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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元首外交”

时间:2022-03-2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元首外交”“元首外交”,顾名思义,乃国家元首亲自主导和躬行展开的外交。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元首外交

“元首外交”,顾名思义,乃国家元首亲自主导和躬行展开的外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外交的开展,元首外交成为国际政治的大势以及现代外交的大景观。不过,就中国来说,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加上政局的长期动乱,在世界舞台上国家地位低下,对国际事务,几无发言权可言,元首外交无从谈起。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民众抗御强敌入侵的决心和所进行的浴血抗战,开始令世界瞩目。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日、德为轴心的法西斯同盟,与以中、苏、美、英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先后形成,中国作为最早抗拒日本侵略的国家,更因其在对日作战上之重要性,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也使中国的领袖获得了在世界舞台上充当要角的机会。本文即为对抗战时期中国战时体制下,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扮演“大国元首”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为中国取得“大国地位”所作努力、经历过程以及取得成功的一个客观检视。

一、战时中国实位领袖蒋介石走向国际外交舞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尽管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已初步完成了对党、政、军三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1]但其最高领袖的地位却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而随着抗战的爆发,为应付战争期间瞬息万变的战况,建立高度统一集权、快速高效的领导中枢成为必须。由于当时国民党内各派各系因国难临头,已主动调整了与中央的关系,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举国上下共赴国难局面逐步形成,蒋介石作为领导抗战的领袖开始在国民党内得到首肯和拥戴,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水到渠成。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其时由于强敌入侵,国土半数以上已沦入敌手,是会除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对抗战时期国家对内对外之方针大计作出重大指导性决策外,其对战时领导体制最终形成的贡献就是在国民党内确立了蒋介石作为最高领袖的“总裁制度”。[2]临全大会宣言中更明确宣布:“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3]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停中政会,另设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统筹抗日救亡大局。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后,蒋介石为进一步集中权力,再次对战时权力机构进行了改组和重设,用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了国防最高会议,并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除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战时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外,蒋介石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也被赋予了“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的“紧急处分权”。[4]也就是说,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作为领导抗战的最高统帅,在战时体制下,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外交,都被赋予了乾刚独断的最大权力,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实位领袖。

不过,虽然蒋介石在国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就开展“元首外交”而言,在抗战最初几年中,蒋却并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国家”的法理身份,因为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对内对外代表国家”的是“国民政府主席”,而其时的国府主席乃由林森担任,虽有明文规定“不负政治责任”,在外交上的作用多半为礼仪所需,且只具象征性,但在法理上却为中国国家的合法代表者,因而也只有他才具有“国家元首”的崇高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对轴心国的联合作战时,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然这一衔头所具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时与盟国的军事合作上,在外交上并不具有重要意义。1942年2月,蒋介石出访印度,此行为调解英印冲突,促进双方在反法西斯共同目标上合作而去。访问期间,蒋介石与印、英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并支持了印度国大党坚持战后印度独立的要求,临行还公开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这说明其时的蒋介石已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外交舞台,尤其在亚洲发挥“大国”作用的强烈意愿。不过,这次出访,蒋介石头衔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打的也是“协调中印军事合作”的旗号,这似乎也暴露了战前中国国家体制中“国府主席”一职“虚置”已不能很好适应战时外交的开展,中国领袖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元首”名分的名至实归,实为中国战时外交开展的迫切需要。(www.guayunfan.com)1943年8月1日,林森因病逝世,蒋介石乘机结束了“国府主席”长达近13年的“虚置”。在随即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以行政院长一职兼任“国民政府主席”,是会重新修订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内中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对中执会负责,有权提名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5]由是,“国府主席”一衔名至实归。也许,蒋介石兼任国府主席,对国内政治来说,只是委员长又多一个至尊头衔而已,但与战时“元首外交”的开展,意义却不一般。此前蒋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虽无置疑,但在正式外交场合,蒋的出现在法理上并不“代表国家”。而今有了“国府主席”的头衔,蒋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国家元首”身份走上外交大舞台,直接与外国政要进行谈判,出席国际会议,签订条约等,这对战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争取“四强地位”,均具重要意义。

