路线。此外还有很多走私路线。可以说，长江两淮，无处不有。例如，长江上游的川盐私贩路线，川私从宜昌沙市顺江直流而下，入两湖各府属。这条走私路线上的盐枭，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很活跃。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川东一带，私枭最伙，近年以来，勾结日众，到处横行。”[102]川枭的活动，与哥老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对长江哥老会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根源的轮廓考察。这些特点和社会根源，不仅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后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的民众运动，也是有重大影响的。

四、对长江教案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考察，就不难看出，1891年长江教案的爆发，不仅由于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而且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那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多方面的侵略，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长江流域人民受害最深。他们大批破产失业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奋起反抗。他们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首先指向教会势力，同时还指向外国领事馆，以及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和洋行等。[103]关于这一点，长江教案一爆发，西方的评论家就指出：“外国鸦片销售，耗竭中国白银；机制品进口，破坏土著工业；汽船引进，使无数漕粮运丁失业；茶和丝贸易日益失败，使人民普遍失望；法英俄日抢去安南缅甸和其他领土，使中国官民惧怕整个国土将沦丧。所有这些事，都促使中国人决意不惜一切去反对外国人。”[104]1893年2月10日《北华捷报》也发表文章说：“由于外国棉织品的输入，许多贫苦的男女都被迫放弃了纺织，而洋扣、洋伞、煤油、大呢和洋船影响了其他行业，轮船运输使成千上万的船夫和岸上的伙伴失了业，沿长江的许多旧式帆船码头都不需要了，还有大多数从前承运政府漕粮的船户也发觉他们的生计被轮船夺去，为少数人发财致富了。如不能很快地求得谋生之道，这真是一个大灾难。由于经营料货贸易或在轮船上工作，许多以前贫穷的人确实发了财或者获得生计。但这一点远不能减轻那些从前过着安乐生活至少不挨饿，而现在却被新的环境弄得贫困无依的人们所受的痛苦。这一切痛苦、残忍以及在无知者看来是无可补救的事实，必然要招致不满与骚乱。抹煞1891年长江流域各次暴动与上述事实的联系是无益的。”[105]据此，我们可以认为：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那种把中国人民反教会侵略说成“迫害基督教”、“仇视欧洲人”、“反对西方文明”的论调，是早已被列宁批判过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早在80年以前，列宁就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而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2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106]

当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在这场运动中，确实存在不少盲目排外的行为和落后保守的思想，给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局限。对此必须作历史的分析。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正处在低级的、表面的、感性的阶段，还辨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分不清帝国主义统治者与他们的人民、宗教侵略与一般传教活动等种种界限。所以，在斗争中出现盲目排外和落后保守的思想行为，是难于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在这场运动中，哥老会虽然起了组织发动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个落后团体。它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不能克服自身的严重弱点和恶劣影响，把群众斗争提升到较高的水平；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克服这些局限和弱点，把反封建的革命引向胜利，乃是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历史任务。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注释】

[1]《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纪录》，第173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2年，第272页。

[2]（清）程宗裕：《续保教策》，《教案奏议汇编》卷4。

[3]Smith Arthur，China in Convulsion，Vol.2，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1，p.28.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页。

[5]《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鄂北地区的侵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1961年，第3页。

[6]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0页。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

[8]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等编：《清季教案史料》，1937年第26页。

[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1。

[10]李东源：《传教论》，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21页。

[11]《皇朝政典类纂》卷490。

[12]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84页。

[13]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Shanghai：North China Herald，1892，p.108.

[14]《益闻录》1891年6月3日。

[15]据光绪十九年湖北省呈报通省各属筹办育婴堂、收养婴孩的清单统计，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2—128页。

[1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87页。

[17]《芜湖闹事实情》，《益闻录》1891年2月20日；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11 23.

[18]《益闻录》1891年2月27日。

[19]《益闻录》1891年6月6日。

[20]《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29年，第698页。

[21]《张文襄公全集》卷30；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31 33；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I，p.607。

[22]《张文襄公全集》卷31；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41 42。

[23]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2、900页。

[24]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1页。

[25]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2页。

[26]（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28年，总第2912页。

[27]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900页。

[28]North China Daily News，May 29，1891.

[29]《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12。

[30]Mr.Sowerby to Consul Everard，Ichang，Sept.7，1891，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I，pp.636 637.

[31]《益闻录》1891年2月20日。

[32]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9.

