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会党发展的特点

嘉道年间会党发展的特点

从清嘉庆元年至道光三十年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和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同时，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吏治大坏，贪污横行，加之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压迫特别深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浪潮也就日益高涨。美籍学者杨庆堃根据《清实录》的记载统计，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事件，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年有107次，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有131次，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五年有117次，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五年有206次，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五年有228次，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五年则达929次。[1]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反抗的次数，一年比一年频繁。嘉庆初年，群众的反抗斗争每年平均发生10次左右，但到道光末年时，每年平均有100次，差不多增加了10倍。统计者还指出，这些群众反抗斗争，大多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可见这一时期民间秘密结社发展迅速和活动频繁的程度。

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群众一直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高压政策，特别是乾隆末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惩办天地会的条例，就给天地会系统的会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上两种社会情况，是决定嘉道年间中国会党发展特点的最基本因素。那么，这一时期中国会党的发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天地会的势力从福建一带广泛传播到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www.guayunfan.com)天地会最早起于福建，乾隆年间主要活跃于闽省内陆和台湾，到嘉庆年间，就迅速向外扩散。天地会由福建向外传播扩散的路线，大体有四条：第一条是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贵州、云南；第二条是由福建传入江西和湖南；第三条是由福建传入浙江；第四条是由福建传入南洋。[2]下面，我们以第一条路线为例，来具体考察天地会传播扩散的情况。

据清代的档案材料记载，嘉庆五年十二月，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来到广东省雷州府海康县地方看相，林添申邀其至家看相。陈姓谈及从前在籍曾拜过天地会，林添申询问如何拜会？陈姓声称，结拜之后，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其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林添申收存，嘱令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嘉庆六年六月，有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吉洪、陈吉洪等六人，至林添申家，共谈贫苦。林添申即将福建陈姓传给之暗号、表文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并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方庭相等应允，一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300文，交林添申买酒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林添申村外僻静处结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给方庭相等阅看，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表后写“天运辛酉年”字样。林添申遂持刀，令方庭相等从刀下钻过。林添申还说，日后俱要听从指挥，如有负盟不义者，死于刀下。并将暗号传给，不序年齿，共推林添申为大哥，拜毕歃血，焚表饮酒各散。此后，林添申、方庭相等又分头邀人入会，先后邀得百余人，分为七起，不论年齿，各以林添申、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老洪、陈老洪为大哥，于七月十二、十四、十五等日，在东坡村、白水塘、东角埔等处结拜，共以林添申为总会首，约于八月十五日同赴高山坡地方结拜，乘机往各处村庄城市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3]

嘉庆六年十一月，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报，广东省新宁县拿获天地会犯叶世豪等百余名。叶世豪籍隶新宁，佣工度活，嘉庆六年二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到该处看相，叶世豪请伊至家。陈姓说起前在原籍拜过天地会，叶世豪询其结拜天地会有何好处，并如何结拜。陈姓说，以洪字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村庄。其暗号系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会簿一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本处地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叶世豪询其名字，陈姓说俟结拜时告知，随即辞去。叶世豪因无人雇请，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是年八月，有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到叶世豪家闲坐，讲起穷苦。叶世豪即将福建陈姓传授结拜天地会缘由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余笼壮等应允。一共五人，议定每人科钱200文，交叶世豪买备酒肉，于九月初十，往土名石笋滩地方结拜。叶世豪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复与笼壮等分头纠得何穆昭等百余人，分为五起，不论年齿，各以叶世豪、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为大哥，于九月十五、十八等日，先后在石笋滩河边西坑、勒涌、北坑、和宁等处结拜。并各向叶世豪告之，约定十月初十日内，同往石笋滩地方结拜总会，乘机往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4]

嘉庆八年二月，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报，广东省潮州府大埔县和惠来县拿获结拜天地会犯方振思等六十余名。方振思籍隶惠来，平日充当更夫。嘉庆六年正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惠来地方看相，方振思邀其至家观看，谈及结拜天地会之事。方振思后因患病，辞退更夫，贫苦难度，起意纠伙结拜天地会。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纠邀陈宗元等69人入伙，于八月十五日夜，在赤山地方结拜，共推方振思为总大哥。尚未举事，即被拿获。[5]

从以上三个天地会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福建同安人陈某，以看相为名，来到广东传播天地会，在一两年时间里，他奔走潮州、惠州、广州、雷州等府，辗转相传，仅此三个点上，就纠众数百人。由此不难想象这一时期天地会传播的速度和规模。

当然，天地会由福建传入广东，决不只是通过同安县一个地方，也不只是通过陈姓等一两个人。我们看到，就在福建同安人陈姓于广东潮州惠州地区传会的同时，广州府东莞县也禀报，“有福建同安县民，来粤诱惑乡民，聚集多人，结盟拜会”。[6]嘉庆六年五月，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报，在东莞县中堂地方，拿获天地会犯陈礼南多人。陈礼南籍隶福建同安县，在籍时曾听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转给陈礼南盟书一本。陈礼南因贫苦来粤佣工，是年正月，到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墟地方，与李道著、张三弟等相识。陈礼南因无工可作，度日艰难，起意拜会获利，遂商同李道著等结拜天地会，纠结多人，希图抢劫村庄，得赃分用。尚未举事，即被拿获。[7]