二、蒋介石躬行“元首外交”对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贡献

关于中国“大国意识”的觉醒,起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二十六国宣言》的发表。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这份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的《二十六国宣言》上,中国列名于领衔国之列,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颇令中国朝野感到自豪。[6]而蒋介石,作为中国战时外交的实际操度者,更兼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也因此增强了直接步入外交前台、承担国际责任、开展“元首外交”的紧迫感。对此,蒋介石在其《反省录》中记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7]这里流露的不仅是深恐中国国家地位有名无实的戒惧,也有愿意并盼望承担大国角色的期盼。蒋的这一心情是有来由的,因为尽管有罗斯福的提议,中国也名列《二十六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但其时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8]这说明,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仅靠恩赐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在国际事务中真正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后,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才能得到有效确立,并得到国际认同,这也是蒋介石躬行“元首外交”的一个基本动力。对此,其时的《大公报》有篇文章颇能反映蒋此时的心声,报称:“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9]

历史很快给了蒋介石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元首风采的机遇。就在蒋介石正式出任国府主席后不久,讨论建立盟国战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会议准备在开罗召开,在罗斯福的提议和坚持下,蒋介石被邀代表中国前往参加。[10]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携夫人一行飞抵埃及首都开罗,以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这是蒋介石以“中国元首”身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不仅意味着蒋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元首地位获得了国际的承认,也是其在战时正式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塑造“大国元首”形象的绝好机会。应该说,蒋介石的表现是不负众望的。

首先,为参加这次会议,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中方光为会议准备的议案就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方案、秘书厅方案和史迪威的军事方案各一套。第二,与会期间,蒋介石作为中国元首,在与罗斯福、丘吉尔有了直接的接触,蒋固然因此而感到荣耀,但在讨论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时,均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开罗会议分高峰会议和首脑会谈两类,高峰会议由三国首脑和全部军事参谋人员出席,在整个开罗会议期间,高峰会议只举行过一次,其余皆为首脑会谈,也即三大国首脑的单独会晤,只有少数随从参加。在蒋介石出席唯一的一次三国首脑高峰会议上,在讨论反攻缅甸战役时,出现意见分歧,英国唯恐缅甸战役的两栖作战会影响其欧洲的“霸王计划”,不认同中、美军方所认为战役进行须有孟加拉湾英国海军配合进行两栖作战的说法,蒋介石对此力陈己见,态度十分坚决。[11]虽然在丘吉尔的坚持下,美国最后作出了让步,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取消。但嗣后史实证明了蒋介石的意见是正确的,孟加拉湾两栖作战计划的取消,从军事上看,大大削弱了中国战场的作用,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战后的国际格局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无奈的蒋介石在他与会期间(1943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12]应该说,蒋介石在出席开罗会议期间的这番感慨是现实而又清醒的。正是基于此一认识,出席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在与大国元首英、美两巨头面对面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时,蒋并不俯仰由人,即便他的意见未被接受,中国的意见和立场也充分地得到了表述,这对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实是非常重要的。[13]

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蒋介石代表中国对战时和战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见解在他与罗斯福之间的“首脑会谈”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开罗会议上,蒋与罗斯福总统有过四次晤谈,罗斯福曾就很多重大国际问题征求并听取了蒋的意见,如战时和战后的中美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中国的国际地位、战后对日处置以及对亚洲一些国家的独立问题等。面对罗斯福的询问,蒋介石的回答深思熟虑,颇有见地。如:关于中国国际地位问题,蒋介石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中国争取“四强之一”地位的支持,并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14]关于日本皇室存废问题,蒋认为,此次战争祸首是日本军阀,所以军阀必须打倒,至于日皇存废,涉及日本政府的体制,应等到战后日本人民自行决定,以免造成民族间永久的错误。[15]再如对朝鲜、印度支那与泰国问题,蒋介石认为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帮助朝鲜、印度支那在战后取得独立,泰国也应恢复独立地位。[16]这些意见放映了蒋介石在国际问题上所具的远见和胸襟,对罗斯福总统的战后国际政策的确立不无重要影响。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的最终成果是《开罗宣言》的发表,对于这一成果,中、美两国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斯福总统在归国后圣诞前夕致全国人民书里这样说道:“今天,我们和中国在深厚友谊和在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17]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在开罗逗留七日。期间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相当成就。本月大部分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之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对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主要成就。”[18]

