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方式的争论与方案

转轨方式的争论与方案

关于这一问题已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即1990—1991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争论已十分激烈，并提出了一些过渡方案。著名经济学者、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阿巴尔金院士，根据过去几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改革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构想，并勾画了苏联新型经济体制的基础特征：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它们之间平等和竞争的关系；所得收入的分配应符合在最终成果上的贡献；将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市场变成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参加的活动的主要工具；在灵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实行国家调控经济；将公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构想中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几种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方案分别被称为“渐进的”、“激进的”（后来被称为“休克的”）和“适度激进的”三种，并对三种方案的基本特征和预期结果进行了比较（见下表）。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种方案

资料来源：李刚军等译：《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www.guayunfan.com)在阿巴尔金的构想中，提出了大量有利于第三种方案即适度激进方案的论据。据当时社会民意调查，赞同第一种方案的占10%；赞成第二种方案的为30%，赞成第三种方案的为60%以上。在构想中，还规定了实施适度激进改革方案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经始于1988年，并在1991年初结束。1990年应该是执行稳定国内经济形势的刻不容缓措施并制订关于建立过渡时期经济机制的一整套措施的关键时期；第二阶段跨越了1991—1992年，在这阶段里应该实施一整套同时的措施，并启动新型的经济机制；第三阶段是实施激进经济改革计划的结束阶段，它包括1993—1995年。阿巴尔金认为，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一方案是逐步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最明智、最周到的方案。因为，该方案有以下的优越性：它在允许价格和工资有控制地增长的同时，能够无须依靠行政性措施最终制止财政赤字的增长和生产的下滑，为市场的形成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建立有效的对居民的社会支持体系，补偿因涨价、下岗和接受再培训等造成的大部分损失，这能够缓解过渡时期的困难，帮助人们尽快适应市场经济条件，能够刺激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积极性的提高。[2]

有关1991年末开始的俄向市场经济过渡必要性与方式问题在讨论中提出的看法，时任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的乌留卡耶夫认为，基本观点可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观点是，否定俄罗斯经济需要进行彻底的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坚持在必须保留原有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其进行某些现代化改造使其增加活力。左派政治家们认为，整套改革思想全都是错误的，不适用于俄罗斯的条件。私有化、对外和国内贸易自由化、争取金融稳定、本国货币的可兑换等措施破坏了民族工业，使社会形势恶化。他们主张应该集中精力按照1982—1983年安德罗波夫改革的先例进行所谓的整顿经济秩序，强调国家验收，严格监督产品质量，强化经理对企业工作的责任心，向非劳动收入宣战等。

第二类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宣称，市场改革原则上必须进行，但不能如此迅猛和激进，应该更大程度地允许国家参与经济。更多地保留国有制，对国内生产者实行保护。总之，他们赞成经济现代化的“特殊的俄罗斯道路”。宣传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应该搞大规模私有化、放开对外贸易和外汇流通、放开物价，应该重点建立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国家有选择地扶持工业，以保障首先是国家对俄罗斯国产商品的更多需求。这一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特点正如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A.奥斯伦德所讲的那样，他们完全忽视了宏观经济问题（诸如货币平衡、通货膨胀、预算等）。这些人还要求降低改革速度，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按部就班、犹豫不决。

第三类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素有“真正的改革家”的威望，坚持不懈地宣传各种改革方案，但又猛烈抨击现实的改革：称改革进行得不正确，不符合理论，所作出的选择不符合行动的循序渐进性——首先必须实现私有化、民主化、形成市场机制，然后才能采取措施稳定财政和放开经济。

最后，第四类经济学家都极其重视存在失误和倒退的现实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在1992年的短暂时间里，继而又在1997年保证了改革向前推进。

为了评价上述几类人物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对1991年改革前的俄罗斯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否可以推迟对经济关系的激进改革，是否可以对改革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3]

乌留卡耶夫根据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十分严峻的社会经济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不是由改革家的理论思维确定的，而是由通货膨胀危机（严重的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反映在公开的通货膨胀加剧和所有商品市场严重短缺上）、支付危机（黄金外汇储备严重短缺和国家贷款能力下降导致了被迫大量削减进口）和体制危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丧失了调解资源配置能力）同时并发决定的，这些危机在外部表现为生产的急剧衰退。”因此，“在经济和体制危机并发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根本的经济体制”，只能实行“由总统下令而不管苏维埃的意见”的“激进改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