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着手农业改革

首先着手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斗争过程中，之所以很快赢得人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苏联客观情况的要求。

（一）把农业改革放在突出的优先地位。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大量从农村参军的农民，在战争结束复员退伍时，并没有回到农村的集体农庄，而主要去工厂做工了。此外，苏联对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在战后没有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1953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达到1940年的104%。[13]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所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农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他指出：“我们还有不少落后的，甚至无人过问的集体农庄和整块的地区。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地区内，农作物的产量仍然很低。农业生产的产品率，特别是畜牧业的饲料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的产品率提高得非常缓慢。”苏联畜牧业“发展得特别缓慢。公有畜牧业的产品率仍然低。个别州和共和国的牛奶产品率的情况特别不能容忍”。乳牛在1953年初比1941年初少350万头，比1928年少890万头。但与此同时，苏联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926年到1952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1940年到1952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加了10%。[14]这样，就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及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之间极不协调的局面。正如赫鲁晓夫指出的：“随着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的增进，居民的需要日益从面包转到肉类和奶类产品、蔬菜、水果等方面了。但是，正是在这些农业部门中，居民迅速增长的需要和生产的水平，在近几年来是明显地不相称的。许多重要的农业部门的落后，延缓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收入的增加。”[15](www.guayunfan.com)赫鲁晓夫还特别分析了苏联粮食问题。大家知道，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说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16]作为苏共高层领导中的农业问题专家的赫鲁晓夫，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有关粮食问题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进行批驳。但到他站稳脚跟之后，就用大量的材料揭示苏联粮食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赫鲁晓夫对此在信中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17]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18]。

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19]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的严重弊端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破坏作用，这方面的问题甚多：如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等。

（二）农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如果说，苏联在战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日益复杂，科技的发展异常迅速，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作出迅速处理等，这些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

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死死的，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对此，1953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中指出：农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制订农业计划的工作上。计划中有许多不必要的项目，限制住地方机关、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总共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项目”。“由于任务所包含的项目多，数量又太大，下面就必然要制作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告。大批农业专家和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把精力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呈文和报表上。每一个集体农庄在一年中要向区农业机关交约有一万个项目的报告材料。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报告中的项目几乎增加了七倍。”[20]

在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农业计划制度，既不考虑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农庄这一集体经济的特点，这样，必然形成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从而破坏农业生产。

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改革，而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进行了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一年的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21]《决议》指出，苏联的农业计划制度是官僚主义的，非常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二是改变了农业计划制订的程序，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三是计划计算的方法也做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数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1955年实行新的农业计划办法，目的是使集体农庄与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及其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生产潜力与发挥农业生产的主动精神，促进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从计划给他们的农业用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计划办法的实施并不顺利，有些改革措施并未得到贯彻。

2.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只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这一收购价格还是1927—1931年间的规定。1952年，小麦每公斤按9.7戈比出售，马铃薯4.7戈比，蔬菜19.2戈比，牛肉20.3戈比，猪肉67.2戈比，牛奶25.2戈比，蛋每千个2卢布。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品。收获量的三分之一付给机器拖拉机站。这样，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

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表现在价格不能反映出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1953年生产1公担籽棉的劳动消耗比生产1公担谷物只高出4.8倍，但1公担籽棉的价格却是1公担谷物价格的37倍。用于生产1公担糖用甜菜的劳动要比生产1公担谷物少耗费38%，但糖用甜菜的收购价格却超过谷物价格25%。还有，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的肉的采购价格仅高于谷物价格的5—7倍。

另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合理，还反映在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1950年与1940年相比，提高了86%，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这一期间还大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22]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这就要求改革采购制度。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谷物的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1952—1962年，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另外，由于实行了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缩小了苏联各共和国集体农户在收入方面的差距。1952—1961年，集体农户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4倍。[23]

赫鲁晓夫执政后，除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等措施外，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此外，还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延长了贷款期限，从1955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1&2。从1956年起，改变了过去用于劳动日分配的大部分收入只能在经济年度年终发给农庄庄员的办法，而改为每月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的办法。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到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2%。[24]

3.个人副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

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土豆为72%，蔬菜为48%。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占26%。[25]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主要措施有：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的欠款；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土豆和蔬菜的定额，并最后废除经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的制度；取消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税额按每1%公顷土地上的收入规定的固定税率计算。实行新税法，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要求各级领导人都要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并保证他们饲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以上措施，使个人副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1958年与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土豆、蔬菜增长14.3%，牛的头数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增加了46%。[26]

应该说，在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苏联当时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四分之一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27]

4.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到了1957年下半年，有关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问题，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必要的，在这个时候已具备了可能性。195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同年2月26日苏共中央通过相应的决议；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这些文件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并对其改组的内容、部署等都做了规定。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并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要解决的问题有：首先，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这一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其次，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三，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要通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来达到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除了对农业计划制度自身进行改革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拖拉机站一直是直接管理农庄计划的领导者，是组织农庄执行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监督者。因此，如果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不废除集体农庄向它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就难以实现，农畜产品的采购制度的改革也同样难以进行。

5.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

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每个庄员的劳动日数，并根据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当时苏联采取这种付酬办法的主要根据：一是认为这一制度比较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但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获得的报酬，一般要等到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的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应该说，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其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的报酬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与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了贯彻物质利益与经济刺激的原则，曾试验和推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机械化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制度。1958年，赫鲁晓夫派基洛夫格勒州的“苏共二十大”集体农庄的拖拉机队长等人去美国农场学习三个月回来后，开始组织推广这一制度。机械化包工包产制度的实施办法是：年初，由农庄农场规定小组的计划产量（一般均以前5年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依据）、计划成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标准小组基金确定包工劳动报酬基金。到年终进行结算，如果超产、提高质量、节约成本，则分别可给补加报酬。

机械化包工包产小组，在赫鲁晓夫推广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一般规模不大；二是在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中又分若干个机械化小组；三是农机手家庭承包。以上三种形式的共同点是，都是建立在经济承包基础上的，它使最终劳动成果与收入挂钩，从而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赫鲁晓夫时期，这种承包制度由于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思想理论的束缚，并未成为苏联农业中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较快的发展，他在多方面采取了措施，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比如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