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倒退的突出表现

政治体制倒退的突出表现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政治。

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表面上各政治局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做出，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他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做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中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www.guayunfan.com)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变。

2.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后，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日趋严重。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初的160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法规竟达到20万种之多，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必然导致国家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个部和20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关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800多人，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这个部共有正副部长19人，其中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1]

3.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党内民主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讲：“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沃尔戈诺夫所著的《七个领袖》一书中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2]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做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3]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4]后来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组织人代为撰写、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5]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6]。苏联新闻媒体在报道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做报告的情景时写道，在他报告的过程中，被74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7]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这一比例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十八年中只换下12人。[8]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9]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年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10]

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的重要因素。

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情况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飞机场送走美国总统福特后，感到不适，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八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的病情不时地有某些好转，但一直没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11]对此，博尔金做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12]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八年中，他“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13]但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14]

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5]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就是说，这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成为抵制与反对改革的主要阻力。

（五）重新斯大林化。

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16]。

勃列日涅夫第一个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1970年在斯大林墓为他树立半身雕塑像。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或者“二战”史，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17]

（六）加强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停滞，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宣传都要符合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的要求。这一理论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并在1977年写进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当时苏联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实生活中已是“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社会，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社会关系”，并强调“社会统一性”。为了实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苏共在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采取虚伪的态度，用教条主义的说教向广大群众灌输，着力宣传苏联社会已是多么协调与统一，一旦出现揭示问题、矛盾的文学、艺术、电影与戏剧等作品，就视为“离经叛道”并加以批判。另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更多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绝对的对立，对资本主义文化与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持拒绝的态度。

第二，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出版领域特别严格控制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被视为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的作品，特别是被视为“不同政见者”的作品，这是绝不许问世的；二是那些遵循苏共二十大路线批判斯大林的作品，同样经常遭到查禁与删改。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作品。

第三，增强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于1966年5月，撤销了赫鲁晓夫在1962年合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又重新分成三个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学校部，并把这三个部门的工作职能与管辖权划归苏共中央书记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苏共中央宣传部在控制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该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刊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与办公厅，这13个局几乎监管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部领域。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主管意识形态的被称之为“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对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往往不满意，认为贯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方针不力与控制不够，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出现了多次更迭：1965—1970年斯捷帕科夫任部长；1970—1973年雅科夫列夫任部长；1974—1976年斯米尔诺夫任部长；1976—1982年佳热利尼科夫任部长。

谈到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机构，不能不提及克格勃第五局。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作用日益凸显。克格勃就其性质来讲是安全机关，但它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决定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意识形态出现停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苏联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