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历史故事 世纪年代末中共与美国调整关系述评

世纪年代末中共与美国调整关系述评

时间:2022-03-2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世纪年代末中共与美国调整关系述评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曾就调整双方关系作过一番尝试,但敌对情况不仅未能缓和,反而加剧,及至酿成对抗。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一问题曾一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兴趣,并多次展开了讨论。美国谋求的是利用中共建国之初的软弱地位,施加影响继续控制中国,使中美关系服务于其与苏对抗的全球战略。

世纪年代末中共与美国调整关系述评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曾就调整双方关系作过一番尝试,但敌对情况不仅未能缓和,反而加剧,及至酿成对抗。其中原因何在?中美间的这一对抗能否避免?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一问题曾一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兴趣,并多次展开了讨论。以往的讨论中有两种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为“丧失机会说”,一为“冲突不可避免论”。在1986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再次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斯坦《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和中国学者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政策观》一文也都从中美对抗宏观条件的考察中,导出了“对抗不可避免”的结论。[1]笔者赞同上述两文的考察,认为视某些偶然事件能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命运的观念是不足取的,但同时又认为上述两文中关于宏观条件的考察尚不足以得出中美关系调整结局必然归于对抗的结论。“历史事变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的一个总的结果”,我们宁可抛开历史决定论的框子而研究各种力量产生出最终结果的机制,尝试从宏观上对中美关系调整事件的性质作出正确的把握,并以此为前提,就事件发展的几种可能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最终导致对抗的原因作出具体的分析,为历史提供各种重要因素相互作用的说明,并借此从中美关系调整归于对抗的结局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一、国共内战后期的美国与中共:妥协或对抗

1949—1950年间中美关系调整事件的性质如何,是首先要触及的问题。

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扶持一个“亲美、统一、民主”的中国,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以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这一目标在美国政府历次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而至1948年底,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已无可怀疑,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一个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明显事实是:美国欲保持其在华权益和影响,就必须在同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共打交道上做文章。这样,重新确定对华政策就是1948年下半年起美国决策当局考虑的重点。(www.guayunfan.com)1948年9月7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提出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检讨与认定》的极具影响的报告,批评了以往美国对华政策“缺乏弹性”,反对美国无限制援助国民党政府,指出在当前国民党政府迅速走向垮台的局势下,美国在华政策之主要目标应为“尽量以各种方式,防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2]凯南的这个报告很快被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会议”所接受,并于1949年1月11日被定为“国家安全会议34-1号报告”。新上任的国务卿艾奇逊亦于28日提出了一份关于对华贸易的报告,这两份文件皆代表国务院整体意见,3月3日起经杜鲁门核准实施。他们在文件中主张,美国应与中共建立一定的联系,最好是造成中共在经济上有求于美国的局面,期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使中共逐渐“铁托化”。对此,艾奇逊在公开场合的宣布是“静俟尘埃落地”。[3]这说明,其时美国对华政策重心已逐步离开了支持国民党政府这样一个基本点,而转向了与即将胜利的中共打交道。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重心的转移只是手法的改变,并非基本目标的改变。继续控制中国、保住美国的在华权益仍然是美国一如既往的目标。

再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看,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建立新国家时的外交原则立场作了初步的表述。为了彻底改变我国历史上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同时也为了对付那些不甘心失败,对新中国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采取“另起炉灶”的方针。[4]还特别强调:“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5]周恩来后来把上述原则形象地表述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6]这充分表明新中国领导人在建国之初立志改变中华民族以往备受欺凌的屈辱地位,坚决捍卫国家民族主权平等的立场和决心。

十分明显,在中美关系调整中双方各自所持的立场和目标是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美国谋求的是利用中共建国之初的软弱地位,施加影响继续控制中国,使中美关系服务于其与苏对抗的全球战略。中国谋求的则是民族独立、平等外交,并以此来发展、巩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所以中美关系调整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决不是被某些国外学者所称为的“和解”,而完全是一场斗争,一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和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捍卫新中国主权,而美国力图继续控制中国的斗争。