继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晤后,紧接着罗斯福、丘吉尔又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这两次会谈为战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及和平机构的成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对中国而言,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本身,就是国际对中国“四强之一”地位的确认,这使中国政府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的意识和信心大为增强。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蒋介石也因此开始以更新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并期待在创办战后和平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过程中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

1944年6月2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就邀请中国参加将要举行的国际和平组织机构一事指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并望在战事结束以前承认。阁下现时采取领导行动,俾此意见得以实现,余等极为欣慰,阁下与国务卿深切注意,中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余更为欣感。”[20]为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组织筹备会议,中国政府进行了充分准备。国防最高委员会两次(1944年7月29日、8月16日)商讨拟定会议文件,确定了中国在会议上应取的基本态度和对主要问题的立场,其要点为:“(1)世界和平机构以愈坚强有力为宜;(2)世界和平机构之全部或一部分,英主张尽早成立,例如由中、美、苏、英四国或由四国以及其它一部分或全部联合国先行成立,然后次第扩充,包括一切国家;(3)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4)当美英苏意见分歧时,中国应相当重视美方意见;(5)中国不必坚持己见,以促进会议有初步成功为主。”[21]这说明,这时的中国政府对自身在未来国际组织中的定位有了明确的认识,且为今后如何在其中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1944年8月,讨论战后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华盛顿市郊召开,是会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苏、美、英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了协议;第二个阶段从1944年9月29日到10月7日,中、美、英三国参加,进一步就召开联合国大会宪章,以及联合国机构中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主要组织及其职权,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国际经济社会合作的各种安排作了磋商。

在出席此一阶段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最可足道之处是对第一阶段由苏、美、英三国达成的协议提出的自己的七点补充,其中三点被美、英、苏三国接受,被纳入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此三点建议为:(1)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2)国际公法之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3)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或者事业。[22]此三点建议内容显系第一阶段美、英、苏大国会谈所定协议中所忽略或所回避者,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无疑代表了长期受殖民侵略和压迫的众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心声。由于中国近代以来也一直受外强欺凌和压迫,对弱小民族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其时和被剥夺发言权有深切同情,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对此感受更甚,访问印度时在其发表的《告印度人民书》中,就感慨宣示了他本人和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民族压迫的立场。在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就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国战后处置交换意见时,也有明白表示。基于此,在涉及战后和平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问题时,中国方面并不因跻身“四强”而失去本身的立场,蒋介石作为中国元首,尤其反对欧洲传统的强权政治观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成立的国际联盟,所以终于失败,以抹杀这个原则为主因”,故坚决主张:“所谓世界强国,所谓势力范围的概念,及由此观念构成的制度,应该不使复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和平组织之中。”[23]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正是秉此精神,对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大国拟定的协议提出补充条款,不仅代表了中国的自身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中小国家和民族要求独立和平等的愿望,这既是中国在列名“四强”后履行“大国”责任的表现,也是中国对战后国际和平组织宪章理念的重要贡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战后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规定了的宗旨和原则。1945年4月为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制订章程的旧金山会议召开,是会参加者有50余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在会上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席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抗战中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抗战之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并无地位可言,而战后的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不仅平等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且成功跻身四强,成为在战后国际和平组织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之一,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有人将之归功于中国民众八年的浴血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有人认为此乃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中对中国大国地位争取的支持,但无可否认的是国民政府为此变化所付出的不懈外交努力,而蒋介石亲自躬行的“元首外交”,也是这些努力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战时中国“元首外交”的延伸——“特使外交”的施展