我们又看到，嘉庆七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称，在广东惠州府的归善县，有福建漳浦县人蔡步云传播天地会，纠众滋事，“陆续投首者共一千余名，缴获器械六百余件”，布旗内有“讨江山”等语。蔡步云原籍福建漳浦县，寄居归善，嘉庆七年四十一日，有本县民人陈亚本，到伊家内闲谈，起意结拜天地会，纠众抢夺。蔡步云即与陈亚本分别邀得谢天生等16人，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结拜，写五色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陈亚本自称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谢天生为东路元帅，曹东保为东路先锋，陈永保为西路先锋，戴亚锤为南路先锋，陈辛姑为北路先锋。众人议定后，分往稔山、白芒花等处各村庄纠人入会，并派出头人，制造器械，入会者俱给红布条为号，七月间尚未起事，陈亚本、蔡步云等即被拿获。据蔡步云供称，布旗内“讨江山”等语，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8]另据觉罗吉庆密奏，嘉庆六年惠州府的归善、博罗两县，民人加入天地会者，已达一两万人。嘉庆七八年间，在归善、博罗、永安三县境内，就爆发了陈烂屐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由于天地会在广东各地迅速广泛的传播，到道光年间，它的势力已“蔓延通省，及于广西”，并“祸连吴楚”。[9]而实际上，天地会在嘉庆年间已由广东传入广西。天地会进入广西境内，主要是通过广东人的传播。据清代档案文献记载，早在嘉庆九年，广西巡抚百龄就奏称，有籍隶广东钦州之冯老四，与广东灵山县民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等，勾诱广西博白县、永淳县民王政清、符奇高等结拜天地会，欲往钦州一带劫掠。冯老四为人强悍，曾出洋为盗，与广东灵山县人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并和浦县人蒋如成，广西博白县人王政清素识相好。嘉庆八年十二月，冯老四起意纠人结拜天地会，劫抢财物，商之林定帮等，俱各允从。冯老四即于是年十二月及九年正、二月内，陆续收买刀枪10余件，用竹做枪40余杆，又制造旗面、木印、符布。并与林定帮等先后纠约符奇高等120余人，于嘉庆九年二月二十七、八、九等日，陆续齐集宾温氏家，饮血结盟。不序年齿，共拜冯老四为大哥、总头目，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蒋如成、王政清均为头目。冯老四口传“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10字暗记。因符奇高向系卖卜，令其代为择日。原定三月初六日起事，冯老四等因闻合浦县访拿，恐被掩捕，即于初一日黎明分给各人刀枪，红布包头，欲往钦州一带劫掠。途经合浦之龙门圩，因抢取猪鸡等物，先后被地方兵勇村民捕获。[10]

嘉庆十二年广西巡抚恩长奏报，“平乐县沙子街地方，广东匪徒李元漋、张世聪，湖南匪徒杨开来三人为首，复兴天地会，辗转纠引九十五人，歃血结盟”。张世聪、杨开来均在平乐县沙子街佣趁度日，与广东东莞县人李元漋素识。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初四日，彼此会遇，各道异乡势孤，商允邀人结拜天地会，遇有争殴，得有帮助，并可乘便行劫。先后分头纠邀92人，于五月十七日夜间，在古庙内结拜。李元漋、张世聪、杨开来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10字，并令出门各将颈下钮扣解开，衣向内折斜肩，雨伞将柄向上，以为会中暗号。[11]嘉庆十三年，广西宾县破获颜亚贵与颜超结拜天地会案。颜亚贵籍隶广东南海县，寄居广西贵县，贩马生理。嘉庆十三年二月初二到宾县，遇挑卖杂货之广东南海县人颜超，同店住宿。因系同姓同乡，交谈投契，各道贫苦，颜超即邀其入天地会。除授传天地会暗号外，又将会内《桃园歌》抄给颜亚贵。颜超并“密告以广东石城县丁山脚下，有洪启胜、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已纠人，欲行谋反，令伊来西省邀人入伙”，随嘱令颜亚贵替伊各处纠人，以拜天地会。[12]