[33]F.H.Balfour，“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Journal of The Manchester Geographical Society，7（1891）.

[34]T.Richard，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Vol.2，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07，p.141.

[35]全套计有32幅，原件未见。美国学者保尔·科恩在他的《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收录了7幅。见Paul.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40 141。

[36]参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

[37]《张文襄公全集》卷137，电牍16。

[38]《张文襄公全集》卷136，电牍12。

[39]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09.

[40]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189.

[41]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189，202.

[42]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37；Wehrle，Britain，China，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 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1966，pp.24 22；Guy Puyraimond，“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 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4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732—740页。

[44]《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732页。

[45]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37；Wehrle，Britain，China，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 1900，pp.24 22；Guy Puyraimond，“The Ko-lao 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

[46]参见[日]矢泽利彦：《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1960年第4辑；[日]里井彦七郎、[日]小野信尔：《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世界的历史》1969年第11辑；Wehrle，Britain，China，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 1900。

[4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732—738页。

[48]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37 39.

[49]《益闻录》1891年6月3日。

[5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十月八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以下简称硃批奏折），光绪十七年广东巡抚刘瑞芬奏。

[51]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52]《张文襄公全集》卷132，电牍14。

[53]Wehrle，Britain，China，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 1900，p.24.

[54]《益闻录》1891年2月20日。

[55]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12。当时《益闻录》也有报道说：“初五初六两日，方匪徒焚堂时，西人自趸船窥远镜，明见身穿绸衣，手执红旗，在现场指使。其事先预谋，又是一证。”见《益闻录》1891年2月20日。

[56]根据英译文回译，英译文见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38。

[57]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31 42.

[58]《张文襄公全集》卷33，奏议33。

[59]《张文襄公全集》卷136，电牍12。

[60]《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3。

[61]《刘坤一遗集》，第2224页。

[62]The Chinese Confessions of CharlesWelsh Mason，London：Grant Richards，1924，p.33.

[63]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美生亲供：“五月间各处闹事，欲知细底，佯入会为办军火。”见《刘坤一遗集》，第2222页。

[64]The Chinese Confessions of C.W.Mason，pp.132 137.

[65]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1892，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 I，pp.97 112.

[66]《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1。

[67]《张文襄公全集》卷32，奏议32。

[68]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69]“陈金龙即陈殿魁，系红会匪首，为长江三龙之一，在上海吴淞等处开龙华、玉龙等山堂。”见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王金龙为长江三龙之一。供认为龙华山巡风，又为玉龙山心腹（副），与已获正法之陈金龙结盟不讳。”见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70]《刘坤一遗集》，第712页。

[71]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72]《张文襄公全集》卷116，公牍31。

[73]《张文襄公全集》卷31，奏议31。

[74]《刘坤一遗集》，第726页。青帮有二十四辈，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二十四字排列。民国以前，长江下游的青帮分子，一般多属大字辈和通字辈。

[75]硃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7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404页。

[77][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排外运动》（资料篇）上卷，东京：岩南堂书店，1968年，第141页。

[78]《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

[7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8。

[80]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81]《宜昌东湖县告示》，《申报》光绪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82]《刘坤一遗集》，第1039页。

[8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68页。

[84]《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85]《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86]（清）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时政》。

[8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7年，第720—722页。

[88]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9。

[89]（清）刘崑：《刘中丞奏稿》卷7；《刘坤一遗集》，第2187页。

[90]《刘坤一遗集》，第2794页。

[91]《刘坤一遗集》，第1642页。

[92]（清）王先谦：《同治朝东华续录》卷72。

[93]（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869页。

[94]《刘坤一遗集》，第381页。

[95]（清）张石樵：《石樵先生遗集·张君行状》。

[96]（清）丁显：《请复河运刍言》，（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1。

[97]（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848页。

[98]《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期。

[99]（清）周庆云：《盐法通志》卷86，辑私2。

[100]《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期。

[101]《张文襄公全集》卷28，奏议28。

[102]《丁文诚公奏稿》卷14。

[103]例如芜湖教案、宜昌教案中，群众除攻击教会外，同时还攻击领事馆、海关、洋行。在芜湖城内医院的墙上有揭帖说“十天之内一起收，外头之人不要忧，洋行的人不要喜”（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4）。当时群众把这些机构都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是可以理解的。

[104]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

[10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29—1330页。

[106]《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