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

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

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特点，国内外曾有不少研究。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笔者认为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其最大特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这一特点反映在苏联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一）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国家对整个经济实行统制。

与整个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相适应，其经济管理权限也是高度集中的，具体来说，把管理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由它们来统制全国的经济。1936年全苏工业总产值中，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工业只占10%。这种部门管理体制，也是一种“条条专政”的体制，在此，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由中央各部门决定，甚至“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3]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必然要求建立大量的管理机关，到1950年，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国家委员会与主管局共有7个：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先进技术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国家银行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全联盟工业部就有19个；联盟兼共和国工业部共6个。

（二）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www.guayunfan.com)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包揽国民经济整个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国家计划。这种计划不仅决定宏观经济，也决定微观经济。也就是说，中央计划定下来，基本上也等于企业计划定下来。另外，对外经济关系也严格实行计划控制和国家垄断。对企业经营活动成果，基本上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即获得利润大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亏损由财政补贴，企业所需资金再由国家财政进行拨款。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产品由国家商业部门统销，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等等。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企业的权限很小，它的任务只限于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寻找完成计划的方法。苏联的计划管理制度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古比雪夫曾说过：“在我们的计划制度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致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经济、文化和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在计划工作范围之外。”[4]

为了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一是必须建立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体系。在苏联，这个庞大的体系主要由两大系统组成：各级政府的计委系统与部门计划机构系统。各级政府的计委系统又分中央一级（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地方一级[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与市（区）三级政府所设的本地区计划委员会]。二是设置计划指标体系。国家规定的计划任务具体体现在各种计划指标上。计划指标体系按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可分为：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实物指标与货币指标；指令性指标与核算指标。计划指标的数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相同的。在斯大林逝世前，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标有九大类：生产计划、生产技术发展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物资技术供应计划、劳动计划、原材料消耗计划、生产费用和成本计划、财务计划和其他（详见下表）。

1953年前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计划指标

续表

资料来源：金辉、陆南泉、张康琴主编：《论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三）实行全面直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

赋予计划经济以指令性的特征，是苏联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央制定的十分详细的计划，是通过国家下达几十项“指令性”指标的形式逐级下达的，而下级机关和企业必须执行。长期以来，在苏联一直把中央指令性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指令性就是：计划作为经济政治指令，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完成指令性计划，国家可以追究行政责任乃至法律责任。在斯大林时期，经济计划一般是以年度计划为主，并按季度、月度和天数划分，至于五年计划或时间更长一点的远景计划，实际上只是反映国家经济政策的纲领，主要起宣传动员作用，对企业没有约束力。由于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又以年度计划为主，因此，年度计划完成情况成为衡量企业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

（四）对经济的管理主要靠行政方法。

既然计划是通过指令性的方式下达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因此，管理经济主要靠行政方法，即整个经济的运转主要靠各种行政指令和指示，而不重视经济方法，忽视经济规律和经济刺激的作用，排斥市场机制经济的调节作用。在管理经济高度行政化的条件下，国家行政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企业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国家机关对经济的管理更多是考虑行政上的方便，并习惯通过强制性的各种指令来达到管理经济的目的。因此，逐步使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两种职能又是通过各级行政首长来行使的。

（五）实物计划占主要地位。

苏联在编制计划时，虽然一直是把产量计划与产值计划结合起来的，但由于国家下达大量的指令性指标，注重实物数量，因此，实际上在产品生产和分配中突出的是以实物单位计算的数量计划。另外，在国营企业内部，货币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不能自由选择，价格对企业也不起作用，经济核算往往徒具形式。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货币流通基本上是消极和被动地反映按计划调节的物资运动，货币、价格、财政等对经济活动所起的杠杆作用很小，往往只是监督计划执行的工具。由于货币计算、货币关系作用被忽视，因而导致了经济上的浪费和低效率。

（六）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矛盾性。

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经济过程由国家通过生产和分配计划来控制，但苏联国家是按等级（或层次）划分的各级国家机关组成的，国家的集中计划，并不意味着中央一级能够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和各个方面。这是因为：第一，中央计划机关不可能了解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并从下面迅速得到经济信息，对信息进行及时处理；第二，由于各级国家政治和经济机关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经济管理权限上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来，这就会导致各级机关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用各种办法来对付上一级的指令和控制，各级都这样做，就形成管理体制上的等级性和矛盾性。这说明，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存在高度集中一面的同时，实际上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摆脱国家集中控制的分散一面。也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国家要通过计划来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传统体制的这一矛盾，也是导致在苏联经济中出现种种问题的根由之一。

这种高度集中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西方学者往往称之为“命令经济”。这指的是资源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分配，都主要由中央发指示（命令），而不是通过一般的市场机制运转的一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