然而,对事件性质的透视不能导出结果必然对抗的结论,因为作为斗争的关系调整从逻辑上来说也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一方胜利而另一方失败(其中包括美国胜利、中共失败或中共胜利、美国失败之两种前途);第二种是双方各作一定的让步以暂时达成某种程度的策略性妥协;第三种是双方对抗的加剧。第一种结果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意味着对立双方中,有某一方将放弃或难以保持自己的目的。中共是不会放弃自己目的的。周恩来曾说:“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它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奋斗了一百多年!”[7]美国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服从其全球战略的长期目标,难以骤然转变或加以放弃,在美苏冷战加剧的情势下,更是如此。而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美国正处在不可一世状态,中共则因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在中国舞台上已由被压迫、受围剿的地位转到了胜利者和中国命运支配者的地位,双方不仅都不可能放弃各自的目的,而且也都具备坚持和捍卫自己目标的能力。因此,中美关系调整实际可能的结局只有两种:妥协或对抗。

中、美间通过接触,在保持既定目标下互作一定程度的让步,以谋求达成一种策略妥协,这并不仅是逻辑推理,其可能性也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1949年,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为了担负起建立、巩固新政权的重任,中共迫切需要尽快结束战争,争取国际国内的良好环境。在美国愿意放弃对蒋介石残余政权的支持,放弃对中国人民敌视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是对新中国长远利益有利的。而美国既已无力阻止中共的全面胜利,就不得不面对现实,采用外交、经济等可行的方式来设法同中共打交道,否则将被彻底逐出中国,这在美方看来无疑是“苏联在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区的胜利”。这正是美国当局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避免的。

其次,从当时中、美双方为调整彼此关系而确定采取的方针和步骤来看,中国方面要在这场斗争中挫败美国的企图,取得于己有利的结果,势必要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美国欲利用外交斗争继续控制中国,亦选择了温和手段。1949年初,美国艾奇逊和凯南报告中所建议改采的对华方针,就是通过建立贸易关系等方式使中国新政权逐渐对美产生经济需求关系,减少对莫斯科的依赖而最终靠拢美国的方针。这一方针并不以中国新政权放弃中苏友好、倒向美国为前提,相反倒是以承认中国与美、苏关系的现状为前提的。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34-2号文件对此方针作了说明,指出美在华将“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和“谨慎避免干涉内政”。从中共方面来说,在注意到美国政府有可能改变其援助中国反共势力的意向后,借“紫石英号”事件,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对外公开宣示了人民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针,即“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前提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和“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8]这表明在中美开始外交接触前,双方的主要决策人都根据各自的目标,制定了一项比较现实的、导向权宜性妥协的方针。

可以这样认为,只要双方在行动中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出现美国“温和”政策和中共灵活政策的衔接,从而达成某种策略性妥协,造就中美两国间对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至少暂时不取直接冲突、公开对抗的形式是有可能的。然而为什么这种可能没有成为现实呢?这就需要对双方目标实施、方针贯彻的实际过程作具体的考察和剖析。

二、目标实施中中共和美国彼此决策变化的轨迹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逃去广州,而美国偕西方一些外交使团却留在南京,实际上采取了面对政权更迭之现实的态度。

此后发生的事件是:五六月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会晤,拟议而夭折的北京之行,7月起中美对立的升级……直至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4月份美国以NSC68号文件确定长期对抗的方针,中美关系调整至此已经终局。而两个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则使中美关系采取了公开对抗的形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美双方的行动当然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使人们难以说清什么是导致对抗的原因。然而清理出中、美双方的行动轨迹能使问题变得清晰起来。