从以上材料以及有关档案可以看到，嘉道年间广西的天地会，大多是由广东人传播来的。同时，我们从清代的档案材料还看到，这一时期云贵地区的天地会，也多是由广东人传播过来的。例如，贵州省荔波县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程乡县作卖鱼生意的凌国珍和广东平县以行医度日的罗载扬，于嘉庆十七年初传入的。[13]贵州省兴义府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人麦青从广西百色地方辗转传入的。[14]云南省师宗县、宝宁县以及开化府的添弟会，是由广东人林闰才、张效元、杨憨头等于嘉庆十七、十八年传来的。[15]天地会的这个传播发展趋势，与乾隆嘉庆以来中国社会危机严重，闽粤一带破产农民大量往广西、云贵地区流动，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以广东人大量流入广西最为突出。时人指出，“粤省人烟稠密”，[16]人多地少的矛盾，自乾隆朝以来就日益严重。到道光年间，此处“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17]尤其是广东东部，“人民繁庶，地方斥卤”，“家鲜恒产，游手坐食之民素无依赖，遂致作奸犯科，肆行无忌”。[18]加之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天灾频仍，就造成数十百万的失业游民。这些人，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由狭乡往宽乡迁移。当时，广西就属“宽乡”——地多人少的地区。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西人口只有28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已达763万人，前后增加了12倍。[19]广西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广东客籍人的大量迁入。有关地方志记载说，嘉庆初年“广西之境，大约壮人半之，瑶人三之，居民二之”，[20]绝大部分是土籍。但到道光年间，广西的客籍户比重就迅速上升。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粤西“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梧、浔、南、镇、玉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21]由于广东客民大批在广西落籍，就使广西不少地区出现“佃众田稀”，土客民人争田抢耕的局面，造成了土民与客民、外来民人与本地民人之间的斗争。随着广东客民大批流入广西，天地会也就随之而入。特别是“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情形不同，其名则一”。[22]到道光年间，广西通省的天地会“堂股”数，已不下数百个之多。有的地方，“几无村不有大哥”。[23]

天地会向广西等地的迅速蔓延，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度不安。道光十一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在一个奏折中，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和天地会蔓延的形势，曾作了这样的概括：“现在粤省米贵，乡间倍多抢劫，商旅为之戒行……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入其会者授以口号，各执图一张，虽素不谋面，一闻口号相符，即呼为弟兄。钱财可通，患难与共，假托义气，故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民丁，半皆羽翼。一、二良善之家，傥不入会，则无以自全，故胁从者亦复不少。似此潜滋暗长，无巢穴之区，而都邑市廛皆其布散之所；无啸聚之众，而兵民役胥皆其心腹之人。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24]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就在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广泛蔓延发展之后，到咸丰初年，便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大起义。

二、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先后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名目

天地会创立以后，到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爆发，天地会的反抗斗争首次走向高峰。但是，也正是经过林爽文起义，清政府便开始严厉镇压天地会，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结拜天地会的活动。于是，许多天地会组织，就在各地改头换面，变更名称，进行活动。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可以确知，最早起来将天地会改为“靔 □”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的福建同安人陈老苏和苏叶。陈老苏、苏叶系福建同安县洪塘乡人，曾在台湾参加过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失败，陈老苏与苏叶即逃入台湾高山族地区耕种度日。乾隆五十七年渡海回同安原籍，因贫苦难度，“忆及从前天地会内之人，到处纠约，无人敢欺”，乃商定邀人结会。陈老苏“以三指手诀众所共知，恐难分辨，并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改造靔名色，以暗合天地”。[25]苏叶又编造“天一成水水成仙，地二成火共水连，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万千”口诀四句，令入会之人诵习，以便互相关照。并将林爽文起义时的“顺天”年号改为“顺国”，纠党抢掠，截夺文报，戕害驿夫，即被闽浙总督伍拉纳等破获。[26]也正是在同一年，清政府重修《大清律》时，即增加了禁止和惩办天地会的律例。因此，到了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改变名目就特别频繁。

过去陶成章说：“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流入于粤，隐其天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氵字之义，号曰三点。或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端，乃又取其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27]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天地会名称演化的历史实际。但陶氏断言三点会、三合会等名目出现在康熙年间，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同样，近年来有的学者说“三点会名目起于道光年间”，“至道光年间，始见诸记载”，[28]也值得商榷。其实，三点会的名目，根据档案文献记载，在嘉庆年间已出现。例如，嘉庆十一年，江西赣州府会昌县地方，就有周达滨“改立天地会为三点会”。据周达滨供称：“以天地会名目犯禁，因此会本系洪二和尚起义，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29]至于将天地会改成其他名目的则更多。正如闽浙总督汪志伊在一个奏折中所说：“历将著名会匪拿获究办，愚民稍知警惕，该匪等复改立双刀、百子等项会名，多方诱引。”[30]

根据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由天地会改立和衍化出来的名称，约有三四十种。如果将这些名称的来由加以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因天地会系洪二和尚创立，取洪字偏旁，定名三点会和三合会。这种情况，嘉庆十一年江西会昌县周达滨改天地会为三点会，反映得最清楚。周达滨的供词，直接说出了他们改立三点会的原由。同年，福建永定县廖善罄等，与武平县的钟碧珍结拜三点会；嘉庆十九年广东和平县僧宏达与吴亚妹等在江西定南厅结拜三点会；同年江西龙南人钟锦泷与广东连平人邱利等结拜三点会，都是属这一类型。[31]他们的结拜仪式，都要设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的牌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钻刀穿桥时，需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的口号。并分给每人红布一块，内书“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见团圆时”等语。[32]