“特使”是指被赋予特殊使命的使者(可以是使团,也可以是个人)。在外交领域,特使一般由国家元首或正式的国家部门派出,代表国家元首本人或机构部门,前往某国或某地执行某种特殊使命,最初常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礼节性交往,如祝贺、喜庆、吊唁等。以后随着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事务的日益广泛复杂,“特使外交”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重大外交场合,如出席国际会议、参与国际谈判、缔结双边条约以及完成某项重大交涉任务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使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大量秘密、重要、紧迫的双边以及多边的外交任务,如军事合作、经济交往以及缔结秘密协定和条约等,已远非一般职业外交人员所能承担和驾驭,于是被赋予特使(无论是使团还是使者)来执行,这许是“特使外交”在战时各国都显得空前活跃的原因之一。而在战时中国,或许与最高统帅蒋介石长期以来的中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有关,以往解决国内棘手问题时,就有抛开正常渠道、靠非正规途径行权的做派。故在主导外交时,每遇困难局面,蒋也更多地喜欢派出自己认为可靠的使者去面对解决,而不是通过驻外使馆的职业外交人员去代劳。抗战爆发后,为取得国际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获得抗战所必须的物资来源,蒋介石显然觉得以往那种通过常设驻外机构和渠道与国际沟通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战时的迫切需要,故在由他主导的外交中,对“特使外交”的运用,更是情有独钟,不仅使用频繁,且极具蒋氏特色,从而使“特使”的运用和开展,成为中国战时“元首外交”的一道重要的景观。

战争爆发后,中国出访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1937年8月,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员、以“实业考察团”名义对苏联的出访。[24]该团名义上是考察实业,但实际上杨乃蒋介石派往苏联的特别代表,其赴苏的目的并非考察实业,而在于接洽军事援华。杨此行直接受命于蒋,因而大权在握,也取得了与苏达成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的重大成果,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所取得的第一笔实质性军事援助。[25]

继杨杰后,立法院长孙科也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1939年间,3次以蒋特使身份访苏,关于孙科的使命,在蒋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讲的很清楚,概因:“……以上所陈于保障东亚和平及巩固两国交易,所关至大,非由两国普通之外交商洽所能解决,故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孙哲生同志为全权特使,同时代表中正趋前聆教。”[26]孙科的访苏也在争取苏联对华军事、经济援助上都取得重大成果,不仅从苏方再次取得两笔大额度的借款,还与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签署了《中苏通商条约》,使战前长期争议不绝的中苏通商问题顺利解决。[27]

抗战在进入中期后,外交所面临的第一需要即为争取国际经援,而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未受战火袭扰的美国已成为中国争取国际经援的最大目标国。1939年9月,颜惠庆衔蒋命,以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名义赴美开展活动。颜赴美后,利用自己在美的广泛人脉,宣传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中国军队正在与日进行的浴血奋战,同时还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呈了蒋介石希望中国抗日能得到美国援助的亲笔信函,收到不错的效果。

1940年6月,为加强对美外交,为中国抗战争取到国际间实质性的财经援助,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委员长“私人特使”身份被派往美国。在蒋介石让宋子文转交罗斯福的信函中这样写道:“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所熟悉者。余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洽商一切之全权,彼受完全之信任,且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28]由于宋被蒋赋予了“代表中国政府在美洽商一切之全权”,于是一改先前胡适大使在争取国际贷款和经援上的“无为”做法,[29]致力于与美政府官员建立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与美上层直接沟通的渠道,在抵美3个月后,即与美方签下50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即钨砂金属借款),这乃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最重要的外援之一。而后,宋又开始展开其他方面的努力,如在美主持了中美、中英平准基金谈判等,为争取美对华大规模信贷和租借物资进行,在美成立国防供应公司等。不仅如此,宋同样重视让美国舆论和民众了解中国的抗战实情。为改善和扭转美国对华的某些偏见和不确印象,宋子文在美期间,为美国朝野的一些著名人士的来中国访问牵线搭桥、开设通道。抗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的两次来华、美国推荐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为委员长的私人政治顾问、由马格鲁德(John A.Magrude)率领的美国首个军事代表团的抵华访问,以及陈纳德出任司令的美空军志愿队的来华参战等,很多都由宋子文从中一手促成。其在外交上迅速打开局面的卓越才干有目共睹。