中共的行动轨迹是:经历了由对美采取积极灵活态度到采取强硬态度的转变。

1949年4月至6月,中共对中美关系调整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灵活的态度。除黄华与司徒雷登晤谈外,据美国外交文献记载,早在4月,中共方面就派姚依林与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布取得了联系,[9]还通过某个中间人向美领事馆官员透露了中国方面可以考虑在美苏之间发挥缓冲作用的信息,并试探性地提出了通过第三国日本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经济联系的具体设想。[10]而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北上参加燕大毕业典礼并度过生日的安排更是众所周知的。

北京之行夭折是中共态度变化的转折点。司徒雷登感到,“自从告诉黄华不能去北平后,共产党当局上上下下的态度都变了,并且强硬了起来”。[11]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先有关于司徒雷登离境手续的争执,接着是对美国白皮书批判运动,在对苏的态度上,则加快了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步伐。7月,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刘少奇出访苏联,此后又有中苏两党要人的频繁互访。12月中,毛泽东亲自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中共自转向对美强硬姿态后,这种态度一直未曾变化,不仅对美国的高压毫不示弱,就是在美国转而又取“怀柔”姿态时,也无松动。1950年1月14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冻结和接管了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和领事馆财产。对此,艾奇逊不禁哀叹:“中共并不希望得到美国承认。”[12]美国遂决定撤退在华所有官方机构。3月,美国在华最后一批外交人员撤离,柯乐布按艾奇逊指示,要求离去前安排一次与周恩来或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会晤时,中国方面断然予以拒绝。

与中共的转变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政策意向的轨迹是“不连贯的,在几条轨迹上同时移动的”。司徒雷登与黄华会晤时曾多次提请要黄注意到他仍留驻南京这一事实的含义。尽管这一事实确实传达了其时的美国已有意与中共进行直接接触的明确意向,但倘没有下一步的动作,这种做法也只能被中共方面理解为更多地是为美国自己保留机会。事实也如此,国务院给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的任务只是摸中共的底,美国此时并没有将34/1、34/2号文件付诸实施的计划。因此司徒雷登在与黄华的晤谈中只是向中共“开价”,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13]。对姚依林等人与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联系和提议,美国方面直至6月中旬才作出反应。在柯乐布收到国务院的书面意见中虽有一些美国可能对中国提供帮助的笼统说法,但重点则在于要求中共停止反美宣传,至少在与美苏关系上采取不那么亲苏的立场。此外,司徒雷登还请罗隆基转告中共领导人,表示“美国可以分期借款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建设”。但条件是“中国不向苏联靠拢”。[14]此为美国方面所要坚持的“认为对满意合作必不可少的原则”[15],美国的意图在司徒雷登请陈铭枢代转中共领导人的几份文件中说得更坦白。这几份文件实际上开了一张需要中共作出哪些让步才能换取美国“满意合作”的清单。

显然在4—6月间,中共对调整关系表现出热忱时,美国的态度却是冷漠和缺乏诚意的。除试探中共愿意对美作出的让步和对中共有无可能“铁托化”摸底外,对双方平等对话和改善双边关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美国不愿迈出实际步伐的典型例子便是6月底国务院对司徒雷登拟议中北平之行的制止。在中共领导人明确表明欢迎司徒雷登北上,并暗示司徒雷登去京后将能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晤,直接交换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时,司徒雷登却在请示国务院的第二天便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回电,指示司徒雷登“无论如何不要访问北平”。[16]

这样,美国在实际上对中共采取了利诱、要挟双管齐下的态度。

从7月到12月,美对华政策转向强硬。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后,艾奇逊的助手凯南、杰塞普、戴维斯等也抛出了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的“二十一条行动方案”,他们甚至建议要以对中国东北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来证明美国“不再容忍中共的行为”,主张“用强力压迫中共”,“加剧其困难”,“至少也要让这些困难有发挥作用的充分机会”。[17]艾奇逊虽然对这些激烈的建议持不同看法,但杜鲁门总统支持这些建议。在1949年夏、秋的一些谈话中,杜鲁门多次暗示国务卿在对中共的态度上要遵从他的意志办事,并提出要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进行修订,因为这一文件在指出“防止中共成为苏联附庸”时,排除了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的内容。杜鲁门并指示国务院不要做任何事去干扰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强调“美国的政策不仅是同意这一封锁,而且要使之更有效”。[18]