至于三合会名目出现的时间，据档案材料记载，大致与三点会相近。我们看到，嘉庆十六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在广东省顺德县地方，就有严贵邱等132人“私立三合会”。[33]嘉庆十九年，广州、肇庆等府属，也有“匪徒复兴三合会名目”。[34]

（2）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崇尚江湖义气，取名忠义会、仁义会、仁义双刀会、公义会、情义会、江湖串子会等。例如，嘉庆二十年广西恭城县李泳怀等，在恭城栎木寨空庙“结拜兄弟，取名忠义会”。结拜时，摆设案桌，用红纸书写“忠义堂”三字，粘贴桌边，并供设“关帝神位”。[35]嘉庆十九年，福建长汀县人黄开基“纠邀钟老二等十三人，在顺昌县小坑仔山厂内结会，将添弟会改名为仁义会”；后又在建阳县“结拜仁义会”。[36]嘉庆十七年福建武平县朱德辉等，因添弟会查禁甚严，将添弟会改为“江湖串子会”，“其情事仍与添弟会相同”。[37]嘉庆十九年，江西南丰县封老三等“结拜兄弟，取名仁义双刀会”。[38]嘉庆二十二年，陈添然在湖南保靖县纠人结拜，取名“公义会”，都是属于这一类。

（3）因结会时所拜神物及会员所持器械证件而定名为三仙会、明灯会、双刀会、千刀会、担子会、边钱会、半边钱会等。例如，天地会结拜时，入会者多要从双刀架下穿过，因而有不少天地会组织就改称“双刀会”。嘉庆十八年（1813年），福建光泽县人陈上元等，在邵武县天台山空庙结会，“因庙中供有三仙，故称仁义、三仙会”。[39]嘉庆二十一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倡立“明灯会”，因“此会结盟时除用小铁碗、砂子、小刀外，另起明灯一盏，故名明灯会”。[40]又如，道光初年，江西赣南一带，“有匪徒烧香结盟，名为添刀会，又名千刀会”，亦有添弟会“带刀防身者，民间因即目为千刀会”。[41]南安、赣州两府，乞丐结拜，“结队同行，肩挑锅担”，名为“担子会”。[42]有的地方兴立的“边钱会”和“半边钱会”，因歃血拜盟后，发给“半边钱，作为传徒凭据”；[43]或将半边钱用红绿线捆扎，分给各人收执，“暗为传人记号”，[44]由此得名。

（4）有的是旧名新用，即采用旧的名称，充实新的内容。如父母会、小刀会等，最为明显。早在雍正年间，父母会的名目已经存在。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雍正六年就有民人汤完等在台湾结拜“父母会”。但这时的父母会，只实行“刺血滴酒，设誓拜把”，[45]没有“三指暗号”等。到了嘉庆年间，福建一带的父母会，就传授“三指暗号”了。例如，嘉庆十九年欧狼在福建霞浦县结拜父母会，就“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欧狼即欧品重，原籍漳浦，迁居霞浦县地方。嘉庆十九年六月间，欧狼因贫苦难度，稔知添弟会名目可以敛钱使用，遂起意结会。先后纠邀谢奶桂等26人，约定是月十五日在霞浦天岐山空庙内会齐。“至期各人同拜欧狼为师，欧狼取名父母会，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又问：从那里来？那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从那里过？答称：桥下过。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以便会内人彼此关照。宰鸡取血，滴酒共饮，各人送给欧狼钱二百文而散。”[46]从欧狼结拜父母会的情节，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了这一带原来流传的父母会名称，充实了天地会结拜的新内容。

小刀会的情况，与父母会相似。在清代文书档案中，据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小刀会的名目，是乾隆七年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陆路提督苏明良、福建漳州镇总兵官龙有印等人的几份奏折。闽浙总督那苏图在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说：“漳浦县云霄地方有小刀会，因本年三、四月间雨泽愆期，传播讹言，惊扰愚民。经该县朱以诚查有云霄张姓一人，并平和县张姓一人，小刀亦经查出，两面有锋。”[47]从这些奏报材料看，那时的小刀会，除“歃血结拜”和“身备匕首”外，并无“三指暗号”。到乾隆五十九年，台湾凤山县的郑光彩等人创立的小刀会，系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才具备天地会的特色。据哈当阿奏报：“郑光彩原籍龙溪，生长凤山，素与陈旺、魏东、杨骨交好。”因平时“强勒附近各庄发给工资，代为保守田园……会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乏人帮助。因思从前天地会有人帮助，众皆畏惧，遂起意结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间，郑光彩即与陈旺、魏东、杨骨等相商，陈旺等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伙……变名小刀会……五月二十三日在盐浦庄杨骨家会齐，备齐牲礼、香烛，至庄外僻静空埔排设，众人俱让郑光彩为大哥，陈旺为二，魏东为三，杨骨为四，一共五十四人，拜天立誓，口称会内之人均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立死刀下等语。又各人将左手食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并约定各人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作柄，携带在身，以为暗号。”[48]继郑光彩之后，嘉庆二年、三年，台湾淡水的杨肇、嘉义的徐章等人，又分别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进行活动。[49]此后，大陆各地的小刀会，大多采用天地会的结拜方式，并传授“三指暗号”，显然属旧名新用。

