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了倒退，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的特权。随后，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扩大地方权力等，这些改革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出现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存在不少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苏联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一）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实际上是实行党领导一切的做法，从而使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关于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1986年6月邓小平就提出过。[12]同年9月，他又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3]。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政分开之所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保证做到“党要管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影响一些人借以获取特权利益的权力基础。(www.guayunfan.com)（二）正确对待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不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深入进行下去，即进一步揭示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这样就不可能对导致苏联剧变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在这个模式条件下，苏共垄断了权力、垄断了真理与垄断了利益。按理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能在正确认识斯大林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模式基础上，在这不算短的18年期间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推进苏联进步方面有可能作出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没有朝着历史发展潮流而进，结果是严重阻滞了苏联的发展。总结这一历史史实，我认为，应该认真严肃地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通过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要指出的是至今国内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国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14]，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能有前途。如果有人揭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批判你否定党的领导，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第一个原因。在另一些人看来，重新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犯下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潜台词是十分清楚的。

正当我国的改革处于深化与关系到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有人为了维护从本质上、在主要方面不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其观点甚至发展到不顾历史事实、不顾中国前途命运的地步。这在客观上必然阻碍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15]

至于对斯大林，绝不像有人说的，在俄罗斯全国掀起了“重评斯大林的高潮”，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16]就是在2010年，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错。梅德韦杰夫总统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2011年1月中旬召开的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说，斯大林对自己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不允许美化斯大林，今后要全面解密政治迫害档案。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时至今日有人还以“九评”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标准。读这些看法，真让人有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一反斯大林就有人“如丧考妣”[17]的感觉。有人还引用了据说是斯大林1943年说过的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把那些垃圾刮走。”有人紧接着说：这个“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吹起来了”[18]。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那个历史的风并没刮起，而是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建立给人民生活幸福和有尊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风；刮起了一阵阵要求消除独裁、暴力、践踏人权和滥杀无辜之风。可以说，这个历史的风则一直在强劲地刮着，可以肯定，这股风谁也阻挡不了，因为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斯大林是孤独的，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将会更加孤独。

第二，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但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这种集权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得各级领导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往往表现为家长制，并逐步发展到对党的领袖个人崇拜。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种种弊端问题时指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中国的家长制作风有其非常悠久的历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9]

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其当政的领袖人物以及形成的理论，国人是否都有深刻的认识，是否有了一致的认识，是否下决心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呢？我看未必。个人专权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现象、种种特权等仍然存在，有些问题更加突出了。至今甚至还有人不赞成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根据毛泽东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认为中国早应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利用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的不满，拼命制造舆论，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以上情况说明，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与评价领袖人物，对我国今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三）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没有人敢对斯大林说半个“不”字。赫鲁晓夫虽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作出重大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普遍性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大问题往往在小圈子里决定，党内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的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都在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的。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地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已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设想与建议，如实行党政分开，以建立权力制衡与完善监督机制为目的的党组织体制的改革，发挥广大党员的监督功能，等等。这些对改进党内民主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我一直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干部制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主要管党的干部；二是党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某个领导决定或上级党组织任命。不改变这种情况，党内民主只能徒具形式。试想，一个党的干部很难对上级领导提不同看法，更不用说提批评意见了，因为自己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与组织手里。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往往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吹吹拍拍，阿谀奉承，这样使许多领导人染上沉溺于歌功颂德恶习。党内民主不能解决，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腐败的滋生，我们党也就难以成为廉洁的、公正的、现代的政党。

（四）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三大障碍。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政治体制倒退虽有多种原因，但最为重要的有：一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二是理论上“左”的教条主义；三是忽视民主的共性。

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已把问题看得十分尖锐了。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有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高层人员，利用他们对重要的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公共权力市场化，寻租。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己的就执行，不利于己的就不执行，从拖延、推诿到偷梁换柱，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这些人通过收买权力以获取资源优势，他们的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20]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21]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新的社会发展。”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了，“左”的教条主义障碍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挥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用来压制别人的武器。一些人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当前我国围绕改革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根据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这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不革新理论，党的思想必然失去先进性，也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改革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也可以说，改革是促进理论发展，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思想的一招。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谈到言论自由是这样说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他还指出：“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22]说得多有哲理啊！

总之，在我国，不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抛弃“左”的教条，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3]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如果严密地控制文化意识形态，造成了全民的沉默，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创造出先进文化。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会产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