与此同时,在外交承认、台湾问题等方面,美国政府也完全无视中共方面的立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0月4日,美国重申确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艾奇逊并频繁与法、英两国大使会晤,要求英、法两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并试图在主要西方国家、美国的欧洲友邦和中国的邻国中组织起一个反对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

迨至1949年底,毛泽东亲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美国决策当局这才着了忙,政策意向又出现了向“怀柔”摆动的迹象。艾奇逊力图说服杜鲁门,使他了解他所主张的“使北京疏远莫斯科的努力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姑息”,而使用恫吓、威胁手段则是美国政策的一种失误。[19]故艾奇逊主张现时与中共的关系要坚决服从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眼光要放远一些”。艾奇逊强调:“我们除非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决不应自己取代苏联来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他还警告说,“苏联在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美国这次如被逐出中国也很可能要等这么长时间”。[20]在强硬手段施尽却无法迫使中共让步的情况下,杜鲁门勉强地接受了艾奇逊这一劝告。12月23日、30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先后就美国政府下一步对华政策步骤作了说明和规定。认为由于美国国力之限制,美国必须在西欧采取攻势,在亚洲则应取守势,因此不应在亚洲和苏联起冲突,在亚洲削弱苏联力量最好之办法是制造中苏分裂。[21]

此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中美对立,离间中苏关系的行动,包括1月5日杜鲁门的对台政策声明和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中国的危机——检讨美国政策》的公开演讲。艾奇逊并因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时间较长,外间传出毛与斯大林“出现不协调”的猜测大为兴奋,于是极为详尽地指令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在国际组织和团体中散布“毛受到冷遇”的传言,想方设法去扩大“中苏裂缝”。[22]

然而政策的新变化毫无效果,艾奇逊的图谋几乎未及实施就收了场。1月14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冻结、接管了美国政府在北京的兵营和领事馆财产。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柯乐布在离华前的最后一次努力也碰了壁。美国的政策再一次转到强硬的轨道上来。

1950年3月1日,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公开演说,对澳大利亚总理2月间的一个讲话表示支持,其中强调的重点是:“对亚洲共产主义进行姑息是完全无效的,危险的。”[23]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出笼。文件强调了苏联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威胁,预见“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阵营间的长期对抗”,指出了美国在这场对抗中的“居前领导职责”。遵照这个文件,“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处的失败便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在这一前提下,美国必须猛烈地增加军事力量,加强与反共力量的军事同盟,以此为后盾“遏制苏、中共产势力在全世界的扩张”。[24]美国以NSC68号文件最终确立了在远东和亚洲与新中国长期对抗的基本方针。

综观中美关系调整最终走向对抗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并不是根本不存在达成妥协的努力,而是双方的行动始终未能联结起来。先是中共态度积极的时候,美国采取了冷漠、拒绝的态度;后来中共态度的转变,又使美国反反复复的努力徒劳无功。如果中美间本有达成避免对抗的某种妥协之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却丧失在美国的反反复复和中共的转变中。

三、决定调整进程和结局的诸因素分析

下面,让我们进入到中美双方决策考虑的深层,对决定事件进程的多种因素作进一步的探究。

中共在关系调整的整个过程中,以1949年7月为界,其前后两个阶段对美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前是避免直接冲突的积极的尝试性努力,在后则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与美妥协的任何意图而立足于与苏结盟,与美对抗。中共政策意向的陡然转变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除了前述现实考虑,新中国在处置与美关系时的一个举足轻重因素,便是苏联的影响。