（2）由天地会和白莲教两个系统相互交融结合所采取的名称，如洪莲会、阴盘教、阳盘教、青莲教、棒棒会等。白莲教、斋教原来在南方就有较大的势力，自天地会兴起以后，教与会两种势力在民间同时存在，相互交融，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现既有会党特征又有教门特色的组织名称。例如，福建建宁县民人李凌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拜从江西贵溪县人吴子祥为师，传授恩本经一卷，吃斋念诵。嘉庆六年四月间，另拜天地会首福建邵武县人吴韬为师，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暗号，吃烟取物俱用三指向前，遂又起意另立会名。因天地会查拿严紧，忆及吴子祥经内有阴阳语句，即捏造阴阳盘等教名目。[50]“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传抄经本，吃斋念诵。”[51]嘉庆十二年朱石崇在江西安远县地方，将三点会改为“洪莲会”。[52]道光末年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分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53]这些都是教与会两种势力的混合产物。

（6）还有一些为标榜自己的组织而定的名称。如嘉庆二十五年福建江哑奴结会，“因会内众人俱系平等称呼，取名平头会”。[54]道光十五年李魁、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结会，以“入会之人彼此帮护，可以保家防身为词”，取名“保家会”。[55]嘉庆十九年四月，广西南宁府吴中、吴举创立“良民会”，凡出钱入会者为良民，不出钱为“匪类”，以敛钱渔利。[56]

三、天地会举事次数虽不少，但规模多不大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严厉镇压；其次是由于天地会的组织分散，不易形成规模巨大的统一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在嘉庆年间尤为突出。当时，清王朝一面在法律上作出了严惩天地会的规定，一面屡饬地方文武员弁，严密访拿，务使有犯必获，期无纰漏。因此，各地文武官员，一旦访闻天地会活动，便立即取缔，严加惩办。如闽浙总督汪志伊在福建就亲手惩办了数十起天地会案件。他在一个奏折中也声称，“臣汪志伊自莅督任以来……破获匪犯二百九十余名”。[57]此外，各地方官还通过发布《化导士民告示》，订立《乡约条规》，刻立《严禁拜会碑》等方式，禁止天地会的活动。例如，广西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于道光元年颁行的《乡约条规》，就明文规定：“结拜添弟会，是第一件大犯法的事。”在条文之下，还用通俗的文字，来解释进了添弟会将会如何受到官刑处罚，以威胁群众。其中有一段文字说：“好好的百姓，进了添弟会，便是朝廷罪人，如今处处访查会匪，断断不能遮瞒。兵差奉票来拿，用链子铐起就走，可怜你的爹娘、妻子、兄弟，号啕痛哭也救不得你了。一进衙门，官府见你是个会匪，先打嘴巴，打得两脸红肿，满口流血；又用小板子重打两腿，照例拧耳跪链，将铁链盘作一团，押你跪在链上，扯起两耳，那时两个膝头痛入骨髓，不怕不从实招供。一画了供，就用手镣脚铐捆作一团，如同猪狗一般，丢在牢里，要吃不得吃，要睡不得睡，受尽牢狱之苦。装入囚笼，解府、解省，历过多少衙门，受尽许多许多苦楚，然后分别定罪，做大哥、师傅的，先受极刑处死；拜会纠人的，斩罪处死；拜会而兼为匪的，绞罪处死。绑赴法场，刀斧手吆喝一声，先吓得魂飞魄散，然后用刀砍死，用桩绞死。这样的人不必说了。那次等问遣罪的，解往新疆万里之外。那地方滴水成冰，寒冷异常，受冻受饿，又要受他鞭扑责打，广西人如何禁受得起！到那里折磨一年半载，也是一条死命。那问徒的，解往他州外县，爹娘妻子不得见面，受苦无穷。就是问枷杖释回的，也是侥幸万一的事，虽然放回本乡本村，人人笑骂你是解省的会匪，受了官刑的人，终身做人不起。至投首免罪的事，更是非常侥幸。”在另一段条文里，还以广西省嘉庆年间办理灌阳、阳朔、恭城、思恩、宜山、贺县、玉林、荔浦、上林等州县会匪蒋五益等100多人的事例告诫百姓，并规定“从今以后，若有人邀你拜会，你便悄悄告知头人，星速禀官，立刻重赏。约长、头人、墟长等仍不时稽查，禀官究办”。[58]甚至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统治者也立碑严禁结拜天地会。例如《融县知县严禁苗区拜会碑》中就规定，“不许拜会结盟、窝留棍匪”，“自示之后，如有前项不法棍徒，勾引外来游匪，吓索滋事，许该苗头协同苗民擒拿，解赴本县，以凭尽法惩究”。[59]由于清朝政府层层严厉镇压，天地会很难聚集成巨大的反抗力量，往往举事尚未发动，即被破获。所以嘉庆年间天地会起义，规模较大的像广东归善、永安、博罗的陈烂屐起义，也只有1万多人，[60]没有一次天地会起义能发展成像嘉庆初年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的规模。