战时“特使”外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夫人宋美龄1942年12月的对美出访。蒋夫人是以治病名义赴美的,实际上承担的是蒋介石“特使”的重任。为明确蒋夫人代表蒋本人的重要身份,蒋介石专门致电罗斯福,谓:“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15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意志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也。”[30]由于蒋夫人具有此特殊身份,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也给了她特殊的礼遇。使她不仅能够见到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总统夫人还多次与她会见、会谈,并亲自陪同并出席宋美龄在美的演讲活动。正因为此,宋美龄在美的活动一直为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关注的重心。而蒋夫人宋美龄娴熟流利的英语、得体的举止和迷人的风度,加上其在美受教育的背景,使她在美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用“轰动”来形容。而宋美龄应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以及在洛杉矶市内广场对美国公众发表的演说,对宣传中国抗战、扩大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影响和争取美国对华援助,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由于“特使外交”在完成“特殊使命”时,显示出一般“常使外交”所不具备的功效,“特使外交”在战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以上所述仅为战时“特使外交”运用中最为出色的几例而已。“特使外交”在战时的活跃,使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由被动走向主动,手段也日趋多元、灵活的表现。或许有人对蒋之“特使”派遣中多用身边之人、亲近之人有异议或非议。但从外交学理论来看,“特使”乃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而能够担任元首“特别代表”的人物,其首要条件就是须“有本国元首的绝对信任”,[31]因此,蒋用与之关系亲密,且能得到其高度信任的人来担任“特使”,在外交运用上并无不妥。事实上,所遣使者受派出国元首信任的程度,同样为派往国元首和政要所看重,他们也希望与中国方具有实权的人物进行直接接触。何况蒋本来就有任用亲信的习惯,后用人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习惯于把重要的事务托付给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执行和办理,“特使”这种形式,对蒋可说是正中下怀。[32]当然,作为元首的“特使”,除须有“本国元首的绝对信任”这一要件外,也还须具备其他一些条件,如在本国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上的公认地位,以及对时局现势的通盘了解并有特殊见解等。而战时担任蒋介石之“特使”的主要人物,如蒋夫人宋美龄,以及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不仅符合前述诸要项,且都具备外交上折冲樽俎的出色才干。因此,他们不仅能承担一些“常使”所无法开展的特殊外交事务,而且也因他们与蒋之间的亲密关系,较之单纯职业外交家在外交场合更能按照蒋的意旨去努力,也更能在外交执行中体现和实现蒋的外交意图。所以,仅就蒋在“特使外交”开展中多用姻亲人物而言,笔者认为不仅不应诟病,相反还堪称用人得当。以其时颇有非议的宋、胡之争为例:

抗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奉行一仍以往的“中立”政策“不承认主义”,美国一般民众和舆论对中国缺乏了解,对援华抱漠然态度。为拓展对美宣传,蒋介石投美所好,以学者出身的胡适出任驻美公使,这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尽快打开在美外交的局面而作出的一个重要外交人事任免。而胡适担任驻美公使后,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对美宣传上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胡适为一学人,在对美外交的重点——争取美国对华经济援助上却进行得甚为不力,于是蒋乃派宋子文为“特使”,前往美国活动。宋子文的外交理念和行为方式也确实与胡适不同,除广泛结交那些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军方的人士,设法让他们从不同渠道向美决策层施加影响外,还全力以赴地向美决策人物游说,虽四处碰壁而不气馁,经努力,不仅为中国打通了与美上层沟通的渠道,在争取经援和军援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不过,由于胡适与宋子文在观念和作派上大异其趣,也因此发生了一些摩擦,[33]但无论从需要,还是从实效来看,派宋子文赴美,对战时中国外交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34]