中美调整关系是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发生的。自1947年3月,美国援助希腊、土耳其,以全面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宗旨的“杜鲁门主义”出笼后,美、苏“冷战”就拉开了帷幕。1948年,“捷克事件”发生,“冷战”进一步升级,美、苏对抗加剧。在这一情势下,中、美双方调整关系之任何步骤均受此格局的影响。处在两极之间的中国在处理与美苏关系时,从逻辑上说只有亲苏、亲美和等距离三种选择。在当时,中共与苏联有着相同的理论思想体系,有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愿望,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互相支持的兄弟党关系,所以要中共采取亲美或与美、苏等距离立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则是中共的鲜明立场和既定方针。然而,这主要是就政治立场而言,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共从独立自主的一贯原则出发,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并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完全秉承苏联的旨意办事。在这方面,中共的态度是“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而对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其他国家,只要愿意“平等待我”,中国方面均将贯彻“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的原则予以合作。[25]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在1949年初即予以公开声明的基本方针。至于如何处置与美、苏关系,早在1946年,周恩来就曾对马歇尔坦率交过底:“当然我们要一边倒,不过程度如何取决于你们。”[26]这形象地表明了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中共的原则立场和灵活态度。此种立场和态度更由于其时苏联对中共的某种不放心、不信任而得到了加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虽率先承认,但却不礼貌地将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重新派充驻新中国的大使,这是莫斯科疑虑心情与不信任态度的明显表示。事实上,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前,中苏关系还相当冷淡。苏联之不放心对中共当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支持不一定十分可靠,中共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这就增加了探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某种关系的积极性和现实感;另一方面又必须小心掌握这种试探的分寸和限度,以免损害有待牢固建立和成为对外关系支柱的中苏关系。这使中共对美的灵活策略成为一种积极而又敏感的试探。这种试探在得不到有效成果时是不可能较长时间保持下去的。有资料表明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应当有盟友的,如果蒋介石及其反动派与美国结盟,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苏联结盟。美国想分裂中共与苏联是梦想,但美国可以期待中国共产党不采取永远反美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同时两面树敌,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朋友。[27]从这一态度出发,中共在开始与美国接触时,就采取了谨慎而又灵活,积极又不失分寸的态度,其表现为:(1)不急于建交,但并不反对采取积极的态度去进行接触;(2)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区分开来;(3)不拘泥、执着于实现某一主观理想,既提出要美国与国民党断绝关系的要求,作建立正常关系的考虑,又对美国能否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新中国不抱多少幻想,把建立贸易关系、达成某种谅解等较低层次的关系改善作为更为实际的目标,也即并不寄希望于美国真的对新中国给予援助,只希望美国能放弃扶蒋,平等待我,改变以往错误的对华政策,对新中国采取善意的友好态度。这充分表现出中共在关系调整中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策略,是具有清醒认识的尝试性努力。这种努力不能不被认为是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选择符合它长远利益的对华政策的极好机会。