但是，随着清乾嘉以来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随着天地会势力的广泛蔓延和聚集，到了道光年间，天地会斗争的面貌，就迅速发生变化。特别是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两广、湖南等地受战争的影响较大，天地会的势力在这一带发展更为迅速。清统治者说，这一带“盗贼如毛”，“游匪如林，聚散靡定，水陆要津，皆为贼踞”。[61]尤其是粤桂、湘桂交界地区，清廷统治力量薄弱，天地会势力容易在这些地区集聚起来。所以，道光末年发生在湘桂交界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粤桂交界的何名科、张嘉祥起义，广西境内的陈亚贵起义，规模都比较大，即使在广州附近的东莞、香山一带，1842年至1847年，先后也有两万多天地会分子参加起义。这些起义，就是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前奏。

四、会党成员多为农村的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

他们从农村破产游离出来以后，就外出充当雇工、佣工，佣趁度日；有的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有的测字算命，训蒙度日；有的终年飘荡江湖，偷窃行丐。由于这些人生活贫苦难度，或是由于流浪异乡，孤立无援，他们便起意结会，纠伙拜盟。这样，一面可以免人欺侮，一面可以骗钱使用。有的在结会之后，就立即抢劫财物，分赃使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特点，我们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将前人抄录的嘉道年间福建、广东、广西三省81个天地会案件，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会首的姓名、籍贯、结会的原因、犯案的内容，分别列表如下（表1）。

表1嘉道年间闽粤桂三省81起天地会案件简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从三省天地会案件的简况表，我们可以看到，这81个案件分别发生在42个不同的州县，其中福建省31个案件，发生在该省17个州县；广东省28个案件，发生在该省19个州县；广西省22个案件，发生在该省9个州县。这反映出天地会在这一带传播的广泛性。从会首的籍贯和犯案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三省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省31个案件中，首犯（天地会会首）属外省来的有7人（主要是从广东、江西边界来的），属本省外县来的有2人，属本县的有22人。广东省28个案件中，会首属外省来的有3人（全部从福建省流入），属本省邻县来的有7人，属本县的有18人。广西省22个案件中，会首属外省来的有14人（其中广东省13人，四川省1人），本省邻县来的1人，属本县的有8人，籍贯不明的1人。福建、广东两省的情况大体相似，天地会大多是由本省本地区的破产劳动者纠集结拜。其中福建省有7人属外省来者，主要是道光年间天地会广泛蔓延之后，从广东龙川、江西南丰流入福建邵武、光泽、建宁、长汀一带开山、种茶的棚民。而广西省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该省天地会案件的首犯，大部分是从广东省来的，这反映出，广西的天地会主要是由广东人传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在广西的传播蔓延，与乾隆嘉庆以来广东人大批向广西迁徙流动的步伐是一致的。由于大批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并与广西各地的土匪相结合，结盟拜会，剽掠为生，到道光末年，一些地区就出现“游匪外滋，土匪内迫，连村标厂，横路刀枪”的局面。[62]

从这81个案件的86名首犯（会首）所供的职业身份情况看，属于佣工、苦力、贫苦农民的有25人，属于游民（包括盗贼、逃犯）的有16人，属于手艺匠人、小贩一类的有7人，县役文书和差捕有4人，贫苦僧侣2人，训蒙教读者3人，身份不明者29人。这个情况表明，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骨干成员，主要还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这种情况，与乾隆年间天地会的成分是基本相同的，而与后来同治、光绪年间会党成员中有大量破产的水陆运输工人和散兵游勇，是有显著差别的。如果将以上会首的社会成分和他们结会的原因（其中因穷苦难度的有46件，免人欺侮的有12件，报仇抢掠的有4件，不明原因的19件），犯案的主要情节（其中抢劫案有20件，骗钱使用者21件，情节不明者10件）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五、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会制度、结盟仪式、组织机构和一系列隐语、暗号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天地会的传播者，在各地纠众结会，一般多持有拜会的歌本（如颜亚贵所藏的《桃园歌》[63]）、会簿（如姚大羔所藏的会簿[64]）、拜盟誓单（如卢盛海等的结拜盟誓单[65]）以及腰凭等。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即天地会的初创时期比较少见。虽然嘉庆年间有的天地会犯供称，他们的会簿是天地会旧本传抄。如嘉庆十二年福建南平县林应伟供称，同伙郑瑞观“有会簿一本，系天地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即嘉庆元年——引者）抄得”。[66]嘉庆二十年福建武平县天地会犯朱凤光供称，其所藏秘书一本，也是“相沿抄录”。[67]可惜，这些会簿，有的已经烧毁（如朱凤光的会簿），有的已无法找到，因此，它们的详细内容也已不得而知。但是，据朱凤光供称，他的会簿是嘉庆十七年谢国勋传播天地会时交给刘奎养的，刘奎养于次年邀朱凤光入会，由刘奎养“转给朱凤光照抄”，会簿所言，“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68]