蒋介石在行使“特使外交”中,还经常不按常规办事,这也是一个为时人所诟病的地方。对此,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仍以宋子文作为蒋之“特使”后,又以外交部长身份长期驻美办理外交为例。“珍珠港事变”后,美对日宣战,宋子文敏感地觉察到此正是中国发展和建立对外关系的最佳时机,蒋介石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美国的宋子文被蒋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办理外交,而宋不在国内期间,蒋将由自己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代起外长一职。因蒋介石大权在握,此议提出后,当然无人能加以反对,但一国之外长常驻某一国,这在民国外交史上可说绝无仅有,而中国的最高统帅在身兼数职后又兼代外长,这种“自我任命”也大大越出了常规,这在当时也引致不少“异议”。[35]但平心而论,此种任命尽管在情理上似有不妥,但战时与平时不一样,宋以外长身份继续留美完成若干使命,在当时实为情势所必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联合作战,让中国抗战得到国际的援助成为中国政府外交的最大目标。蒋通过对宋的这一任命,使宋子文在国际舞台上活动更加得心应手。如任命后不久,宋子文以外长身份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华盛顿的召开二十六国会议,并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签了字,这使中国在形式上第一次列名“四强”之一。此后,宋子文开始充分利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间磋商和建立军事合作的有利时机,在美频繁地进行各种协商、谈判、交涉,为中国抗战取得美国的和国际的援助作了大量的努力。3月21日,与美财长摩根索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了5亿美元的借款协定,这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从美国获得的最为优惠、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6月,宋子文又与美签订了《中美租借协定》(《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一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在无偿获得美国对华大宗军援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这些重大成果的取得,固然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地位日趋重要的因素,但宋子文个人作用的发挥也至为关键,正如研究宋子文的吴景平教授在《宋子文评传》中所说:“蒋介石把获得借款的希望寄托在宋的交涉上,美国方面则要求他能使重庆方面接受种种条件和限制,他不仅要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转递往往是相左的要求和主张,更要避免出现僵局乃至谈判中断,他既要力争早日获得借款,又无法绕过美国当时在对华贷款过程中的各项程序,每一项程序都可能遇上麻烦而使借款的实现变得旷日持久。双方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交涉,既达成了借款协定,又使中方的各项要求基本上被美国方面所接受,宋子文在其中的作用,确实是国民政府中其他要员无法取代的。”[36]其实,依笔者看,宋子文这一时期留在美国的作用,不仅是“其他要员无法取代”,也是人在国内所不能起到的。10月,宋子文在较为圆满地完成蒋所赋予的主要外交使命后返国。他的外交成功,既证明了蒋介石用人得当,也反映出蒋介石“特使外交”不囿于旧制、不因袭常规的某种灵活机动特色。对此,台湾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陈立文的评价是:“为外交界,尤其是驻外单位的工作者树立了主动、机动的工作模式。”[37]

上文中肯定了蒋氏风格“特使外交”在战时运用中的合理和积极的方面,但无可讳言,这种任用亲近之人,且不循常规的“特使外交”,在实际行使过程中也凸显出一些负面的问题。如上述宋、胡之争所暴露出来的“特使”和“常使”的矛盾即为一例。这一矛盾,从制度上检讨,国民政府的外交概念中,对“特使”和“常使”的职能没有明确界定应为原因之一,但外交权过分集中于蒋一人之手,蒋所派遣的“特使”又多用身边亲近之人,这些以蒋之“私人全权代表”出访的“特使”因直接受命于元首本人,往往视自己为“特殊人物”,以致目中无人,从而人为地造成了某些“特使”与“常使”之间的嫌隙。此外,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者,因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行事,在访其间也往往忽略,甚至无视与正式外交渠道的沟通。对此,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学者陈雁曾对由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编)中收录的外交史料中的电文和函稿作过一个精细独到的计量考察,她发现:郭泰祺、顾维钧、魏道明等这些具有职业外交身份的驻外大使,他们与国内的函电来往基本依程序发往外交部。而像宋子文、孙科、杨杰和张冲这样具有“特使”身份的人物,他们99%以上的电函都是直接发给蒋介石的。[38]这固然有“特使”使命具有某种机密性的原因,但蒋对常设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员的漠视也是原因之一。如宋子文使美时,蒋介石就有“借款不必与胡使相商”,可“迳自进行为便”的指示。[39]其中虽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做法影响到“特使”与“常使”之间工作上的互相配合关系应是事实。再如孙科访苏的情形,甚至连蒋介石的高级外交幕僚王世杰也知之甚少,在王日记中有这样的抱怨,称:“孙哲生以特使名义赴苏俄,抵俄后曾与斯坦林面谈,至其内容何若,则外交部王亮畴从未向国防会议报告。”[40]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特使外交”实施中缺乏行为和制度制衡的缺陷。这一缺陷不仅影响到“特使”和“常使”的关系,还可能因缺乏彼此的配合而造成不必要的外交麻烦和损失,以顾、杨冲突为例:

1939年初,为了促成中法军事合作,蒋介石派驻苏大使杨杰以特使身份赴法。杨杰抵法后,曾毫不客气地知会驻法大使顾维钧其在法国的活动是“按照委员长的命令”,“秘密商谈获得军事技术合作的军需供应,包括运输到中国等事宜”。而且他所涉及的“所有谈判情况都应直接地和秘密地向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而无须通知大使馆”。随后,杨杰在法国的活动便在抛开顾维钧和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情况下秘密进行。[41]但缺乏外交经验的杨杰却险在一宗借款上被骗,幸被顾维钧及时发现疑点后向重庆作了报告,蒋介石不得不派国民党中执委程天固以“行政院高级顾问”和“外交部特派视察员”的身份来到巴黎,查明情况后,杨杰被召回,蒋介石这才将继续与法国政府洽商军事合作事宜的权力交给了顾维钧。[42]杨杰一案令顾维钧感叹良多,身为传统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派杨杰这样所谓“特使”出使国外,一直持保留意见,他在回忆录中记道:“这也是派一个完全外行的军人到国外去当外交代表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虽然在外交队伍里也有几位很能干的高级军官,但是你根本无法断定在关键时刻他会说出什么或做些什么。”[43]顾氏此言反映出他对“特使外交”中一些身为“特使”者完全无视外交常设机构的存在,以及轻视职业外交人员作用的不满,其实这一问题指向,不仅为个别“特使”,也针对蒋介石本人。1943年12月,蒋介石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时,身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的金问泗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当别国外交官向他问起消息时,他“觉得颇窘”。[44]这其实也是战时外交运用中重“特使外交”而轻“常规外交”问题的反映。不过。尽管有这些问题存在,“特使外交”在战时的开展,当被视作战时中国外交变盲目为主动,并日趋灵活、多样的表现,也是战时外交取得重大进展的有效途径。

(原载《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注释】

[1]1937年战争爆发,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转入战时,中政会结束工作,其职能名正言顺地改由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代行,蒋介石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

[2]关于确立总裁制度的缘由,临全大会决议案中有这样的说明:“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重心始终未有法定之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遭有一致公认的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悉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参见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90年版,第329页。

[3]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371页。

[4]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1册“序言”,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5]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52页。

[6]关于“四强”一词的发明权,据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外交研究学者王建朗的研究,认为似应归诸美国。《二十六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见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7]见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15页。

[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特交档案》,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08A-01503。

[9]《反侵略同盟与中国》,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

[10]罗斯福的提议曾遭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反对,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

[11]1942年滇缅作战时,英军曾不告而退,使中国陷入单方面与日作战的境地,以致遭受惨重损失,为避免重蹈覆辙,故会上中国方面作了据理力争,蒋介石提出了反攻缅甸的三个条件。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3,ne Conf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323,387—388。

[12]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4页。

[13]孟加拉湾两栖作战计划的取消,从军事上看,大大削弱了中国战场的作用,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战后的国际格局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14]FRUS,1943,The Conf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p.338-342.