然而北京方面作出积极表示的4—6月间,美国却错误地把它视作自己享有要价地位的有利时间,认为“从新中国组成的时刻起,直到广泛的承认”,其“所处的外交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视中共处于乞援者的地位。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外交双方平等性的直接否定,徒然地伤害了中方的感情。至7月份以后,由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美国更是一反常态,放弃了既定的“怀柔”方针,试图以咒骂、攻击、经济封锁、外交不承认等手段迫使中共就范,这更使中共看清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完全放弃了与美达成任何妥协的打算。既然未来的援助只存在于社会主义一边,为了遏制美国的嚣张气焰,作好抗击美国可能发起的干涉和侵略的准备,中共方面迫切需要全面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将中苏合作向前推进一步。但由于中、苏两党之间事实上存在的某些“不融洽”,中国共产党在需要取得更好的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时,就面临了一个争取苏联信任的问题,为了释去莫斯科的疑虑,中共必须强化自己的反美姿态。此外,中共为了防止内外敌人的相互勾结,肃清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在国内也面临着一个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艰巨任务,以教育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所以在美国《白皮书》发表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白皮书》运动,并以积极的外交活动,加快了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的步伐,并于中苏会谈期间断然没收冻结美领事馆财产。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常成为争议焦点的,这就是6月30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究竟系何用意呢?笔者认为它反映出中共这样一种考虑,在进行世人瞩目的中美高层次对话前,十分有必要向外界即向世界各国和国内人民郑重声明自己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和原则立场。在美、苏对抗格局中,中共只能在不致危及中苏关系的前提下作出政策选择,中共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上迈出自己的步伐时,先以重申“一边倒”的原则来取得苏联的谅解。而对中美关系来说,这一举措也有助于美国当局现实地来考虑与新中国的关系问题,打消任何不切实际的企图。所以“一边倒”这个看上去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口号的宣布,在外交上实际是一个充满种种现实考虑的外交步骤。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使此后中美关系恶化的诱因。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其一,现有资料表明,美国阻止司徒雷登北上的决定作出时,并不知道毛“一边倒”文章的发表;其二,中共在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取消后,尚有与美改善关系的意图,并托陈铭枢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看法的备忘录。备忘录特意对《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示的“一边倒”说法作了解释和澄清,即“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而完全是“中共独立的政治路线”(即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独立作出政治决策),希望美国方面能注意到此种“政治路线”与“国家立场”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指出这并不妨碍新中国与美国之间在一些基本前提下逐步建立起外交的、尤其是经济的联系。[28]可以认为中共在作出这一举措时,考虑是审慎而又周密的,它符合中共在关系调整中的原则立场和灵活态度。这一原则和态度在最初与美接触中就一再得到强调。认为这一宣布结束了中美对话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美国实际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扶蒋反共,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一种是采用“温和”、“怀柔”的政策,设法和新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逐步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图实现美国在华的目标。从根本上说,美国控制新中国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但从保持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不那么亲苏反美的中间地带这一目标来看,不能不认为后种选择具有更多一些的现实性和长远眼光。这也就是艾奇逊、凯南等最初设计的以贸易为纽带、着眼于长期收效的方针,这一方针清楚地体现在1949年初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中。

那么美国在中美关系调整中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方针付诸实施,反而在行动上背离了这一方针,以至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呢?

首先,美国的决策考虑是建立在过时的强权意识之上的。美国自恃国力强大,以为拥有使新中国就范的有力手段,而新中国在胜利之初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外交上尚未打开的局面也似乎为美国行使强权手段提供了机会。因此,美国无视中共要求国家平等、民族独立的立场,始终不以主权国家对待中国,不是利诱就是要挟,恩赐、威逼交替使用。然而中美关系调整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外来势力面临被彻底逐出中国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胜利面前,美国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失败者。华盛顿决策者中很大一部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妄自尊大的强权意识使他们丧失了时代感和现实感,从而也丧失了与中共达成可能妥协的有利时机。此后又一误再误,出尔反尔,落入一无所为的可悲境地。

其次,美国的决策考虑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之上的。美国在最初作出与中共打交道的决策时,就是以期待“中共铁托化”为前提的,而当经过接触,发现中共并无“铁托化”可能时,便转向另一极端,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作“苏联扩张主义的胜利”,将新中国视作苏联附庸而加以遏制。此外,美国决策当局在对中共政权的能力和面临困难的估计上,在对“中苏裂缝”的猜测上都过多地带上了主观色彩,这些不仅妨碍了美国对中共立场的了解,也妨碍了美国对华政策更现实的选择。