对照嘉庆十六年广西省呈交的姚大羔会簿，我们可以得知，这些会簿讲的“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就是万提喜万大哥创立天地会的故事，也就是后来天地会的各种传抄会簿中所载的《西鲁序》传说故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可以推断，这种会簿的出现，应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这是因为，万提喜创立天地会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于乾隆四十四年身故，[69]记载和神化他创立天地会的故事，必定是在乾隆四十四年之后。至于后来一些会簿中将万提喜创会的时间说成“乾隆年间”，这可能是故事神话化，或是传抄错误的缘故。

关于传会的歌本和拜盟的誓单，我们从颜亚贵的《桃园歌》和卢盛海的《结拜盟誓单》的具体内容看，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天地会拜盟时宣读的誓词。这种誓词，与乾隆年间的《天地会盟书誓词》，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嘉庆年的歌本、誓单中都罗列着关帝圣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鬼谷先生等众神祇，以及天地会虚构的五祖神。这些神祇，只是作为天地会成员歃血拜盟时的盟证，以约束拜盟人信守誓约。

天地会的拜盟仪式，在乾隆年间一般比较简单，“凡传会时，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70]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这种结拜仪式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拜会时，多在供桌上供奉“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71]有的还写明“传会之洪祖师即洪二和尚牌位”，[72]有的还供出天地会虚构的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等“五祖”的牌位。[73]桌上安放一米斗，斗内插有五色旗，还放剑两把，以及剪刀、尺、铜镜等物。这些物品，在天地会内都有特定的含义。如米斗（木斗）即代表“木杨城”；剑是七星剑，以示覆满兴明之意；尺是用以比较会员之行为，和计算天地合一之方寸；铜镜，用以照破一切善良邪恶；剪刀，可剪开蔽空之乌云。[74]结拜仪式开始后，主盟人即手持刀剑，先令众人从刀下钻过（有的则令众人从桌下钻过），然后立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洪字暗号，并宰鸡取血，共饮血酒。道光年间的结拜仪式，除安设木斗、供奉牌位外，有的还在供桌后烧火一盆，并用竹竿编制“三关”。主盟人手持长刀，站在第三关门旁，将刀架于关门之上，令新入会者从下面钻过，然后至牌位前焚香、盟誓歃血，再从火盆上跳过，最后饮清水一口，以示“同赴水火不畏避之意”。[75]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渐进入广州等城市，和香港、南洋各地。在这些地方，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就更为复杂。[76]

由于天地会是民间秘密结社，为了会内之人互相识别和联络的方便，它有一套特定的联络暗号和隐语。这种暗号隐语，在乾隆年间的天地会内，只是传授洪二和尚所创的“三指诀”和“洪字暗号”，即“相约见人伸手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77]但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严厉镇压，同时又由于天地会势力的广泛蔓延，天地会的隐语暗号，也就随之变得更加严密复杂。除了原有的“三指诀”外，在出门的衣着、钮扣、发辫的盘法、路上的盘问，以及取茶点烟饮酒等方面，都有一套严密的隐语暗号。[78]

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它的组织机构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在乾隆年间，天地会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会首称为大哥，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天地会也只发展到三房，在起义斗争中，设置过元帅、军师、先锋等职。但到了嘉道年间，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机构和职位。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这时天地会的会首，如果到一个地方去传会，一般先发展数人为骨干，由他们辗转纠众结会，建立起几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分别充当各个分支机构的大哥，并公推最初来该地传会的人为总大哥即各分会的总头目。这种按照传统家族制纵向发展的结果，就出现天地会虚拟的“五房”制。同时，在各个组织机构的内部，各级头目的名称职责，也已基本确定。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记述三合会的内部机构说：“公所之首领称大总理，或称为元帅，普通称大哥，是万云龙所拟。以下之头目称香主，普通称为二哥，为陈近南所拟。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或称三哥。再次为先锋，是为天祐洪所拟。次则为红棍，以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服役使令随行等事。”[79]由此可见，在天地会的组织机构内部，其头领一般分为总理（即元帅）、香主、白扇、先锋、红棍等级，即按大哥、二哥、三哥……次序排列。这些头目的设置，以及他们的职责分工，在嘉道时期各地的天地会组织中已经形成，不过，具体的称谓确有不同。例如，天地会的首领，一般都称大哥，但在广东海丰等地则称大排、老母，在新会等地称阿妈或亚妈。关于天地会组织内部各头领的职责分工，以及他们结拜的具体情景，《香山县志》有一段比较简明完整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三合会再起，始事者石门甘秀，踞老巢啸聚。至于劫掠拒捕者，则隆都高明远、周配琚也。初起时，撰妖书，造隐语。传教者曰亚妈；引入会者曰舅父，又曰先生，曰升上；主文字者曰白扇；奔走曰草鞋；各头目曰红棍。拜会曰登台，演戏入会曰出世。每拜会，亚妈裹红帻，服白衣，设五色旗，上书彪寿合和同字，分布五方，从某方来者隶某旗。设三重门，每门二人持刀作八字形。拜会者匍匐入，自称曰仔，赤身披发，跪伏拜斗，念三十六咒，割指血盟，受隐语、三角符，符内写参天宏化四字。发辫系两线，辫结一圈。头目曰天牌，圈正额；司事曰地牌，圈脑后；先入会者曰人牌，圈左耳：后入会者曰和牌，圈右耳。俱身披短袄彩带，蓝锐履露刃。彼此相遇问姓，各以洪对，或称三八二十一，便知是会中人。不肯入会者曰皇仔，冒其教者曰野仔、曰疯仔。每入会科洋银一，铜钱三百六十，曰祝寿钱。不识其隐语暗号者即被掠。”[80]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嘉道年间的天地会，无论在组织机构方面，还是结盟仪式方面，以及隐语暗号会规方面，都已发展得比较系统完整。