[15]FRUS,1943,The Confrences at Cairn and Tehran,p.323.

[16]FRUS,1943,The Conf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p.324.

[1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18]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日记》,第323页。

[19]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纽芬兰的会面后就对建立永久性国际安全组织有所议及,并在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作了初步表述。1942年1月,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议定战后进行密切合作。1943年1月,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从而为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扫除了障碍。是年10月30日,美、苏、英、中四国代表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发布,该《宣言》宣告“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时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以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而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四国首脑的会晤,使战后集体安全体系的建构和组织的成立进入了具体磋商阶段。

[2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1年版,第828页。

[2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第832、868页。

[2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1页。

[23]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4年版,第131页。

[24]在杨杰率领的“实业考察团”之前,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数职的孔祥熙曾以蒋特使的身份于1937年4月赴欧访问,6—8月又再次访欧,并与英、法各达成金融借款两笔。不过,由于此间爆发中日战事,这几笔借款都未付诸实施。

[25]胡礼忠、金光耀等编:《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20页。

[26]《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4月),台湾“国史馆”馆藏《蒋介石档案》,转引自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27]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28]《筹笔》第1451号,台湾“国史馆”馆藏《蒋介石档案》。

[29]胡适作为学者型大使,在拓展对美宣传上卓有成效,但在争取外援上却不够得力,在胡抵美后不久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就谈到:“外交至重要,当以全部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页。

[30]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2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45页。

[31]李其泰编:《外交学》,正中书局1962年版,第125—126页。

[32]以1944年孔祥熙赴美时,蒋让孔带给罗斯福总统的亲笔函为例:“孔博士曾任我国行政院院长多年,而最近半年以来,则代余主持行政院之院务,此当为阁下所熟知。孔博士与余始终共事凡十六年于兹,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及财政方面之情形,充分明了,关于我中国现时作战之情况,及余个人之见解,均请孔博士晋见阁下面述之。在彼旅美期间,余如有机密事项,欲奉达于阁下者,亦将托其详陈。我中国此时需要孔博士留在国内,事实上彼不能远离,故彼此时之前赴贵国访谒阁下,其使命至为重要,对于增强我中美两国以及余与阁下之友谊合作,深信必有重大之成就,孔博士实为余个人最堪信任之代表,请阁下予以最大之信任,而与之开诚商讨。孔博士对我国之政策,最有深切之了解,余特授权于彼,负责代表商谈一切。”郭荣生编:《孔祥熙先生年谱》,中正书局1980年版,第183—185页。此函洋洋洒洒,但函中内容不外乎蒋对“使者”与其本人特殊关系,以及受蒋“完全之信任”程度的强调,在前蒋让宋子文、宋美龄带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中也都有同样表述,这无疑说明了蒋介石在“特使外交”的运用中,极重“个人关系”的心理品质。

[33]宋、胡互不相容,宋曾建议蒋介石撤回胡适,以施肇基代之。

[34]由于宋子文家族和本人特殊的西方教育背景,宋对美国政治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易于适应西方功利主义的交往方式和直来直往的言行,从而得心应手地在美与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人物中间发展和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不仅如此,宋子文又是其时中国财经界的掌门人,对中国的财政状况有深切了解,由其赴美求援,不仅名正言顺,也能收正式谈判之效果。加上他又是蒋介石的妻弟,有此戚谊,蒋介石对宋子文当然要比其他人更为放心。这些优长之处显然是胡适所不具备的。

[35]如王世杰在日记中就坦言:“在外交方面,宋子文部长又无回国意,一般颇觉诸事集于蒋先生自身,殊非善策。”但也只好感慨“无人坦直进言”。见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66页。

[36]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37]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湾“国史馆”1991年版,第385页。

[38]陈雁根据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2、3册统计,见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载《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39]《筹笔》第14511号,台湾“国史馆”馆藏《蒋介石档案》。

[40]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194—195页。

[41]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76页。

[42]参见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235—236页。

[4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126页。

[44]金问泗:《外交工作的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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