除了上述两项主观因素外,美国决策过程还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在整个关系调整过程中,国务院内一些“温和”派人士的主张,始终受到国会“中国帮”、院外援华集团以及军方相当部分高级人士的激烈反对和抨击。但反对派与政府的争论也仅仅是在如何对付中共更为有效这一点上,在恐共、反共这一基本立场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认为,1949—1950年间美国国内的反对中共新政权的所谓“舆论”,是与政府当局长期来的恐共宣传分不开的,院外援华集团等反共势力有组织的活动则大大加强了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则进一步激起了这一反共思潮的巨大浪峰,以致美国当局也失去了对这一舆论的有效控制。这股思潮在极度发展后竟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对理智和现实地思考问题的人横加迫害的异己力量,这便是1950年起在美国迅即猖獗起来的“麦卡锡主义”。

四、结语

在上述考察探究后,对造成中美间20多年对抗之责任归咎问题,是不难得出公正结论的。笔者认为,那种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的某些说法根本违反了调整关系过程之事实。就“意识形态僵化”来说,中共之所以对中美调整关系之美方意图作出反应,主要是从维护、巩固新中国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这一立场出发,把对美调整关系作为国与国之间谋求平等外交的关系问题来处理的,因而愿意并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本着同一前提,新中国妥善地处理了与英国这样原先对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表现出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这表明意识形态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足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然而,正是美国出于反共偏见,不仅全然没有与新中国在平等基础上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而且一心想把与新中国的关系强纳进美苏对抗的格局,把对华政策的现实考虑看成是“对共产主义的姑息”,从而作茧自缚、犹豫彷徨,丧失了与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使中共方面从本来只是“政治路线”上坚持“一边例”走向了国家关系上“一边倒”。美国的缺乏诚意正是中国方面放弃努力的直接原因。

总之,中美关系调整之对抗结局,其主要责任,在于美国当时错误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强权政治以及对新中国的敌意和不平等态度,这种错误的政策和态度不仅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也不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告诫美国政府,请他们“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和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29]而美国政府充耳不闻,在因支持一个早已失去人心的腐败政权而遭到中国人民憎恨后,1949—1950年中美接触中在这一点上再次失足。达到平等地对待中国人民这一认识,美国政府花费了20多年时间。而中美两国人民也因此付出了20多年外交隔绝的代价。在中美两国友好关系有待继续发展的今天,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原标题为《四十年代末中美关系调整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注释】

[1]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以下均用略称,1948,Vol.8,pp.146-155。

[3]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06页。

[4]此为1949年春毛泽东所概括的外交原则立场,见《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24、1325页。

[6]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第87页。

[7]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第322页。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49页。

[9]转引自D.Borg and W.Heinrich,ed.,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0(以下略称Uncertain Yea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208。

[10]转引自D.Borgand W.Heinrich,ed.,Uncertain Years,p.208。

[11]《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9年7月14日),详见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The Forgotten Ambassador-n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以下略称The Forgotten Ambassador),Westview Press,1981,p.338。

[12]《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50年1月19日。

[13]转引自邵玉铭:《司徒雷登与一九四九年美中和解问题》,载《党史通迅》1985年第9期。

[14]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期。

[15]《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9年6月19日),见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The Forgotten Ambassadore,pp.331-332。

[16]FRUS,1949,Vol.8,pp.37-39.

[17]转引自D.Borg and W.Heinrich,ed.,Uncertain Years,pp.37-39。

[18]转引自D.Borg and W.Heinrich,ed.,Uncertain Years,pp.37-39。

[19]转引自D.Borg and W.Heinrich,ed.,Uncertain Years,p.40.

[20]FRUS,1949,Vol.9,pp.465-467.

[21]转引自邵玉铭:《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22]FRUS,1950,Vol.6,pp.294-296,308-311.

[23]The Secretary's Speech,March 15,1950,See State Bulletin,March 27,1950.

[24]Report to NSC by lay,Apr.14,1950,(NSC68)NSC Meeting,No.55,PSF·box208,TP.

[25]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第322页。

[26]转引自《柯乐布总领事论1949—1950年中美冲突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6年第7期。

[27]见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8]《陈铭枢备忘录》,FRUS,1949,Vol.8,pp.771-779。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