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倒退产生的严重后果

政治体制倒退产生的严重后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一步步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后来逐步巩固与发展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它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一）政治体制倒退首先成为阻滞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讲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二）社会、政治问题日趋增多与尖锐。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在后期，苏联在社会、政治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

由于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到各级地方领导，弄虚作假，言行不一，使得苏联广大群众，对党与国家提出的政策、口号持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19](www.guayunfan.com)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20]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21]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的例子最为生动。在6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经过许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长达130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1973年5月按期交基里延科等三位书记。自然，这份文件最后交给了勃列日涅夫，但长久没有下文，召开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计划石沉大海了。到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清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文件。之后，再转到戈尔巴乔夫手里。但科技体制改革拖延了二十年，从而使科技进步问题大大滞后了。[22]

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这个时期，赠送礼物大大盛行起来，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特点。苏联军事部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与其他东西，使用了各种手段，而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这些年来，我国实质上展开了史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宣传运动，积极地试图使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利用伟大卫国战争这个对苏联人说来神圣的主题，无耻地进行投机：回忆录，接连不断的文艺作品，多集连续的艺术影片，电视转播，宏伟的、造价极高的纪念碑的建设，各种各样仪式引入日常生活（包括纪念碑和烈士墓旁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学生的仪仗队）。”[23]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化，对开展军备竞赛无疑是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它们大多数有官僚背景。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24]1973—1983年的十年间，苏联每年出现的犯罪率是两位数增长。[25]

贪污、盗窃、行贿问题日趋严重。据勃列日涅夫1982年下台时的调查材料，已查出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在贸易中存在数万起侵吞事件，涉及1.5万个负责人，其中2500多人是大贸易机构的领导人。[26]

（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死气沉沉，有创新思想的作品越来越少。

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上，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在史学方面，歪曲与伪造历史的现象日益多起来，特别是尽量掩盖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行。宣传性读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行量大幅增长。[27]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者。至于有多少人阅读与相信那些枯燥无味的、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的政治宣传读物，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俄罗斯学者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人民对官方宣传的那一套所评论的：“官方意识形态仅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它们已经不能操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28]这一时期，科技人员也失去了创新的积极性，据一项统计表明，70年代列宁格勒的30个科学研究所中，55%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创造性贡献；在80年代初对12个科研所的5000名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40%的人花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29]

（四）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中的外来语，意为“脱离国教的人”。有人认为，译为“异议者”更为确切。但苏联官方则称之为“反社会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30]从广义上讲，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不同意现行规则和制度的人；在苏联，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和人权保卫者是这个概念的同义语”。[31]按苏联著名历史学者、“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看法：“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32]

在苏联从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发展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特有的重要现象，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倒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五）最后导致苏联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与政治体制倒退，最后导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出现了一个全面停滞时期。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话不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根据对当时苏联情况的分析，苏联和俄罗斯从领导到学术界普遍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十八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33]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34]笔者认为，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就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这里，还想再次强调，我们是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对苏联以后的衰亡产生的影响，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了还是停步不前等角度，来确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并提出这个时期是以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总的看法。

【注释】

[1]转引自江流等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2]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3]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4][苏]《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5]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6][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7]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8]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9页。

[9]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0]同上。

[1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12][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13][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67页。

[14][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15][俄]A.H.博哈诺夫等著：《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571页。

[16][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17]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斯大林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参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5页。

[18][苏]费奥多尔·布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与谋士——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19][俄]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20][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21]《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22][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8页。

[23]同上书，第281—282页。

[24]《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8日。

[25][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积聚》，1990年俄文版，第164—165页。

[26][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

[27]同上书，第209页。

[28]同上书，第227页。

[29][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30]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中），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31][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32][苏]罗·麦德维杰夫著，刘明等译：《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3][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34]徐葵：《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见《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