总之，嘉庆道光时期，在中国会党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势力在南方广泛蔓延发展，其组织，若星星之火，遍布各地；其成员，若恒河之沙，不可胜计；其斗争，层出不穷，连绵不断。虽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严厉镇压，斗争比较分散，规模多不大，但涓涓之水可以汇成大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和不断进行斗争，才有可能出现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会党运动的高潮。

（原载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注释】

[1]C.K.Ya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Carolyn Granteds.，Conflict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2]据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和Leon Comber的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即有天地会举事的报告。

[3]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月十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图礼奏。

[4]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图礼奏。

[5]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

[6]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以下简称硃批奏折），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7]录副奏折，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

[8]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9]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29年，第224页。

[10]录副奏折，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百龄奏。

[11]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12]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13]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贵州巡抚颜检奏。

[14]硃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奏。

[15]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伯麟奏。

[16]（清）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17]（清）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江宁邓氏铅印本，1936年。

[18]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19]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27年，第9页。

[20]嘉庆《临桂县志》卷12。

[2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22]《清宣宗实录》卷12。

[23]光绪《玉林州志》卷18，第4页。

[24]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

[25]《淮南子·天文训》云：“清阳者，薄雳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据此，“靔”同“天”，“”同“地”，“□”系古“会”字，可知“靔□”即天地会。

[26]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27]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02页。

[28]戴玄之：《天地会名称的演变》，《南洋大学学报》1970年第4期。

[29]硃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护理江西布政使先福奏。

[30]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31]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参见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

[32]这首诗，后来被海内外洪门的票布凭证普遍采用。参见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J.S.M.Ward，The Hung Society，London：Baskerville Press，1926。

[33]硃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蒋攸铦奏。

[34]《大清十朝圣训》卷101，靖奸宄。

[35]硃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

[36]硃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敬增奏。

[37]硃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38]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39]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40]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06—107页。

[41]硃批奏折，道光六年九月初三日江西巡抚韩文绮奏。

[42]录副奏折，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阿霖片。

[43]硃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

[44]录副奏折，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嵩溥奏。

[45]（清）鄂尔泰等编：《雍正朱批谕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46]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王绍兰奏。

[47]硃批奏折，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那苏图奏。

[48]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哈当阿等奏。

[49]录副奏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哈当阿奏。

[50]硃批奏折，嘉庆八年八月二十日江西巡抚承恩奏。

[51]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52]硃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53]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54]硃批奏折，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庆保奏。

[55]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闽浙总督程祖洛奏。

[56]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06页。

[57]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58]《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0—22页。

[59]《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第43—44页。

[60]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一日那彦成奏。

[61]《清文宗实录》卷12；朱用孚：《摩盾馀谈》。

[62]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 229页。

[63]颜亚贵《桃园歌》，系嘉庆十三年从广西来宾县天地会首颜亚贵身上搜出，见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64]姚大羔《会簿》，系嘉庆十六年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家中搜出，见录副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奏。

[65]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系嘉庆十一年获得，地点时间不明，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728页。

[66]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67]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大学士董诰奏。

[68]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大学生董诰奏。

[69]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第192—196页。

[70]《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28。

[71]硃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奏。

[72]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73]五祖的姓名，各地所供，稍有不同，后来还发展成“前五祖”、“后五祖”。

[74][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0页。

[75]硃批奏折，道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贵州巡抚嵩溥奏。

[76]参见[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J.S.M.Ward，The Hung Society；Morgan，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1960.

[77]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78]参见姚大羔会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3—30页。

[79][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39页。

[80]同治《香山县志》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